正是意大利人与古典往昔的密切关系使得意大利文艺复兴具有了复兴古典的特征，即意大利人恢复与借鉴了长期被忽视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

此次运动包含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阶段：（1）古典文学与学术的复兴；（2）古典艺术的复兴。文学与学术复兴阶段是关注的要点。复兴运动的这一特点被专门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而其提倡者则被称为“人文主义者”（Humanists），因为他们对研习经典即人文科学或称“更人类的文学”很感兴趣，以此抵抗“神类文学”，即构成旧有教育的神学。

286.首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

“不仅在意大利的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不仅在世界的文明史上，而且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彼特拉克的名字都如同最闪亮的那颗星。”1 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之一对彼特拉克及其在人类思想进步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如上评价。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以意大利十四行诗作家而为人所知，但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几乎全部在于他同意大利古典知识复兴的联系。彼特拉克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本身及所为也不负盛誉，值得深入了解。研究他的生活与作品就是研究欧洲人民曾经历的最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基本特征，了解彼特拉克就是了解文艺复兴。

彼特拉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阶段的首位也是最伟大的代表。他是充分认识与欣赏古典文学的出类拔萃、赏心悦目及文化价值的首位学者。他对古代作家的热情是一种崇拜，投入了极大的时间和辛劳，收集了200卷经典写本。在这些最上等的拉丁宝藏中，有一些西塞罗（Cicero）的书信，是他自己在维罗纳（Verona）的一个古老图书馆中发现的，并虔诚地手抄下来。他不懂希腊语，但在收集拉丁写本的同时也收集希腊写本，其中包括柏拉图的16部著作，以及从君士坦丁堡得来的荷马珍本；因此，正如他本人所表述的：第一诗人兼第一哲人与他同在。

1　Voigt，Die Wiederbelcbung des classischen Alterthums （《古代经典的复活》，福格特著），3d ed.，vol.i，p.22。

这一情怀揭示出了彼特拉克对书籍的感情。在寂静的书房里，优选作家的灵魂伴其左右，在同这些往圣交谈之时，他欣喜若狂。彼特拉克经常给荷马、西塞罗、维吉尔、塞涅卡（Seneca）等先贤写信，因为他喜欢以此记录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的很多时间都以写信为乐；写信于他而言，即是乐趣又是生活本身。

彼特拉克对古典作家的热情蔓延开来，导致孩子的父亲责备他诱使自己的儿子从学习法律转向了阅读经典及拉丁诗作；但彼特拉克引发的这场运动无法阻止。时至今日，他给予人文研究的推动力在文学与学术中仍有影响。

287.彼特拉克与经院学者

彼特拉克觉醒的新精神必定将其置于中世纪的无情批判与反对的风口浪尖。他对经院学者极为反感，嘲笑他们的无聊争论，将之比作那些玩着文字游戏却忘记了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发掘真相的古代诡辩者，将作为其堡垒的大学称为“极度无知的巢穴”，而经院学者的巨著被定性为一堆不存真理的垃圾。

当他的对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时，为了挫败敌人，他宣称亚里士多德也非知晓一切，他只是一个人，所以也会犯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言论，几乎和否定《圣经》永无谬误一样，是一种异端邪说。福格特（Voigt）说：“他的这种言论在科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就如同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Battle of the Nations）开启了国家历史的新时代一样……这种言论攻击的并非亚里士多德一人，而是教会和整个中世纪体系。”1

288.彼特拉克对罗马遗迹的感受2

彼特拉克对古典时代物质遗迹的感情同他对人文遗产的感情类似。

真正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对古代世界的遗产遗迹没有智识方面的好奇或感情。他们对所有这些事物的态度与东方的近现代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过去文明遗迹的态度完全相同。对这些专横民族的堕落继任者来说，尼尼微（Nineveh）和巴比伦（Babylon）的遗迹无异于便捷、丰富的采砖场。他们对这些默默而又忧伤地承载着所有伟大往昔的庞大遗迹完全漠视。而当文艺复兴的遗产继承者们挖掘同一个土丘，细致而又恭敬地收集可能会向世人述说早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每一片带有文字的残砖断瓦之时，那是多么的不同啊！

