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M.Abel-Remusat，Melanges asiatiques （《亚细亚杂纂》，雷慕沙著），tome i，sec.8，pp.129-145，“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a Hierarchie lamaique.”（论喇嘛等级制度的起源）。

但众多坏处之中也有好处。蒙古人建立的广阔帝国的影响就是给欧洲和东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陆上通道，而这一通道时至今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road）建成之后才再次出现。道路漫长而乏味，但却相对安全，因此欧洲宫廷和蒙古统治者之间的使节、传教士、工匠、商人和探险者得以穿梭往来。这些贸易往来和探险活动“延长、扩大和增加了十字军东征所创造的东西之间的联系”1 。

马可·波罗就是典型标志（详见第224条）。通过这种方式，各种艺术、思想和发明从远东传入欧洲，无疑有助于西方文化的复兴和欧洲人民新时代的开创。

雷慕沙敢于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欧洲人民靠自己来发展那些蒙古兴盛60年里从东方传播过来的艺术及其加工过程的话，欧洲文明的进程至少要推后几百年。“因此”，用这位杰出学者的话说，“征服者的野心除了出于自己的意志之外，还会唤醒未被其铁蹄践踏的土地上的新生命，因此，在文明的进程中，正是那种注定毁灭之势的祸患却反而成了推手。”

第二节　奥斯曼人

240.奥斯曼帝国的开端

历史上所有图兰人国家中，最新、最长、最重要的由奥斯曼人建立。这个民族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戏剧性的，并且预示着他们的征服生涯。在13世纪中叶，一位首领带着几百名骑兵，跨过安哥拉附近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山峦，出乎意料地卷入了一场正在进行的战斗——那时战斗在该地区几乎是家常便饭。这队骑士凭着对战斗的热爱之情，直接冲到战斗最酣之处，不管是谁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侠义地选择了占下风的一方，并很快扭转了战局。结果“他们侠义行为的受益者”是塞尔柱突厥人科尼亚（Iconium/Konya）苏丹的军队。心怀感激的苏丹邀请这些陌生人同他的人民生活在一起，并赐予他们土地。他们接受了邀请，由此形成了伟大奥斯曼帝国的核心2 。

1　M.Abel-Remusat，Melanges asiatiques （《亚细亚杂纂》，雷慕沙著），tome i，sec.24，“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s des Rois de France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法国国王与蒙古大汗的政治联系）。

2　Creasy，History of the Ottoman Turks （《奥斯曼帝国史》，克雷西著），chap.i。

该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埃尔图鲁尔加齐（Ertu?rul）。他种下了帝国的种子，但帝国却使用了其子之名，因为奥斯曼1 是首个在新土地上承此名号的独立统治者。

当蒙古人西征至小亚细亚时，周边的部落开始逐渐臣服于奥斯曼，与此同时，他逐省地吞并拜占庭皇帝的亚洲领地。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0—1389）统治期间，现在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

241.加尼沙里军团

奥斯曼人的征服极大地得益于一个极的有战斗力的兵团，它组建于14世纪初期，被称为加尼沙里军团（Janizaries）2 。其主要的成员起初是基督教俘虏中的优选儿童。当战争导致没有足够兵源之时，苏丹向信仰基督教的子民强征儿童服兵役，有时一年强征多达2000名男孩。这种征兵的方法维持了大约300年。男孩们一般在8岁左右，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下成长并接受军事训练。这些“未成年的战争皈依者”组成了一个军团，成为缔造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工具之一。

1　奥斯曼一世（Othman I，1288-1326），或Osman，该词不仅源自Ottoman，还源自奥斯曼人最喜欢用在自己身上的Osmanlis。

2　加尼沙里军团（Janizaries/ Janissaries），奥斯曼苏丹的禁卫军、皇家卫队，第一只欧洲常备军。又译耶尼切里军团、新军、苏丹亲兵等。——译者注242.基督徒与奥斯曼人；奥斯曼人与蒙古人穆拉德一世之后是巴耶济德（Bayezid），或巴耶塞特一世（Bajazet，1347—1403），其征服的快速推进令中欧和西欧极为警觉。过去的十字军精神再次被唤醒，匈牙利、波兰和法兰西的武士们团结起来阻止蛮族来势汹汹的进攻；但在1396年保加利亚尼科堡会战（Battle of Nicopolis）中，10万联军被奥斯曼人的马刀砍得落花流水，数以千计的骑士和普通士兵被俘后惨遭屠杀。

