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文选等人紧急商议后，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贵州乃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只能返回云南大后方。

李定国遵从大家的意见，数日后，偕永历皇帝向云南昆眀进发。

2月11日，大军到达云南曲靖，李定国请皇帝暂时在此驻跸，自己先率一支军队，赶往昆明探路踩点。

此时的昆明城内驻有抚南王刘文秀和固原侯王尚礼。由于孙可望把大多数军队都调到贵州、湖南去了，昆明及其附近的驻军并不多。大将王自奇驻军楚雄，大将贺九仪与总兵张虎驻军武定，满打满算不足三万人。得知李定国率领大军护送永历皇帝正疾疾向昆明而来，王自奇与贺九仪提前赶到昆明，与王尚礼一起商量应对办法。

昆明城里除刘文秀外，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皆是孙可望心腹，但他们谁也无胆量和这位“两蹶名王”的李定国对阵叫板。

情急之下，有病乱求医的王尚礼等三位大将军急忙找到刘文秀、沐天波这两位“治世良医”为他们把脉号诊。

刘、沐给三将军开出的药方是——主动迎接天子入城。

本来三将军还想拒绝，无奈李定国来得快，孙可望与永历皇帝又没有正式撕破脸，三将军不敢公然对抗，只能与刘文秀、沐天波一起出城迎接。

3月16日，永历皇帝的圣驾也来到了昆明。沐天波、刘文秀再次随李定国出城迎驾。三位重磅人物一致支持永历皇帝以昆明为首都，重整朝纲。

至此，孙可望独秉国政，一手遮天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自云南成为大明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来，山高水远的昆明，从未有寻常百姓见过皇帝。因此，一听圣驾亲临，昆明城万人空巷，无一不想目睹这位真龙天子的风采。

如果单看外表，永历帝的确是仪表堂堂、朱唇皓齿、面如朗月、长髯垂胸，一副标准的天子英姿。所以，仪态万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永历帝，不但引得昆明各界群众啧啧赞叹，更让大家对中兴大明，萌生出无限向往。

从地狱般暗无天日的安龙逃到四季如春、人心拥戴的昆明，永历帝的心情一定很爽。他当即下了一道口谕：“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观觇，护卫亲兵，不允驱斥！”

得以在昆明安居下来的永历皇帝，立即一步到位地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使这两位异姓继孙可望的秦王之后，成为明代的另两位一字异姓王。

护驾有功的白文选，也受封为巩国公。

同时任命扶纲、雷跃龙为内阁大学士，张佐宸为吏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另外，兵部、刑部、大理寺、詹事府等重要的行政机构全部建立，官员全部到位。

唯独户部左侍郎龚彝辞官不受，公然说：“为臣在云南受封孙可望十年厚恩，不敢接受陛下官职。”

云南官员闻之怒不可遏，争相指斥他说：“你身为大明进士，世受国恩三百年而不报，反念孙可望十年之恩，真不是人！”

如果仅以此事便认定龚彝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龚彝最终以他的行动向世人证明，他是永历皇帝生前看到、并被其感动得泪花滚滚的最后一位南明忠臣！

永历很清楚，他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缓和与孙可望的矛盾。在来昆明的路上，永历就常听左右说：“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此番入滇，一路上看到一幅幅国富民丰的画面在眼前渐次展开，这让他对曾经恨之入骨的孙可望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渴望能与孙可望再续前缘，使其重新回归到他的旗帜下，成为大眀王朝复兴事业的栋梁之材。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孙可望之间脆弱的君臣关系。

昆明城中最好的房屋，莫过于孙可望在五华山上为自己建造的王府了，但永历皇帝并未将其占为己用，而是把早已阵亡，闲置已久的定北王艾能奇的旧宅辟为皇宫。

他入城之初，攻击孙可望的奏疏如雪片般飞到他的龙案上，他也一概留中不发。对孙可望留在昆明的“余孽”王尚礼、王自奇、张虎等，永历皇帝也不加歧视地量才使用。在他“缓和政策”引导下，整个云南政权内部的过度，风雨不兴、波澜不惊！

