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水之战，李定国大获全胜，凯旋而归，诸臣郊迎。入朝庆贺之后，百官又轮番前往晋王府启贺。

不久，刘文秀擒张虎于水西械送省城，李定国发往碧鸡坊下斩首示众。

未几，冯双礼率部自贵阳来归，李定国主持盛大欢迎仪式，并请永历帝封冯双礼为庆阳王、马进忠为汉阳王、马惟兴为叙国公、贺九仪为广国公。

孙可望势力迅速崩溃，使得李定国一时间有些忘乎所以。突然之间便荣登南眀王朝实际上的“一把手”高位，使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了极大改变。固执偏激、唯我独尊，一切独裁者所具有的鲜明特点，很快便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对本可以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保山，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关有才、张明志三人逼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

四月，已成李国定心腹大患的王、关、张反于保山。这三人就像扎进李定国肉里的三颗刺，让他难得安宁。

这一仗打得倒是顺利，李定国军纪律极严、鸡犬不惊，师至保山遣使招之。王自奇派关有才出征，“定国阵前擒之”，王自奇败走腾冲（笔者注：时名腾越），半道上见山穷水尽干脆自己抹了脖子。张明志见势不好，赶紧向李定国请降受抚。

立足略稳的李定囯，又匪夷所思地搞起了“关门主义”。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治待遇、物资供给、武器装备，秦兵皆低人一等。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泾渭分明！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为人“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文秀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三囯演义》耳熟能详的李定囯，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想想也是啊，那么多兵马前堵后追，四面包抄，怎么可能就只让孙可望20骑逃掉了呢？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坚定地站在李定国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囯担心永历帝一旦离开云南，极有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坚决表示反对。争来闹去，李定国一气之下，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便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忧心忡忡。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囯，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部“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毘明待岗外加“整风学习”。

内心极度苦闷的刘文秀，把自己宅在家中，再也不问世事。“哀莫大于心死”，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了。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清师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李来亨、郝摇旗等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胜。……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五日后，刘文秀逝于昆明。

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颇弛武备，明官金简上疏谏言：“今内患虽除，外忧方大，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寝积薪之上，一旦疆场不虞，何以善后耶？王爷老于兵事，何泄泄若此？”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听了言官的批评，李定国不但未能及时警醒，反而认为金简有意抹黑自己的政绩，当着永历皇帝的面，竟以“恶意诽谤罪”，痛打言官的板子。

1658年（永历十二年）1月，昆明还是一派太平景象。元宵佳节，满城举办灯火晚会，燃放鞭炮。可是到了3月，形势就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了。

清廷派遣信郡王多尼统率吴三桂、洛托、卓布泰三路兵马，窥取云南。孙可望急欲抓住难得的机会竭力表现。他不仅将南明各地形势，军事机密奉上，还派出熟谙贵州、云南地利者19人，分拨各路作为攻滇向导。

在此之前，当得知清军进入贵州后，冯双礼领兵援黔。李定国正欲进兵，偏有一个名叫贾自明的活神仙横空出世，自言精通天文地理和阴阳谶纬之术，还能制木牛流马、火攻器具及驱遣风雷。

永历帝对此人深信不疑，封他为“雷击将军”，令广伐大木，运送到昆明，供活神仙赶制大批遮牌、挡木等战守器具。百姓苦于夫役，怨声载道。后来李定国侦悉原来这贾自明竟然是洪承畴派来破坏明军备战的奸细，怒不可遏，喝令靳统武杀之。

7月，明廷以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加黄钺，积极部署迎敌。李定国派信使前往川北大巴山，书告李来亨、郝摇旗等十三家兵马，从川东围攻重庆，以牵制湘、楚。遣冯双礼、祁三升扼盘江东岸，距贵阳数十里的鸡公背，防御清军中路，经营贵州。令李承爵守普安之黄草坝，拒清军左路。另遣白文选拒右路，率兵四万出七星关，抵遵义东面十里外的孙家坝，佯攻遵义，以牵制遵义城中的吴三桂之师。再以大批粮食资助苗族土司罗大顺，换得罗亲率兵马，协助刘正国守镇宁。

