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两个天下大权

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ryce）说：“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两个伟大理念，就是君权天下与神权天下。”在中世纪早期的有利条件下，一个理念建立了君权，而另一个理念产生了神权（详见第七、九章）。这两大权力的历史，其与欧洲统治者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加之相互争夺霸权的斗争，占据了中世纪的大部分历史时期。

而需要努力去理解的正是这些重要事件。

此前讲述的封建思想与原则将对理解本章的内容大有帮助，因为这两大势力之间的漫长斗争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封建观念与习俗的烙印。

174.关于教皇与皇帝关系的三大理论在西部君权复兴和神权崛起之后，对于“国王天下”（World-King）和“主教天下”（World-Priest）之间的神圣关系逐渐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理论。第一种理论认为教皇和皇帝分别受神的委派，前者掌管人的灵魂，后者掌管人的肉体。各自根据上帝授予的权力进行统治，一方不高于另一方，但应相互合作、互相帮助。世俗权力的特殊职责是维护世界秩序，成为教会的保护者。皇帝拥有武力的目的是执行教令并同所有异教徒及与和平团结的破坏者做斗争。因此，这个理论看起来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绝无仅有的完美组合，构成了一个以基督的双重性为象征的二元统治。

第二种理论为皇帝一方所持，认为皇帝在世俗事务中高于教皇。《圣经》和历史事件中的证据却不支持这种观点。因此，基督上缴贡金被用来引证世俗权力高于属灵权力；而且，他服从罗马法庭的管辖，也证明其认可民事权力的至高无上。再者，难道他没说：“恺撒的应当归给恺撒”吗？此外，丕平和查理大帝赠予罗马的土地造就了教皇，这就支持教皇实际上为皇帝封臣的观点。

第三种理论为教皇一方所持，认为双方注定的关系是，世俗权力从属于属灵的权力，即便在民事事务中也是如此。这种观点由《圣经》文本佐证：“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看透了他。”1 “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2 还有人认为基督给了圣彼得两把剑，说“足矣”，代表着他被同时赋予了世俗和属灵的权力。因为中世纪时，论据经常使用寓言故事和比喻手法，因此这一概念通常会通过比较的形式进一步解释如下：上帝在天上设定了两束光芒，太阳和月亮，因此他在人间也建立了两种权力，即属灵权力和世俗权力；因为月亮次于太阳而且接受太阳的光芒，所以皇帝应居于教皇之下，他的权力也来自于教皇。3 再次，这两种权力被比作灵魂和肉体；由于灵魂支配肉体，所以属灵权力注定统治并支配世俗权力。在反驳皇帝拥护者提出的丕平献土和查理大帝赠地的论据时，教皇的拥护者引用了《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并举了查理大帝是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的例子。

教皇与皇帝分而治之的理论是崇高灵魂的黄粱梦，忘记了人类终究是人。基督教世界几乎是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其成员分别是教皇和皇帝理论的支持者。10世纪后，教皇和皇帝之间斗争的记载成了中世纪史里最精彩、最增长知识的篇章，因为双方都努力去让这些难以调和的理论变成现实。41　I Cor.（《哥林多前书》） ii，15。

2　Jer.（《耶利米书》）i，10。

3　维护君权的但丁削弱了这个观点的力量，指出月亮常常遮住太阳，但太阳却永远遮不到月亮。

4　该主题的最佳描述，可参考Bry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布莱斯著）。

175.神权复兴

皇帝和教皇之间的大争斗始于11世纪。争斗的序幕是君权和神权的复兴和强化。当君权的观念在很多人的心里消失殆尽的时候，奥托大帝再次使其复兴。一个多世纪后，神权也得以复兴并强化。

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几乎整个11世纪的上半叶，神权坠入了道德的深渊。

这一可悲的状况主要源于对教皇选举的干预，选举名义上掌握在罗马的神职人员和人民的手中，但罗马城中敌对的封建派系可以随意选立或废黜教皇。因此经常导致丑闻缠身之人也可以通过暴力和贿赂坐上教皇的位子。1教皇的权力被从腐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从屈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应极大地归功于君权的介入。对罗马教廷道德的再生影响最大的皇帝要数亨利三世（1039—1056），他行使自己作为教会守护者和保护者的权力，为教廷提名了一系列拥有宗教头脑、富有此时源自于克吕尼隐修院（Monastery of Cluny）的改革精神的强人。2176.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及其神权的观念格里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是最杰出的改革派教皇，先前的俗名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更为人所知，是继查理大帝之后中世纪里最值得关注的人物。1049年，他从克吕尼隐修院来到罗马，成为了教皇的选荐人和顾问，最后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1073年至1085年间在位。

格里高利强烈反对君权高于神权的观点，甚至反对二者的平等与合作。“神权之于君权，就如太阳之于月亮，均传递着光芒与力量。然而，要是无法传递，也就毁掉了太阳，剥夺了君权。”3 总之，格里高利的观念是，所有基督教国家应该打造一个普世神权政体，以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皇为元首。

