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十字军东征前，威尼斯就已与东方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后又通过十字军东征极大地扩展了贸易规模。意大利同埃及和叙利亚港口之间的水域被其运输船和战舰的白帆所遮蔽。这令人回想起它参与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导致拉丁基督徒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分得了东部皇帝的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和大多数希腊岛屿及海岸土地，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海上帝国。

威尼斯内部史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13世纪末闭锁了负责召开立法与行政会议的威尼斯大议会（Great Council）。当时的大议会议员由城市不同地区的代表组成，实际上掌管着共和国的事务。大议会是一个选任机构，每年重选；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每位公民都有资格当选。1297年至1317年间的一系列决议和法令形成了一个法案，大议会中的议席仅限于当时已在其中的代表家族。至此，威尼斯这个名义上的民主政府通过这种手段摇身一变成为排他的寡头政治，该特征一直持续到500年后威尼斯共和国垮台。

同时，大议会把平民关在了门外，于1311年创建了所谓的“十人执政团”

（Council of Ten）。这是一种公共安全委员会，执掌逮捕和监禁等大权，职责之一便是防止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它的决议具有神秘性与保密性，其中许多都残酷而专断；尽管这样比较或许有失公允，但其名声可以同罗马的十人委员会（decemvirs），或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相提并论了。

威尼斯在13、14和15世纪达到了鼎盛，在地中海的霸权，就如现今英格兰对海洋的掌控一样彻底，每年都会通过向海里扔下一枚戒指这样的独特仪式举行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的婚礼”（Wedding the Adriatic）。该习俗由此而来：1177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感激威尼斯人在他同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斗争中为其助阵，赋予总督一枚戒指，并说：“以此作为统治海洋的象征，你与你的继任者每年为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海举办一次婚礼，这样人们便知海洋属于而且服从威尼斯，就如新娘服从她的丈夫一样。”一年一度的庆典是中世纪最光辉灿烂的场面。

著名的政府造船厂（Arsenal）体现出了威尼斯的海洋实力与优势。这包括了一系列的码头、船坞和满是海军军用引擎及各种军需品的大仓库。在城市最繁荣的日子里，造船厂雇用了16000名造船技师、工人和守卫。它的能力在一件事上便可见一斑：法兰西国王来访期间，一艘战舰在两个小时内便建造、装备完成并下水。政府造船厂仍是欧洲的名胜之一，吸引着好奇的旅行者。但丁《地狱》（Inferno）1 中对此地有著名的描述，那无疑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

威威尼斯的衰落始于15世纪，当时奥斯曼人的征服剥夺了亚得里亚海以东的大部分土地，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瓦斯科·达·伽马开辟了去印度的连续水路，给了威尼斯的商业致命一击。此后，东方贸易的起点便从地中海的港口转为大西洋的港口。

1　Canto xxi，7-19。

258.热那亚

位于利古里亚海岸（Ligurian）的热那亚，是意大利仅次于威尼斯的最强大的海上城市。热那亚在早期击败了邻近的竞争对手比萨1 ，然后开始与威尼斯激烈争夺东方贸易的控制权。

同威尼斯一样，热那亚在十字军东征中收获颇丰。大繁荣时期可追溯到1261年，希腊人从拉丁人手中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出于对威尼斯人的嫉妒，热那亚帮助希腊人收复了君士坦丁堡，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各种商业特权便是对此举之回报。热那亚人很快在攸克辛（Euxine Sea）2 海岸建立了商站，取道黑海和里海（Caspian）同东亚开展利润丰厚的贸易。

1　比萨同样位于利古里亚海岸，在热那亚以南不远处。1070年，两个共和国海军之间打响了第一场战斗。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作为竞争对手的两座城市几乎战事不断，最终导致了比萨势力的彻底瓦解。跟热那亚一样，比萨现今也有许多建筑遗迹，其中有著名的斜塔（Leaning Tower），该塔在其商业繁荣时期就已巍然屹立。

2　攸克辛海（Euxine Sea）是黑海（Black Sea）的希腊语旧称。——译者注威尼斯人也嫉妒热那亚的繁荣，导致两个竞争的共和国三番五次地开战。在近两个世纪里，像罗马和迦太基的海军一样，剑拔弩张的两国舰队也在争夺着海洋霸权。1380年，热那亚海战惨败，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对其繁荣的最后一击是蒙古人和奥斯曼人侵入欧洲，后者于1453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热那亚商人被赶出黑海，与东亚的贸易往来随之完全中断；因为威尼斯人控制着埃及和叙利亚的港口，以及取道幼发拉底河和红海前往印度等国的南部路线。