8月，李定国率师东进，前去迎敌。大军离开昆明后，瓢泼大雨，下个不停，一天顶多只能前进二三十里，官兵怨声载道、士气大挫。好不容易到了关岭，在一座后人用于祭祠前汉时期战死在此地的一位将军庙门前，李定国招集文官武将，置酒发誓：“定国奉命兴师，不以身殉社稷，佐中兴者，神当截其头！诸公皆受国恩，可否于神前表明自己对皇上和朝廷忠赤？”

于是将领官史，皆双手高举酒碗，跪告于神前，齐声大呼：“某等有不与晋王殿下勠力同心，报君父之恩者，神明殛之！”既盟，饮酒还营。

11月，清军分三路西犯，中路多尼败罗大顺于水西，以主力直趋镇宁。刘正国战死，镇宁陷。

吴三桂率北路清军兵发遵义，进抵鸡公背。冯双礼、祁三升接战失利，三升走毕节卫，再败于响水河，奔白文选军。冯双礼败于松岭卫，北走保山。

12月，清兵陷曲靖。所向披靡的吴三桂在七星关前被白文选所阻，血战一日，也不得前进一步。七星关极险峻，两山壁立，水势汹涌，江上有天生桥。吴三桂在遵义时，便已细询土人，对七星关地形了然于胸，并掌握了绕过此关的捷径。

12月2日，吴三桂宿于水西一苗寨中，并不通知部下次日当向何处进兵第二天一早，吴三桂忽命大军扼七星关大路，于天生桥分两彪兵马，直抄乌撒后方。

清军达克萨哈、张勇一彪追祁三升部，而另一彪科尔昆、马尔赛部，也取道罗平，径达七星关。白文选腹背受敌，急忙弃关向可渡桥奔去。与派驻此地守桥的马宝立即将桥焚毁，急走沾益，吴三桂遂夺七星关与乌撒。

南路清军卓布泰进逼凉水井，李承爵败死。李定国闻左路告急，率部越石关、扎营于遮炎河。卓布泰到达渡口后，李定国派总兵王德祖扼之，将沿江船只一概凿沉，不让清军渡江。

恰在此时，泗城土司岑继禄降清，献计从下游十里捞取所沉之船，乘夜潜师过河，直向前些时候永历帝行宫所在之处安龙杀来。李定国派驻安龙的总兵张祺据城死战。李定国闻报，又急遣副将张成均、参将吴子圣飞兵救援。可惜途中遭伏，结果张成均战死，吴子圣败走。

至此，明军全线遭败。三路清军攻入滇境。

李定国率主力扼清军前锋于遮炎河右岸，初战告捷，却逢卓布泰率清军主力赶到，双方立即展开一场决战。枪炮弓矢齐发，终日难决。忽然大风北来，山火乍起，山茅野草烟焰燎天，清军乘风驰射，李定国部渐感不敌。

正在此时，只听一人飞马于阵前喊叫，向明军招降。原来此人正是替清军做向导的孙可望帐前带刀侍卫头目康国臣，与李定国帐下不少将领认识。李定国军中孙可望旧将很多，经他这么一嚷嚷，果然有人阵前反戈。

军心既散，全线俱溃。李定国手下将领叛走十多名，战死三十多名，连李定国的家眷也被卓布泰掠去挟为人质，欲迫使李定国投降。遭拒后，将其全部斩杀于阵前。李定国下令全军后撤，随他断后的两位总兵李春铭、陈玺，副将李远成，尽皆战死。是役，李定国部兵民死难者不下二三十万人，多年精锐，毁于一旦。