清军虎视眈眈之下，永历皇帝太知道李定国与孙可望二人之间的团结对自己有多么重要。急不可待之下，他派白文选作为自己的特使，携带玺书前住贵阳，希望孙可望能以大局为重，摒弃偏见、消除隔阂、与晋王重归于好。诚若如此，则承诺孙可望个人的政治地位，仍在晋、蜀二王之上。

李定国在给白文选饯行时动情地对他说：“我与秦王原无嫌隙，情义超过了亲兄弟，应该同辅国家。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希望你回贵阳后，代我与秦王调停。”

白文选在此之前的表现，自然很难让孙可望不生气。

暴怒之下的孙可望一见白文选头上顶着一顶巩国公的帽子回来，立即喝令侍卫将对自己阳奉阴违三心二意的巩国公按倒在地，一顿猛烈的板子，打得白文选皮开肉绽。

极善自保的白文选在挨了一顿鞭笞后，马上表示出心服口服，保证今后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诚恳态度。并以其鲜有人能及的造反资历和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很快便再次赢得了孙可望的信任。

永历皇帝觉得忠于自己的中央政府终于在昆明正式建立了，朱由榔从此成为一个有职有权、名副其实的皇帝了，可以放开手脚干一番大事业了。作为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渴望的是“百川入海，殊途同归”。所以，永历以极其宽厚阔仁厚的心胸来对待他所有的臣工——包括孙可望的心腹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张虎等将领。

他将王尚礼由固原侯加封为保国公，对仅有军职没有爵位的王自奇、贺九仪、张虎分别封为了夔国公、保康侯、淳化伯。

得封淳化伯的张虎，觉得皇上给自己的爵位太低，反倒因此怏怏不乐。

李定国知道，昆明城中孙可望众多心腹中最狡黠的，就是这个主管秘密特工锦衣卫的张虎。于是，在御前会议上，李定国提出让张虎继白文选之后，出任朝廷的议和代表，去给孙可望送议和文书。同时也是借机把他打发到贵阳去，免得他留在昆明生乱。

临行前，永历皇帝从头上拔下金簪一枝亲手赐给张虎，说：“秦、晋二王，理当和好才是。和议若成，必封爱卿为公爵。以此簪赐卿，以为信物！”

张虎离开昆明前密见王尚礼和王自奇二将，说，“我此行不久，必与秦王整兵来取云南，不知二位前辈意下如何？”

王自奇说：“尚礼可率亲兵在昆明城内做内应，我的兵马驻扎在楚雄一带，只要秦王来攻，我必定出兵楚雄。夹攻之下，20万大军对李定国、刘文秀三四万兵马，绝无问题。”

张虎到达贵阳后，立即把永历帝封他为淳化伯的印信交给孙可望，表功说：“当时如果我不受封，恐怕因疑被杀。臣受国主厚恩，岂能相背！”

接着，他取下头上金簪说：“末将临行时，皇上赐我此物，让我刺杀国主报功，答应封我二字王，臣不敢忘恩，特向国主禀告。”

这一番无中生有的谎言，刺激得孙可望怒火高万丈，恨不得马上攻下昆明，将永历皇帝和李定国、刘文秀一网打尽。

见火候已到张虎又劝：“皇上在云南，不过一傀儡而已。内外大权皆归李定国掌控。而李定国所信，唯有中书金维新等人，终日升官晋爵，毫无远略。今昆明兵马，区区三四万，人无斗志。国主如果出兵，定可唾手而得！”

孙可望手下的翰林方于宣也急劝孙可望发兵入滇，取代永历称帝。

孙可望在贵阳磨刀霍霍，永历皇帝却在昆明兢兢业业，夙夜勤政，尽可能把上下左右拧成一股绳。即使曾经背叛过自己，在李定国飞赴安龙接驾时被靳统武生擒的马吉翔和庞天寿，他也未打算置他俩于死地，只是夺去官职，当个小老百姓而已。

“判决书”送达囚犯手中之前，心理承受能力太差的庞天寿刚刚服毒自杀，而耐摔耐打、颇有泼皮无赖精神的马吉翔，则在做出深刻的思想检讨后，再度得到起用，甚至还重新登堂入室，进入了内阁。