热那亚仍然有许多建筑遗迹，尤其是精湛的宫殿，承载着在该城邦享誉世界的辉煌时期、艺术家的才华、商人贵族的富有与慷慨。

259.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1 是“意大利共和国最显赫与最幸运之地”，虽然位于阿尔诺（Arno）河畔使其无法像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那样开展海上贸易从而获得财富和地位，但是它通过市民的技艺、勤奋、进取与才华把佛罗伦萨打造成了中世纪晚期伟大的工业、金融、文学及艺术中心。

1　佛罗伦萨（Florence），原译翡冷翠（Firenze）。——译者注佛罗伦萨纺织的羊毛和丝绸制品以及制作精细的珠宝享誉世界各地。城中的金融机构使它成为了欧洲的货币中心。杰出的市民中有诗人、政治家、史学家、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中世纪的任何城市都无法在数量上与之匹敌；的确，佛罗伦萨孕育的伟大人物的数量也是除雅典之外古往今来任何城市都难以企及的。在长长的名人卷轴中，有但丁、彼特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马基雅维利、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伽利略（Galileo）、阿美利哥·维斯普西（Amerigo Vespucci）和美第奇（Medici）等。

没有任何一个意大利城市比佛罗伦萨城墙内的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斗争更持久、更激烈、更血腥的了。一方的胜利通常以另一方的领导成员被屠杀或流放为标志。因此，命运变迁导致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市民也会不时出现被流放的情况，正如民主的雅典的陶片放逐法（Ostracism）1 是失利一方领袖的命运一样。

然而，尽管城内分歧不断，佛罗伦萨的财富、影响与声誉仍在纷乱中与日俱增，并孕育出了许多杰出人物；或许人们认为这一冲突与动乱时期的不利环境造就了他们的伟大也不为过。毋庸置疑，但丁《神曲》（Divine Comedy ）就是源于他所尝到的不幸、失败与放逐的辛酸。

15世纪初，佛罗伦萨落入了著名的美第奇家族手中2 ；佛罗伦萨的这一本地家族通过商业经营变得富裕而强大。如罗马的首批恺撒一样，他们的专制在早期民主制度的结构下得以持续。幸而这些自由的篡夺者是开明的独裁者，通过对艺术家和学者的慷慨赞助、对宏大公共工程的慷慨解囊以及对佛罗伦萨宫廷荣耀的精心维护，使得他们的统治被广泛接受。

260.中世纪城镇对文明的贡献

近代文明从中世纪生活的三大中心——修道院、城堡和城镇之中继承了很多遗产。修道院孕育了隐修制度，贵族城堡打造了封建制度，而居于其中的修道士和贵族也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详见第48和151条）。这里要关注的是城镇带来了什么，而居于其中的市民又给欧洲的生活和文化作出了什么贡献。

1　陶片放逐法（Ostracism）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制度下建立的一种保护民主制度不受破坏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位雅典公民，如经公民投票，认为其有成为僭主进而威胁民主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票数，便会被放逐出城邦10年。因投票时会将所投之人的名字刻在陶片之上，因而得名。——译者注2　该家族名声最为显赫的两位是被称为“民友与国父”的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1389—1464），以及他的孙子被授予“伟大的洛伦佐”称号的洛伦佐（Lorenzo，1448—1492）。

首先，中世纪城镇将一些有价值的经济理念和原则留给了近代城市。正是在这些城镇的中心，就如在早期的本笃会修道院，如果刨除《希伯来书》的教义与习俗的话，几乎是历史上第一次解放了劳动力，并去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烙印1 。

一般来讲，在古希腊和意大利的城镇，除了大宗贸易外，所有的手工工作都要交给奴隶来做；从事经营的市民在某些情况下会受到剥夺市民身份的惩罚，因为这被视为丢了他自己的脸，或者用柏拉图（Plato）的话说，“有辱父辈”（Thrown Dirt on His Father’s House ）2 。恰恰相反，在中世纪的城镇，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行会的成员才能进入并参与市政管理。这就意味着，在这里劳动不再卑微，至少劳动者自认为劳动光荣。城镇的工业制度就是基于这种对劳动的新理念，并依靠自由而光荣的劳动将城镇送入了近代时期。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这应该是城镇留下的最伟大遗产了3 。