三路清军成功在曲靖会师，紧跟着便向昆明杀来。明军全线遭败，昆明危如累卵。9日，李定国派人日夜兼程赶到昆明，夜半宫门报急，吓得永历皇帝彻夜未能安寝。

天亮后，城内一片哗嘈之声，得知明军战败，清军很快就要进入昆明的商贩纷纷罢市。担任御前侍卫的邓凯率禁军上街，砍了几颗人头，才把秩序稳定下来。

到了午时，李定国所派的又一使者飞骑入城，报警如前，催促皇上快走，以避清兵刀锋。文武百官全涌到朝堂上，议论纷纷。

逃是肯定的，可往哪里逃，却一时难以做出决断。12月13日，李定国回到昆明，军民人心稍定。此时朝中战守之议，相持未下。

李定国对朝官说：“我自立国以来，遇难则徙，故虽危急频仍，仍犹延至今日。若是一味死守，极有可能一跌不复、悔不可追，不如暂且移跸，为上上之策。”

曾任四川巡按的左都御史（兼掌抚云南）钱邦芑提议先奔四川的西昌、乐山，依靠那里丰足的粮草，暂时养锐。如果清军势猛，可以乘船直下重庆，与李自成余部李来亨、郝摇旗的夔东十三家会师，凭借蜀地，可直捣荆襄。

李定国授意自己的主要幕僚金维新出面，极言入蜀不利。

时文臣武将，滇人居多，金也系滇人，皆思保妻小家宅，也群起反对去四川发展。

而有能量影响永历帝的马吉翔与勋臣沐天波等，则坚决主张退守滇西，因为退守滇西有退路，事急可以轻易逃入缅甸。

马吉翔与其弟马雄飞、女婿杨在皆打自己的小算盘。让他们心怀忐忑的是，怕入蜀后控制不了永历帝，会遭到清算。故而他们的真实想法是，清军追击不紧，可在滇西落脚；万一事急，则可就近逃入缅甸避难。

对移跸滇西，黔国公沐天波也表示支持，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有威望和能力掌控滇西各地的土司武装。

李定国则主张往南入交趾（笔者注：交趾、安南皆为越南的古称）。他说：“保山太小，哪里承受得起数十万军民这副重担？不如入湖南之峒。乌车里、里角蛮彼此不服统摄，我今临之，必无所拒。安跸峒内后，诸将设御于峒口。胜则六诏复为我有，败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郑成功合师进讨。”

争议未决，警报迭至。监沅、广南、河西俱陷，沾益已被清军前锋马成所屠，进逼宜良、嵩明、通海、昆阳一带，各地难民扶父母，携妻子奔赴昆明，省城哭声震天，道为之堵。

沐天波仍力争前往滇西，李定国见势无可挽，气愤地对沐天波说：“但愿今后不要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意见。”

撤出昆明之际，李定国出示晓谕百姓，云：“本王在滇多年，与人民情如父子。今国事颠危，尔等宜乘本王未行之前，各速远遁，毋自误也！”

屈大均《安龙逸史》载：“时已征贮秋粮，李定国通知大小营镇不得焚毁，恐清军来后索食不得，重累百姓也。”

李定国妇人之仁，没能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如此一来，清军如虎添翼，日后再无缺粮之虞。

徐鼒《小缅纪年》载：“十五日发滇都，百官扈从，男妇马步数十万人，日不过三十里。国势既摇，人心思变，兵士乏食，取之民间，庶僚贫病，离次不前，沿途逃散，极为狼狈。”

大难来时各自飞。出昆明后，随驾官员闻知永历皇帝这是带着大家往蛮荒绝地逃跑，不少朝臣大感失望，连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官员皆中途不辞而别，另寻生路去也。

身处天崩地裂的历史大背景，面对国破家亡的人生大变故，在永历皇帝离开昆明逃往滇西之际，南明之士大夫叛降如云，比比皆是。士林之耻，莫此为甚！

屈大均在《安龙逸史》中道：“其未扈从者，如东阁大学士雷跃龙、吏部尚书张佐宸、户部尚书龚彝、兵部尚书孙顺、刑部尚书尹三聘、左都御史钱邦芑等皆辅弼大臣，或扶病投清，或潜踪苟活，或祝发沽名。”

年老体衰的钱邦芑，于逃亡路上君臣相失，从此换上僧袍，终老于鸡足山禅寺。

李定国调动军队，各赴指定位置阻滞清军，然后亲率重兵殿后，并收抚难民同行。

“烈士”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反对李定国屈从沐天波意见随驾西行，率兵数百埋伏于路边一座寺庙中，打算劫持李定国北行入川，到西昌、乐山一带抗清。