1　Voigt，Die Wiederbelcbung des classischen Alterthums （《古代经典的复活》，福格特著），3d ed.，vol.i，p.80。

2　乍一想，此主题似乎与人文主义运动毫不相关，似乎更近于艺术复兴；但相较而言，它真的同此时讨论的文艺复兴阶段密切相关，因为古代遗迹吸引彼特拉克的既非工艺又非美学，而是纯粹的历史情感。

所有这一切都完美地说明了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之间的差别。在智识复兴曙光乍现之前的中世纪时期，罗马遗迹只是一个采石场。恺撒纪念碑被拆除作为建筑材料，雕刻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用作砂浆。罗马现存的任何遗迹都是几个世纪无知与无情的损毁过后的残存。1在当时，彼特拉克是中世纪时期对这些遗迹产生近代情感的第一人。“他告诉我们，他经常与乔瓦尼·科隆纳（Giovanni Colonna）登上戴克里先浴场（Baths of Diocletian）的大拱顶，在透明的空间里，在无边的寂静中，四周的开阔景象尽收眼底，他们讨论的不是商业或政治事务，而是脚下遗址所蕴含的历史。”2289.彼特拉克的门徒薄伽丘

彼特拉克吸引了一群**澎湃的年轻人文主义者拜入门下，并以无限的热情继续探索和开拓其所发现的新精神领域。其中最杰出的非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莫属，其广泛的声誉主要源自一本意大利语写成的故事集《十日谈》（Decameron ），但本条目中只讨论他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贡献。

薄伽丘不辞辛劳地传播和深化彼特拉克所唤醒的对古代的热情。他辛勤地收集与誊写古代写本，从而大大提升了意大利的古典学术成就。他效仿彼特拉克学习希腊语，但因为没有胜任的老师，且缺少教材、语法和词典，所以也跟彼特拉克一样在掌握这门语言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然而，薄伽丘说服了自己的老师将《伊利亚特》（Iliad ）和《奥德赛》（Odyssey ）翻译成了拉丁文，因此，在向世界推出第一个近代译本的《荷马史诗》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译本质量不高，但却激发了意大利学者想要获取第一手希腊文学资料的欲望，而这些文学正是古罗马作家公认的灵感来源。

1　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和多纳泰罗（Donatello）为了研究古代遗迹，在15世纪初到访罗马之事被误解便是最好的例证。那时罗马人不管在艺术方面还是在情感方面，对古城的遗迹都毫无感受可言。在被告知这些艺术家满腔热情地检测古都檐壁的残片，并雇佣劳力挖开古建筑的地基时，瓦萨里（Vasari）补充道：“流言在罗马传开，艺术家被称为寻宝者，……人们认为他们是为了发现宝藏而研究探地术的人。”艺术家对这片遗迹还抱有其他目的对罗马本地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2　彼特拉克还代表着近代精神的其他方面和品质，但是无法一一叙及。但他对自然的动人浪漫感情，必须再多说几句。其著作中最为著名的一篇作品是描述他登上阿维尼翁附近的冯杜山（Mount Ventoux）巅时有感于它的美景而作。这是世界上的新事物，即近代登山的起始。这在古代极为罕见，而在中世纪显然不存在，即便但丁也是每每谈山色变。没有什么比对自然宽广博大的新情怀更能区分近代人和中世纪人的了。——Burckhardt，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布克哈特著），p.177。

290.赫里索洛拉斯教授意大利人希腊语意大利学者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得到了满足。刚到14世纪末，东部皇帝派特使前往意大利请求援助抗击奥斯曼人，使团由著名的希腊学者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率领。他刚在威尼斯登陆，佛罗伦萨人便急迫地邀其前往。

他接受了邀请，并受到了极为体面的迎接，有得见天人之感，并被授予了佛罗伦萨大学教授职位（1396）。无论长幼挤满了他的课堂，一想到能学习希腊语，即便耳顺之人也“觉得心潮澎湃”。

赫里索洛拉斯作为老师出现在佛罗伦萨标志着经过7个世纪的漠视之后，西欧学校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学的复兴。这意味深长：标志着文明的复兴与近代时期的开端；因为中世纪时期向近代时期转化的最强大因素之一，当然就是希腊文化。1291.搜寻古代写本

在了解了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先驱之后，便可大体讲述一下人文主义运动在下一个世纪里最重要的几个阶段。