其次，城镇是近代商业的发源地，即在相距甚远的城市和土地之间进行大宗贸易。正是通过中世纪商人的行动和进取，为大规模国际交流与运输体系奠定了基础，成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典型特征。

再次，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及修道院孕育了被誉为“自由城市生活的美丽之花”

的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些别具一格的高墙古宅、精心雕饰的金色大厅、赏心悦目的门拱通道、宏伟壮丽的宫殿教堂在近代欧洲随处可见，见证了中世纪城镇的建筑与艺术的历史。

再者，这些城镇是近代政治自由的发源地。当政治社会由阶层构成的时候，城镇赋予了社会一个新的阶层，从而打造了政治自由。在 11、12 世纪，参与国家管理的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贵族与神职人员。城镇的居民成长为一个被称为第三等级，或平民等级（Commons）4 的新阶层，并注定拥有巨大的政治前途。在13、14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城镇的代表开始同贵族和神职人员并肩出席国家的定期会议或议会。1

1　农奴制在城镇先被废除，并通过直接的行动和间接的影响，成为废除乡村农奴制的最大力量之一。

2　“以任何形式参与到零售勾当中的人，可能会被认为其侮辱本族名誉的人控告到德高望重之人那里；而如果他真的通过从事了这一不光彩的职业而玷污了父辈，那么他应入狱一年并被禁止从事该行业。”——Laws，xi，919（Jowett’s trans.）（《法律篇》，乔伊特译）。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谈到这个治理最好的国家时，他说：“市民……不应过劳工或商人的生活，因为此种生活卑贱且有损美德。”——Politics，vii，9（Jowett’s trans.）（《政治学》，乔伊特译）。

3　近代工业制度明显是中世纪城镇的产物，就如近代欧洲贵族政治是中世纪封建城堡的产物一样。当然，二者均被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的力量极度改良了。

4　在英格兰的郡县乡村地区，最先或几乎最先形成了这一阶层。然而在欧洲其他国家，直到晚些时候，农民阶级才加入这一等级。

此外，正是意大利这些最独特的自由城市把文艺复兴赋予了世界。意大利商人的商业关系不断延伸，使他们可以直接或间接同希腊人、摩尔人及鞑靼人交流，同穆斯林、异教徒及无宗教信仰者沟通，为其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同无知而狭隘的十字军战士通过跟不同民族与文明接触产生的影响完全相同。最后，这些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市民参与到大型公共事务中，增进了能力，拓展了知识。因此，是商业精神主宰着这些城市自由、活跃、多变而艰苦的政治生活，对中世纪时期本质上最伟大的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思想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详见第280条）。

1　在英格兰，城镇首先被要求派代表参加议会是在1265年（详见第311条）；法兰西的第三等级代表同贵族和神职人员首次并肩而坐是在1302年（详见第338条）；在阿拉贡（Aragon）和卡斯蒂利亚的城镇代表允许参加议会分别在1133年和1162年；德意志的自由城镇代表在定期会议中获得席位是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1308—1313）。

第十七章　大学与经院学者

261.导言

“历史的真正研究对象”，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说，“是人类的思想：应该渴望知晓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信仰、观念与情感。”

前面的章节讲述了中世纪的制度与大事，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中世纪时期人们的些许心智。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时代精神孕育出的大学更能反映出千年间的纯粹智识生活的了。为此，本章将讨论这些学府及其所讲授的东西。

262.大学的兴起及其早期发展

回想一下，从9世纪初到11世纪，知识的灯火都由这些查理大帝在其帝国内建立的教堂和修道院学校点亮，虽然整个10世纪火光暗淡，但中古世纪早期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都与这些教会神学院密切相关。

但到了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一场新的思想运动在西部基督教世界掀起，并注定对这些学校产生深远的影响。多种因素导致了此次精神复兴：城镇世俗生活的扩大；教会和国家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西班牙和东部希腊-阿拉伯文化的激发与影响，此时通过十字军东征带给了基督教西部。

这样一来，新觉醒的智识生活使得对更先进、更专业的教育产生了需求，特别是能够培养医生、律师或政治家等的更职业、更自由、更世俗的教育体系1 ，这是修道院学校无法企及的。