李定国事前得到密报，届时亲率精兵严队而行。艾承业一看李定国已有准备，不敢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只得放弃行动。

冯双礼主动要求留下守昆明，对李定国说：“公辅帝西行，图谋再举，为其难者；某愿死守滇都，与之共存亡！”李定国与冯双礼涕泣而别。未几，清兵陷昆明，冯双礼被擒，不久降清。

1659年（永历十三年）1月，永历帝离开昆明后，向西一路狂奔，终于逃到了滇西保山，身边官员已经不多了。李定国忙于组织磨盘山战役，未能随驾。分手时，他派已获封平阳侯的靳统武，前去担任圣驾护卫官。

担任永历皇帝老师的翰林刘茞与吏部给事胡显、随驾总兵邓凯等人力主坚守保山，反对逃往缅甸，与坚持逃缅的马吉翔和大太监李国泰等争论不下。

跟随永历帝逃往缅甸的文臣刘茞与武将邓凯，历尽千难万险，于九死一生后终于活了下来。刘茞后来撰写的《狩缅纪事》与邓凯撰写的《求野录》，均成为后人研究南明史的第一手资料。

永历帝在这里刚刚下了一道“罪己诏”，守卫玉龙关的白文选兵败消息传来，清兵再度迫近。永历帝只能率众又逃，于15日放弃保山，慌不迭地向着腾冲逃去。21日出腾冲继续西行，25日逃到盏达，第二天抵达布岭。布岭距离中缅边境，已是咫尺之遥了。

1659年（顺治十六年）1月3日，清军多尼、吴三桂、卓布泰三路兵马，会师昆明。2月2日，吴三桂自罗次出师；多尼驻省城统揽全局，平郡王多罗贝勒尚善代领其部出征；卓布泰部自昆明出。三路进兵，9日陷镇南州。李定国部总兵陈济国战死普朋，李定国布下的各路阻击之师，均遭失利。

白文选原奉李定国之命断后，力战不支，被迫率张光翠、陈盛、潘正龙、秦斗金、张斗麟、吕三贵西走。距玉龙关20里，被清军追上，战败，“失总兵吕三贵及巩昌王（白文选）金印一，孔雀尾伞、绿销金龙扇各一，象三，马一百四十匹”。

白文选由保山东北沙木河走右甸，再由耿马、孟定进入木邦。偃师侯郑文雄率骁将劲卒逆战阻敌，千人战死，无一幸存。郑文雄重伤死，妻妾俱自刎。

争相请求为白文选断后的参将张光翠、陈盛皆败，战死。

吴三桂一路清军追至澜沧江，李定国命人烧断铁销桥。吴三桂督诸军编筏以渡，2月18日陷保山，21日编筏渡怒江。

南明军撤出保山时，原大西军老弱死难者甚多。

王自贤之父王应龙，自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国时便出任工部尚书。张献忠死后，在遵义与大儿子王自贤分别，随四王爷入云南，无论是大兴朝还是永历朝，一如既往出掌工部。永历帝西奔，应龙年事已高，扈从不及，偕小儿子自平追至保山，清人温睿临《南疆逸史》载：“而行在又复西去。应龙老不能驰驱，自缢死。其子曰：‘父殉国，子可不殉父乎！’亦自缢死”。

2月21日，吴三桂一路清军渡过怒江，逼近腾冲。横亘在吴三桂眼前的，是明朝西南边境的高黎贡山，山高路险，径隘箐深，屈曲仅容单骑。

李定国估计清军屡胜之后必然骄兵轻进，决定在怒江以西20里的高黎贡山一脉磨盘山中沿羊肠小道，在两旁密不透风的草木丛中设下埋伏。以泰安伯窦名望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武靖侯王国玺为三伏，埋地雷于谷中，并向诸将交待：“敌尽入，号响，初伏乃发；燃地雷为号，二、三伏乃发。首尾击之，敌尽矣。”

