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已经濒临绝境的大西军仅一年多工夫即在云南兵势大盛，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艾能奇未死之前，“众将以孙可望为主，凡事悉听其约束，（四位王爷）彼此均互称兄弟，其下文武皆称（四位王爷）为‘帅主’。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笔者注：摘引自佚名《滇南纪略》）

随着地位提升，孙可望的个人野心逐渐膨胀。

前明致仕御史任僎，滇人，投其所好，倡议孙可望为“国主”。他谏言于孙可望：“王爷不如自己做一国之主，设置百官，发印钱币，颁布新年号。”

孙可望听了十分高兴，而且他也大刀阔斧真就这么干了。以云南省为独立王国，国号大兴，设六部，以任僎为礼、兵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丁序昆为户部尚书，张虎为锦衣卫都督。

李定国却十分鄙视这种大逆不道的做法，每次说到孙可望称帝的事，他总是愤言疾色，坚决反对。

孙可望既然做了国主，和李定国、刘文秀自然也就拉开了“距离”。

大西军进入昆明的第二年八月，开始大兴土木建造三王府，统一用黄色琉璃瓦，建在呈贡、昆阳两地。次年二月，复增修昆明城池，内设重城，建敌楼数座。又于南门外拆迁民居万余间，建孙可望的大兴国国主皇宫与御校场。殿宇将台，穷极宏丽，一改昔日之规模。

军国大事进行得顺风顺水的孙可望，眼下不担心面临的任何敌人，唯一让他放不下心睡不着觉的恰恰是他同生共死这么多年的兄弟李定国和刘文秀。

由于过去张献忠在大西军中一手遮天，他手下的四位义子呢？则是平起平坐，着意保持平衡，决不允许一人坐大。故而张献忠溘然去世后，虽然名义上遵其临终遗言，由四王爷实行集体领导，但各营将士的升降赏罚，最终都由孙可望拍板。

让孙可望深感不快的是，他这个主持大兴朝军政大事的“班长”，进入云南后虽然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国主。可时时事事，却很难让他感受到他渴望中的那种臣下对待国主理当具备的尊重与敬畏。位高权重的李定国与刘文秀两位王爷不消说了，就连白文选、窦民望、王复臣这帮老军头也常常在议事时当着众官的面高声大气地顶撞他。“李定国恃所部兵强，事多扦格”（笔者注：摘引自明人金钟《皇明末造录》） ，“扦格”就是有重大矛盾，就是在政治上不与国主保持高度一致，就是蔑视国主至高无上的权威！

心狠手辣的孙可望一不做二不休，私下与亲信王尚礼、冯双礼，张虎策划，找机会治治李定国，用枪打出头鸟的手段，来树立个人的权威。

机会很快便来了，1648年（永历二年）4月1日，孙可望出其不意地对最高班子里的第二把手李定国下了狠招——这就是对大西军高层后来的分裂产生了重要作用的御校场“升旗事件”。

《滇南纪略》载：大西军初入云南，四将军各领一军，然李定国兵马最盛。孙可望做梦都想吞并定国的军队，可又考虑到自己兵力太弱，对付不了反倒会惹火烧身，遂叫王尚礼帮着出主意。这个特务头子绞尽脑汁，出了个当众煞李定国面子，长孙可望威风的主意

4月1日，各营兵将奉命赶到演武场准备举行一个盛大仪式，听最高统帅训示，以此来强化遵孙可望为大西军“第一把手”的意识。

李定国先到一步，旗鼓官看见安西王缓辔入场，依照往日规矩，立即下令放炮擂鼓，并将帅旗升起。

姗姗来迟的孙可望听见演武场内又是放炮、又是击鼓，煞是热闹。帅旗在自己进场之前便已高高升起，迎风飘扬，不禁勃然大怒，喝道：“本王还没有进场，谁让你们升的帅旗？”

旗鼓官回话：“安西王先到一步，末将依照往日成例，遂将帅旗升起。”

孙可望怒道：“军中旧制，主帅入营方可升帅旗，天下所同也。今日既然是以我平东王为主帅，就应待本王入营，方可升旗，安西王并非主帅，入营凭什么给他升帅旗？明明是目中无我久也，本王若置之不理，马虎过去，日后安能为众人主乎？”

刘文秀一听便明白孙可望这是存心为难定国，赶紧说：“此事安西王恐怕并不知晓，纯系旗鼓官一时疏忽，还望大哥宽容才是。”