这场可怕战役中的不幸事件让整个西方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巴耶济德发誓，他的马“应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上吃燕麦”，而且似乎基督教世界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一亵渎。

在把这一威胁变成现实之前，巴耶济德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相信在目前这种意志消沉的状况下，其居民几乎不会发起半点抵抗。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军队包围，其命运似乎已然判定。希腊人徒劳地请求拉丁武士的支援；基督教世界在尼科堡一战之后便软弱不堪，甚至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尽管没能等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救援，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东方穆斯林的救援却及时地到来了。

就在当时，帖木儿正率领大军建立征服大业。他剑指小亚细亚的奥斯曼人，而巴耶济德被迫解除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迅速地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阻击向其领土进军的新敌人。1402年，奥斯曼人和蒙古人在安哥拉平原遭遇，遭遇惨败。巴耶济德在被俘后不久死去。

安哥拉之战的惨败一时间打断了奥斯曼人的征服之旅，为基督教世界的君士坦丁堡又续了50年。

24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

然而，奥斯曼人逐渐从蒙古人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到1421年，他们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再次进攻君士坦丁堡了，但君士坦丁堡此次因其强大的防御力量得以保全。四分之一世纪又过去了。最后，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0）以庞大的军队和舰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城墙只有少数人守卫，经过短暂的包围，君士坦丁堡彻底沦陷。英勇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加斯（Constantine Pakaeologus），拒绝活着做“一个没有帝国的皇帝”，自尽殉国。据说都城的10万居民中4万被杀，5万沦为奴隶。自君士坦丁大帝之时立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圆顶之上的十字架被新月所取代。

这样一来，在旧罗马落入西部蛮族之手整整1000年后，新罗马也落入了东部蛮族之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历史上最令人痛心却又命中注定的事件。

此时的穆罕默德二世，像西庇阿在迦太基时一样，凝视着君士坦丁堡的废墟和空**的宫殿，据说他感慨于命运无常，若有所思地吟诵了波斯诗人菲尔多西（Firdusi/Ferdowsi）的诗句：“蜘蛛网是恺撒宫殿的窗帘；猫头鹰是阿夫拉西亚普望楼上的哨兵。”1

244.匈牙利人和罗德骑士团阻击奥斯曼人新罗马的陷落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惊恐，如5世纪时旧罗马沦陷时带给世界的一样。此时，整个欧洲都向穆斯林蛮族敞开了大门，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其将新月立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之上了。

1　阿夫拉西亚普（Afrasiab）是波斯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名字。

多个会议被召开以尽各种努力使不同的基督教势力联合起来，旨在收复君士坦丁堡并将奥斯曼人赶出欧洲。但隐士彼得和圣伯纳德鼓吹十字军东征收复巴勒斯坦圣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西部无法再次形成合力对抗异教入侵者了。只要没有立即威胁到自己的王位，欧洲的君主们根本不在乎跪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的是基督教的希腊人还是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此外，天主教大分裂时神权给信仰留下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教皇的声音已然失去了原有的说服力与约束力。

虽然基督教国家之间没有达成一致采取联合行动，但匈牙利的勇士们勇敢地站出来抵抗奥斯曼人，并成功地阻止了他们向欧洲大陆纵深的挺近，而此时在罗德岛组建的圣约翰骑士团也在地中海对其进行钳制。然而，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还是成功地将新月旗插在了意大利的海岸，攻占了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奥特朗托城一年之久。到16世纪结束前，奥斯曼人的征服力业已耗尽，而其帝国疆域也达到了顶峰。

奥斯曼人对欧洲文明的影响相当无感，而且自失去了早期苏丹特有的活力与能力之后，对其统治下的基督教民族绝对可谓摧残与祸害。他们一直被视为欧洲的入侵者，在当地的存在导致了几场最为血腥的近代战争。奥斯曼人逐渐被排挤出了欧洲的领土，就如盘踞在欧洲大陆另一角的穆斯林摩尔人在很早以前被西班牙的基督教骑士驱逐一样，而其被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赶回去的日子也可能为时不远了。

第十六章　城镇的发展

245.蛮族与罗马城镇

古罗马城镇作为进攻和防御的中心，在蛮族入侵时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猛烈的进攻之后，许多城市的坚固城墙都成了荒原之上的“环形废墟”（Rings of Ruins）。曾经有一段时间，罗马城墙内没有一个活物（详见第62条）。在英格兰，相当一部分罗马城镇实质上已被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夷为平地。在法兰西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城镇整体上损失较少；然而，在罗马统治者的庇护之下蓬勃发展的这些城镇没有一座能够完全逃脱创伤与损害。