意大利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将现存的古代经典从被湮没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正如现今的古文物研究者在亚述（Assyria）的土丘上挖掘东方古代文明的遗迹一样，人文主义者们为了获得古典作家的古代写本，也遍寻修道院与教堂的图书馆，翻遍欧洲的各个偏僻角落。

1　“若真如此，除了自然界的隐蔽力量之外，没有任何事物不是起源于希腊的了，因而认为希腊老师赫里索洛拉斯同其佛罗伦萨学生的接触点是文明史上决定性的时刻也便合情合理。”——Symonds，The Revival of Learning （《学术的复兴》，西蒙兹著），p.113。

西蒙兹把这些狂热者比作新十字军战士：“像法兰克人一样，如果能从耶路撒冷带回文物，便认为自己三生有幸，所以这些新的圣灵骑士不再去寻求保护圣墓堂，反而去寻找古代世界里天才的坟墓待其复活，当某位希腊或拉丁作家用一个褐色、积垢、难认的残片回报他们耐心的寻找之时，一种神圣的感情便涌上心头。”

珍贵的写本经常在发现时就已处于令人羞愧的被忽视状态，且已残破不堪。

有时在潮湿的小屋里已经霉变，又或在修道院的阁楼上落满灰尘。写本再次被发现时业已各种残缺不全，正如薄伽丘在本笃会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誊写室里发现的那样，例如有些羊皮纸的边缘已经掉落，还有的整页缺失。1

彼特拉克是首位也是最热情的一位古代宝藏的搜寻者。其后最值得纪念的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他找回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诗歌、西塞罗的几篇讲稿以及其他经典作品。他最珍贵的发现之一是在瑞士圣加仑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 Gall）图书馆发掘的昆体良所著《雄辩术原理》（Institutes of Quintilian/Institutio Oratoria ）。因为这一幸运的发现，当代人称他为“罗马的第二缔造者”。

人文主义者此时搜寻古代作家的著作为时已晚，但却为世界挽救了无数珍贵的手稿，如果再疏忽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永难挽回了。

1　这些损毁主要因为书写材料的稀缺，导致中世纪抄写员抹去旧羊皮纸上的原始文本，从而可以二次利用。这样一来，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就被损毁了。然而，有些早期文本并没有被完全擦除，因此通过化学试剂可以完全或部分恢复。但人文主义者对这种重写本的价值一无所知，因此没有搜寻此类文稿。

292.新学识的赞助人；图书馆的建立收集和誊写古代写本耗时费力，但有许多梅塞纳斯式的资助者鼓励人们将此事进行下去。商贾王爵、暴君恶霸和教皇都成为人文主义者慷慨的赞助人。这些新学识的赞助人中最为著名的是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和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正是由于他们真诚而开明地关注恢复古典文学的伟大进程，佛罗伦萨才得以成为智识和文学复兴的家园。

这一运动的赞助教皇中最著名的是尼古拉五世（1447—1455）。他派出探索者到西部各地寻找写本，并让罗马的众多誊写员和翻译员为此忙碌不休。后来，尤利乌斯二世（Pope Julius II，1503—1513）和利奥十世（1513—1521）把罗马打造成了辉煌的艺术和学识复兴中心。

为了安全地存储新宝藏并可接受学者的访问，众多图书馆拔地而起。在这场运动中，一些意大利最大的图书馆应运而生。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气势雄伟仍保存完好的美第奇图书馆（Medicean Library）1 。据说，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把最初的教皇藏书又丰富了5000本写本，因此成为现在著名的梵蒂冈图书馆（Vatican Library）的真正创始人。

29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如何促进了文艺复兴15世纪降临于东罗马帝国的灾难极大地推动了人文主义运动，特别是有关希腊文学与学术的运动。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奥斯曼人占领，但半个世纪前，蛮族的可怕攻势导致希腊学者向西部迁徙，许多流亡到意大利寻求庇护，可以说：“希腊没有陷落，只是迁徙到了在古代被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Great Greece）的意大利。”

这些逃亡者带来了许多不为西部学者所知的珍贵古希腊经典写本。意大利人对一切希腊事物的热情使得许多流亡者被任命为学校和大学的教师与讲师。因而，此时罗马发生的一切又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重复：希腊天才们又一次征服了意大利。