孙可望仍愤愤不已。

王尚礼喝令将旗鼓官推下去斩了，孙可望却不允，执意要和李定国较劲，大声嚷道：“别拿旗鼓官当替罪羊，这不是他的错。”

定国没想到孙可望今天会铁了心拿自己撒气，也不惧他，恨恨道：“你我既是兄弟，也同为二字并肩王，只因父王猝然去世，大军暂无统帅，我等才暂时尊你为主罢了。你这样小题大做，存了心鸡蛋里挑骨头，当着这么多官兵的面和我过不去，往后你让我如何与你相处？”

孙可望道：“你若是不服本王节制，可以另立锅灶另举旗。”

“走就走，这可是你说的！”定国也怒了，吼道，“我才不想在你这一棵树子上吊死！”

刘文秀与众将竭力劝解。

孙可望登台落座，怒道：“今天你们既然尊我为国主，本王就必须以严刑峻法立威！来人呐，杖安西王100军棍！”

李定国怒吼：“谁敢杖我？”

孙可望说：“安西王不受杖，则军法不能行，本王今后用什么来约束诸将？”

李定国讥刺道：“如此小肚鸡肠，我看你这辈子万难成就大事。”说罢，便要上马离去。

看到一、二把手公开反目，三把手刘文秀急坏了，为防止大西军公开分裂，他猛地冲上前去从身后抱住李定国劝道：“请二哥务必忍让，如果你愤而离开，那么我军就会分裂，我们就会被敌人乘虚而入。”

老将军白文选也抓住李定国手臂大喊：“请安西王忍辱负重，以成好事，不然，今日一决裂，我军定然星散，必为敌人所乘也！”

李定国一听这话，浑身一震，顿时停住了脚步。

少顷，李定国举眼向天，泪溢双眸，回头一声悲呼：“大哥大哥，我今天真是服了你这大哥了！”

一听这话，王尚礼、冯双礼、王自奇、张虎四位将军一拥上前，将李定国架到一边，摘去熟铜头盔，剥去甲胄战袍，退下裤子，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噼里啪啦”地暴打起了板子。

刘文秀与狄三品、白文选、王复臣等一大批高级将领，全都给孙可望跪下，替李定国求情。

板子打到一半时，孙可望又忽然来了个“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时，跳下检阅台，大步冲到李定国身边，抱着这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二兄弟，好一通号啕痛哭。

见大哥如此情山义海，定国也霎时泪花滚滚捶胸顿足，被大哥的壮举感动得一塌糊涂，当着全场官兵的面，折金山，倒玉柱，向可望磕头请罪。并以“法不容情”为名，坚持要求把国主已经说出口的100大板打完，以示言出必行，替大哥扬名立威。

严重的问题是，兄弟二人可谓知根知底，看对方时都长了一双入骨三分的火眼金睛，都知道此时此刻，彼此都在当着众多官兵的面作秀而已。

李定国屁股上的伤很快便好了，但心上的伤不仅未愈，反而越结越深。

兄弟二人的深仇大恨最终化为蘸满毒药的利刃，导致二王反目。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1646年（永历元年）11月8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庙号昭宗，年号永历。永历皇帝朱由榔系明神宗之孙，桂恭王朱常瀛之子。

南明永历政权诞生于乱世之秋，背着皇帝之名的朱由榔，从登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苦风凄雨的亡命生涯。

看到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登上了皇帝宝座，大兴国国主孙可望按捺不住了，妄图将“联明抗清”之大义抛到一边，立即创建欲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新王朝，成为货真价实的中华新皇帝。

李定国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肇庆已经有了名正言顺的永历皇帝，你妄自尊大，再于云南另立中枢，这不是想自取灭亡吗？”

碍于李定国、刘文秀二王实力雄厚，孙可望被迫暂时打消了这个想法，但内心却对李定国愈加忌恨。

“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坚持下于入黔之初便得已确定，但大西军进入云南后，一直是以“兴朝政府”的名义独立执政，与在战火中东奔西逃，以朱由榔为核心的朱明中央各行其是，互不相属。

直到1649年（永历三年），也就是大西军入滇两年站稳脚跟之后，孙可望才派代表前往广东，与永历朝廷谈判易帜与抗清之事。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孙可望虽名为盟主，但长期以来，四位王爷向来是扁担挑水一肩平，不分尊卑，互不示弱。孙可望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而此刻放眼天下，清军连战连胜战事进行得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若独力与之对抗，无异于拿着鸡蛋去碰石头，这个仗肯定打不下来。南明政权虽然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