但无数城镇化为废墟，不只是帝国毁灭者的暴力所致。城镇人口减少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蛮族喜欢开阔的乡村而不是城镇，他们不喜欢城墙内的生活。因此，总体来讲，在入侵的影响下，城镇生活被乡村生活取代便无法避免。截至11世纪，欧洲人口基本上同现在的俄罗斯一样，绝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因此，在这个时期获得第一次发展的封建主义，是一个以乡村社会而非城市社会为特征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246.旧城镇的复兴与新城镇的建立入侵者一旦定居下来，文明便开始复苏，古罗马的城镇开始逐渐恢复以前的地位，而新城镇也在其洗劫过的行省及古老帝国权限以外的国家里不断涌现。

新城镇的位置由多种不同的因素决定。商业与贸易的必要性指明了许多地点，并为其奠定了发展和繁荣的基础。海岸、河畔或如威尼斯至尼德兰的陆路通道沿线是有利位置，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当时货物交易、分销和运输的地点。在这样的地方发展起了一批富庶的城镇。还有很多城镇围绕城堡、边塞、军事据点而起，尤其是德意志，如现在的马林堡、哥尼斯堡等地名就是很好的例证1 。另有一些以修道院或神殿为中心建立的城镇。扩张和发展的时代力量再次使新兴城镇不断涌现，其兴衰或许就是文明兴衰的最好见证吧。

247.10世纪城镇的快速发展

10世纪时，北欧人、匈牙利人和萨拉森人正严重困扰着西欧（详见第146条）。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城市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进行防御，武装自卫队，完善市政管理，而最重要的是修建城墙，这些有时能得到有时得不到王室或帝国的支持。在那些邪恶的时代，坚固的城墙是唯一可靠的防护。因此，与封君的城堡是用来保卫乡村有所不同，欧洲此时开始密布高墙防卫的城镇。

248.城镇纳入封建制度；城镇的反抗当封建制度占据欧洲之时，城镇也成为该制度的一部分，变成了封臣和封建主。作为封臣，城镇当然要受制于封建制度的所有权利义务2 ，效忠于封建主；而无论封建主是贵族、王公、神职人员、国王或皇帝，城镇都必须向其支付贡金并在战争中给予援助。

由于城镇通过工商业成为了封建制度中最富有的成员，领主自然在需要钱财的时候找上门来，但需求与榨取最后变得难以忍受，就爆发了封建主与市民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导致了著名的城镇自治。

正是在11世纪，城镇反抗封君的起义变得普遍起来。此时，市民建起了坚固的城墙，也学会了战斗——如果他们确实一度忘记了这项技艺的话。于是他们就敢公然反抗其封君，给税务官吃闭门羹，甚至当封君本人跟他们来谈判之时也不例外，管他是国王还是皇帝。冲突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最终，市民取得了胜利。

1　很多城市是以“burg”结尾，该此本意为“堡垒”，因而中文经常译为“堡”（bǎo），如现今的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Hamburg）以及文中提及的马林堡（Marienburg）等，但该字在中文地名中经常读作pǔ或pù，如十里堡、白家堡等。——译者注2　首先，城镇里的每个住户都是这块封地上的封建领主的租户，并各自在租金和兵役方面对其负责，但后来许多城镇形成了自治城市，开始代表市民向其封建领主负责。正是这些城镇以自治城市开始行事之后，才成为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西欧国家的城镇要么是像英格兰和德意志城镇那样用钱赎回自由，要么通过武力获得领主或封建主的特许状。然而许多领主会主动为其封地内的城镇发放特许状，授予其各种豁免和特权，以此促进城镇的发展与繁荣，并从中渔利。类似的动机促使许多领主建立新的城镇，并通过赋予该地市场特权和特定的自治权等各种豁免来吸引定居者。

249.特许城镇的地位

在许多情况下，特许状只是明确受到优待的城镇享有的惯例和特权，保证其免受封君专横跋扈的压榨；即便如此，这些特许也有极大的助益，因为在特许状的保护下，城镇可以保持人口增长，累积财富，许多国家的城镇最终都足够强大，能够摆脱对封君或封建主的任何实际依赖，成为实质上的独立国家——小的共和国。尤其意大利的城镇，更是如此；但在德意志的一些城镇，情况却并不那么明显。

然而，其他国家的城镇只在极短的时间里赢得了部分自由，法兰西的尤其短暂。到了中世纪晚期，法兰西国王在很大程度上收回了特许状和特权，将城镇纳入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并任命官员监管城镇的事务。

