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拉尔作为哲学家的光辉形象因个人的严重错误失色不少。阿伯拉尔受人所托教育一位生性聪慧的迷人少女爱洛伊斯（Hedoise/Hélo?se），但却背信弃义。师生之间的秘密婚姻注定要悲剧收场。“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的故事”成为12世纪最为浪漫却又最为忧伤的传说。

268. 13世纪的经院哲学；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纳13世纪见证了经院哲学的新发展。西部基督教新智识活动的推动力与许多其他类似的刺激一样，也源自古希腊。这次来自多种渠道：一是西班牙的阿拉伯学校；二是希腊-阿拉伯学识得到腓特烈二世皇帝庇护的意大利南部地区；三是通过十字军战士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起来的拉丁人的西部同希腊人的东部之间的紧密关系。

13世纪的前二三十年，经院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首次获得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他的逻辑学；但在这个时候，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均被翻译成为拉丁语——起初译自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版本，后来直接从希腊文本翻译过来。连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经院学者也获得了相关阿拉伯和犹太注释者的作品1 。首位得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作品的经院学者是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卒于1245年）。

这些新鲜的哲学与科学知识对西部基督教思想家的巨大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经院哲学的伟大时代就此到来。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新运动最重要的中心；托钵修会孕育了最杰出的代表。

来自多明我会的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1193—1280），或“大阿尔伯特”（Albert t h e G r e a t），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第二”；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1225/1227—1274），被称为“天使博士”（Angelic Doctor）2 ，是阿尔伯特的得意门生。作为哲学家，这些经院学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而他们的名字也同这些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联系在一起。

1　在这些阿拉伯哲学家和医学家中，最著名的是东方的阿维森纳（980—1038）和西方的阿威罗伊（卒于1198年），后者被但丁誉为“伟大的注释家”（Inferno 《地狱》，canto iv）；而犹太学者和哲学家中则以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1135—1204）为代表。

2　另一位仅次于上述经院大学者的是波那文都（Bonaventura，1221—1274），被赋予“六翼天使博士”

（Seraphic Doctor）头衔。他是方济各会修士，并且与其说是经院哲学家还不如说是神秘主义者。

作为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经院学者及神学家，阿奎纳的声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巨著《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 ）。在厚重的书页之上，所有已示的真理、所有教会的教义、所有相关的知识都通过无可辩驳的逻辑进行了系统地编排与衔接，使其成为一本完全可以理解的绝对科学之书1 ，被视为正统天主教的经典。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　）2 在通谕中称其为“所有学习场所最亮的光”，并告诫所有的老师“要将托马斯·阿奎纳的学说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说到托马斯·阿奎纳就不得不提到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卒于1308年），他以敏锐的分析才华而被称为“精微博士”（Subtle Doctor）。“邓斯·司各脱的思想，”米尔曼教长说，“似乎是一台绝妙的推理机器；无论扔进去什么，出来的都是三段论。”上述历史学家认为邓斯这种精神产品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美的真相”。

邓斯·司各脱反对托马斯·阿奎纳的某些思辨观点，使其成为了对立哲学学派的首领，他的信徒被称为司各脱主义者（Scotists），而另一派的追随者被称为托马斯主义者（Thomists）。

269.经院哲学科学的一面；罗杰·培根典型的经院学者是逻辑学家，将推理的对象同神学相联系是其最高价值；然而，也有一些经院学者主要致力于自然科学，并试图不是仅通过书籍，而是通过直接的个人观察和研究自然本身来获取自然知识。这种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动力主要是通过接触希腊与阿拉伯的知识而传给了基督教学者。因此，公元999年，热贝尔（Gerbert）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据说曾在西班牙求学的他给基督教欧洲带回了他在阿拉伯学校学到的宝贵科学知识。

在刚刚提及的西欧与希腊-阿拉伯文化初次接触以后的一段时期，大阿尔伯特用奇特的方式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同阿拉伯科学结合在一起，并在化学方面获得了有价值的发现，而且在那个迷信的年代，人们相信他在实验室中运用了不可见的、幽灵的力量。