到昆明以后，马吉翔与庞天寿均由靳统武负责关押。

不曾想马吉翔这个京油子能说会道又舍得出钱，把靳武统哄得特别开心，并引之为友。

恰好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等人常到靳武统家议事，马吉翔又与金维新等人打成一片，一帮人在李定国面前极赞马吉翔之好，齐口为他诉冤，说从前之事全都是别人嫁祸于他。李定国早知马吉翔臭名，深不以为然，但禁不住手下这么多人说他好话，对马吉翔的印象便逐渐有了变化。

一次李定国到靳统武家做客，左右又说到马吉翔，李定国便叫靳统武将马召来一见。马吉翔颈戴枷锁，给李定国叩了三个头，然后直直跪着，定定看了李定国许久，面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李定国甚感奇怪：“你有什么话？本王允你一诉。”

马吉翔注视着李定国，良久才道：“下官听人说，晋王英武绝伦，威风八面，凡见到将军的人，没有不受到感动和激励的，下官未敢深信，今日一见果然，果然！将军身上难道有什么超凡脱俗的神力吗？为什么使人看了还想再看？怎么也看不够呢？啊，天降英雄，再造国家，千古无两，神州幸甚，黎庶幸甚！下官能在死前看到晋王，一切都放心了，国家有救了，下官死亦瞑目了！晋王保重，下官这就告辞了！”他又给李定国叩了个头，站起身，面带微笑，便欲转身出去。

李定国是个憨直人，从没见过这种上了档次的高级京油子，当下就被马吉翔伺候得身心俱软，堕入其术中而不觉。

李定国说：“汝难道有冤情吗？允汝诉来！”

马吉翔摇摇头：“我马吉翔今天能活着见到晋王，死也瞑目，至于我自己的是非冤苦，实在不值得在晋王面前一提。”言毕，从容离去。

一个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只关心国家黎庶的人，难道会是个败坏国家的奸臣吗？李定国指示金维新重新复查马吉翔的案件。

不久，马吉翔便重获了自由。

由于马吉翔情商极高，他不久就把李定国左右幕僚和军将，全都哄得团团转，交口称赞他是好人。

一次酒席宴间，马吉翔对李定国重要幕僚金维新等人讲：“晋王功高得封，你们却仍旧是原职。如果能让我在皇上左右奔走，必定为诸公讨得高爵。”

诸人大悦，马上劝李定国：“马吉翔原本朝廷旧人，应该让他重新入朝担任要职。如此，他归诚殿下，日后一定会在朝中照应我等。”

李定国深以为然，于是即向永历推荐马吉翔入阁办事。

永历对马吉翔原本恨之入骨，但又不好驳自己的“恩公”李定国的面子，只得勉强从之。

马吉翔否极泰来，重掌朝权。未几，连李定国、刘文秀两位王爷也经常出入马府。

明臣高勣、邹昌琦联名向永历皇帝上奏疏，云：晋、蜀二王功高望隆，经常往来权佞之门，皇上若不及时制止，有可能滋生奸弊之事，重蹈秦王故辙。

马吉翔在皇上跟前谗言此疏系高、邹二臣公然离间皇上与二王之关系，激得永历大怒，命免除职务并各杖150大棍。

金维新赶紧前去报告李定国，李定国细忖二臣子并不是望风捕影，上疏也无非是欲给自己和蜀王提个醒，针对的是口碑不佳的马吉翔，对自己和蜀王并无恶意。遂偕文秀入宫为高、邹二臣子求情。可惜迟了一步，去时高勣已被杖毙，邹昌琦得已官复原职。

当初因马吉翔告密而死的18忠臣倘若地下有知，永历帝真不知情何以堪？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皇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举旗造反，他还是很犹豫的。毕竟于公而言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名正言顺的皇帝为敌，不啻是在自己的脸上刻下“乱臣贼子”四个大字；于私而言，他自己和一大批部属的家人全都居住在昆明城里，一旦对昆明大动兵戈，将领们是否能阵前卖命，这得打个大问号。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为争取团结孙可望，维持一致抗清的局面，永历皇帝不但对留驻昆明的孙部将领一体加官晋爵，又接连派出议和使者，赴贵阳表示倚重孙可望之意。