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后，孙可望决定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宫所在地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永历皇帝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孙可望看来，永历朝现在早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各路明军相继败亡，郑成功在东南若隐若现。只有一枝独秀的云南，才是南明朝廷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孙可望请封秦王这一合作条件对穷途末路的永历朝廷而言并不过分。

到了肇庆，杨畏知开门见山地对永历君臣说：“孙可望兵强，可籍为用，万不可因惜一封号而丢失人心，反而树敌。”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可望要求封王的这一心愿，竟如同巨石投水，让死水一潭的永历朝刹那间分成反对派和赞成派，尔后两派唇枪舌剑争得来不可开交。

有明近三百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特别是秦王爵位乃是当年明太祖所封“首藩”，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者。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孙可望伸手要秦王金冠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尤其是几个南明在贵州和川南一带的军头皮熊、王祥等深恐孙可望封王成功后，必然会名正言顺地打着抗清旗号出兵黔、川，不动声色地吃掉他们，故而争相上书，拼命反对。

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清醒地认识到南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因此顶着压力，坚持要求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

杨畏知虽为孙可望所遣，内心却依然向着南明朝廷，苦劝当朝诸公，不要吝惜一个王封，而将手握大军的孙可望变为敌人。

变通之下，永历朝廷决定封孙可望为二字王。但犹豫再三，终究降不下身段，很快又改变主意，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

见孙可望的封王问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焦灼恼怒的杨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以便让他能够快一点回滇复命。

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又费周折，并未获得大臣们的一致通过。最终，永历帝不得不再降一等，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似乎是为了弥补，又“画蛇添足”地赐名孙可望“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上疏永历帝，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已经定下的封“景国公”赐“朝宗”名的方案，也就随告搁浅。

杨畏知只得继续待在肇庆驿站里，百无聊赖地打发时光。

荒唐的是庆国公陈邦傅，因为他的部队驻守的桂平（笔者注：时名浔州），和已经进入广西，驻扎在与桂平相邻的宾阳（笔者注：时名宾州）、横县（笔者注：时名横州）的已经降明的李自成的老部下高一功、李过和李来亨领导的忠贞营近在咫尺，害怕被高、李吃掉。见朝廷为孙可望封王一事纠葛难定，便主动出招，以图巴结讨好孙可望，来它个“以寇制寇”，求得自家队伍，能够在夹缝之中继续生存下去。

军阀使出的招数具有浓厚的军阀特点——胆大包天，别出心裁，只求目的不择手段。

陈邦傅趁永历朝廷议而未决之时，竟然自己用黄金偷偷铸了一颗重达百两的“秦王之宝”大印，并且伪造永历帝敕书，敕封孙可望为“秦王”。

敢于逆天行事的陈邦傅不仅敕封孙可望为秦王，还同时一并敕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国公。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陈邦傅派来的使者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不怀疑。心花怒放的孙可望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于城外十里郊迎胡执恭，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秦王封号。

受封后，他又率李定国与刘文秀及三军将士山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从此刻起正式易旗，改称“明军”，治下的云南，也从今日正式成为大明永历王朝不可分割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他把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当了近三年不明不白的“大兴”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界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尚未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未及退去之时，杨畏知突然从广东肇庆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势，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这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陈邦傅派来的伪使胡执恭送来的一字王“秦王”，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西洋镜被拆穿，使得孙可望尴尬异常，怒不可遏地对左右道：“为帝为王，吾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干脆将错就错，从此自称秦王。

大西军和南明朝廷的合作，竟然就在这样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开场，其结局可想而知。

孙可望乃野心勃勃之人，定策联明抗清之前就已打好了自己的算盘，请封秦王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战略上的一步厉害杀着。一方面，得到永历朝廷授予的王爵有助于在内部建立起高于李定国和刘文秀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成为南明政权的继承者张本。秦王一爵看似无关紧要的荣誉性爵位，实际上意义异常重大。

孙可望乃乱世之枭雄，并非墨守成规的三家村老夫子，请封一事闹了个自讨没趣仍然志不稍减。他知道当时清军在两广连败明军，已成囊括天下之势，若再与永历朝廷讨价还价，只是贻误战机罢了，于是干脆利用陈邦傅的伪诏自称监国秦王，发布命令“出滇抗清”。他要求四川、贵州和湖广明军一概受其节制。也就是借此将残存的大明王朝的军事指挥大权，全部揽到他的手中。