1　教学专业化在教育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开始将人类知识作为一个分支”，康帕亚（Compayré）说，“因而为近代科学铺平了道路，值得尊敬。”中世纪大学里学院的数量并不固定，通常有四个：神学院（Faculty of Theology）、医学院（Faculty of Medicine）、法学院（Faculty of Law）和人文学院（Faculty of Arts）或哲学院（Faculty of Philosophy）。文科课程包括现今的文理课程，为其进入其他三个专业课程的学习做准备，但大多数学生只是到此就打住了。

正是为了满足这些新需求，大学应运而生。大学早期的历史极其模糊，正如劳里（Laurie）所说，因为很多古老的大学“在发展却未创立”。其中一些只不过是大教堂或修道院学校的延伸；另一些则是在商业城镇发展起来的世俗学校，特别是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建立的学校具有几乎完全世俗化特征和实用化目的的教学特征；还有一些新学校建在已有的教会和修道院学校附近，但却逐渐掩盖了它们的光芒。

教皇庇护新兴学校，“相信所有学识都会服侍上帝的荣耀与教会的正义”；皇帝和国王授予新兴学校特许状，确认已获特权或给予新的豁免，希望它们能够成为帝国或君权的桥头堡；城镇培养新兴学校，因为它们可以带来盛名并引来居民与贸易。1

大约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早期的大学得到君权和神权的双双认可。3所最古老的大学分别是以医学教师而著称的萨莱诺大学（University of Salerno）2 ；以法律教育而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以及以神学博士的权威而受人敬仰的巴黎大学3 。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成为后来大学组织与管理的样板。巴黎大学还赋予了其他学校可以学习的章程与规则，因而获得了“大学之母和中世纪西奈（Sinai）”的称号。

1　因此，在1229年，教廷成立了图卢兹大学（University of Toulouse）以打击阿尔比派异端；1158年，腓特烈·巴巴罗萨授予所有学生，特别是“神学和神法专业学生”，各种特权，确信无疑法学家们可以维护君权；1349年，在大瘟疫肆虐之后，佛罗伦萨建立了一所大学目的是填补人口不足。

2　有些专家否认萨莱诺大学是大学，但它确实是大学，但只是没有长期保持独立存在，而成为1231年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的医学系。

3　在上述情况中至少有两例，推动力主要源于想要把现有的学校建设成为真正的大学并赋予其强大的特性；一位是博学的法学家伊纳留（Irnerius，1070—1138），给博洛尼亚大学带来了最早的声望；还有伟大的哲学家阿伯拉尔，在其推动下产生了后来的巴黎大学。非洲人康斯坦丁（Constantine，卒于1087），与萨莱诺大学的早期历史紧密相关，是一位传奇人物。

263.大学组织：“同乡会”或协会中世纪城镇中的外来人口就同古希腊的外来人口一样，几乎不享有任何政治和民事权利；而绝大多数大学的情况是，学生甚至老师几乎都是非本城镇的市民。只有了解这两个事实，才能理解中世纪大学的许多特征。1因此，出于友谊、互助和“打抱不平”的目的，要么学生们独自，要么同老师一起，根据来自国家的不同组成协会，后来被称为“同乡会”（Nations）。在巴黎大学有4个此类协会，而在博洛尼亚大学则有36个之多。2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这些协会成为行会并在各行业复现，就在大学兴起初期，商人行会、骑士团如雨后春笋般诞生。正是这些行会行使或享有着特权，通常包括免税收、免兵役，并且免受普通法院的管辖。因此，早期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我管理和自我裁判的自治体，简言之，“文学共和国”同城镇的民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其所在的城市在独立城市生活的年代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

264.学生与学习生活

中世纪大学里的学生人数众多。当时最受欢迎的大学应该有15000到30000人之多。这些数字值得怀疑，可以像看待其他中世纪的数字一样，仅仅是“比喻众多”

之意，但人数多却是确定无疑的。当时，思想躁动相当普遍，所有渴望获得知识的人必须到某个学府求学，因为手写书本稀缺且昂贵，使得居家自学绝无可能。许多参加非专业课程的学生都是12岁左右的男孩，相当于现在的中学生；另外，学生群体中也有许多成年人，其中有教士、教长、执事和其他要人。此外，这个数字还包括许多既非学生也非教师的人员，但通过为大学提供各种形式的劳务也共享其成员的豁免权。