1　这并非对这种方法的首次尝试。在12世纪，伦巴第的彼得（Peter of Lombard，卒于1164年）写了著名的《格言四书》（Four Books of Sentences ），这为其赢得了“格言大师”（Master of Sentences）的称号。这部著作是早期教父及博士著作中短篇语录的合集，在某种程度上为阿奎纳的《神学大全》奠定了基础，是一本写过的最流行的教材，在学校作为神学手册使用了300多年。

2　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1878—1903），本书修订再版时间为1902年，此时该教皇仍在位。——译者注

但在经院学者时代，科学活动最杰出的代表是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卒于1294年），因其在力学、光学、化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奇妙知识而被称为“奇异博士”（Wonderful Doctor）。他弄清了火药或类似爆炸物的成分，并在其作品中写道：“如此一来，无马之车和无帆之船便可推动自己像离弦之箭一般迅速行驶。”1 因为他被同时代的人认为与魔鬼为伍，从而遭到迫害，入狱14年。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培根肯定是与所研读著作的阿拉伯学者为伍了。

罗杰·培根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一本叫作《大著作》（Opus Majus）的书，其中以一种惊人的方式预测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主张的近代演绎科学原理2 。“先验的正确历史判断”，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White）说，“似乎将两位培根推至近乎同等的高度。”31　转引自Erdmann，History of Philosophy （《哲学史》，埃德曼著），vol.i，§ 212，9。

2　近代演绎科学原理即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的归纳法（Inductivism），是从观察和实验的事实材料出发，通过排除法来发现周围现实的各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推理方法。——译者注

3　A 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 （《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vol.i，p.386。

270.最后的经院学者

14和15世纪见证了经院哲学的衰落。英格兰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卒于1347年）通常被视为最后一位著名的经院学者1 。学术争鸣在13世纪大哲学家不称职的继任者们手中沦为了对无聊无理问题的毫无价值、漫无目的的争论。中世纪后期标志着古典文化的复兴，赋予了人们新的学问，因而无限鄙视与嘲讽这种退化的经院哲学代表。这一时期的历史对经院学者鄙视的用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笨蛋”（dunce）。该词原本是对伟大的邓斯（Duns）或其他学者的尊称，此时却讽刺地指那些与古典研究背道而驰的愚蠢学者，因而有了“荒谬的傻瓜”（preposterous dolt）这一今义。

271.经院学者批判

经院学者备受指责，而这种责难只适用于经院哲学衰落时期的无知学者，如果针对经院学者整体，则极失公允。

因此，经院哲学家们被指责采取了逻辑，而非观察与实验的近代科学方法，作为检验和发现真理的工具，并谴责中世纪的学者几个世纪里在精神踏车上乏味而无益的辛勤踩踏。

想要理解神学家对逻辑的**真的很难；而且，通过此种途径人类也真的无法取得智识上的实质进展。但定要懂得任何特定时期的精神和属灵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的时代环境，因此责备经院学者以上诸事，就如同责备他们生不逢时一样。

另外，经院学者还被指责培养了对权威卑躬屈膝的奴性。这个缺点，如果的确是缺点的话，也仅仅是夸大了人们现存于己的自认美德罢了；因为现今许多最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所有宗教问题上，都要服从权威：要么服从《圣经》，要么服从教会，或者两者都服从。经院学者也不过如此而已。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证明他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结论与《圣经》的教义并不冲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所有这些调和科学与神学的尝试中，近代学者只不过是在继续中世纪哲学家未竟的事业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经院学者比近代学者更服从权威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当时神学几乎是所有科学的总和，因此涵盖了中世纪时期提升心智的几乎所有学科。

1　然而，有些人将“最后的经院学者”这一称谓赋予了德意志哲学家加布里埃尔·比尔（Gabriel Biel，卒于1495年）。

272.经院学者对智识进步的贡献

经院学者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有两个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首先，经院学者通过不断的辩论和论证激活了中世纪的思想，并在精确推理的过程加以训练。他们把当时的大学打造成了真正的精神体育馆，欧洲人在那里愉快地接受无与伦比的正式培训，并为这座精神体育馆未来能产生更丰硕的成果做了不可或缺的准备。该体系培养出的智力运动员，在思想的敏锐、分析的细致、定义的精确、辩证的技法方面，最伟大的经院学者们至今无人能及。

