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浓淡相宜才是最诱人的。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不如对光阴温柔以待，不挽留不痛惜，把自己练就成过往最动人的风景。如此，便是一番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偏于一隅的春城，终究没能逃过无处不在的战争。1938年9 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从那天开始，这个他们原本以为安全的世外桃源，也要**在战争的伤口中。

昆明五华山的山顶有一座铁塔，塔上挂一个灯笼，叫预防警报；挂上两个灯笼，叫空袭警报；要是挂上了三个，就是紧急警报了。预防警报一挂出来，马上就得跑。躲警报成了昆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最后，大家都对它习以为常了。

最最亲爱的慰梅、正清，我恨不能有一支庞大的秘书队伍，用她们打字机的猛烈敲击声去盖过刺耳的空袭警报，过去一周以来这已经成为每日袭来的交响乐。别担心，慰梅，凡事我们总要表现得尽量平静。每次空袭后，我们总会像专家一样略作评论：“这个炸弹很一般嘛。”之后我们通常会变得异常活跃，好像是要把刚刚浪费的时间夺回来。你大概能想象到过去一年我的生活的大体内容，日子完全变了模样。我的体重一直在减，作为补偿，我的脾气一直在长，生活无所不能。

日本战机的轰炸越发频繁，昆明的天空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为了保住性命，林徽因一家便只好疏散到昆明郊外各处。

当时，美国有好几所大学和博物馆聘请梁思成与林徽因到美国工作和治疗，梁思成婉言谢绝道：“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如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营造学社的几位骨干陆陆续续来到昆明，于是梁思成把大家组织起来，打算恢复工作，考察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就这样，营造学社西南小分队就组建起来了。1938年10月到11月，考察队调查了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西寺塔等五十多处古建筑，几乎涵盖了昆明的主要古建筑。

为了躲避空袭，梁家和营造学社搬到了昆明市东北十二千米处的龙泉镇龙头村附近的麦地村，借住在一间名为兴国庵的庵堂里。绘图桌与菩萨们共处一殿，只用麻布拉了一道帐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就安在大殿旁一间半泥土铺就的小屋里。由于屋内非常潮湿，他们只能把石灰撒在地上以吸潮气。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率领考察队对四川西康地区三十五个县的古建筑进行了野外勘察，发现古建筑、摩崖、崖墓、石刻、汉阙等多达七百三十余处。在这期间，梁思成又为西南联合大学设计了校舍。林徽因身体不好，便留在兴国庵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也完成了云南大学女生宿舍“映秋院”的设计。

战争把本就遥遥无期的归期推到了完全看不见的黑暗之中。总在庵堂住也不是办法，梁氏夫妇决定在龙头村北侧棕皮营靠近金汁河埂的一块空地为自己设计建造一座住房。

1940年春天，在滇南小镇，林徽因和丈夫亲手设计并建造完成了一间八十多平方米的住宅，分别是三间住房和一间厨房。这座小屋背靠高高的堤坝，上面是一排笔直的松树，南风习习地吹拂着，野花散发出清新的香气，一瞬间，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往昔宁静的生活。

为了建造这三间住房，梁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为了省钱，他们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甚至还得亲自运木料，做木工和泥瓦工。尽管如此，这个家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还好在此时，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寄来一张给林徽因治病的支票，才算付清了建房欠下的债务。

梁思成于1940年在昆明写给费氏夫妇的信中，显示了当时他们所处的窘境：

我们奇缺各种阅读和参考书籍。如果你们能间或从二手书店为我们挑选一些过期的畅销书，老金、端升、徽因、我，还有许多朋友都将无上地感激。我们迫切希望阅读一些从左向右排列的西文书籍，现在手边通通都是从上到下排列的中文古书。我发现，我在给你们写信索要图书时，徽因正在给慰梅写信索要一些旧衣服，看来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沦为乞丐了。

不仅仅是梁家陷入绝境，越来越多的难民拥入昆明，人口激增导致昆明的物价节节攀升，昔日生活富足的教授、学者们全都陷入赤贫。

为了糊口，一向清高的梁氏夫妇也不得不加入这场兼职大潮，给有钱人设计私人住宅，却往往得不到应得的报酬。他们也曾不情愿地出席权贵们的宴会，避不开的时候，林徽因必做声明：“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两人都不能烟。”

人生总要经历波澜才能遇见自我和生命的真相，就像周国平先生说的，灵魂是人的精神“自我”的栖居地，所寻求的是真挚的爱和坚实的信仰。这困苦的生活，是磨炼，是真理，亦是命运的拷问。于梁氏夫妇而言，于乱世中守住自己的清明，那就是欢喜，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