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老天爷对贵州人也实在太过苛刻。它北边的四川之富，前面也有详表，而它南边的云南，也是一块四季如春、江河纵横、人口众多、铜矿与森林广布、物产丰饶的神奇土地。唯独贵州这地儿仿佛是后娘养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连草也长不出一根的喀斯特地貌遍布全省，土层瘠薄，严重石漠化，“八山一水一分田”“晴天满天灰，下雨遍地泥”，便是它最生动形象的描绘。十几万大西军以及军眷开进贵阳，温饱顿时成了让四位王爷日夜心焦的大难题。

四川回不去，而同样近在眼前的云南，便进入了他们的眼中。

正如俗话说的“瞌睡来了有人送来枕头”。就在四位王爷准备兵发云南前夕，一个进入云南的最好机会送到了他们面前——云南的土司们互相打了个热火朝天。

作为一个最后纳入大明版图的边疆省份，朱元璋对云南采取了“土流结合、高度自治”的行政模式。他封义子沐英为西平侯，允许其世代镇守云南，在政冶、经济、军事方面，赋予了比内地更多的特殊权力。沐英死后，其子被加封为黔国公。而且在此后两百多年里，朱氏王朝对沐氏家族坚信不疑，重用到底。

在具体的管理体制上，明王朝除在云南设立巡抚、都指挥使、布政司、按察司这些流官，代表朝廷行使权力外，对各地相当于内地州、府一级的土司则承认其现有地位，并允许其世袭罔替、独立建军和自行收税。在各方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云南维持着精巧的平衡，直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

北京的大明政权瓦解，本来就天高皇帝远的云南地方土司们顿时蠢蠢欲动。

在昆明的沐天波承爵黔国公已十多年了。他当时并不惧怕李自成余部或清军，这两方势力都离他太远，不可能对云南有什么大动作。迫在眉睫的威胁来自邻近的张献忠。为防止大西军从蜀地入滇，沐天波加紧调派人手布防。

1645年9月，早就对现任黔国公沐天波盐税政策不满的武定土司吾必奎，发表了“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的造反宣言，公然发动了针对云南现政府的叛乱。因沐天波的主要军队已经调到滇川边境上防范大西军去了。所以，吾必奎的叛军乘虚而入，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各县，一时全滇震动。

吾必奎为人强悍，他的军队实力很强。他与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宁州土司禄永命和阿迷土司普名名声一样大。

为剿灭吾必奎，沐天波一方面命令明朝的云南金沧兵备道杨畏知率军攻楚雄，一面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蒙自土司沙定洲和宁州土司禄永命的少数民族军队协助进剿。人多力量大，乱拳打死牛。在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吾必奎的叛乱在当月被一举敉平。

顺利平叛后的沐天波分外高兴，为表达谢意，多次在昆明五华山上的黔国公府大摆宴席，犒劳这些“劳苦功高”的土司们。

不料他的一番好意，并没有换来所有土司的真心回报和忠诚。在多次进出黔国公府时，沐家富可敌国的财富引起了其中一个土司的垂涎，并最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大的叛乱。

这个心生异念的土司就是蒙自王弄的沙定洲。一个相貌英俊、黝黑修长、精壮勇武的美男子。同时，沙定洲也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年轻人。

从继承老爹沙源的职位成为王弄土司的那一天起，这个狂傲不骜的年轻人就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成为全云南的土司！

阿迷州土司普名恰好这时候病死，大权落入其妻万氏手中。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时年38岁的万氏对21岁足可做她儿子的英俊精壮的小伙子沙定洲一见倾心，竟然主动上门“拜望”。

沙定洲自然置酒接待。可还没喝上几杯，醉态可掬、风情万种的万氏就起身拉着沙定洲上了竹床。一番云雨过后，身心软乏的小伙子正回味着万氏刚刚在枕边许诺下的种种慷慨诺言而心花怒时，万氏已经前去把沙定洲结发妻子的脑袋砍了下来。