为了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格里高利一当选教皇就开始了两个重大改革：强制世俗神职独身和禁止买卖圣职。

1　为改善这一状况，罗马教廷成立了枢机团（Sacred College of Cardinals），在教皇尼古拉二世（Pope Nicholas II）的授意下，于 1059 年拉特兰会议（Lateran Synod）上创立。起初是由罗马及其周边教堂的主教、司铎和执事组成；后来，开始从更大的范围内选出成员。1585 年，枢机团的成员人数定在了 70 人，人员空缺由教皇决定填补。虽然起初低职罗马神职人员享有确认的特权，但现在枢机团拥有选举教皇的专有权力。这个选举委员会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但其创立未能立即让教皇选举遵章守纪，或免除世俗的干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权力并未得到广泛认可，还因为有些教皇任命了难以服众的人进入了枢机团，因而易受腐败的影响。

2　格里高利七世之前的改革派教皇有：克莱门特二世（Clement II，1046—1048）、利奥九世（Leo IX，1048—1054）、维克托二世（Victor II，1054—1057）、斯德望九世（Stephen IX，1057—1058）、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1058—1061）以及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061—1073）。

3　Alzog，Manual of Universal Church History （《普世教会史手册》，阿尔佐格著），vol.ii，p.490。

177.格里高利七世与神职人员独身当格里高利坐上教皇宝座时，神职人员的婚姻极为严重地威胁着教会。最初，对神职人员独身（celibacy）一事便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些坚持神职人员结婚的传统，而其他人则坚持不婚更为圣洁。11世纪，绝大部分低级神职人员都结婚。由此对教会造成的巨大伤害就是导致封建世袭被引入。神职人员开始把他们的职位和教会的土地作为采邑传给子女。教会的职位出现世袭，那么显而易见，教皇对神职人员的权威必定受损。

格里高利让所有的神职人员遵守独身誓言。通过将其从家庭依附中分离开来，并从家庭事务和责任中解脱出来，旨在让神职人员更加全心全意地奉献于自己的职位，并更加完全地信赖教会。独身的神职人员便可为神权建立坚实的基础，而这正是格里高利的目标。

这一改革政策遭到大多数神职人员的顽强抵抗，但最终还是得以实施——只是格里高利并未亲眼看到其成果；如此一来，独身就像对僧侣一样，对普通神职人员也有了约束力。毋庸置疑，这一改革措施在许多方面都提高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效率，也大大增强了教皇的影响与权威。

178.格里高利七世与买卖圣职

格里高利的第二项改革是纠正了圣职买卖（simony）行为，其终极目标就是将教会土地和职位从世俗领主和贵族手里解脱出来，使之完全掌控在罗马主教的手中。

教会买卖圣职1 的恶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当封建制度占据欧洲社会时，教会同个人与城镇一样具有封建关系。因此，作为修道院和教堂首领的院长和主教们为了寻求保护，成为了贵族或王公的封臣。一旦某个大主教承诺以其个人土地或不动产效忠，这些便成为了最高领主的永久封地，且归属于封建土地所有制（详见第144条）。当神职出现空缺之时，封君则认为自己有权填补人员，就像世俗封地充公的情况一样1 。这样一来，整个欧洲的世俗统治者几乎行使着所有教会大主教的提名和选举确认权。

1　simony（买卖圣职）指的是买卖教会的神职，这一罪名来源于Simon Magus（行邪术的西门）想通过给彼得金钱以购买受圣灵的力量。——Acts（《使徒行传》）viii，9-24。

当时这些世俗王公对教会职位和土地的授予就像对待自己的封地一样。如果提名任命和授予道院院长或辖区主教的职位，他们则要求从其职位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成。这严格遵照了封建制度的规定：封君有权要求其封臣为封地支付继承金。这一规则也适用于教堂的土地和职位后，自然而然滋生了罪恶与腐败。神职空额几乎都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因此，最不合适的人成为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些神职都授予了封君的亲信、食客、孩童以及那些最臭名昭著的恶人。

这就是教堂将其土地和职位适用于封建制度之后带来的混乱状态。维护教会团结和保护宗教本身都需要将其土地和职位的控制权从世俗统治者那里夺回来。

为了消除邪恶，格里高利于1078年和1080年两次颁布教令，禁止任何神职人员从世俗王公或封君那里接受主教或修道院长职务。任何一个敢于违反教令的人都会被开除教籍。

格里高利通过这一大胆的举措，意欲从封君和封建王公手中夺回教会职位和土地授予权，以及从这种关系中所获的巨额收益。当时在西方的主要国家，教会掌握了1/4的土地，所以这一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如果完全成功，教皇则成为这些广阔教会土地的封建主或最高领主，并最终极大地遏制和削弱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世俗统治者的权力。

