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字军东征在欧洲酝酿

182.十字军东征的定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十字军东征是由欧洲基督教徒发起，旨在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圣城巴勒斯坦并维系东部拉丁王国，而持续了两个世纪的间歇性军事远征。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其中有8次东征尤为值得讲述。在这8次中，前4次通常被命名为大规模十字军东征（Principal Crusades），剩下的四次被称为小规模十字军东征（Minor Crusades）。

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儿童十字军东征和几次其他征讨，因其在数量和成果上微乎其微，通常忽略不计；还有几次欧洲自身具有东征性质的战事，即对西班牙摩尔人的战争，对法兰西阿尔比派（Albigenses）的征讨和对波罗的海沿岸异教斯拉夫人的战事。

从广义的角度讲，对穆斯林的圣战只是东方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之间斗争长剧的一集而已，其中古希腊与波斯人之间的斗争是序幕。从狭义的事物周期看，十字军东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宗教世界漫长斗争的**，其开端已为人所熟知，而现今的表现形式则是奥斯曼人和欧洲基督教民族之间的对抗。

本章节首先说明这些征战的原因；然后着重讲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特点，其后的各次东征则会轻描淡写，因为这些只不过是重复了第一次东征的必要特征；此后简述欧洲内部的十字军东征；最后，概述导致十字军东征结束的原因并总结其影响。

183.宗教动机或原因；朝圣

十字军东征在历史上是一场浩大而持久的运动，其背后的力量大多慢慢滋生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的思想和内心。圣战的主要推动力是宗教思想和时代情感，尤其是对圣地和朝圣的情怀。西部基督教世界人民这一时期内心的灵魂史漫长而又令人瞩目。

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在猎奇之心、情怀或宗教的驱使下去朝圣，地点是因奇异事件、或人类受苦受难、或英雄行为所至的神圣之地。尤其是先知、圣徒和殉道者的出生地或安葬地，被人们赋予了宗教情怀，使其成为人们的敬仰和朝拜之地。就如同印度教徒对贝拿勒斯（Benares）1 、伊斯兰教徒对麦加及基督教徒对耶路撒冷各自所付出的普遍与强烈的感情。

在早期的基督教徒中，人们便认为去神圣的地方参访是一种虔诚且值得称颂的行为。据信，在这样的圣地祈祷会更加灵验。人们尤其认为，到救世主曾经驻足的土地上以及见证其殉教的圣城朝觐极为虔诚，并能由此获得天国的特别垂青与恩惠。

1　贝拿勒斯（Benares），1957年更名为瓦拉纳西（Varanasi），印度教圣地、著名历史古城，现存各式庙宇1500座以上。——译者注

基督教一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兴起，教徒们便开始从西欧到圣地去朝觐。起初，这样的行程充满艰难险阻，朝觐之人相对较少。在位于德意志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交通要道的匈牙利皈依之前，朝圣者通常取道地中海港口，并伺机登上从事东部贸易的船只渡海。

有人宣布要去朝圣，那绝对是当地的一件大事。他会由大批友人和邻居陪伴走出自己的家乡，并由司铎为其祈福，赠手杖与行囊，送其踏上虔诚的旅途。

到达圣城（Holy City）之后，按照传统到指定的救世主（Saviour）神迹地祈祷，到其殉难地哀悼。最后，朝圣者沐浴约旦河（Jordan）的圣水，并从该地带回一根棕榈枝（palm branch），奉于家乡教堂的祭坛，作为其完成朝圣的象征。最后一种朝圣者与去其他圣地的朝圣者有所不同，他被称为palmer（从圣地带回棕榈叶的朝圣者）。

11世纪的克吕尼复兴（详见第47条）点燃了众人的宗教热情，也极大地激发了朝圣的热情，导致去圣地朝圣的数量大幅增加。因为匈牙利的皈依使得沿多瑙河而下的陆路通道再次开放，不再是孑身一人的行者，而是成百甚至上千人1 结伴同行，以至挤满了当时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然而此时，一切都改变了。从君士坦丁时代到阿拉伯征服时代，圣地都在基督教徒自己手中。在4个多世纪里，萨拉森人的哈里发掌控着巴勒斯坦，通常对朝圣者持开明政策，甚至鼓励朝圣将其作为一种收入来源。但今非昔比，作为一支卓越的鞑靼部落，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热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并逐渐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直至建立了一个从中国边境2 绵延到达达尼尔海峡的王国。1076年，耶路撒冷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阿拉伯人盘踞的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也被其征服，而距君士坦丁堡只有70英里的尼西亚城被他们打造成了军事堡垒。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哈里发征服的亚洲土地都被他们夺去，而几个世纪前似乎马上成为世界霸主的种族几乎又被打回到了阿拉伯半岛。

基督教徒很快便认识到权力已经易手，并受到各种各样的侮辱与迫害。耶路撒冷的年长主教据说不堪其辱，而在某些情况下基督教堂也被损毁或亵渎。朝圣者仍然不断涌向圣地，但他们遭遇的不幸和苦难证明了这个时候来朝圣是多么的危险。