沙定洲闻报大惊，匆匆赶到作案现场。

望着血泊中的妻子，想到万氏的万贯家财和手中军队，一个念头倏然而起，于是他面对凶手骤发一声狂叫：“杀得好！”

万氏身心俱爽，立刻对外宣布嫁与沙定洲为妻。

如此一来，沙定洲便以博大的政治胸怀，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迎娶了比他大17岁的阿迷州土司普名的遗孀万氏。在他将万氏搂在一起的同时，也成功地将王弄、阿迷州合二为一。

由此，阿迷州肥沃的土地、强大的兵马、如山的钱粮，一下子全都转移到了户主沙定洲的名头下。短短时间内，沙定洲东兼西并，占地数千里，手握精兵20余万，成为云南最大的一股地方势力。

沙定洲爱江山胜过爱美人的传奇故事，随着他的势力大涨，很快传遍了云南各地。

由于沙氏家族自沙源时代起便忠于明朝，沐天波非常看重沙定洲，多次邀他入府宴饮。在黔国公府中，沙定洲这个土豪大开眼界，才知道了什么叫金山银海，什么叫富贵荣华？心动之余，又有数位身边的汉族士子不断撺掇，劝沙定洲兴兵占据昆明，当个真正的“云南王”。

眼见明亡世乱，自己兵势雄盛，于是沙定洲以辞见为名，忽然起事。

1645年年12月10日，沙定洲夫妇到了黔国公府邸，三拜未毕，即各抡双刀陡地跃起，向着沐天波扑上前去。

同时，他埋伏在城内外的士兵同时向黔国公府杀来，整个昆明城迅速被乱兵占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沐天波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眼见大势已去江山易主。情急之下，沐天波在几名贴身保镖的护卫下携带官印、世袭铁券等物拼死逃出。

幸亏禄永命、龙在田等土司忠心耿耿，保护着沐天波冲出重围，逃进了楚雄城里。但是其母其妻未能随沐天波逃出昆明，而是逃进了黔国公府附近的一所尼姑庵中。惊惶之余，两个妇人怕受凌辱，在庵中自焚而亡。沐氏家族尽皆落入叛兵手中，惨受荼毒。

沐氏家族统治云南二百多年，富可敌国。

沙定洲夫妇进据黔国公府后，府中所藏之富超出他俩的想象。贵重的佛顶石、丹砂、琥珀等珍宝充盈，白银和赤金大锭皆以筐装，每筐百斤。其他珍奇异宝，也无计其数。

沙定洲与万氏乐得合不拢嘴，立刻命人不停搬运，全部装载送回自己老窝。干完这些，沙定洲才开始考虑如何做他的“云南王”。

可严重的问题是，云南各界对他的伪政府不予承认。他们与自己的祖辈一样，仍然只承认沐氏家族的后裔沐天波。

当下之急，沙定洲就是要消灭他政治上的最大敌人沐天波，在楚雄的明官杨畏知。以及少数支持沐氏家族的土司力量。

沙定洲随即兵发楚雄，前去消灭沐天波。

杨畏知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坐守坚城。沙定洲屡攻不下，反被守军杀伤不少。这一仗打了八个多月，楚雄巍然屹立，仍旧为明军所有。

沙定洲在攻打楚雄的同时，一方面发兵西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为了得到南明中央政府的追认，成为云南名正言顺的新的统治者，遂假借已经为他控制的明朝云南巡抚吴兆元、与在籍大学士王锡衮的名义，给远在福建的隆武皇帝上了一道奏疏，伪称沐天波造反，而沙定洲是率兵“平叛”。

数千里之外福州城里的隆武朝君臣根本不知就里，马上下旨要沙定洲擒杀“叛贼”。未几，得知沙定洲造反的真相后，隆武帝旋又改变主意，下给云南的旨令变更为：沐天波继爵。

沙定洲动刀动枪，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昆明，控制了除楚雄之外的云南省的全部锦绣江山，可是已经奄奄一息半死不活的南明朝廷，竟然拒绝自己成为云南新的最高统治者，沙定洲心中的怒火哪里按捺得住？好，你他娘的不批准，那咱就在云南自立为王，从此后与你大明井水不犯河水。