其次，经院学者为思想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尤其是想到推理要服从教会权威是正统经院学者要遵守的基本准则之一时。但是，他们赋予人类推理的地位及其对此的不断求索，为全面而明确地主张思想自由的原则铺平了道路。塞斯（Seth）教授说：“经院哲学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恰如其分地视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得以完成的理性发展与逐渐解放史。”

第十八章　文艺复兴

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复兴273.文艺复兴的定义

“文艺复兴”一词狭义上指中世纪末期在意大利兴起的对古典文学、学问和艺术的新热情，以及由此在15和16世纪期间给欧洲带来的新文化。1在广义上，该词指从中世纪到近代之间的过渡时期。西蒙兹用它来描述“西欧各民族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的运动”。米什莱（Michelet）认为文艺复兴是：“对世界和人类的发现。”这一著名定义基本上与西蒙兹不谋而合。佩特（Pater）宣称文艺复兴的成果是“对智力与创造力的新生之爱”，这一概念也没有什么不同。

像16世纪的宗教反叛一样，这个运动又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思想反叛，然后将其定义为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及自由限制的反抗。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极好的，这样可以体现它与另外两个近代史上称之为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改革运动之间特有的因果关系（详见第2条和第272条）。

1　许多作者将这个术语应用于更狭义的情况下，专指古典艺术的复兴；但这轻视了最重要的多面发展阶段。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一场智识运动。正是这一智识特性赋予了其在世界人类宗教、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所有这些定义与界定可以尝试总结如下：文艺复兴是以世俗、探索、独立精神为特征的古典时代生活与文化在现世的重生。简单来讲，就是在智识复兴的影响下，西欧人开始像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一样思索、感知、看待生活以及外部世界。正是这种思想观念的相似性，导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开始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们志趣相投，激起了他们内心对任何同古典时代相关事物的无限崇拜，导致兴起于意大利的复兴运动以绝无仅有的澎湃热情努力恢复当时能够从消失已久的古典文明遗产中恢复的一切。

274.文艺复兴的先兆

中世纪时期充满了宗教改革的先兆，同样也充满了文艺复兴的先兆。14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精神的不安、渴望与活跃中不断出现的迹象与征兆，预示着智识世界将要到来的变化和革命。有时这种新精神在个体中觉醒，使其貌似与其同时代的人格格不入，并被人误解与怀疑，那只不过是生不逢时；然而不久，这一精神又如一缕清风拂过一片大地或者一代人，令世人灵魂激**。

在这些中世纪人文精神的觉醒中，其诱因如此隐晦而深藏，使得该运动似乎只是发展与成熟的新灵魂原能量的爆发；但每当追溯它实效影响的时候，智识狂热便被认为是因中世纪的心智与古典时代的思想、学识和文化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致——正所谓，今生唯源自前世。

275.9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

前面提及了一些文艺复兴最著名的值得注意的先兆。9世纪，查理大帝在其有生之年通过努力开启了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在这次复兴的早期，古希腊-罗马文明中的元素和影响开始积极显现；但运动的时机并未成熟。中世纪的人还未进入继承古代文化世界的时期。查理大帝离世入葬就如日暮西山，黑暗再次降临欧洲；然而，中世纪的天空上却一抹余霞散成绮。

276.十字军东征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在总结十字军东征影响时（详见第221-224条）曾说过，正是这些东征在根本上有助于破除加洛林文艺复兴后笼罩的昏暗，打破落于欧洲思想之上的精神枷锁，并唤醒西欧各民族的新生精神。此处无须赘述，只需回想一下，主要通过让基督教的西部与亚历山大、开罗和巴格达的希腊-阿拉伯学校，以及巴尔赫（Balkh）1 、伊斯法罕（Ispahan）和撒马尔罕这样更遥远的科学中心建立联系，基督教世界的进取精神发起或培育了有着巨大而深远意义的社会与智识运动。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前，文艺复兴的道路已经铺就。在人类活动的任何范围内，对新生活和新文化满怀希冀的开拓者们早已为下一代人踏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