1　有记载的最大结行人数为7000人，由一位大主教带领，于1064年启程。

2　此时中国为北宋神宗赵顼（1048—1085）统治年间，塞尔柱帝国与北宋并不接壤，全盛时期其国境也未及现今中国边境。——译者注欧洲基督教徒对圣地频发的侮辱事件极为愤慨，被朝圣者所经历的苦难感动得落泪。如果去圣墓堂朝圣是值得称颂的事情，那将圣地从异教徒的亵渎中拯救出来岂不是功德无量。正是此种信念将朝圣者变为武士；正是这种情感，在两个多世纪里，激**在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内心最深处，使得欧洲人如潮水般一波一波地涌向亚洲。

184.教会中尚武精神的发展；教会与骑士制度朝圣历经几个世纪惊人地转变为东征，并非教会一己之力可为。在基督教早期，人人皆兄弟的精神在教会占据上风；但到11世纪，却完全被尚武精神取代。基督吩咐门徒们放下宝剑，而此时的教会首领却命令所有的人举起剑为信仰而战。

多种原因与条件引发了教会的这一惊人转变。第一个原因是基督教在改造蛮族的同时，自身也被改造。新的皈依者们把他们的尚武精神也带进了教会。他们过去是战士，现在仍然是战士。在这种外来精神的影响下，教会改变了早期的贵格会信条，最后许可了曾被首批基督教徒普遍谴责为与主之信条相悖的戎马生活。

第二个原因是中世纪神裁法，特别是决斗断讼法的思维模式。决斗断讼法的理念便是上帝会奇迹般地干预并将胜利赋予正义的一方。那么，在两军之间这样更大的战斗中，相信上帝会作出公正的裁决，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旧约》的历代志加强化了这一信念。中世纪基督教徒们在上帝领导犹太人与异教敌人的战斗中找到了充足的依据，表明教会可以发动对异教敌人的十字军东征。

第三个原因是伊斯兰教的军事信条迫使基督教会引入了尚武精神。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的三个多世纪里，穆斯林一直在与欧洲基督教徒接触，而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教会自然而然地的遭遇了伊斯兰教的尚武精神，从而与其对手一样时刻准备着和召集其追随者通过武力进行防御或传播信仰。此种基督教世界的尚武精神在骑士制度中有独特的表现。教会与骑士制度之间的关系业已论述（详见第153条）。骑士制度通过教会的指导和庇护得以流传。在11世纪末，教皇发出自愿参加圣战的号召，无数的骑士听到号召后均渴望完成其骑士誓言，在同穆斯林异教徒的战斗中赢得荣誉。异教的旧罗马曾经利用这些同样热爱战争的北方人为帝国而战；此时基督的新罗马又召集他们到旗下为十字架而战。

185.神命和平与神命休战

同上条内容及十字军东征息息相关的是，教会于11世纪订立的制度，称为“神命休战”。

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状况混乱，国家的中央权力涣散，无论是皇帝还是国王都无法阻止大封君之间的掠夺和争斗。发动私人战争的这一权利是这些半开化的贵族被赋予的最昂贵的特权之一。他们绝不愿放弃这一权利，就如当今国家不会放弃其国家战争权一样。于是，欧洲又恢复到原始的野蛮状态，氏族和部落之间再次陷入了罗马兴起前欧洲大陆所处的永久战争状态，那时经过几个世纪的极大努力后，才在整个帝国建立起了“罗马和平”（Roman Peace/Pax Romana），可此时每一片土地又都充满了斗争与暴力。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每一座山冈都是堡垒，每一片平原都是战场。商人在大路上被抢劫，农民犁地时被杀害，神职在祭祀时被屠戮。邻里反目，贵族相杀，城镇交战。”

在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混乱状况下，教会发出了抗议。11世纪初，法兰西发起了一场运动，目的是彻底制止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教会提出了恺撒曾经实施过一段时间的计划，宣称所谓的“神命和平”。以和平之神的名义，命令所有的人避免违反基督教精神和教义的一切战争、抢劫与暴力。但即便受到被地狱永恒折磨的威胁，令人停止发动私人战争也绝无可能。

之后，法兰西南部的神职人员发现他们不能完全压制邪恶，便得出结论：更为明智到做法是尽量控制战争，这就导致了1041年“神命休战”的颁布1 。这一运动就如该时期的所有道德改革一样，都与克吕尼复兴有关。

在任命克吕尼隐修院院长的那一年，几位主教联合发布教令，要求所有人在一周内保持从周四到周一共4天圣洁而不断的和平2 ，即这几天被认为是救世主受难、葬礼和复活的日子。违抗教令之人将会受到教会的严惩。

在整个西欧都处于战争和暴力之中时，该运动至少带来了时断时续的平和。不同教会以及教皇所颁布的教令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采纳了1041年教令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