在孙可望部署下，白文选部入贵州、刘文秀部入四川，先将拒不遵命的各部南明军阀扫除干净。

历史就是如此之吊诡。

这些大小军阀打着抗清保土的旗号，实则横征暴敛为害地方。如今被打着“中央军”旗号的大西军扫**一空，可望也算替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已经在云南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当！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永历帝麾下的南明军队，就活捉同为永历帝赐封的匡国公皮熊，击败忠国公王祥，攻占了贵阳和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了川南及部分川东地区。

在孙可望的整顿下，贵州、川南大力推行云南的治理经验，一时竟气象一新，成为日后抗清的重要后方基地。

公元1649年农历正月，永历帝朱由榔率内阁大学士吴贞毓等君臣共59人从广西南宁乘船数百里，沿左江逃至黔桂滇边界一个叫赖湍的小地方，因水浅难以行舟，永历帝下令弃舟上岸步行。

此时南明疆土从蒙古到四川、广西已全被清军占去，而云、贵两省以及四川南部，又被张献忠遗下的大西军占据。除乘坐的那只漂在水面上的木船外，身为大明皇帝的朱由榔，实在是头上无片瓦，脚下无寸土。

正当孙可望在贵州、云南自行其是欣欣向荣之际，永历小朝廷却越搞越糟。1649年，在清军孔有德、尚可喜等会攻下，广东广西先后陷落。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尚可喜留驻广东，孔有德大破桂林，杀督师瞿式耜。

已经逃到梧州的永历帝闻讯后肝胆俱裂，慌忙登船向南宁方向逃奔。途经桂平时，南明的庆国公陈邦傅见大势不好，居然动了劫持永历帝为奇货而降清的念头。逃跑中的永历帝第六感觉高度发达，趁大雨滂沱之际，果断命令船工冒雨划船，冲险而过。

由于害怕南宁方向高一功和李过、李来亨的忠贞营，陈邦傅没敢尾追永历帝。挑来选去，他就佯装议事，带兵奇袭近在永安的明朝宣国公焦琏，亲自杀掉毫无防备的老同事，手捧焦将军的脑袋当作见面礼向孔有德投降。

只可惜焦琏将军血战无数，竟然死于无耻小人之手。

然后陈邦傅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做先锋，要为清军当向导，去夺占南宁。

孔有德心中对陈邦傅很轻蔑，他看中的是陈邦傅手中的“平蛮将军”大印，因为这个大印在广西境内对那些少数民族土司十分管用。得到大印后，孔有德派人把这个叛将软禁在桂林，连官帽也没有赏他一顶。

永历帝的想法原本是逃往贵州寻求孙可望的保护，被大学士吴贞毓劝止：“孙可望跋扈无礼，如果入黔则满朝俱为其所制，国事危矣！”

永历帝的随行宠臣、文安侯马吉翔却暗中通款孙可望，在恳请永历帝入黔的同时，他与提掌禁卫军的司礼署总管太监庞天寿私下说：“今天下大势，已归秦王，吾辈应早早与秦王结纳，以为退身之地。”

二人一拍即合，很快便成为行宫中的“孙党”魁首。

马吉翔在南明历史上是个有名人物，他所以有名，一非文韬，二非武略，而是因为拍马有术。

马吉翔系北京大兴人，市棍出身，本性狡黠，是个知书识字的高级地痞。他年青时代在北京给宫内太监家中当仆人，勤奋好学，能写一手好字好文章，后升为主子文字秘书，在太监圈子里人缘很好。后来，他跟随大太监高起潜出外监军，混入锦衣卫籍，开始有了政治发迹的本钱，送银送物之下，被外派为锦衣卫广东都司。所以，北京甲申之变，马吉翔本人正在广东，逃过一劫。隆武帝在福建继位，马吉翔自陈原本是锦衣卫世家出身，获授锦衣卫指挥，冒升为皇帝身边的禁卫军高级首领。他奉命到湖南等地巡视时，玩命笼络当地诸将，只要有鸡毛蒜皮的功劳，就要在奏表中添上他的名字，于是连连升官，很快做到总兵。