294.经典文学的翻译与批评；学会的出现通过誊写增加副本，并将其保存到图书馆里，这种对古代经典的恢复只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给自己设定的首个也是最轻松的任务。任务最重要且最艰难的部分是对比与修订文本，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并解释、评价和批评这些恢复的古代文学。

1　美第奇图书馆（Medicean Library）又名美第奇劳伦齐阿纳图书馆，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藏书有写本11000多册，早期印刷书籍4500多册。由美第奇家族的第二位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出资兴建，由米开朗基罗设计，是风格主义（Mannerism）的代表，于1571年对外开放。——译者注致力于此的意大利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当属学识过人的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又名波利提安（Politian，1454—1494）。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Erasmus）称他为“罕见的奇人”。波利齐亚诺作为一名佛罗伦萨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老师，对新学识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代及下一代的著名人文主义者几乎都在他的课堂上获得过灵感。

另一位致力于此的15世纪意大利学者，是天赋出众、赫赫有名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皮科努力调和基督教与新学识，就如现在那些试图调和《圣经》与现代科学的学者一样，但壮志未成而英年早逝。还有一位在文学和历史批判这一新领域功绩斐然的是意大利学者洛伦佐·瓦拉（Laurentius Valla/Lorenzo Valla，详见第304条）。

此处简述一下15世纪意大利各城镇建立的学者学会或协会。这些圈子涵盖了当时半岛上最杰出的文人学士，可以被视为现代文学和科学团体的原型。最有名的是美第奇家族成立的佛罗伦萨柏拉图学会（Platonic Academy at Florence）1 。柏拉图是学会会员的主保圣人。他的生日被虔诚地庆祝，半身像被戴上桂冠，一盏灯在其雕像前长明：这一切都比文字更能体现意大利学者对古代文化的狂热**。

295.印刷术的发明；威尼斯阿尔丁印刷所15世纪后半叶，活字印刷术幸运的及时问世，对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哈勒姆认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发明。

通过雕刻石头或木版进行印刷的方法似乎同文明一样古老；中国很早就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印刷了。古巴比伦的遗址中发现大量的迦勒底滚筒印章（Chaldean seals），还有满是印着古代瓦匠名字和职位的砖石。

这门技艺似乎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再次兴起了。最开始，纸牌上的装饰性图案由木版上的图形印制而成；随后，画像和图画被用这样的方法印在写本上。再后来，几行文字被刻在图案下面进行说明，其实某些初期的雕版印图需要做解释也很好理解。此项技艺发展的这几个早期阶段已经被现存的古老写本验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几行变成了几页，在15世纪上半期，许多整书都是用雕版印刷术印制而成的了。

1　佛罗伦萨柏拉图学会（Platonic Academy at Florence），又称佛罗伦萨新柏拉图学园（Neoplatonic Florentine Academy），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mistus Pletho）在佛罗伦萨大会议上提出重新引入柏拉图思想，进而成立了这一组织，由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领导，美第奇家族从科西莫·德·美第奇资助至洛伦佐离世。——译者注但木版印刷耗时且价高。这项技艺后来被德意志美因茨人（Mainz）约翰·古腾堡（John Gutenberg，1400—1468）发明的称之为活字1 的可移动字母所革新。已知的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书籍是1454年和1456年之间在美因茨由古腾堡和福斯特的印刷厂印制的拉丁文版《圣经》。这一技艺迅速传播，并因1462年美因茨的沦陷导致印刷工人逃往国外各地而进一步加速。在15世纪结束前，而单单威尼斯市就已有200多家印刷厂，欧洲各国的印刷厂都开足了马力，以修道院誊写员做梦都想不到的速度印制书籍。

1　一些荷兰作家声称这项发明的荣誉属于哈勒姆的科斯特（Coster of Haarlem），但除了不可信的传说之外，却没有任何其他佐证。应该指出的是，这项发明的实质并非在于活字可以自由移动，而是其在模具中进行浇铸，因而大小完全相同，可以随意组合或重组，并不会不整齐或者散乱无章。