250.城镇的工业生活；行会

城镇是中世纪晚期的工场。其工业生活的显著特征是某些企业或行业联合起来所形成的行会（gilds），主要分为两类：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大约11世纪，城镇的商业生活全面活跃起来，商人行会应运而生。一般来说，行会的成员是该地的主要土地所有者和商人。

行会的目的是促进成员的商业收益，当然也同其他行会一样，有着社会、宗教和政治立场。事实上，正是其政治活动赋予了它们重要的历史地位。行会在许多城镇里实际上组成了城镇政府的工业和贸易部门；在一些地方，特别是英格兰，市政事务的整体管理曾一度被行会成员实际掌控。

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被商人行会接纳为成员的工匠，开始在早期社团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行会。这类行会于12世纪出现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城镇。制鞋工、烘焙工、织布工、纺纱工、染色工、碾磨工等等，都有行会。在一些城镇甚至有50个以上的行会。

欧洲大陆的这些市民社团一发展壮大，就开始跟贵族的商人行会为了分享市政管理或是参与垄断经营而展开激烈斗争。这种冲突的一些特点令人联想起了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争端持续了两个多世纪，13、14世纪是欧洲大陆斗争的高峰，在此期间，城镇混乱不堪。总的来说，工匠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商人行会降级为城镇政府的下属机构或被手工业行会吸收。

14、15世纪期间的城镇内部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会多种多样的活动史。然而，此处限于篇幅，难描梗概。只能指出这些令人关注的行会在中世纪城镇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251.汉萨同盟

在11、12世纪，北欧的城镇开始扩大其商业联系，但普遍存在的不安全和混乱状况给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因素。商人通过陆路将货物运往意大利的市场上销售，但却冒着落入虎视眈眈盯着各条路线的强盗贵族之手的风险，要么被全部劫走，要么交一笔很不合理的买路钱。在这些强盗贵族的眼中，平民商人没有权利得到他们的尊重。经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前往意大利的水路也不安全。海盗船在这些水域游**，将任何一艘他们可能制服或诱撞于危险海岸的不幸商船作为战利品。

最后，大约在13世纪中叶，以吕贝克（Lubeck）和汉堡（Hamburg）为首的德意志城镇，开始结成临时联盟，保护它们的商人免受海盗和强盗的侵袭。这些临时联盟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1 ，而在近14世纪中叶的时候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德意志北部有80多个主要城镇加入同盟，但加盟总数并不确定。

同盟拥有陆军和海军，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权力，是“中世纪的海上德意志”。它战胜了丹麦国王，并以开战威胁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迫使其对同盟商人作出重大让步。

为了促进成员的交易业务，同盟在不同的外国城镇设立工厂、仓库、客栈和教堂，管理着像修道士一样发过绝色誓言的人们。这些商站与现在欧洲人在远东国家建立的殖民地颇有几分相似。同盟中最著名的外贸商站是布鲁日（Bruges）、伦敦、卑尔根（Bergen）、维斯比（Wisby）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佛兰德（Flemish）城镇布鲁日是意大利和北欧之间的重要中转站；伦敦商站联盟建立之后控制了大部分不列颠岛的运输，最终损害了英格兰商人的利益；卑尔根是挪威和冰岛之间的贸易中心；维斯比则是瑞典和芬兰的贸易中心；而诺夫哥罗德，则汇集罗斯等域外国家的货物销往西欧各地。同盟因此成为了巨大的垄断集团，为其成员的利益努力控制整个北欧的商业贸易。

1　该词源自古日耳曼语“hansa”，意为“同盟”或“联盟”。

252.汉萨同盟解体的原因

多种原因导致汉萨同盟城镇繁荣的衰落以及同盟的解散。其中最主要的是曾经一度在商业上受制于德意志商人的民族发展了自身的工商业，当地的商人自然妒忌这些外国人，及其所建商站的土地权益，进而为了一己私利废除了先前授予的特权，并鼓励本地工商业的发展。

另一个导致其衰落的原因是欧洲民族总体文明程度的进步，以及民族国家政府实力的增强，能够打击陆路的强盗和水路的海盗，并拥有了比同盟更强大的陆军和海军。

其他导致同盟解散的原因中还有一个应当提及，就是作为德意志北方城镇重要产业的鲱鱼渔业的革命。在同盟成立之初，该产业一直依赖汉萨同盟控制的波罗的海海域，但15世纪，渔场转移到了尼德兰附近海域。就这样，德意志城镇收益不菲的产业实际上相当于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与鲱鱼渔业革命同时发生的还有15、16世纪的航海大发现，使得商业活动中心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港口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港口。最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和与之相伴的宗教战争导致许多汉萨城镇沦为废墟，从而使同盟彻底解散。