永历帝继位，马吉翔给新皇身边的人广送厚礼，得封文安侯，调到内阁办事。

马吉翔自小行走于太监门下，深知巴结皇帝身边宦官的重要性。成日小恩小惠，刻意交结打点，使得宦官们心甘情愿为他当耳目。所以，永历帝的一举一动，他无不预知。由于善于迎合、十分乖巧，永历帝与其母特别喜欢这位马侯爷，认定他忠勤无比，让他操持朝廷戎政大权。

马吉翔找到孙可望派到永历帝身边护驾的二位军将曹延生和胡正国，告知说要与朝臣一起劝永历帝把皇位“禅让”给孙可望。

曹、胡二将虽是孙可望手下，颇知礼仪，大惊：“此等事岂可轻议，我二人仅被派来护驾，只向秦王传报军情，不敢私议国家大事。”

由于有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等将领在，孙可望暂时不敢乱来。唯恐人心不服，他便先表示要迎永历帝入贵州，打算走一步看一步。

曹、胡二将素有忠心，忙把马吉翔与孙可望之间的阴谋告之阁臣吴贞毓，希望永历帝不要轻易入黔，暂驻广西边境以维系人心，号召远近。

但是，清军大军步步逼近，永历帝再不移驾就会成为俘虏。抓住这次机会，孙可望立刻派狄三品、高文贵、黑邦俊三位大将率重兵“迎接”永历帝入黔。

大敌压境下永历帝束手无策，为保住性命，唯有向西一路狂奔。

永历帝在广南下船上岸，恰巧碰到孙可望派来接驾的狄三品与高文贵、黑邦俊三位将军。

狄三品等将这一情况飞报孙可望，孙可望多了个心眼，派总兵王爱秀赴广南府，把永历君臣接到贵州安隆居住。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个叫皈朝的村子里度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余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左右的卫所。

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孙可望上表言道：“臣以行在孤露，再次迎请，未奉允行。然预虑圣驾必有移幸之日，故遣兵肃清道路。广南界临交趾，夷情叵测，唯安隆为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坚固，行宫完整，粮储完备，朝发夕至，莫此为宜。”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地处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紧跟着又以加强行宫保卫为名，派兵士筑起一道城墙，这究竟是为了加强对永历帝的保护，还是用这道城墙将永历帝隔离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已经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面对孙可望独出心裁的安排，唯有一声叹息！他非常明白，他已经成了孙可望的一只笼中之鸟，从此以后不得不事事仰孙鼻息行事了。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的一点骄傲和秉持吧。

非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文官范名旭为安龙府知府，亲信武将张应科为安龙总理提督，对永历朝廷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谕令张应科奏报，每年进膳差银二千两，食米六百石，命应简于府库仓以开报而已”。

这点钱粮，哪里够永历君臣一年到头的用缴？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银不足用”，可怜兮兮地要求孙可望增加点经费。孙可望不给钱，却气冲冲上了一道奏表，对某些攻击他要挟永历帝的朝官，疾言厉声反驳道：“有人恶毒攻击小王挟天子令诸侯，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以令于何人？”

更可气的是，龙安知府范名旭竟然在专门为行宫准备的物资供应簿上写道：“皇帝一名，月支银米若干；太子一口，宫眷八口，月支米若干。”

幸好李定国、刘文秀对南明表效忠心，不时派人送来一些银币和食物，让永历小朝廷多少能得到一些心理慰藉。

如此一来，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小的一方城池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堂堂大明皇帝，不仅衣食都成了问题，连自己身边的嫔妃，也都成了孙可望手下将领的口中之食。

朱由榔登极之初，考虑到国事艰难，自己责任重大，为体现与民共度时艰的精神，曾下诏不选宫人，只以原在藩府宫人轮流侍寝。

等到踏上逃亡之途，这群花红柳绿的年轻女子哪里耐得住寂寞，整日整夜得着机会与身强体壮、精血充足御林军军官们厮混在一起，便时不时会弄出点伤风败俗的事情出来。那时又无避孕手段，故而不断地给他这皇老倌弄出些绿帽子往他头上扣。