饮鸩止渴，病急乱投医，为了粉碎沙定洲对楚雄的围攻，夺回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沐天波顾不得后果如何，派出有着特殊身份的一名土司，火速前去贵阳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此人就是年事已高的石屏土司龙在田。

龙土司肩负的特殊任务是：邀请孙可望率领的大西军入滇平叛。

明末，政治日趋腐败，各地农民起义纷纷爆发，云南境内农民暴动、土司之争也相继发生。明王朝设在云南各地的军队无征战能力，只好借助于土司的实力，利用未叛土司去平息暴乱，镇压农民起义。龙在田强悍起来之时，正逢明王朝走向衰落之日。1622年（天启二年），他先后应诏率部为明王朝平定了云南安效良、张世臣的叛乱，收复了乌撒。接着又率兵参与惩讨湘、荆、黔等地的农民起义，因功由守备升至都督同知。

1639年（崇祯十二年），张献忠伪降。总理剿贼事务的熊文灿调龙在田的部队驻守谷城，负起监视张献忠之责。在谷城期间，张献忠还未来得及使出什么手段，就和这位头脑简单、为人仗义的龙土司打得火热，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大批马匹、武器。二人来往甚密，意气相投，后来张献忠为争取到龙在田更大的支持，索性拜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龙为义父。

从那时候起，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便全都改口尊龙在田为“干爷爷”了。

1642年（崇祯十五年），中原流贼猖獗，龙在田再次被明廷调往内地，在湖广、河南四处参战，屡败流贼多立战功，并由都督同知晋升为副总兵。

张献忠再度重举起义大旗，带领农民军向东突围而去。熊文灿因未能遏制张献忠被逮下狱。龙在田也被扣上“通贼”罪名，撸掉副总兵官帽遣回原籍，仍然做他的土司爷。

就在四位王爷急欲另谋生存之地的紧要时刻，干爷爷的不期而至，不啻给他们带来了另一块崭新的天地——美丽富饶且带有几分神秘意味的云南，让他们心中顿时一亮！

从干爷爷口中，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云南有充足的粮食、有丰富的铜矿、有广布的盐池，不但足以养活大西军十多万将士和军眷，而且还可为财政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支持。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云南人口众多、兵源不愁，尤其是少数民族籍的士兵，更是骁勇善战、吃苦耐劳，忠于职守，是个出好男儿、好兵源的好地方。

于是，采取“集体领导体制”的四位王爷经过民主协商后，很快做出决定——直取昆明，横扫云南。

沙定州不过跳梁小丑而已，哪里见过如此大的阵仗？一听大西军攻来，赶紧撤了楚雄之围，仓促迎堵大西军。草泥关一战，云南土兵打不过陕西老兵，沙定洲率残兵败将逃往自己的老家蒙自，并下令手下退出昆明，齐保老巢。

1647年（永历元年）4月24日，大西军举行入城式，开进了昆明城。

获得“解放”的昆明城内的明朝云南巡抚吴兆元这时才蓦然发现，浩浩****开进昆明的，竟然是他昔日一直提心吊胆防备的流贼张献忠的大西军。出乎他意料的是，这支过去一直以杀人、吃人而闻名天下的队伍，竟然一改常态，不扰民、不抢劫，昆明街市平和安宁如常，官民无不额手称庆。

大西军进入昆明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开仓济寒生，每人谷一斗”。平民百姓自是喜之不尽，富家大户这下可倒了大霉，“令都督王尚礼，访殷实富户，追逼饷银，日夕比较，喊叫之声，达于城外，有致死者”（笔者注：摘引自《滇南纪略》）。

沐天波还未来得及庆祝胜利便醒悟过来，自己派龙在田去贵阳邀请大西军入滇平叛，已经犯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致命大错！大西军虽然替他解了楚雄之围，正在追杀沙定洲。可是为了把云南控制在自己手中，四位王爷也同样把他这个世世代代的云南王，他们共同的干爷爷列入了清除对象，并且毫不留情地予以歼灭。