面对永历帝和李定国的主动示好，孙可望一时踌躇不决。

然而前面已说过，知进而不知退，是孙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点，在做了多年国主之后，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行列中，甚至居于李定国之下，在他看来，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而就在这时候，永历皇帝派人把他和将领们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到了贵阳。

这样一来，他暂时就更找不出理由兵发昆明了。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最终赞同支持大西军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明清易代之际出类拔萃的领袖级人物之一。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有着太过明显的弱点。

其一是胸襟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而这对一个意在天下的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点。永历皇帝虽因手中无兵权，处处显得软弱无能，然而在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当时，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孙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若能推诚拥戴永历，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然而孙可望计不出此，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他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最后硬生生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弄得众叛亲离。

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试看以狡诈著称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地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也不过就是刻意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憎恶感。

而孙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地要自登“九五”，尝一尝为人主的滋味，而且绝不肯退让半步。

所谓过刚者易折，正是对孙可望最好的注解。

就在孙可望一度打算与永历帝“和平共处、长期共存”的时候，一封密信，促使他作出了重大改变，也彻底地把他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写密信之人，就是对孙可望忠心耿耿的王自奇。

原来，李定国见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孙可望并未对云南采取行动，于是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讨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川南昭觉、盐源、喜德、越西、西昌一大片地区。

王自奇告诉孙可望：“云南兵力空虚，李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做内应。

早已按捺不住的孙可望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立即行动起来。他一面在贵阳大规模地封侯拜将以鼓舞士气，一面集结兵力悍然准备以武力来解决他和李定国之间的问题。

可望差通政司朱运久入滇，联络旧部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等为内应，积极作攻滇准备。

如此一来，不管不顾，缺乏大局观的孙可望便公开地和李定国撕破了脸。

但是，此时和李定国站在一起的，还有老百姓无不认可的永历皇帝。孙可望此举，便无异于逆天，必然会失道寡助了。

孙可望仗着兵多将广一意孤行，他将当初他不手段弄来的大明“秦王”金冠弃之如敝履，一边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封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随他造反的将领，皆有封赏。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自己的造反行动涂抹上一层正义的色彩。他援引大明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即将发起的军事行动是“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他抽调总数超过14万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讨逆军日夜操练，贵阳城里，杀气沸天。

急需用人之际，连曾经被他暴打了一顿，过了一段“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恬淡生活的白文选，也被他重新起用，日夜替他操练兵马。

感觉到此次兵发云南稳操胜券的孙可望，还特地找人打制了300副铁枷，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孙可望指着一大堆铁枷，放出狠话：“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李定国、刘文秀诸文武解黔耳！”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老天爷站在了李定国一边。

孙可望谋犯云南，人心多不为他所用。

当时，明朝的四川巡按钱邦芑被软禁在贵阳大兴寺中，得知孙可望厉兵秣马准备进攻云南，心急如焚。

他深夜冒险找到白文选，让他为国出力。

白文选为难地回答德高望隆的钱老：“我本人决不负朝廷，但只身一人，绝难成事！”

钱邦芑说：“孙可望属下的马宝、马进忠、马惟兴三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可望如果犯阙，一定会选用你为将，到时候，他们三人定会帮你。”

听此言白文选心中稍安，在钱邦芑的安排下，很快秘密与三马相见，相约共同扶国。

紧接着，三将军从容请求孙可望将兵权交还白文选，可望正悉无人可用，欣然从之。

1657年（永历十一年）8月1日，孙可望在贵阳誓师发兵。他以白文选为征逆大将军，以马宝为先锋。马进忠、马惟兴、张虎各率本部随军，命冯双礼守黔；孙可望御驾亲征，率兵14万大军直向云南杀来。

十几天后，孙可望大军渡过盘江，已经在和平环境中安然度过了九年多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野兽的嘶吼声中战栗。

战火即开，被迫应战的永历皇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已经率部从四川风雨兼程赶回的蜀王作副招讨”，并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面对孙可望杀气腾腾向着昆明杀来，虽敌众我寡，李定国也决计迎战。