179.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

格里高利施行其计划依靠的主要工具是教会的精神武器： 开除教籍（Excommunication）和停止教权（Interdict）。

第一个是针对个人。开除教籍之人与其他教职人员的关系被切断。如果被开除教籍的是国王，那么他的子民将不再受制于对他所发的效忠誓言。任何为开除教籍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的人均会受到教会的惩罚。活着，开除教籍的人如染瘟疫一般被世人躲避唾弃；死去，将被拒绝以正常仪式下葬。

停止教权则针对某个城市、行省或国家。在这一禁令下，整个教区的教堂都被关停；禁止敲钟、禁止主持婚礼、禁止举行葬礼。只可以主持受洗和涂油两大圣礼。

1　神职人员和修道士仍然保留了名义上的选举权，但通常选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典型案例详见第228条。

在现今怀疑论时代要去认识这些禁令在“信仰时代”的影响并非易事。桀骜不驯的违反者极少能够逃脱制裁，要么迅速低头忏悔，要么自食恶果、自取灭亡。

180.授圣职权之争；卡诺萨之辱（1077）强烈反对格里高利改革措施的正是德意志。候任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被教皇威胁开除教籍并废黜帝位，却于1076年在帝国召开宗教会议予以应对，甚至要求教皇退位。格里高利反过来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废黜皇帝并开除其教籍。教皇的教令如下：“因亨利皇帝之子亨利国王对罗马教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傲慢无礼，我以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收回通过你（圣彼得）授予其统治德意志和意大利王国的权力。我解除所有基督徒对其所宣和将宣之誓言；并且禁止任何人待其为国王。”1

1　Henderson，Selec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Middle Ages （《中世纪历史文献选读》，亨德森著），p.377。

这是一位教皇首次冒险罢黜一位国王，也是该教令值得关注之处1 ，此后这一先例经常被沿用。

亨利被罢黜鼓舞了其统治区域内不满臣民的反抗。他成了被天国诅咒的人，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他的权力几乎完全不在掌控之中，王国也即将土崩瓦解。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等他去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去拜见格里高利，谦恭地请求原谅，并恢复对教会的支持。

1077年，亨利前往位于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卡诺萨（Canossa），这是著名的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伯爵的城堡，格里高利当时正在那里，但拒绝见他。

时值隆冬，国王身穿麻衣，赤足立于满是积雪的城堡院落里，连续三天等在那里请求教皇接见，并准备跪于其足前接受宽恕。

这是道德意义上最令世人瞩目的事件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恺撒和查理大帝的继任者，沦落成为罗马教皇门前被拒绝的忏悔者。

第四天，格里高利同意接见国王，免除了开除其教籍的处罚。亨利这是“屈身去征服”，因为胜利是属于他的。他迫使不情愿的教皇赦免了他，从教会的责难中解脱，对亨利及其理想都意义深远。

现在，亨利可以为他所受的耻辱报仇了。他召集了一支军队突袭罗马。在罗伯特·圭斯卡德（Robert Guiscard，详见第162条）率领下的诺曼人前来保护教皇。在随后的战斗和混乱中，罗马几乎变为废墟。格里高利被迫到萨莱诺（Salerno）寻求避难，并于1085年客死他乡。他的遗言是：“我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客死他乡。”2

但争端并未就此停息。格里高利的继任者继承了他的遗志，亨利再次被开除教籍。在与教会势力作了长期斗争并遭到被煽动的儿子起兵反叛之后，他最终于1106年心力交瘁而死。在5年的时间里，他的遗体被拒绝安葬在神圣的土地上；但最后，教会的禁令被解除了，他带着应有的荣耀入土为安。

1　Lea，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教会史研究》，李著），p.363。

2　此言部分参引Psalms（《诗篇》），xlv：7，“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译者注181.沃尔姆斯宗教协定（1122）

亨利蒙羞虽然给自己带来了个人的胜利，但却给皇权的声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他的继任者还是继续同教皇争斗。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事件终于在1122年有了结果，就是著名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Concordat of Worms）。协定规定：经过自由教会选举产生的所有帝国主教和院长，都应由教皇授予象征属灵管辖权的戒指与权杖；而皇帝则是通过触摸其世俗权力象征的权杖行使其授职权。此次双方都承认，所有的属灵权力源于教会，而所有的世俗权力来自国家。这是一种妥协：“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但是无论看上去这一妥协是多么的平等，它都是一场神权的道德胜利。协议把教会从完全世俗化的极度危险中解救出来；因为如果世俗权力在纷争中取得胜利就会使教会成为“世俗地方官员手中操控的机构”1 ，成为封建帝国和君主制度的组成部分，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庙宇是城邦的组成部分一样。

教皇和皇帝的权力之争告一段落，而此时的欧洲人民开始一致对同一事务产生了惊人的高涨热情：十字军东征，或圣战。

神权在同君权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威望与力量，令教皇得以施加影响，组织并实施了十字军东征；而与此同时，又正是这一伟业反作用于神权，极大地帮助教皇实现格里高利欲把教皇的权力打造成西方基督教世界无上权力的理想。

1　Bowden，The Life and Pontificate of Gregory the Seventh （《格里高利七世的生平与教职》，鲍登著），vol.ii，p.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