277.表现新精神的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这种新精神在西部民族国家中的觉醒，在其民族语言文学（v e r n a c u l a r literature）2 的成长与发展中尤为明显。大体上说，正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和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本土方言有了发言权，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学，其中一些重要的语言取得了循序渐进的发展（比照第53和54条）。当它的形式一旦确定下来，文学就成为可能，所有言语的苞蕾都绽放出诗歌与传奇的花朵。描绘卡斯蒂利亚骑士的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Cid ）形成了西班牙文学的开端；在法兰西南部，吟游诗人（Troubadour）将该地区填满了情歌的旋律；在北方，吟游诗人（Trouveur）当众吟诵着查理大帝与圣骑士、亚瑟王与圣杯传说这样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在德意志，吟游诗人（Minnesinger）3 用柔和的音符吟唱着极度紧张的《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 Lied ）；在意大利，但丁用纯净悦耳的托斯卡纳方言演唱他的《神曲》，从而为意大利创造了本民族的语言；在英格兰，乔叟写出了《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进而完成了撒克逊语同诺曼语融合为英语的过程。

近代欧洲语言的形成和本土文学的产生均预示着文艺复兴即将来临；因为这些文学里暗含着自由，以及对中世纪禁欲主义与教会束缚的反抗。同时，这一文学发展预示其所推动的思想复兴即将到来；因为不同于经院学者的学术成果是用拉丁语写成，只针对特定阶层，这些民族语言文学中的大众诗歌、故事和传奇吸引了普罗大众，进而激**了欧洲全体人民的心智。

1　巴尔赫（Balkh）为中亚古国巴克特里亚（Bactria/Tokharistan）的都城巴克特拉（Bactra），中国史书称该国为大夏。现位于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会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附近。——译者注2　民族语言文学（vernacular literature）即用平民百姓能看得懂的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在欧洲专指非拉丁语文学。欧洲早期的民族语言文学包括爱尔兰文学、威尔士文学、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哥特文学等。——译者注

3　吟游诗人、游吟诗人、行吟诗人、吟唱诗人，均指游走于各地吟唱诗歌的诗人或歌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称呼，如“Troubadour”、“Trouveur”、“Minnesinger”、“scald”、“bard”、“gleeman”等。——译者注278.阿尔比派起义

自由、世俗、反抗的精神赋予了这些本土文学灵感，进而在12和13世纪早期的普罗旺斯或阿尔比派运动（Provencal or Albigensian movement）中展现自己（详见第217条）。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场宗教运动还不如说是一场思想、社会和文学发展的运动。虽有诸如东部和古典等外来影响在起作用，但基本上普罗旺斯的创新者与诗人还是直接从大自然获取了灵感。该运动基本上是真诚又无法抑制的人类本能和冲动的自然迸发。

普罗旺斯语的发展似乎应该构成文艺复兴的正式和明确的开端，好像普罗旺斯，而不是意大利，应该是伟大思想复兴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但这种自信、世俗、新潮的精神激起了教会的忧惧，导致它采取了最严厉的镇压措施。残酷的十字军将阿尔比派的异端淹没在血泊中，也熄灭了新文化的火焰。

279.腓特烈二世的西西里复兴

另一场前文艺复兴运动与皇帝腓特烈二世（1212—1250）有关，但不如以普罗旺斯为中心的运动流行、自然（详见230条）。腓特烈所具有的性格多重性，摆脱宗教狭隘与偏执的独立自主精神，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特征，总之，他堪称是一位近代人物。他要比其同代人进步许多个世纪，不但源于他与生俱来的、在中世纪时期或许无人能及的、新的智慧活力，而且有来自东、西部社会与宗教制度的冲突环境所产生的微妙影响，以及对希腊-罗马的古典生活元素与思想的大量吸收。

腓特烈扮演着梅塞纳斯（Maecenas）1 的角色，促使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的作品被翻译成了拉丁文，创立了那不勒斯大学，并把他位于巴勒莫（Palermo）的宫廷作为阿尔比派迫害中被放逐吟游诗人的避难所。因此，在他的庇护下，平静的西西里土地上出现了一种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就如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给许多意大利独裁者的宫廷带来殊荣的发展一样。