此时，李定国、刘文秀麾下虽也有五万之众，然多由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等统领，且一部已叛逃至滇西，斯时从李定国者，不过万人，文秀所部刚从四川赶回，师老兵疲，士气不高。忽有此变，上下皆震恐。李定国遂留沐天波、靳统武等守滇都，以李本高、高文贵为前锋，自督诸军出战。

大战之前，对孙可望留在昆明城中的重要党羽，李定国以各种手段，兵不血刃地予以排除。

这手段使用得十分巧妙：

王自奇素来贪杯，一帮将领在关键的时候请他喝酒，然后在酒桌上不知高低地激怒他，而且惹得这位农民造反的老前辈抽刀伤了人。于是，作为高级将领，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有关方面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

虽然他后来在心腹的接应下越狱成功，但等到他逃回自己部队的驻地滇西保山，得已和另外两名孙可望“第五纵队”的重要成员张明江、关有才汇合后，却已经失去了和孙可望夹击昆明的可能。

对过去长期在大西军中从事高层政治保卫与特务工作的王尚礼，李定国采取的手段则是直截了当。他请永历帝下了一道诏书，突然解除了王尚礼的军权，并把王尚礼麾下的军队全部划拨到自己帐下听用。

王尚礼深谙“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打击敌人”的道理，故而很懂事。他面对率兵涌进保国公府第中的昆明城防司令沭天波，阴沉着脸一声不吭，相当的配合。

当他稍后得知王自奇已经逃到保山后，寻机带着家小出昆明，准备到保山“投亲靠友”时，却被沭天波拿获，送回府中看管起来。

随着孙可望留在“敌后”最重要的两位“第五纵队”的大头子被秘密排除，其余的“中号、小号”危险分子，处置起来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9月15日，双方军队在云南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并分别距离十里扎下营盘。

李定国令诸将列营于西山、双河一带，自与刘文秀驻曲靖城中，调遣兵马应战。先命于曲靖城外添设木城一道，做好死守准备。

孙可望的兵马列阵36营。

可望大营扎于龙华寺左山顶上，各营安于左右，势如连珠。

李定国、刘文秀的兵列阵12营，只及可望大军三成。兵力悬殊，人心浮动。

非但如此，孙可望还使出了一招厉害杀着。大军兴师动众出贵阳后，他便密令前锋马宝率张胜一万精骑，避开前出迎敌之晋军正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翻山越水直插滇都。图谋与王自奇、关有才、王尚礼里应外合袭取昆明，使李定国首尾不能相顾。

做完这一切，孙可望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已经万事俱备，就只等战火骤开，捷报连翩了。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孙可望的确做得来已经滴水不漏。

然而，他却忘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参战者对于这场战争的政治立场与个人感情。

此时聚集于孙可望麾下的14万官兵中，对于原来大西军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即将在战场上相遇的有多少人是曾经朝夕与伴的兄弟及伙伴？与之刀枪相向于心何忍？对于后期加盟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大家愿意舍生忘死拥戴的，是自己的故国与故主，而绝不是流寇出身的孙可望！

所以，从孙可望起兵进攻云南的那一天起，他的前敌总指挥白文选、前锋马进忠、猛将马宝、马惟兴等人，与李定国等多年出生入死，都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早已与李定囯取得了联系，约定阵前倒戈。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将孙可望的各项军事行动计划一一派人密告李定国。

只有孙可望自己还蒙在鼓里，大做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好梦。

秦、晋两军刚刚于交水相峙，早已迫不及待地白文选单骑夜见李定国，具言：“诸将已有约，宜出兵决战，稍迟，则谋泄不可为。”李定国然其议。

这一切，孙可望均一无所知。

9月18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交水大战在天刚蒙蒙亮时打响。

这一仗，打得来妙趣横生，令人叫绝。

晋军首战不利，前锋李本高马失前蹄，被张虎斩于马下。立于高阜观战的孙可望见已挫李定国锐气，马上下令全军出动，趁胜出击！秦军前敌总指挥白文选亲率5000铁骑，一马当先，勇往直前。眼见着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孙可望心花怒放。不过，紧接着战场上发生的事情他便看不懂了。他的勇猛无敌的前敌总指挥并不是挥军去砍杀李定国和刘文秀的部队，而是掉转马首，向着旁边马惟兴的大营中冲去。马军不放一箭，忽然开阵，腾出空档，放白文选马队驰入。片刻之间，二将合营，直抄孙可望后阵。