各地的明朝官吏与沐天波的支持者皆视四处征战的大西军为敌，这就给了已经逃回老巢蒙自的沙定洲以喘息之机。

孙可望坐镇昆明，调兵遣将、四处发兵，既打沙定洲，也打沐天波。

在此期间，大西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年五月，孙可望命定北王艾能奇讨伐东川土司禄万钟，前往东川的道路崎岖难行，禄万钟选弓弩手伏于路侧密林之中，箭镞尽涂毒药。艾能奇领兵穿林而行，离东川尚有30里远近时，不防伏弩齐发，艾能奇一声大叫坠下马背，不治身亡。

金沧兵备道杨畏知与沐天波系敌对武装中势力最大的一支，孙可望丝毫不敢轻敌，进入昆明不久，便亲率大军向杨畏知与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地区挺进。

在禄丰县狮子口，孙可望一举击溃杨畏知与沐天波率领的联军。结果，沐天波突围而去，杨畏知投水自杀未成落入大西军手中。

杨畏知不但是孙可望的陕西老乡，还是云南官场的杰出代表，所以马上被孙可望列为“重点统战对象”。

孙可望使出的第一个手段，便让杨畏知大感震撼。他一见浑身水湿淋淋的杨畏知，便蹁腿下马，解下自己身上的战袍，披在杨的身上，对杨说：“小弟今来滇地，实为讨贼而已。如果巡抚大人能与在下共事，弟当与兄共扶明室。”

“共扶明室”——世间还有这样的事？！

杨畏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受到强烈震撼的杨畏知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提出，他与陕西乡党孙可望的合作条件是：一、孙可望领导的现政权，取消大西国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不**妇女。

孙可望立即向这位乡党保证，暴杀滥杀实乃张献忠和汪兆龄所为，大西军自从“遵义整军”以后，就已经改变了这一恶劣传统。这一点，请杨乡党务必一百个放心。

至于取消大西国号，孙可望也表示同意，但他建议，暂时可用“兴朝”代替大西。如果今后与南明合作成功，根据朝廷旨意再作变更。现在，本朝可用干支纪年。

见孙可望迈出了“改邪归正”的关键一步，而且表现得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出许多，杨畏知思考片刻后，欣然同意与孙可望合作。

杨畏知为孙可望立下的第一功，便是作为孙可望的代表，成功说服沐天波，也接受了孙可望的合作条件。由于在云南具有至高地位的沐天波的加盟，孙可望统一全滇的道路，一下子变得顺风顺水，一马平川起来。

孙可望随即以沐天波提调土汉官兵，加云鹤服色，享受王侯待遇。以杨畏知为华英殿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如此一来，沙定洲的死期很快便到了。

4月14日，李定国与刘文秀兵发昆明，连下晋宁、呈贡、江川、蒙自、阿迷，并改阿迷为开远。

是月下旬，师抵建水（时名临安）。沙定洲仗着建水城墙坚固，拒不投降。李定国与刘文秀连营围困，十日不下。则改变战术，于城北土质松软处挖穴，着各营挑选精壮士卒掘冢取棺材板，以挡枪炮。棺材板相排在前，壮卒持锹锄于后，挨近城墙约二箭之远，壮卒便竭力向城墙挖去，每兵用布袋一条装土，即垒为城。不日，土城宽有十余丈，高丈余，壮卒运土如蚁。挖了四天四夜，守城者竟然没有察觉，“不为备，唯向民间索酒食而已”。到了第五天，挖者用麻绳丈量长短，测出已挖到城下，乃抬火药五六桶，放于穴内，用白布数匹，内放火药，扭为引线，外以筒瓦相合，以避湿气。用土石自放火药处层层坚筑，如是筑至始挖洞口处，放火药数升，将引线头放于火药中，火药发而城崩。爆炸声一响，军号齐吹，步卒争相由所轰缺口而入砍开城门，马兵突入、或扑上城墙、或把住街口，一举拿下了建水。