最近丁韪良博士（Dr.Martin）的著作《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 ）中记述（第27页）印刷术为中国人发明，令人耳目一新，此处全段摘录如下：“（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700年，此项技艺便已经在中国采用了，但却并非像他和福斯特一样秘密使用，而是一个极为流行的产业。这项技术的诞生非同凡响。一位暴君决心铲除儒家思想，于是焚烧了圣贤之书，但书籍部分通过记忆部分通过藏于屋墙之内的残本恢复了。唐太宗（Emperor Tai Tsung， 627）决心让神圣的遗产不再毁于火患，因此将书籍内容刻于石头之上。170块花岗岩上面刻着13种经典著作的文本，石碑现今犹存于西安府（Hsi An Fu），近代的仿刻立于北京国子监（Confucian University at Peking）。皇命刻石完成不久，通过碑拓的方式令所有学者皆可阅读的想法应运而生，那就是印刷术。虽然千年已过，但这一技艺在中国并未发生太大变化。……雕版印刷术发明不久，便有人尝试用活字印刷，但未能取代这种原始方法，中国人没有幸运地发现被称为‘铅字’的合金。”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翻译家。

从道光三十年（1850）到宁波传教到1916年在北京离世，共在华生活了66年。曾先后出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创立北京崇实中学（现北京二十一中学），为首任校长。他将外国著作如《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等翻译成中文，并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的作品如上述援引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和晚年所著的《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等。

可能由于成书时期的历史条件所限，上述注释中所引内容几处似有讹误：（1）其中提到的石碑为唐石经，即“开成石经”，是唐代的十二经刻石，并非文中所述的十三经；（2）唐石经始刻于文宗太和七年（833），开成二年（837）完成，并非始于文中所述的唐太宗（627）年间；（3）唐石经石碑数量为114块，并非上述的170块。另外，唐石经原碑立于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宋时移至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文中所述近代仿刻称为“十三经刻石”，又称乾隆石经，除仿刻了唐石经中的十二经外，补刻《孟子》，所刻十三经由蒋衡花费12年书写而成，共刻石碑190座。——译者注〕但极令人注意的是这一新技艺引入了意大利，这里就应该简单地介绍一下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Aldus Manutius，1450—1515）。他在威尼斯建立一个著名的印刷厂，名为阿尔丁印刷所（Aldine Press），并谱写了这一新技艺同人文主义关系史上最早也是最有趣的篇章。

阿尔杜斯的目的是让所有学者都可以接触到古代典籍，尤其是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他得到了欧洲各地希腊学者的帮助和鼓励。伊拉斯谟就曾在他的印刷所做希腊文本编辑。阿尔杜斯聚集起来的学者组成了一个圈子，称为阿尔丁希腊文化研究者学会（Aldine Academy of Hellenists），且不接受不会说希腊语的人入会。

几年的时间里，阿尔杜斯就几乎给富有鉴赏力的欧洲学者们印刷了希腊作家的作品集。除了希腊文版外，他还发行了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版，总计印刷了100多部作品。无论从纸质，还是字体清晰度及美观度，其版本都从未被超越。

威尼斯的阿尔丁印刷所及其他各地并非如此著名的印刷所一道完成了古典文学的恢复，并通过将古代作家的著作传播到欧洲各地，使得这些作品的任何部分都不会再次从世界上消失。

296.跨越阿尔卑斯山的人文主义

在中世纪时期末及近代时期初，意大利被法兰西和西班牙王室垂涎，进而陷于纷争与战乱，对已经明显走下坡路的人文主义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16世纪里还有其他的破坏因素，导致半岛学校中的希腊研究几乎完全中止。但是人文热情已经感染了阿尔卑斯山外的国家，而当南方学者的热情消失殆尽，北方学者在德意志、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学校中为新学识提供了家园。

约15世纪中期，德意志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穿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大师们的脚下学习希腊语了。赖希林（Reuchlin）是这类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于1482年前往意大利来到一位著名希腊老师面前。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一篇文章被用来测试其语言知识。这位年轻的野蛮人1 把一行行的文字轻而易举且技艺高超地进行了翻译，这令希腊土生土长的考官惊呼：“我们的流亡希腊已经跨越了阿尔卑斯山。”

文艺复兴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北的欧洲夹杂了一些其他趋向。在意大利，此次运动就是单纯地致力于希腊和拉丁的文学与学术；但在北方又加入了对希伯来和基督教遗物的极大热情。因此，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这里的文学与智识复兴导致了称为宗教改革的宗教大革命。