白、马二军所向披靡，马踏连营。李定国见孙可望阵乱，麾兵大进。马惟兴等将士大呼曰：“迎晋王！迎晋王！”在一片狂热的“迎晋王”的欢呼声中，孙可望的14万大军，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白文选、马惟兴、马进忠率先反正，于是诸部争相请降。

就在晋军大胜之际，马宝派心腹快马来报，说孙可望密派他与张胜率劲旅袭取昆明，请晋王派兵救援昆明。

李定国闻报大惊，一面令刘文秀、白文选东追孙可望，自己则与高文贵还师救昆明之危。

对于李定国如何采取紧急措施，应对孙可望射向自己后背的这支毒箭，时人屈大均在《安龙逸史》中有详细记述：

孙可望前锋马宝暗助李定国，一路上故意延缓行军速度，又写下密信，差心腹送入李定国军营，李定国见信大惊，赶紧火速率师返回滇都。

张胜等兵至滇都，却丝毫不知原定的内应王自奇、关有才已逃往滇西保山，王尚礼被控制，根本无人前来接应他。

张胜围攻昆明，三日不下。逢逢交水大捷的消息传到昆明，昆明守将沐天波、靳统武将捷报旗高高插在金马碧鸡坊上，张胜军大惊，赶紧拔营回蹿。

9月19日，李定国之师与马宝、张胜率领的快速部队在横水塘辟面相遇。

马宝率本部兵马跪迎晋王于道旁。张胜愿死不降，与李定国大战，双方各死伤千余人。张胜手下的骑兵首领毛子英英勇无比，冒着刀锋箭矢冲到晋王跟前，欲刺李定国，左右侍卫急呼着上前迎击，子英高踞马背，用发矢射中李定国盔顶，随即连人带马被侍卫砍为肉泥。

李定国怒，掷冠奋击张胜，胜大败，奔贵州罗平县山谷中。弃马逃入深山野岭。李定国命士兵搜山，三天后，张胜难耐饥饿，下山求食，为巡逻兵卒所获。

李定国下令：磔于市。

被沐天波软禁在府中的王尚礼闻知孙可望兵败，张胜撤走，知道事情败露，惊慌失措，最后抢在晋军上门之前，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仰药死”。

这一仗，兄弟三人生死决战的战场以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方式，突然变成了选举场，孙可望麾下的14万将士，用阵前倒戈的方式，庄严地履行了自己神圣的选举权。

不幸落选的孙可望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他猛然意识到，眼下自己最紧要的事情是：赶快逃命，若再稍有片刻迟疑，便来不及了！孙可望趁脑袋尚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赶紧带着妻儿老小和部分铁杆心腹共四百多人仓皇东窜。一路上各地南明守将均闭门不纳，害得孙可望一口热汤、一口热饭也吃不上。

更可恨的是镇守贵阳的冯双礼，在刘文秀和白文选的追击大军末至的情况下就大肆营造恐怖气氛，搞得贵阳风声鹤唳一日三惊。早已草木皆兵的孙可望，实在受不了如此接二连三地打击，带着刚刚回到家中的妻儿老小和亲信，从贵阳东门逃出。

孙可望狼狈至极，到了新添，连他的妻妾、辎重，全都被冯双礼手下官兵夺去。到达偏桥时，跟随孙可望的随从只剩二十余人。路过镇远、平溪、芷江时，这些名义上迄今仍是孙可望部下的守将们，无不打他的“翻天印”。一个个深沟高垒、城门紧闭，无情地把他拒之于外。只有个别“良心末冺” 的守将，像打发乞丐一样，从城墙上吊下一些吃食，对他表示一下怜悯和安慰。