沙定洲与万氏突围而出，逃往了沙定洲最后的堡垒——天险佴革龙。

佴革龙地势险要，纵横百余里，大小三十余个寨子参差有别，彝多汉少，其中佴革龙乃其巢穴，地势最险。

沙定洲逃回老巢，与万氏分险而守。

李定国与刘文秀马不停蹄，追到佴革龙，打了两个多月，扫清了外围所有寨子，将佴革龙重重包围起来。以木栅将佴革龙围困了三个月，并绝其水源。凡出寨下山取水之处，尽砍树木铺盖，以木填平，令兵士下营守之。沙部无水，计穷，以檑木滚下，强行取水。

李定国又命兵士砍桩，于黑夜钉于四围，檑木不能下。

李定国和刘文秀围攻日久，粮不能继。建水运来之米仅够半月，乃从省城征集民夫，每户出夫一名。每名民夫领米二斗，至建水交米一斗五升，其余五升给民夫作口粮，另发脚价银二三两不等。粮到建水，又复组织夫马运至佴革龙，这才保证了攻山大西军不饿肚子。

攻上佴革龙山寨，由此南通安南、交趾、缅甸、占城、罗甸等国，李定国谓为：“失却十省，收服五国。”

李定国、刘文秀采用断水手段，最终迫使沙定洲夫妇投降。

李定国无师自通，也学会了讲“政治”。他下令严禁杀降，只把沙定洲夫妇以及阿迷州与蒙自州的中高级官员百余人押至昆明，其余官兵全部释放，回家与亲人团聚。

此时李定国手下的汉倮官兵，超过了五万人，成为大西军中力量最为强大的一支。

沙定洲与万氏被押至昆明闹市碧鸡坊牌楼下处死这天，全城万人空巷，争相前来观刑。大家都以为能把英俊小伙沙定洲迷得来神魂颠倒的万氏，必然是天姿国色。结果万氏是个又老又丑，黑不溜秋、面容粗糙得像两块脚板苕的老太婆。

一团大笑，顿时冲腾而起。

紧接着，两名刽子手开始不紧不慢地活剐沙定洲和万氏。二人嚎叫一天，方才气绝。

这还没完，刽子手用刀将肉割下来，当着尚未落气的沙定洲和万氏的面，扔到地上让狗们争抢吞食。昆明百姓尽皆拍手称快。

全滇底定后，孙可望为争取地方士绅支持，废除大西国号，创建兴朝政府，暂以干支纪年。铸造“兴朝通宝”，流行于市。孙可望以盟主身份统领军政事务，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同时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以争取人心。

兴朝在收复全滇之后，立即派出大军，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东路军占领贵州的镇远，中路军攻克雪山关，西路军打到四川的大渡河。然后，这三路军把凡是能进入云南的通道，一一卡住。

大门关起来后，把士兵由“兽”恢复成“人”的工作，也随之展开。从四川大屠杀中走出来的士兵，残忍、嗜血、暴戾，成了这个集体共同的特征，杀战俘、杀平民、杀家属，在士兵中屡见不鲜。要把这些变态的行为，从军中彻底根除，就首先得让这些士兵，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还原上，新政权是这样做的。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驻守外，其他的各营士兵，都到各州县或各卫所，分营驻扎。这样做，有解决地方治安和军粮运输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士兵们，能与地方百姓融为一体，逐渐习惯正常人的生活。

要让这些士兵恢复“人性”，对其生活的关心，是实在不能成为缺项的工程。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带口来的。因此，兴朝“政府”在解决士兵供应、体现温暖关怀的同时，也把对其家属的生活保障，纳入“新政府”必须落实的实事之一。

兴朝“政府”的军队供应条例这样规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属，三岁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岁以下，减半支米。被服方面，士兵，每人每年发鞋袜一双，大帽一顶，袍子一件；家属，不分大小，每人每年发袍子一件。

在制定周到细致供应条例，并大力执行的同时，严厉的军纪条例，也被制定出来被严格执行了。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士兵，不但要有温饱的生活保障，还应有守法的观念保证。

