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来，我尽力调整回原定的日程。伊娃的清洁工作和寻父计划的取消让我省下了不少时间，我都用来练习空手道和合气道了，有一阵子没练了。

我的老师，一位五段高手，一个沉默寡言，特别是与黑带选手交流甚少的男人，突然把我拉到一边。当时我正在道场里打沙袋。

“有些事情让你很愤怒。”他说。他只说了这些。

他很了解我，我绝不是一个会屈从于情绪波动的人。他提醒了我，这么做很正确，因为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愤怒。

我有点生罗茜的气，因为她竟然拒绝了我的要求。但很快，我就开始生自己的气，我的社交技能的缺陷很显然让罗茜陷入了极大的窘境。

我试着给罗茜打了几次电话，但都转到了语音信箱。最终，我决定留言：“如果你罹患白血病，又无法找到匹配的骨髓移植来源，怎么办？你的生父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帮助你，成为合适的捐赠者。所以说，寻父计划的失败可能是致命的。只剩下11个候选人了。”

她没有回电话给我。

“这样的事情不稀奇。”在四周以来的第三次咖啡馆会面时，克劳迪娅如是说，“你和一个女人纠缠不清，关系进展不怎么顺利……”

就是这话。我，以自己的方式，和罗茜“纠缠不清”了。

“这不容易，”克劳迪娅说，“但所有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了她吧，你还会有新的机会。”

克劳迪娅的逻辑是建立在完善的理论架构和大量的专业经验上的，很明显要好过我不理智的感知。但我又仔细想了想，发现她的建议或者说是心理学本身是基于对普通人的研究结果，而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绝对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的。克劳迪娅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否有些不合适呢？

我决定采取一些折中的办法。我要继续寻妻计划。如果（也仅限于此）我还能有富余的时间，才会继续寻父计划，一个人做下去。如果我能够给罗茜一个解决方案，或许我们还能做朋友。

比安卡之灾让我重新调整了调查表，加入了更为严苛的指标。我加设了有关跳舞、球拍类运动和桥牌的问题，以筛除那些要求我掌握无用技能的候选人，同时还增加了数学、物理学和遗传学问题的难度。选项“（c）适量”只能在喝酒问题上被接受。我将答案整理好，直接去找吉恩，他很擅长对数据二次利用的科研实践。他可能会帮我找出符合标准的候选人。没错。

由于缺乏寻妻计划候选人，我开始全力思考为寻父计划拿到DNA样本的最佳途径。

在我为鹌鹑去骨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答案。候选人都是医生，他们可能会愿意为遗传学研究做出贡献。我只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就可以要到他们的DNA样本。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讲座让我想到了一个借口。

我拿出11人名单。其中的2个已经故去，还剩9个，7个正在海外，所以没有参加同学会。有两个人留有本地的电话号码，一位正是我所在大学医学研究所的所长。我首先给他打了电话。

“勒菲弗教授办公室。”一位女士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是遗传学系的蒂尔曼教授，我想邀请勒菲弗教授参加一个科研项目。”

“勒菲弗教授正在美国休假，两周后回来。”

“很好。这个项目是有关高成就群体孤独症遗传标记的携带情况的。我希望他能够填写一份问卷，同时提供一份DNA样本。”

两天后，我成功联系到全部九位健在的候选人，给他们发了问卷。这问卷是依照阿斯伯格综合征研究论文编写出来的，还有取样刮板。问卷其实无关紧要，只不过是让这项子虚乌有的研究看起来合理合法。在附带的说明中，我明确指

出自己是一位遗传学教授，来自一所极具声望的大学。同时，我还得设法找到两位故去医生的亲属。

我在网上找到了死于心脏病的格哈德·冯·戴恩博士的讣告。里面提到了他的女儿，那时她还在念医学院。我毫不费力地就联系上了布丽吉特·冯·戴恩博士，她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项目。小菜一碟。

杰弗里·凯斯要麻烦得多，他毕业一年后就去世了。我很早以前在同学会的网站上看到过他的一些基本信息：没有结婚，没有（为人所知的）孩子。

与此同时，DNA样本也陆陆续续地寄过来了。有两名医生，都是来自纽约的医生，拒绝参加这个项目。作为职业医生，他们为什么会拒绝参加一项如此重要的研究？他们有什么要隐瞒的吗？难道他们以为这是身处同一城市的私生女发来的要求？随后我想到，如果他们怀疑我的动机，完全可以寄一份朋友的样本过来。这么看，拒绝总比欺骗要好得多。

七个候选人——包括小冯·戴恩博士——寄回了样本，没有一个是罗茜的父亲或是姊妹。

“我来取勒菲弗教授的包裹。”我告诉接待员。他在市医院工作，我很希望能够躲开会面或是询问。我失败了。她拨通电话，报了我的名字。接着，勒菲弗教授出现了。他约莫54岁。在过去的13周里，我见了许多54岁的男男女女。他拿着一个大信封，里面应该装着注定要被扔进废纸篓的问卷，还有他的DNA样本。

他走过来，我想要拿过信封，但他伸出另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这场面有点尴尬，我们只是握了手，信封还在他手里原封不动。

“西蒙·勒菲弗。”他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完全是我没有想到的。为什么他会质疑我的动机？

“取你的DNA样本，”我赶忙答道，“还有问卷。有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十分重要。”我倍感压力，我的声音一定也透露出这一点了。