八面威风的孙可望众叛亲离，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山穷水尽之际，孙可望悲愤欲绝歇斯底里地对部下吼道：“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随即逃往清方辖境，并派出使者，向清方接洽投降事宜。

得知孙可望途穷来归的消息后，负责湖广军务的洪承畴如获至宝，连忙派人接应孙可望入境。随即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道奏折，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

对孙可望事前毫无预兆的投降，顺治帝喜极而泣！

几年以来，就是在孙可望的领导下，四季如春的云贵高原成为最大、最牢的反清堡垒，把年轻的顺治搅得心神不定、未老先衰！川、黔、桂千里国防的艰难建设，几十万军队的昼夜防守，数百万两白银的浩大支出，让顺治帝时时感到身心疲惫、欲振乏力。

更致命的是，明清战争状态一日不停，内地的汉人不甘心做顺民之心，便会一日不死。因此一度期间，顺治帝已在认真考虑 “以土地换和平” 的方案，想通过让出长江以南的土地，划江而治，以使双方得到相互的认可和生存。

但现在，仅因孙可望一人的归降，这种沉闷颓丧的空气立时一扫而光。同年12月，顺治帝下特旨封孙可望为大清“义王”。为体现封王的隆重及庄严，顺治帝特派出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从京城出发，千里迢迢赶往湖南，为孙可望行册封大典。次年2月20日，册封大典在湖南长沙举行，省城各界群众，目睹了这难得一见的盛况。

这可是孙可望人生历史上的第二次封王。

上一次，他握着“广土众民、兵强马壮” 的云南，归附永历请求封王时，是何等的曲折、何等的艰难。

这一次，他土地、兵马、钱粮一无所有，仅靠20名随从的资本，却被如此之快、如此之重地封王，出乎意外，始料不及！

一时间，孙可望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明朝遗民方文亲眼目睹了孙可望封王盛况，赋诗感慨：

南海降王款北庭， 路人争拥看其形。 紫貂白马苍颜者， 曾搅中原是杀星。

但这还算不上“荣誉”的**。

封王之后，孙可望在麻勒吉的陪同下，进京陛见。

1658年（顺治十五年）5月2日，在北京京郊，以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为首，大清公侯伯等大批高干组成的郊迎团，让孙可望享受到了规模宏大、场面热烈的十里郊迎的荣耀。次日，顺治帝在太和殿接见了孙可望，并对其温言抚慰，关爱备至！

孙可望降清后，多次受到顺治皇帝的接见和赏赐。感激涕零之余，他痛骂李定国，刘文秀皆是“忘恩负义”“以奴叛主”之辈，要求讨伐南明，以图立功自效。他将南明各地形势、军事机密向清廷和盘托出，又亲自手书招降自己的旧部。一时孙可望忙得不亦乐乎，唯恐不够尽力。

随着清廷在西南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也逐渐变成了一块鸡肋。而孙可望易进难退的老毛病仍不知收敛。孙可望投降清廷后，在京城意外地与失散几十年的兄弟相会了。喜不自胜的他竟上疏请求动用公款接远在上海的兄弟一家赴京团聚。

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廷御史抓住这一机会纷纷大力攻击孙可望“索求无厌”“无人臣礼”，硬生生扣上许多大帽子。接着又有人揭发孙可望在外放债取利，顺治帝借此机会亲自下旨训斥，吓得孙可望冷汗直流，他终于醒悟过来自己已成为将烹之狗，待藏之弓了。

1660年（顺治十七年）6月，孙可望被迫上疏，主动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顺治帝假意将孙可望恭维一番，特诏不许。然而就在五个月后，孙可望就不明不白的暴毙了。

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然内中真相莫衷一是。王源鲁《小腆纪叙》说是：“可旺既封为义王，后从出猎，毙于流矢。”有人即据此怀疑孙可望死于暗害——世间哪有这么巧的事，既然是跟随皇上外出打猎，保卫级别自然是最高的，怎么可能莫名其妙飞来一箭，就要了身经百战的孙可望的命？

纵横天下的一世枭雄孙可望，就此草草收场。他的死，至今还是清史研究者眼中上的一大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