在寝室和校舍制度引入之前，早期的大学生活管理混乱、极不规范。在那个粗暴野蛮、无法无天的时代，学生阶层也并未好到哪儿去；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更糟。因为学生群体中有许多年轻富有的浪**之徒，发现大学是最惬意的虚度时光的地方，许多野蛮粗鲁之辈，经常夜里在酒馆斗殴搞得市民惶恐不安；甚至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伏击商旅；更有犯下“许多人神共愤罪行”的人。

1　Rashdall，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拉斯达尔著），vol.i，p.153。

2　大学社团在南北方大学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因此，在博洛尼亚大学的老师或教授被排除在协会之外，而在巴黎大学的教职员工却是协会的管理人员。因此，出现了两类大学：由学生团体掌控的所谓学生大学，与教工负责管理的教师大学。此处有必要指出“university/universitas（大学）”一词本意就是指任何种类的社团，可以是商人或手工业行会，也可以是教师或学生的同乡会。

不同学生组成的“同乡会”之间存在着许多种族偏见和敌意，有时甚至在教室里也会出现聚众闹事的情况。然而最严重的纠纷还是产生于学生和市民之间。“城镇与学袍”之间的分歧和争斗普遍存在，并经常导致尤其是教师和学生群体的整体迁徙。

265.学科分支与教学方法

大学里三个最重要的专业分支是神学、医学和法学。神学教授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以及许多其他知识。医学是希腊人传下来并由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加入进来的科学。法学包括民法和教会法。很难说自然科学已经存在，当然在炼金术中隐藏着化学，而在占星术中也隐含着天文学。托勒密学说（Ptolemaic theory）认为地球是旋转天体的静止中心，描绘并模拟了宇宙结构的图景。1所有大学的教学方法都一样：缺乏独立性的文本研读，即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解释、注释和评论，达到一种崇拜甚至近乎迷信的程度。因此，在神学中就是对《圣经》以及早期教父（Church Fathers）和教会博士著述的研读；在医学上，解读阿拉伯评论家阿维森纳（Avicenna）和阿威罗伊（Averroes）评论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的作品；在自然科学方面，则研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民法中，对《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中的著作进行评论，在教会法中，对教皇及大公会议的裁定和教令进行评价；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没有对体验、观察和实验的任何严格要求；在解剖学上，讨论代替了解剖2 。书本被认为比自然本身更权威。宇伯威格（Ueberweg）说：“即便视亚里士多德为宗教创始人也不会被质疑。”如若谁胆敢批评“知者之师”，就会被视为傲慢与不敬。

1　克罗狄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Ptolemaeus，约100—170）是一位希腊-罗马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占星家兼诗人。其著述《天文学大成》（Almagest ）中丰富和完善了“地心说”；另著有《地理学指南》（Geography ）、《天文集》（Tetrabiblos ）和《光学》（Optics ）等。——译者注

2　在博洛尼亚大学，解剖学的学习最为先进，每名学生每年都会见习一次解剖。

这种学习模式部分源于模仿神学必须坚持研读权威可靠文本的教学方法；还有部分源自书籍的匮乏，使得教师口述、学生记录并且背诵才是把这些学院中的著作延续下去的唯一可行方式。

普通课堂在私人或租住的房间。“同乡会”的大会及其他大型集会则在为此而借用的某个可用的大教堂或教堂。大学本身起初没有宿舍也没有礼堂1 。杰索普博士说：“人先来，砖头和砂浆很久之后才到。”而近现代大学的创建方法则恰恰相反。

266.经院哲学；经院学者的学术领域一种哲学方法在早期教会学校出现，并在后期的大学中得以发展，因其发源地而得名为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而其代表则被称为经院学者（Schoolmen），或经院哲学家（Scholastics）。