埋伏的军队携带预先制作的干粮，以免造饭冒出炊烟被清军察觉。这一厢部署已定，另一厢吴三桂果然以为明军已经望风逃窜，逍遥自在地进入了伏击区。

就在这一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一个细节改变了历史。

跟随永历帝从昆明撤出，过怒江后即寻机会开了小差的光禄寺少卿卢桂生，在荒山野岭中迷失了方向。

滇西2月，正逢倒春寒，夜里起了桐油凝，满山遍野的树枝上挂满了冰凌。

卢桂生又饥又饿，这一天拂晓时分恰巧流落到了此地。先是发现了埋伏在草丛林间的明军，上前索要吃食遭拒，随后又被担任尖兵的清军小队发现。

已经无力逃跑的卢桂生跌跌撞撞地向着清军迎头奔去，口中大叫：“我是明朝高官，给我一口吃的，我要投降清军！快带我去见你们的主帅！”

这话不假，卢桂生的确算得上大明朝的一位高官，光禄寺少卿。

清兵马上把卢桂生带到吴三桂跟前。

卢桂生当即向吴三桂泄露了李定国的伏兵之计，指出清兵已误入埋伏圈。

三桂闻听大惊失色，急传令前军停止前进部队速撤，并令骑兵舍骑步行，搜索伏兵。同时，命炮兵对准沟莽树丛中发炮，弓箭手用箭矢猛射。一时之间，两旁丛莽中“矢炮雨下”。伏兵不得号令，不敢出战，听凭枪炮与箭矢袭击，纷纷倒毙在林沟之中。

这时天色欲亮未亮，隐蔽在第一道埋伏线的窦民望知道埋伏已被识破，不得已发炮出战。紧跟着第二伏、第三伏的明兵也争相发炮，冲出救援。

于是，双方在山上接战，短刀肉搏，血肉横飞，霎时尸如堵墙。

窦民望此人每临战阵必饮酒数升，然后除去头上兜鍪，光着脑袋冲阵。

在战斗开始前，窦将军对人说：“我姓窦，而山名‘磨盘’。天下有豆（窦）入磨而不被磨碎磨烂的吗？磨盘山乃我死地也！”言毕，将军挥刀奋击，拼死血战，手刃百余人。忽然一弹飞来，从将军胁下穿过，血流如注，他仍然挥刀死战。因流血过多，实在支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

李定国坐镇山阜之上，见发起攻击的时间未到，号炮却已不断响起，且次序明显不对。很快又见前军溃败，十分惊异。还没等弄清情况，一发炮弹落在他面前，爆炸激起的尘土飞溅他一头一脸。

由于卢桂生投降告密，打乱了李定国的部署，他也无法指挥各部作战。

明军伏兵被迫出阵，人自为战。

李定国悲愤已极，知道情况有异，痛呼：“天不佑我！”但仍据险督战，随即派后军增援，激战从天色麻麻亮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血战整日，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山上山下，到处都布满了尸体，终于将吴三桂统率的清军击溃。

可就在这时，征南将军卓布泰部、信郡王多尼部陆续赶到，立即投入战斗。吴三桂如虎添翼，越战越勇。而明军已无预备队可派，全军损失殆尽，孤立无援，力不能支。

李定国乃令右将军吴三省断后并收集溃散之兵，自己于当天夜里率残部撤退，去追寻永历帝。

卢桂生于火线上叛变告密，使李定国部署的磨盘山战役未能取得预定效果，反而遭至大败。卢也因在关键时刻有“功”，被清廷赏给云南临元兵备道之职。

磨盘山一役酷烈空前，明军伤亡惨重。高级将领窦民望、王国玺等战死，6000伏兵全军覆没。

清军方面的损失也相当惨重，吴三桂部属自都统以下，固山额真沙里布、祖泽润等18名将官及辅国公干图、扎喀纳等战死，凡已上山的清军无一生还，损失精锐愈万。一次并不成功的伏击战，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底清廷因损兵折将，大为恼怒。

