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林徽因多了八个“弟弟”。她和这群“弟弟”的结识也颇具戏剧性。

从长沙前往昆明时，车行至湖南与贵州交界处的晃县，林徽因忽然得了肺炎，高烧不退，梁思成左边扶着虚弱的妻子，右边搀着岳母，还要照应着八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忙乱不堪，急需一个小旅馆安顿休整。但他们踏着泥泞走了几条街，也没能找到一个床位。好几班旅客滞留在这里，所有的旅馆都满员了。

林徽因烧到四十摄氏度，直打寒战，走到一间茶馆再也走不动了。但是茶馆老板嫌他们占了他的地方，又怕晦气，连打个地铺都不准，连连赶他们走。梁思成急得一个头两个大，小儿子又困又乏，已经倒在行李上睡着了。

正在梁思成如困兽一样团团转的时候，一阵优雅的小提琴声隐约飘入耳际。梁思成差点以为自己着急得幻听了，在这个偏僻之地，谁会演奏这么高雅的乐器呢？他侧耳细听，这次听清楚了，真的是小提琴的声音！这拉琴的定是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也许他会发发善心帮他们一把也说不定。

梁思成怀抱着最后的希望，冒雨寻着琴音，贸然敲开了传出琴声的旅馆的房门。优美的演奏戛然而止，梁思成惊讶地看着眼前一群穿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流露出疑问的神色。梁思成硬着头皮说明了来意。青年们出乎意料的热情，立刻给他们腾出一个房间。交谈之下，梁思成知道了他们二十来号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在往昆明撤退的途中被阻在晃县，已经好几天了。

等林徽因一家子在昆明安顿下来后，这些意外结识的古道热肠的飞行学员也成了朋友聚会的座上客。而且，作为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的林恒也奉命撤往昆明。这些年轻人在昆明都没什么亲戚，热心健谈的林徽因在他们看来就像姐姐一样。他们向她讲德国教官严酷的训练方式，倾诉他们对沦陷区的亲友的思念，分享在西南联大交到女友的快乐。

航校毕业的时间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了一张请柬。这些学生的家人都在沦陷区，第七期毕业的八名飞行员的家长没有一个在昆明，因此校方邀请两人做他们的名誉家长，参加“孩子们”的毕业典礼。

那一天，夫妇俩早早就到了学校。梁思成坐在主席台上致辞，然后颁发了毕业证书，毕业生们还驾着战机做了飞行表演。林徽因看着这一张张兴奋而又年轻的面孔，默默地祈祷着，祈求战争永远不要带走她的弟弟们，带走这些鲜活的热情的生命。

然而祈祷是没有用的，残酷的战争不会饶过善良的人们。从1940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成为这八名学员的“名誉家长”以来，噩耗就像商量好了似的接踵而至。参加完毕业典礼，作为“家长”的梁氏夫妇等来的不是捷报，而是接二连三的阵亡通知书。

那位在雨夜拉小提琴的男孩叫黄栋全，可以说是林徽因的救命恩人了。他是学员中牺牲较早的一位，阵亡在昆明的战斗中。黄栋全死得特别惨，被击落后，尸体都找不全，梁思成一块骨头一块肉地寻找拼凑尸体。他是名誉家长，学员一牺牲，阵亡通知书就寄到家里去了。一封一封的阵亡通知书压得梁家人喘不过气。他们还未来得及为上一个“孩子”多洒几滴眼泪，后面的死讯又劈了下来。他们的心碎了又碎，直到成为粉末。

除了心碎，更多的是愤怒、屈辱和焦虑。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根本就是懦弱无能的政府的陪葬品。当时国内的空军装备严重落后，远不能和日本侵略者相抗衡。空军作战使用的主要还是二十世纪的古董，一种帆布蒙皮，敞着驾驶舱的双翼战机，飞行员称这种飞机为“老道格拉斯”，又笨又慢，火力也很弱，和日军的战机性能天差地别。空战中高度是制胜点，日军战机能一下子拉高，“老道格拉斯”就只能一圈一圈往上爬。如果侥幸占了优势而一次俯冲射击不中的话，就很难再有攻击机会，只能等着挨打。可悲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些后勤部门的官员竟然发国难财，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得不到全部保证，飞机经常出现故障。

淞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空军能参战的飞机已经所剩无几，飞行员甚至只能驾驶由民用飞机改装的战机，许多年轻的飞行员还来不及还击，就献出了生命。据说那时候的空军学员由航校毕业到战死，通常寿命只有半年。

林徽因的九个飞行员弟弟中，最后一个牺牲的是林耀（林恒阵亡于1941年3月）。1944年的一个黄昏，第九封死亡通知书飞进了林家，林耀在衡阳保卫战中被敌机击落。由于中国军队仓促溃败，他的飞机和遗体都没能找到。一个那么明亮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就像从未存在过。林徽因在病榻上翻看着这些孩子的遗照和日记，度过了一个个被泪水浸透的漫漫长夜。

因为林徽因一家和这群飞行员特殊的情谊，每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梁思成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悼念所有认识和素不相识的抗日英魂。这三分钟是全家最肃穆的时刻。多年后，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数次写文章，专门回忆和悼念这几位飞行员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