经院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将基督教教义改变成科学形态，将神示与理性、信仰与科学加以调和。任务中所运用的工具便是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即正式的三段论推理。通过应用这一工具，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神学学科，就像几何学科一样，应该包含建立在原理和精确定义基础之上的无可置疑的定理与推论。因此，基督教教义接受了逻辑和科学的论证，论证如此完全而绝对为的是迫使包括怀疑论者、异教徒和萨拉森人在内的每个人都接受这一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的经院学者并不质疑教会神学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他们接受早期教父的所有著作，以及教皇和大公会议的教规与教令，并且毫不质疑。他们不会问：是这样的吗？只是问：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因此，他们毫不怀疑圣餐中的面包与葡萄酒变成了真正的肉与血，但力求得知此种变化的必要性及其方法；他们毫不怀疑天使的存在，但努力推出不同的天使等级及其存在方式；他们毫不怀疑基督的受难和殉道救赎了人类，但全力探寻赎罪的必要性及替代的方法。他们坚信万事皆有缘由，既然上帝赋予了人类推理的能力，他们定要找到终极的原因。所以，单凭着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他们开始着手将大量的教会教义改变成理性的制度体系。组织、解释、证明、协调、分类和三段论，这就是经院学者的任务。

但是，经院学者很快就意识到，有一些神示方面的问题，如三位一体（Trinity）、道成肉身（Incarnation）和复活（Resurrection）的教义，无法证明。

因此，这些与此类似的教会教义，被后来的经院学者从辩论场上剔除，放在一旁作为“神示之谜”，只能当作信仰接受。

1　正是这种大学的贫穷才使得一些不满的学生或教师很容易移居或退出，此种情况变得极为常见。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在当地受了委屈，什么都阻止不了他们从一个城市逃往另一个城市，而几所年轻大学便起源于此种迁徙。

267.早期的经院学者；阿伯拉尔

爱尔兰教师、哲学家约翰内斯·司各特·爱留根纳（John Scotus Erigena）曾受查理大帝之孙秃头查理的邀请来法兰西执掌皇家学校，有时被称为经院学者第一人；但更多人认为这一头衔应该属于诺曼底贝克修道院（Monastery of Bec）院长，后来成为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安瑟伦（Saint Anselm，1033—1109）1 。

此类经院学者的经典格言是：“我欲明，故我信”（Credo ut intelligam）。

他的精神观点还可以通过他的宣言进一步表露：“真正的哲学即是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宗教亦是真正的哲学。”

但迄今为止， 最著名的早期经

院学者要数皮埃尔·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他师从巴黎大学的著名神学家洛色林（Roscelin）和香蒲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

这位自负而又早成的学生在威廉的课堂上与其论争并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难堪，很快，这位学生自己就成为了最深奥的形而上学和神学课程的讲授者。阿伯拉尔是“无与伦比的心智**者”。自苏格拉底（Socrates）之后，世界上似乎再没有出现过如此吸引雅典年轻人的老师了。在巴黎大学，据说有超过5000名学生挤满他的课堂。阿伯拉尔因众所周知的丑闻而遭受羞辱与迫害，起初退隐到一个修道院，后来到特鲁瓦（Troyes）的偏僻之处。但仰慕者追随他来到穷乡僻壤，人数众多，以至于在其退隐之地形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

1　圣安瑟伦开启了唯名论者（Nominalists）和实在论者（Realists）之间的学术大论争，在中世纪的学校里从未完全停止。这场辩论以一种新的形式延续了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观点学说的批判。关于这次漫长论争的记述，定需检索和阅读哲学文献。

阿伯拉尔将经院哲学理性化一切的倾向推向了极致。他教导：“相信教义，并非因为上帝说过，而是我们相信通过推理确实如此。”他宣称怀疑是追寻知识的起点，并收集了早期教父在每个可信的神学问题上相互矛盾的观点，写成了《是与否》（Sic et Non/So and Not So ）一书，目的明显是为了激发自己的门徒达到此种理想的精神状态。

教会保守派被这一理性化的哲学吓坏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克莱尔沃的伯纳德，加入了反对这位人类理性的狂妄斗士的行列。伯纳德的理论是：人是通过心灵获得知识，而不是智力。他正言道：“爱上帝与知上帝成正比。”他以“天地之事，其无所不知”来指控阿伯拉尔恃才傲物，控诉信仰已不再，人类理性篡夺了一切。

伯纳德以同阿伯拉尔相反的理论与观点揭示着被称为神秘主义（Mysticism）的情感宗教与阿伯拉尔所代表的经院学者的理性主义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

时势与阿伯拉尔相悖。他的某些观点遭到两次大公会议的谴责，并被迫烧毁了部分著作。这是中世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教会权力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