297.艺术复兴

意大利人被唤起对古典时代的新感情不止使其接受了希腊-罗马的文学与哲学，还有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后一阶段已无须详述，因为文艺复兴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前述的纯粹思想运动。

艺术复兴的本质就是让艺术回归自然；因为中世纪时期的艺术缺乏自由与自然2 。艺术家受到教会的传统和约束所限，且处于当时宗教禁欲主义的影响之下，因而艺术原型只有线条僵直、棱角分明、毫无生气的拜占庭式艺术风格，或是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的圣人或隐士像。即便他们有冲动背离神圣的传统类型，但在教堂墙壁、讲坛和祭坛之上的装饰也不自由。3当时文艺复兴为艺术所做的就是将其从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将周遭觉醒的新生活精神注入它毫无生气的形式中去。这种解放运动的推力既来自于大自然，也来自于古代，即通过研究自然的生活方式，也通过学习古代艺术的杰作。41　这是当时意大利人表达其对粗鲁的北方人的轻蔑称呼。

2　中世纪的建筑逃脱了这一责难。其形态从未失去活力或发展与变化。中世纪时期，许多建筑风格争奇斗艳。在意大利主要有五种形式：拜占庭、伦巴第、萨拉森、哥特和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是罗马式风格，其主要特点源自古罗马建筑，备受意大利建筑师的青睐。在此种复古热情的影响下，与半岛上保存的遗迹一样的罗马式建筑被更蓄意地精确再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享有盛誉的伟大建筑师有：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1377—1444），以罗马万神殿（Pantheon）为蓝本，建造了世界上最大、最美穹顶之一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 Battista Alberti，1405—1472），设计了著名的里米尼圣弗朗西斯科大教堂（Church of Saint Francis）；布拉曼特（Bramante，1444—1514），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首席建筑师；还有米开朗基罗（1475—1564），设计了圣彼得大教堂的雄伟穹顶，也是文艺复兴建筑的代表作。

3　当时的希腊教会，在为圣人画像时，不允许改变人物的传统表情和姿态。

4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比雕塑更少地归功于古代艺术，因为古典绘画范例很少。因此，虽然古代艺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影响很大，但却是间接影响。

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领域，就像在文学领域一样，天才人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人文主义复兴的真正开始与一位伟大的人物有关，艺术的复兴也是如此。彼特拉克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在同样的意义上，尼古拉·皮萨诺（Nicola Pisano，卒于1278年）被称为“文艺复兴雕塑之父”。正如彼特拉克从古典文学中获得了灵感一样，尼古拉的才华也被古代艺术家的杰作激发了出来。正是在一座古代石棺的雕花与古董花瓶的绘画上面，他发现了自己的范例。因此，古典时代对文学的解放与复兴和艺术的解放与复兴都起着同样的作用。1尼古拉·皮萨诺不仅在雕塑中2 ，还在绘画中找到了新的表现形式，打开了新艺术运动之门。有些人认为，契马布埃（Cimabue，约1240—1302）是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一荣誉应给予其学生乔托（Giotto，1276—1377）。瓦萨里说：“虽然契马布埃被认为或许是绘画艺术复兴的第一因素，然而他的弟子乔托，……在思想高度上更胜一筹，进而开启了将艺术提升到完美与崇高之路的真正大门，并流传至今。”

298.绘画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无上艺术的原因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艺术就是绘画，因为它最能表达基督教的思想与情怀。教会需要能够表达希望与信仰、超脱与苦难的艺术做其侍女，这些无法通过雕塑来表达，因为雕塑的本质是静止的艺术。

雕塑是希腊人的主要艺术，因为艺术家可以用它表现身体的力与美。但基督教艺术家的问题是以身体作为媒介来表达属灵的情感或信念。这无法用冰冷、苍白的大理石来表现。因此，西蒙兹问道：“《最后的审判》（Last Judgment ）怎么用雕塑形式来表达呢？”基督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展现都是雕塑力所不能及的。

1　布鲁内莱斯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尼古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有着同样的关系。瓦萨里曾经评论他说：“我们可以断言，上天将他派到人间就是为了给建筑赋予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