新制定军纪条例规定：士兵擅取百姓一物或擅杀百姓一人，杀；长官尽不到监管职责的，打80军棍；百姓财物被士兵抢夺或人被士兵杀死，不举报者按“包庇罪”处罚。

把施害者和不敢告状的受害者一起处理，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旷古未有的首创，也是兴朝政府以法治暴的决心！

一位失手杀人的士兵，马上为这个新军纪条例的普及，做了一次免费的“广而告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次军事训练中，一士兵失手，杀死一两岁小孩。小孩的家长自然不让，于是立刻把状告到这个士兵的长官——总兵靳统武那里。

靳总兵对案件调查后，做出如下判决：该士兵因属过失杀人，故予以从轻处罚，责打40军棍，并赔小孩家长“丧葬费”白银10两。但该判决不久就被兴朝政府的“三号首长”刘文秀稽查到了。

勃然大怒的刘文秀当时即将此案改判如下：杀人士兵，不管故意还是过失，立即抓到昆明小西门斩首。斩首后的首级，送至被杀小孩的家乡，进行“巡览”；执法不严的总兵靳统武，罚大棍一百。

这种杀一儆百的办法，迅速在军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原来把杀人作为“娱乐项目”的士兵，再也无人去敢玩这以自己生命为代价的游戏了！

在军队建设上，兴朝政府也有一个高瞻远瞩的做法——“客土混编，多族合一”。

客即远道而来的大西军，土即当地的滇军，这滇军里面，既有整编的土司军队，也有后来招募的少数民族士兵。为能恢复中原，以及获得当地土司、少数民族的支持，兴朝政府在吸纳云南各地土司到军中任职的同时，还大范围鼓励少数民族的“适龄青年”为国参军，把倮、徭、佬、侗、傣等少数民族中的勇敢之士，补充为大西军的新鲜血液。

依靠这些少数民族士兵，并利用当地的大象资源，擅长军事的李定国，组建了一支新的军种——象军。“定国善用象，象十三，俱命以名，封大将军，所向必碎”。（查继佐《罪惟录》）

云南王沐天波一人能顶十万兵马，他对兴朝政府采取合作态度，其他云南境内的大小官员土司自然望风归顺。这就使大西军在政治上迅速站稳了脚跟。

在经济上，孙可望大力减租屯田，开发当地井盐，奖励商贸。在军事上，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建立后勤保障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向被看作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兵精粮足，社会安定，以一隅之地，成为日后抗清的基地。

三位王爷在云南重廉吏，除贪腐，不时差人易服色暗察访，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腐者立拿斩首。并传示各府、州、县，闻鼓即出为民理事，凡政有不便于民，许地方头人赴诉，立即改进，有便于民者，立即推行四方。暗访姚安知府谢仪贪婪索贿，孙可望差官持令前去，立拿斩首、传示。全滇之官，无一人敢要钱者。

凡发兵出剿，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者路旁不断，公买公卖不差分毫。如有擅夺百姓财物者，立刻收斩。若事主不举，连坐，主官失察，责80军棍。

对民立法也严，有太平巷内一百姓，醉后以斧头劈伤其姑母，昆明知县报知李定国，刻命枭首示于本家门口。

凡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寿诞，士民往贺，送礼不能超过5个铜钱。百姓每人发大馒头一个；生员留酒饭，令传宣官陪。

又令地方官员，不论绅商居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也许进言，立刻引见，不许拦阻。即便妄诞之言，也决不追究责备。

是时，云南境内，物阜民安，百姓浑然不知有交兵者。其士兵各省人俱有，陕西人约有一万，大都为各级军官。云南物产财富，足供养兵之需。贸易商人出疆入境俱给验照，兵不扰民，将不欺士，崇尚礼义，视民如子，往来有体，安置有方。

这年元宵省城大放花灯，四门唱戏、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曹，如同太平盛世。

兴朝政府得以蓬勃发展，充分展示出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人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