“肯定是这样。”西蒙笑了，“你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选了一个研究所所长当实验对象？”

“我们需要成就高的人。”

“这次查利又在打什么主意？”

“查利？”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叫查利的人。

“好吧，”他说，“蠢问题。你想让我参与多少？”

“不需要太多的参与。查利不在项目组里。我只需要你的DNA样本……还有问卷。”

西蒙又笑了起来：“这事我倒挺感兴趣的，就这么告诉查利吧。赶快把项目介绍发给我，还有道德委员会的同意书。所有的这些麻烦事。”

“那我就可以拿走样本了？”我问道，“样本容量的大小对数据分析至关重要。”

“把材料发给我就行了。”

西蒙·勒菲弗的要求合情合理。但遗憾的是，我无法提供这些材料，因为这个项目完全是杜撰的。完成一份出色的项目立项书至少要花上几百个小时。

我试图估算出西蒙·勒菲弗就是罗茜生父的可能性。目前还有四名候选人未经检测：勒菲弗、杰弗里·凯斯（已故），还有那两个纽约客——艾萨克·埃斯勒和所罗门·弗赖伯格。根据罗茜提供的信息，任何一个人都有25%的可能性是她的生父。但基于目前为止仍未找到匹配样本的事实，我也得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其中的两个样本并非来自本人，而是来自直系亲属。很有可能其中的一个甚至两个都像罗茜一样，是婚外乱性的产物。吉恩曾经说过，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比人们预想的要高得多。当然，也有可能会有一个甚至多个候选人故意寄回假的样本。

我也不能排除罗茜的妈妈根本没有说真话。我想了很久，因为我一直以来的假设都是人们是诚实的。也有可能罗茜的妈妈

希望罗茜能够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和她一样，而不是一个不大体面的人。权衡之下，我预计西蒙·勒菲弗就是罗茜生父的可能性为16%。要为阿斯伯格综合征研究项目伪造材料，我可能得做大量的且很可能不会为寻父计划带来任何成果的工作。

我仍然选择继续。这种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作理性。

在忙碌中，我接到了一位律师的电话，通知我达夫妮去世了。尽管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她也算故去有一段时间了，但我竟意外感受到了一丝孤独。我们的友谊很简单，但现在，一切都复杂起来了。

律师给我打电话，是因为达夫妮在遗嘱中把“一笔小钱”（律师语）留给了我。一万美元。她还给我留了一封早在搬去疗养院前就写好的信。信是手写的，用了一张印着花纹的信纸。

亲爱的唐：

谢谢你让我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过得如此充实有趣。爱德华搬到疗养院之后，我就觉得自己也时日无多了。但我有了你。你教了我很多新知识，我们的谈话也总是那么有意思，我想你一定不知道你的陪伴和支持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我曾经告诉过你，你一定会是个好丈夫的。我怕你忘了，所以要再次提醒你。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花心思去找，你一定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个人。所以，千万别放弃，唐。

我知道你不需要我的钱，或许我的孩子更需要，但我还是想给你留下一点。如果你愿意拿这笔钱做点疯狂的事情，我会很高兴的。

永远爱你。

你的朋友

达夫妮·斯伯温

我只花了不到10秒钟就想出了一个疯狂的点子：实际上，我只给了自己那么点时间，以防这个决定陷入任何逻辑思考的流程。

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研究项目很有趣，但也很耗时。立项书的成品相当不错，若是想拿它申请一笔科研基金，我自信一定能通过业内评审。万事俱备，只差同意书。我给勒菲弗的私人助理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忘记寄送文件了，但现在可以亲自送过去。骗人这种事情，我似乎越做越顺了。

我来到接待处，召唤勒菲弗的仪式再次上演，只是这次他手里没有拿信封。我想把文件给他，他却又要跟我握手，上一次的阴差阳错倒是一点没变。勒菲弗似乎觉得乐在其中，我却有些紧张。在这一切之后，我想拿到DNA样本。

“向您致敬，”我跟他打招呼，“您要的文件。您要的全部都在这儿了。我现在需要您的DNA样本，还有问卷。”

勒菲弗又笑了，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我看起来很奇怪吗？我的T恤衫隔天一换，今天这件上面印着元素周期表，这是我毕业第二年收到的生日礼物。我的裤子结实又百搭，走路穿，上课穿，做研究穿，干体力活儿穿也没有问题。还有高品质的跑鞋。唯一的问题可能是我裤脚露出的袜子，有些许颜色的差异，在灯光昏暗的环境里，穿错了也很正常。但西蒙·勒菲弗似乎觉得每件事情都特别有意思。

“漂亮。”他说。然后，他重复了我刚刚说过的话，似乎还在模仿我的语调：“全部都在这儿了。”接着，他又用正常的语调说：“告诉查利，我一定会好好看立项书的。”

又是查利！太无稽了。

“DNA，”我的语气有点激烈，“我得要你的样本。”

勒菲弗的笑声再次爆发了出来，好像我说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笑的笑话。他甚至笑出了眼泪，货真价实的眼泪。

“你让我今天过得太开心了。”

他从接待台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巾，抹了把脸，擤了擤鼻涕，随手把纸巾丢进垃圾桶，拿着我的立项书走开了。

我走向垃圾桶，捡回纸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