1　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公元前68—8），罗马帝国首任皇帝屋大维（Octavian）的谋臣，是奥古斯都时期诗人（Augustan poets）的重要赞助人。他的名字成为富裕、慷慨、开明的文学艺术赞助者的代名词。——译者注但南方的这片智识曙光同北方的一样，注定要早夭。这场运动无论存在何种希望，都毁于将普罗旺斯文化毁于一旦的同一个刽子手。然而，复兴留下了一些痕迹：那些在13世纪里照耀欧洲的希腊-罗马与阿拉伯文化的光芒中，有一束便源于腓特烈二世壮丽的宫廷。

280.城市生活与世俗文化

新生活的精神既可以在华丽宫室的氛围中滋长，也可以在大城市的空气中孕育。中世纪城镇生活中类似近代的生活已经初见端倪。这些熙熙攘攘、车流攒动的城市环境培育了务实的商业精神，一个多面、独立、世俗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与中世纪的教义和理想相悖。

在中世纪的城镇，特别是在意大利的伟大城邦里的这一思想和社会运动，与14和15世纪被专门称为“文艺复兴”的伟大复兴密切相关。

281.经院哲学与近代精神

经院哲学的历史（详见第十七章）不仅是中世纪历史，也是文艺复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经院哲学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与倾向，是中世纪和近代两种精神的相互交织。因此，阿伯拉尔在智识倾向与特征、思想的独创性和冒险精神、对人类理性的主张方面，都属于近代世界而非中世纪世界。

其实，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就是思想自由原则，而把经院哲学作为整体来看待，或许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这一原则的萌芽。

282.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

但丁之名已然被多次提及，但他与所处新旧交替的时代之间的关系需要更细致的讲解，因为他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托斯卡纳人的名望”（the Fame of the Tuscan People），1265年出生于佛罗伦萨。1302年，他被佛罗伦萨人放逐，并在朋友的宫廷学习“攀爬庇护人的楼梯”有多难。1321年，但丁长眠于拉韦纳，其墓地至今仍是人们瞻仰的胜地。

正是在流放的这些年里，但丁写下了不朽诗篇，因其快乐的结局，所以自己将其命名为《喜剧》（Commedia ）；他的崇拜者称之为《神曲》（Divina Commedia ），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话最好地诠释了这部作品：“流放最主要的效用便是，要么把流放者消耗殆尽，要么迫使其绽放光芒。”但丁自己描述创作此诗的艰辛时说：“它令我多年来日渐消瘦。”

《神曲》被称为“中世纪的史诗”，是中世纪时期生活和思想的缩影。但丁的神学是中世纪教会的神学；哲学是经院学者的哲学；科学是其所处时代的科学；他与他的同代人都相信，神权和君权皆为天授，一个掌管人间的属灵事务，另一个则掌管世俗事务；他和中世纪的人们一样，相信星宿的影响；他有中世纪对异端的恐惧和憎恨。

但是，虽然本质上但丁站在正在逝去的中世纪时期看待这个世界，但是在深远意义上他仍是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先知——文艺复兴的先驱。他对古典文化深有感情。但丁亲切地谈到他把维吉尔（Vergil）当作自己的导师，学到了给他带来荣耀的优美风格1 ，并透露他如何用中世纪以外的眼光来看待这位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但丁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近代态度在其自由使用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更进一步的体现；他在伟大诗篇中引自古典来源的说明材料几乎同引自希伯来和基督教的一样广泛。而且，但丁的自主判断、批判精神、强烈的个人主义，所表现出的思想特征与其说属于中世纪人，还不如说属于近代人。

1　Inferno （《地狱》），i，85-87。

283.古典时代的新推力

此时，站在14世纪的开端，回望整个中世纪里近代精神觉醒的迹象。注意到了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十字军东征让人们思想和兴趣的狭隘视界开阔起来；通过民族融合和几百年的发展丰富并成熟起来的近代语言，将其丰富的神话传说储备演化成发人深省且又前途无限的文学作品；与希腊-阿拉伯文化初次接触对欧洲思想的积极影响；商贸城镇遇到了近代精神；激烈争辩的经院学者通过辩论唤醒并规范了欧洲的心智；而且，有着开阔视野的但丁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黎明。