1660年（顺治十七年）6月，经诸王、大臣会议决定惩罚磨盘山战役的统兵将领：

信郡王多尼罚银5000两。

多罗平郡王罗可铎罚银4000两。

多罗贝勒杜兰罚银2000两。

所罚银两，一部分给被诬“战败”，而受100鞭之罚的前锋护军等人，其余交户部收存。

征南将军卓布泰罪行更重，他以庇护其侄穆成格，反诬别的将领战败、两军对阵而不在阵前决战等罪判成死刑。

后，世祖予以赦免，革去卓布泰一切职务，令其待罪军前。

穆成格则处以“革参领职、鞭一百、籍没家产”。

实际上，清兵陷入埋伏，损失重大，吴三桂负有主要责任。在审理此案中，没给三桂任何处分。显见从廷臣到世祖都对三桂给予了特殊保护，没有触及他的丝毫利益。

李定国在兵力已如强弩之末时，仍然能够组织和指挥这样一场勇猛的阻击战，证明他不愧是明清之际最为顶尖的军事家。

时人有诗赞曰道：

凛凛孤忠志独坚， 手持一木欲撑天。 磨盘战地人犹识， 磷火常用日色鲜。

吴三桂追击永历帝，在进抵保山、腾冲、南甸土司一带之后，由于粮草难于接应，加上鉴于磨盘山教训，不敢穷追。

2月29日，吴三桂与诸将帅自云南西部中缅边界胜利班师。

3月4日，吴三桂与各将帅及其所部回到昆明，这次为时一年的军事行动，以南明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就在永历帝驻跸于中缅边境线上的布岭之际，马吉翔又酝成了一场大祸。

马吉翔以为只要进入缅甸国境，就可以保住身家财产的安全，于是同他的弟弟马雄飞、女婿杨在秘密商议，为了让皇上尽早跨过国境线，必须将反对入缅的朝官从皇上身边驱离，最好的办法就是授意与马吉翔私交甚笃的孙崇雅，制造一个清军已经追上来的假象，以此恐吓皇上连夜过关。

马吉翔对雄飞和杨在说：“等至夜半昏黑，便将皇上身边的官员洗劫一空。圣驾受惊，东奔西窜，流离万状，必然入缅矣。”

三人议定后即往告知孙崇雅。孙崇雅是李定国派出的护驾统领靳统武的部将，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朝中实权派马吉翔的怂恿，乘机发一笔国难财，何乐而不为？于是这天深夜，在夜色笼罩之下，孙崇雅明火执仗地纵兵大肆掳掠朝官。随扈永历帝的大小官员，不是被杀，就是被抢。众官在流离颠簸当中，又遭原本是前来保护自己的官兵抢劫，一个个苦不堪言，不少人索性趁乱作鸟兽散。

永历帝也未能幸免，乱兵竟然将他这当今天子脚上穿的软靴扒去，让他光着脚没法走路。直到靳统武、梁杰带着天威营官兵赶到，才将叛乱之兵驱散，然后伐竹扎成滑杆，抬着皇上，连夜逃到铜铁关。

黔国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关缅兵。由于历史的原因，替大明帝国镇守云南的沐国公，是缅甸当局熟知并尊崇的宗主国大明王朝的钦定代表人物。所以守关缅兵得知沭国公驾到，赶紧开关，以礼相待。可是，当他们得知随永历帝避难缅甸的文武有近两千人马时，马上就变脸了，要求“必尽释甲仗，始许入关”。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永历帝被迫同意缅方要求。刘茞当时就在永历帝身边，后来，他在《狩缅纪事》中写道：“一时卫士、中官尽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积关前，皆赤手随驾去。”

邓凯从广西时便是永历行宫的护驾总兵，听从皇上招呼，放下了武器。可靳统武、梁杰等将领宁扔皇帝，也不愿扔武器，在边境线上丢下永历帝，掉头去寻上司李定国。

当李定国接到靳统武的报告，说缅甸当局禁止南明军队入境，永历帝下令随行人员自动解除武装后，“虑缅情叵测”，派高允臣赶去，企图追回永历帝和随行人员。

不料，高允臣一入缅境，即遭缅方杀害。从史料分析，李定国同白文选等一再出兵缅甸，想把永历帝迎接回来，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缅甸根本未征得李定国、白文选等最高将领的同意。