253.意大利城市早期发展的原因

中世纪自治城市获得最大的发展、权力和影响还是在意大利。诸多情况和原因促成了其早期的快速发展。

首先，这些城市比任何意大利以外的城市更为真实地继承了伟大罗马的往昔，就算其中大多数古老市政管理的实际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但鼓舞人心的回忆与古老时代的自由传统还没有被忘怀，甚至可以说铭刻于心。

其次，这些城市政治的发展得益于伦巴第人破坏了半岛的统一。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城市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巨大的管理责任，并在同独立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相互支持。

再次，由于相对少量的蛮族入侵半岛，封建制度在这里并未取得很大进步，反而有利于自治城市的发展。在城市与封君之间的斗争中，城市取得了胜利。其他地方的城市被分封给了贵族，而恰恰相反，这些地方的贵族服从城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领主们都成了城市的公民。把封建贵族吸收为城市公民大大地强化了城市，并且极大地促进了生活多样性及刚毅性格的发展，成为这些城市共和国市民的显著特征。

最后，教皇和皇帝之间的长期斗争大大加强了意大利城市的自由。教皇和皇帝为了同对方争斗不断地为城市提供帮助，城市借机坐收渔利，实际上独立于任何一方的掌控。

但意大利海岸城市物质繁荣的主要直接原因和政治权利的重要间接原因都是它与东部的贸易，以及十字军东征所赋予的巨大推动力。十字军东征把庞大的运输业务送到了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手中，令其赚得盆满钵满。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它所催生的贸易仍在继续。返乡的十字军战士带回了对东方习俗和观念的兴趣，创造出了对高雅与奢华商品的大量需求，而这些只有同东方保持贸易往来的意大利商人可以提供。

这些意大利城市的政治史错综复杂、无趣乏味；但是关于社会、艺术和商业的记载形成了中世纪最辉煌的篇章。然而，有三个重要的政治史事件不得不提：（1）伦巴第联盟的形成，（2）12、13世纪的权力纷争，及（3）暴君的崛起。此处对其进行逐条讲解，之后再讨论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商业和精神生活中更为有趣和有益的情况。

254.伦巴第联盟

当腓特烈·巴巴罗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详见第226条），意大利的城市遇到了史上的一次重大危机。腓特烈对帝国及其治下的天授之地有着崇高的理想，因此他坚定不移地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这不仅是雄心壮志的自然流露，而且是义不容辞的伟大理想。他无疑受到当时正以极大热情研究古罗马法典的民事律师的影响。这项法律让皇帝对治下的城市拥有几乎绝对的管辖权。自然而然，腓特烈在法学家的影响下，应该让自己确信：意大利城市的自治已侵犯了皇帝的权威，而他收回由前任拱手让出的权力理所应当。他将会像查士丁尼、查理大帝和奥托一世那样统治整个帝国。

腓特烈拥有这种皇帝大权独揽的理想，那么，他同意大利城市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对城市来说，皇帝的主张意味着暴政与专权；对皇帝来说，城市的主张意味着放纵与混乱。因此，当腓特烈试图在城市上安置自己的法官以剥夺其发动私人战争的权利并实行其他限制时，长达30年的武装冲突随即爆发。皇帝与其城市封臣之间的这场战争，正如后期的美国内战（Civil War）一样，都是为了宪法定义而战，只是此时需要定义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不成文宪法。

腓特烈多次率军进入意大利，旨在强化自己的权力，他占领并焚毁了伦巴第的几座城市。最后，英勇抵抗皇帝大军的强大米兰（Milan）于1162年被攻占。他把居民分散到村庄里，按照古希腊摧毁城市的方式，将城墙和建筑物夷为平地。

被称为伦巴第联盟（Lombard League）的同盟由流亡的米兰人和大批意大利北部城市组成，旨在报复皇帝对米兰犯下的罪行并抵抗他的野心。这些城市团结一心、坚定不移地珍惜自己的自由。最后，在1176年的莱尼亚诺战役（Field of Legnano）中，米兰人及其盟军集结在插有军旗的神圣战车1 周围，大败帝国军队。