了解了中世纪时期这些人的心理感受，观察了中世纪时期人类心灵作出的贡献，很容易得出结论，欧洲的智识此时不需任何比从过去所获之外更多的额外辅助或激励，就能够凭借自身的固有力量和原有资源取得不断的进步。然而，不管怎样，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无价宝库此时得以更完美地恢复，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智识进步，因此只能揣测，如果此时的思想与精神发展没有同过去古典民族的伟大文学、学术和艺术建立起更为紧密、更为重要的联系，从而无法感知其所赋予的新动力的话，那近代的历史与文化将会如何。

旧世界文化给西欧民族留下了深远且具有变革意义的影响，这样一来，被视为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便是以探索或再探索旧世界，和意大利学者挪用其财富为开端的。

第二节　意大利文艺复兴

284.运动的诱因

宗教改革始于德意志，政治革命起于法兰西，文艺复兴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并非意外，因为作为其诱因的早期精神觉醒，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有活力、更具影响。

1　阿提卡的都城（Attic capital）就是雅典（Athens），现今希腊（Greece）的首都。阿提卡（Attica）为当时的行政区划，比现今的阿提卡区略小。——译者注诸多原因中最主要的一个是，意大利城市的影响。意大利的城市生活比在西欧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完美的发展。伟大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滋养出了强大、活力、自立、世俗、多面的生活，一种类似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政治、精神和艺术生活。例如，佛罗伦萨成了第二个雅典，而且在城市的浓厚氛围中，个人的天赋和能力就如在阿提卡的都城（Attic capital）1 一样得以发展。“佛罗伦萨”，西蒙兹说，“培育出了如此值得称道的人类几乎称得上是世间罕有。……全城居民都成了精神贵族。”简言之，意大利的生活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先失去中世纪的特点而呈现出了近代特征。因此，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是文艺复兴的摇篮。再次引用西蒙兹的话，意大利人是“近代欧洲的长子”。

第二个有助于使意大利成为现代精神发源地的原因，无疑是闯入半岛的不同民族，如哥特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萨拉森人、诺曼人和德意志人。在这里，不同民族间的碰撞交融，罗马、拜占庭、阿拉伯等不同文明的接触融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精神狂热继而诱发影响深远的社会与智识运动。

第三个使意大利成为文艺复兴发祥地的原因是其学校和大学的特征。这些机构里如罗马法和医学这样的世俗与实用学科，拥有着北方大学经院神学的地位。这种对世俗学识的重视为意大利接纳文艺复兴的新世俗文化种子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原因是意大利的旧文明与新文明之间的断裂不像西欧其他国家那样彻底。意大利人在语言和血统上比其他新兴民族更接近古罗马人，认为自己是旧世界征服者的直系传人与后裔。这种同创造辉煌过往的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意识，极大地影响了意大利人的创造力，不但趋向于保护半岛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且无拘无束的意大利天才们把古代文化的恢复与借鉴作为了第一要务。

但比其他原因影响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半岛仍存的许多文明遗迹和古罗马的辉煌，所起作用与其说是唤醒了意大利的智识，还不如说是心智被其他诱因唤醒之后决定着运动的方向。确切意义上讲，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古罗马帝国的碎片；半岛的土地上到处都覆盖着古罗马建造者留下的遗迹。这些辉煌的过往提醒着每一个敏感的灵魂，在布雷西亚的阿诺德（Arnold of Brescia）、维拉尼（Villani）、里恩佐（Rienzi）和彼特拉克的传记中都有体现。

但此处需要注意：显然古代的古迹帮助唤醒了文艺复兴的新精神，同样这一觉醒的新精神也赋予了古代新生命。这种文艺复兴的才华同希腊-罗马的往昔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好地被最狂热于古典时代早期的学生所诠释，并被频繁引用：“我去”，当他即将探索这些古代遗迹时，他说，“我去唤醒亡者。”这是因为新生活已经在意大利人心中醒来，古希腊-罗马的遗迹才在他们身上施了魔法；因为，用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对石头而言，宇宙就是石头。”

285.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