朱由榔、沐天波和其他朝廷随行人员进入缅甸以后，29日到蛮莫，当地缅甸土官思线前来迎接，永历帝赐给金牌、缎帛等厚礼。

当时，黔国公沐天波、华亭侯王唯华、东宫典玺太监李崇实三人头脑还比较清醒，他们认为把朝廷命运完全置于缅甸人保护之下，万一缅甸当局态度发生变化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因此，经过商议后共同提出建议：“此地属缅边，尚未深入。我等若将文武将士一半随圣驾入缅，以一半导太子入茶山调度各营，即皇上在缅地亦有外援可恃。不然，深入夷穴，内外音讯不通，容易陷入绝境。”

永历帝觉得这个建议有道理，可以考虑。可是，中宫王氏却舍不得爱子朱慈煊远离身边，坚持不允。

朱由榔唯恐清军跟踪而来，自身难保，离开蛮莫时即谕土官思线砍倒树木，阻塞道路。思线既得此谕，就在车驾启行后，对关内外山箐搜括三天，碰上仓皇追驾的明朝官员一律加以拘捕，抄没随身财物，身强力壮者杀害于关前沟下，老弱者散给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销尸灭迹。

30日，圣驾行至八莫。2月2日，缅甸国王派了四艘客船来迎接。由于船只狭小，永历帝挑选随从官员646人，扈从三宫由水道南下，其中有的官员还是自己出资雇买民船随行；剩下的900多人，由总兵潘世荣保护，岷王世子等骑马走陆路。

永历帝逃入缅甸时，李定国还在组织磨盘山战役，清军不可能直接威胁到小朝廷的安全。然而，2月4日马吉翔、李国泰拥簇着永历帝登上缅甸客船，不仅随从文武官还有不少人船只没有着落，连太后和东宫都没人理会。

永历帝坐船开行后，太后大怒，斥道：“连皇上的亲娘也不顾，尔等欲陷皇上于不孝吗！”

朱由榔等才停泊了两天，到六日水路人员草草准备就绪，陆续开船南下。一路上，由缅甸寨民供应物品。18日，船抵距离当时的缅甸首都曼德勒（笔者注：时名阿瓦）不远的井梗。

当晚，缅甸政府遣使来报，说南明几路散军，正在向缅甸方向移动，请求永历帝发敕令，阻止他们的逼近。众臣立即聚集于“御舟”召开紧急会议，大家皆怕行程中遇劫丧命，谁也不愿意携带敕令往回走，相互推诿。只有总兵邓凯和小官任国玺自告奋勇。

马吉翔惟恐二人回去见了李定国后说他“坏话”，暗中对缅人翻译讲：“这两人无家口，如果离开皇帝，肯定会远走高飞！要阻止二人出缅。”

不久，又报南明军诸营已经散去，遣使发敕之事，就再也无人提及。

24日，缅甸国王莽达喇请永历帝派两位大臣过河议事。朱由榔派马吉翔之弟、中府都督马雄飞和御史邹昌琦前往“宣谕南幸之意”。

尽管永历朝廷仍以宗主国自居，事实上却是逃难而来，这点缅甸君臣自然非常清楚。为了避免礼节上难以处理，缅甸国王拒绝接见使者，只派汉人翻译居间传达信息。

翻译拿出明神宗时颁给缅甸的敕书，同马雄飞、邹昌琦带来的永历敕书相核对，发现所盖玉玺大小稍有出入，因此对永历朝廷的正统地位产生怀疑。幸亏沐天波携有历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是明代同西南沿边土司和接壤国家往来文书中经常使用之物，缅甸当局对比之后才解除了疑惑，允许永历帝和他的随行人员，暂时居留境内。

这件不大的事情，却说明了一个很严重的现实问题：大明帝国皇帝的面子，眼下已经当不了一个替朝廷世守边关的国公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