莱尼亚诺战役是自由编年史中的著名战役。“就是这些少有的战役之中”，历史学家加伦加（Gallenga）写道，“人类的鲜血流得崇高而神圣”。1183年，一份休战6年的协议拉开了《康斯坦茨和约》（Peace of Constance）的序幕。在这份协议中，皇帝对城市的统治权实际上被削减为有名无实、闲置的宗主权2 ，同时，城市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与发动私人战争的权利得到认可。

255.意大利城市之间的纷争；自由时代意大利的这些城市保留或恢复了自由，在《康斯坦茨和约》中保住了发起私人战争的宝贵权利。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特权，特权最后被滥用，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困扰与苦难。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一次接一次地对彼此发动痛苦而血腥的战争。

纷争的原因繁多而又常见。西蒙兹说：“城市为了控制港口、海峡、河流、道路以及任何获得财富与繁荣的渠道而战。”但是，除了各个城邦之间纷争的众多类似原因外，城墙之内也都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意大利人无法置身事外的教皇与君权之间的斗争，将每个城市的人民都一分为二：吉伯林派（Ghibellines）拥护皇帝；归尔甫派（Guelphs）3 支持教皇。两派之间展开了几个世纪的争斗，在各国内斗的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激烈、更恶毒的了。

1　在11世纪，米兰大主教阿里伯特（Heribert/Aribert）发明了该城的旗帜，由一根柱子支起的十字架，并在战车上升起，因此称为carroccio（插有军旗的战车）。战车由四轭牛牵引，模仿古代的约柜方舟（Ark of the Israelites/Ark of the Covenant），是军队在战场上的集结地。许多其他城镇效仿米兰，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在“其所珍视的一切标志和象征”的旗帜下，向短暂却辉煌的自由进发。

2　皇帝保留向城镇派遣代表以及当其有机会访问意大利时为其军队提供食物、饲料和住宿的权利。

3　这些名称源自于德语，最后成为了各派的称呼。笼统地讲，可以说吉伯林派代表入侵的日耳曼元素，并赞成封建贵族的社会制度，而归尔甫派代表古罗马人民并支持自由民主制度。

城市的混乱和暴力还另有一个多事之源就是封君的存在。在其他国家，这些好战之人同其封君在乡村的旷野中争斗，而在意大利，却是在城市的街道上。

然而，虽然充满了罪恶，但“自由”，当希罗多德（Herodotus）在谈到雅典及其自由公民的成就时宣称，“自由乃美好之事”。意大利城市得来不易的自由孕育了市民的伟大才能与美德。圭恰迪尼（Guicciardini）将意大利城市在12、13世纪的繁荣与灿烂文化归功于其所享有的独立自主。

256.暴君的崛起

意大利城市间的不断战争及党派间的无尽纷争，同古希腊城邦之间无休无尽的斗争与分裂导致了同样的问题：民主制度被推翻，两败俱伤的战争与冲突导致了混乱，而混乱最常导致的便是专制。

在13世纪末，几乎所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共和国都沦为了教皇辖地，只有威尼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的城市落入了内部的暴君之手，他们的累累罪行以及无法容忍的暴政，使其同篡夺古希腊自由城市最高权力的僭主一样可憎。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非凡的“犯罪活力”，无尽的邪恶使其统治区域内充满了暴力与恐怖。

这些篡位者能够夺取城市最高权力的一个原因是居民尚武精神的衰退。市民们忙于生意，将城市的防卫委托给雇佣兵。这些雇佣兵的长官被称为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其中一些是外国冒险家；都是为钱而战的士兵。他们发现很容易推翻其所守卫城市的自由。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宣称“意大利的堕落并非源于其他原因，而是其多年奉行的雇佣兵制度”。

257.威尼斯

意大利最著名的城市威尼斯，起源于5世纪为躲避匈奴王阿提拉的狂暴而逃到亚得里亚海湿地中的一些难民所建的简陋棚屋。难民以此躲过了没有船只的蛮族的追击，开始在一些浅岛上建造了几处小村庄，最后在接近7世纪末的时候，合并成了一个单独的城市，其首领的头衔为公爵，或总督（Doge）——这个头衔注定要获得广泛的声誉。

9、10世纪时，小共和国的战舰捍卫着亚得里亚海的贸易不受诺曼和萨拉森海盗船的袭扰，或是击退斯拉夫和匈牙利蛮族的强大攻击。为获得保护，亚得里亚海对岸的一些希腊城市将自己置于它的管辖之下。几个世纪后，征服与谈判逐渐扩展了威尼斯的领地，直到最后控制了东地中海的海岸和水域，正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掌控着西地中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