“上患宫规不整”，于是，高高在上的永历帝便想出个“一帮一”的法子，规定行军途中，每一宫人必须由一名太监负责监视照护。

到了安龙，所谓行宫简陋狭窄如同贫民窟一般。而且地方狭窄，房舍不足，容不下这么多人，只好规定太监宫人非轮班入值者，一律住在宫城之外。

连皇帝居住的行宫，也就是一些破烂的土墙瓦房和临时搭建的几十间草房，住在朝外的太监和宫女们的居住环境，那就必然是更加的有失观瞻，很不成样子的了。

事情出在太监夏国祥“一帮一”的对象夏良璞身上。

良璞的身份是个昭仪，明代后妃的封号按等级依次为：皇后；皇贵妃；贵妃；贤妃、淑妃、庄妃、敬妃、惠妃、顺妃、康妃、宁妃；德嫔、贤嫔、庄嫔、丽嫔、惠嫔、安嫔、和嫔、僖嫔、康嫔；昭仪、婕妤、才人、选侍、淑女。昭仪排在末五等之首。

到安龙不久，夏国祥便一病呜呼了，良璞与几名嫔妃住在行宫外的西边。

夏良璞年方十九，聪敏姝丽，能诗，工草书，还能驰马射箭。

某日，孙可望派到安龙的总理提督张应科朝罢归家，见夏良璞正据案作画，一时心动，令人密访之，知为坤宁宫人夏良璞。负责照护她的太监夏国祥已死，张应科即挑了一个脑筋活络的本地妇女去给夏良璞做家仆。很快，张应科便打听到夏良璞与巴东王妃结为异姓姊妹，常往来于其第。应科立即前往巴东王家中造访，成为王妃家中的常客。他隔三岔五地送去些安龙紧缺的好物儿，而且一送就是两份，王妃一份，夏良璞一份。

张应科作为安龙总理提督，实际上就是安龙的一把手，连永历帝想给孙可望送道圣旨，还得先经过张应科允准才行。一般太监官吏想拍他的马屁，还找不着门路哩。

不想吃锅巴怎会围着锅台转？巴东王妃自然明白张应科心里想的啥。为讨好应科，索性把这事儿给良璞挑明，良璞一听自是喜上心头，巴东王妃居所，便成了他俩幽会之地。张应科除了入宫应差，其余时间大都呆在巴东王妃家，与良璞颠扑取乐。时间一长，纸包不住火，闻者人人切齿，还有人密报到司礼监耳中。

庞天寿一听小小参将竟然敢与王妃通奸，这还得了，马上向皇上禀报。

皇帝不敢得罪孙可望派来的人，只好把一腔怒气撒在自己女人身上，命庞天寿把夏良璞抓起来严刑拷问。良璞耐不住毒打，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永历帝令将夏良璞杖150，打成一堆肉泥。四名内监知情不内，同杖死。赐巴东王及王妃白绫自缢。

张应科奸了当今天子的女人，未受任何惩罚，不仅不知谢主隆恩，得知事情出在司礼署总管太监庞天寿身上，反而不依不饶，马上率领健卒，挟弓持刀来到行宫大门外，欲入皇城当面向皇帝讨个说法。当时已是深夜，城门关闭，众兵不得入，张应科大声喊叫开门，守门军校以禁城不可擅启开辞拒之，张应科无奈，只好大骂一通后离去。

第二天一大早，皇帝还在睡觉哩，便听宫门之外，又响起了张应科的怒骂声。

他害怕这二楞子武夫弄出事来，赶紧叫庞天寿前去处置。

张应科一见庞天寿出现在墙头上，便怒问道：“你们把夏宫人处死了，我倒要问问，她究竟犯了什么罪？”

质问得“义正辞严”，这色胆也够大的了。

庞天寿回他：“这是宫中之事，由不得你这外官过问。”

张应科注意到庞天寿语气强硬，担心城内已有防备，未敢下令攻城。

这时马吉翔得到报告也赶到行宫城楼上，一番苦劝后，张应科才愤愤归去。

永历帝被张应科戴了绿帽子，光天化日之下还让这小子跑到宫门外羞辱了一通，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便派人给孙可望送去一封亲笔玺书，都不敢说是圣旨，将夏昭仪与张提督通奸之事，向孙可望诉了一番苦水，希望可旺能严惩这个无法无天的大色狼。

孙可望已先一步得到张应科的密报，对皇帝派去的信使说：“皇上何苦因一宫人，杀这么多条性命，我当尽快遣人去处置张应科大不敬之罪。”

次日，孙可望即宣王爱秀前往安龙，接替张应科总理提督之职，令杖张应科于行宫门外，并革其官职，押解至贵阳。未几，任用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