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满族勇士雅布兰“一箭贯当胸”，结束了自己光怪陆离、百转千回、丰富多彩、亦魔亦佛的人生演出，而围绕在他身边的文臣武将们还在，他们的人生故事还要延续下去，他们同样也在波澜壮阔的中华历史长卷中，谱写下了浓墨重彩、铁血阳刚、精彩纷呈的瑰丽篇章。

张献忠战死的消息传开，将士们人人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看上去如同哭亲爹似的。仿佛这世界上若是没了张献忠，连地球也不会转了。然内心是否真的如此悲痛，却是要打个大问号的。可以肯定的是，别说幸灾乐祸，至少也会有相当多的人，暗暗松了一口气。

有这种不可言说的“解放感”的人，想必应当包括张献忠的四位义子。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给大西政权和军队，带来了一个新生的机会。

张献忠生前最看重最提防的就是枪杆子，除自己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他慧眼相中的四个义子手中。

张献忠死后，遵照他的临终遗言，大西政权组成了以孙可旺为首的四王爷领导班子，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以图迅速收拾残局。

此时，他们当面是清朝能征惯战的皇长子肃亲王豪格、贝勒尼堪，还有鳌拜、索额图等猛将，以及刘进忠等降将率领的十几万满汉虎狼之师。身后又是老对手曾英沿嘉陵江布下的道道重兵，大西军的处境，十分危急。

鉴于陕西已经全部落入清军之手，原来张献忠定下的“弃蜀入秦”的方针，已不可能实现，四王子遂决定顺江而下，首先击败兵力较弱的曾英，南下攻打重庆。大西三年农历腊月下旬，在凛冽的寒风中，百战余生的大西军犹如从地狱中冲杀出来的厉鬼，水陆并进，英勇作战，沿着嘉陵江呼啸而下，如同秋风扫落叶般摧城拔寨，连战皆捷，歼灭、击溃前来堵截的大约二十万残明军队。

在大西军不要命的猛烈进攻下，曾英哪里抵挡得住？明军全线溃败，曾英急率家人与残部逃出了重庆城。

或许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主宰人类命运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就在三年前曾英曾经给张献忠制造了不小麻烦的铜锣峡中，他不幸被狄三品率领的大西水军和李定国率领的步骑追上。一场大战，随即在峡中展开。曾英血战不降，最终与家人一起投江殉国。

大西军占领重庆后，稍作整顿，补充了军需。看到豪格率领的清军已经离重庆不远，遂决定继续渡过长江，向南撤退。

1647年（大西大顺四年）元月1日，大西军南进綦江，收编失散部队，补充兵员，从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然后，以四王爷的名义，在綦江发布了著名的文告：指明了大西军今后的斗争方向：“皇上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传谕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克难大事。”

綦江文告得到了全军将士的理解和支持，“传谕之后，欢声满营”，显示了大西军继续抗清的决心。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在由众将领们进行的公开表决中，时年28岁的平东王孙可旺被众将推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成为大西王朝新时代的希望所在。排在可旺之后的是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定北王艾能奇，在最高领导班子中的排名，与他们的爵位完全一致。

接着，在活力四射的新班子的率领下，大西军立即向南攻取遵义。

王应熊派王祥在娄山关布下阵势，利用地势之险，阻截大西军。

娄山关是从四川入贵州要道上的著名关口，古称天险，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如果王祥铁了心凭借雄关天险死守，远道而来的大西军，是很难攻克的。可问题在于王祥是个长期盘据于遵义地区的土军阀，原本就对王应熊把他的“脚窝子”地方当做南明军对抗大西军的一个重要后方基地深感不满，因为南明朝廷的兵部尚书驻节遵义发号施令，督率各路明军作战，身边高官如云，让他这个过去说一不二的“遵义王”，一下子降格为毫不起眼的三四流角色，说话没用，打屁不响。而眼下大西军从四川打过来，王督师又偏偏点名派他到前面去抵挡，这心里就非但不乐意，简直就是怒火如焚了。

所以，当充任前锋的李定国派出一队兵马，试探性地前去攻关时，双方刚一交锋，只听一串牛角号响过，守关队伍争相撤出阵地，向着绥阳方向撒腿便跑。

王祥不战而逃，自己的部队倒是完整无损，把遵义城里的王应熊就害得不轻。《明史·王应熊传》载：“应熊遁入永宁山中，旋卒于毕节卫。一子阳禧，死于兵，竟无后”。

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年轻将军于清晨登上娄山关，但见遍地披霜，山风凛冽，长空雁叫。极目远眺，巍巍青峰，尽在脚下。想到这些年国家与军队的起起伏伏，想到谁也无法预测的大西军和大西政权的未来，禁不住心潮澎湃，大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感。

肃王豪格快马加鞭尾随而来，本打算来它个“宜将剩勇追穷寇”。无奈他入川作战属于见机而行，后勤全无保障，一下子把战线拉得太长。而这川、黔一境早已是十室九空粮草无继，拿下重庆后军势已成强弩之末，再继续追下去恐怕敌人没追上，自己反倒会被彻底拖垮。加之豪格在凤凰山射杀了张献忠，早已超额完成了本部的作战任务，于是便留下吴三桂驻守阆中、南充一带，自己则带着特殊的战利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与菲律宾传教士安文思，凯旋班师，回京复命去了。

《圣教入川记》一书中，记载了利类思和安文思与豪格交往的经过。

二传教士在大西军兵败后被清兵抓捕，因相貌怪异，马上被送到统兵大帅肃亲王跟前。豪格详细地向传教士请教关于机器的知识，还授意他们把天文书详加解说，译成满语。

豪格阅后，“大为惊异，以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称赞不已”。

豪格与西洋传教士有着长期的交往，在京师时便与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关系很密切，他离京之前，汤若望还托他在征战中，保护各地的传教士。

豪格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对利类思和安文思“宠渥有加，每日赐肉给米，妥为照顾”。

二位传教士对豪格的“宽仁厚德”印象像深刻，颂扬备至。

有一次言谈之余，利类思提到，他们有一位叫安当的中国仆人在逃难中走失，生死未卜。豪格立即吩咐侍卫持令箭速到各营寻访。结果发现安当被一旗人掳获。该旗人开始不愿放回，后来听说是肃王命令，这才赶紧将安当亲自送回。

一次路途行军，利类思见路边地里蔬菜非常鲜嫩，便到菜地里摘了几根菜心生吃，被旗兵看见，立即张弓搭箭向他瞄准，如果不是另一旗兵拦阻，利类思定已中箭。后来旗人向二位传教士说明，行军时“不可路外而行，误犯军规，以遭不测”。

这说明，肃亲王治军相当严整，士兵不敢违犯。

这也应当是清军征剿张献忠的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以及南明军队所向披靡的重要原因之一。

肃亲王师行半道，掉头而返，大西军这才驻扎遵义，修养整训。

就在遵义，四位王爷加上王应龙送走了王自贤。此时不单是王自贤，连金狗儿和他率领的百名侍卫也全都剃了头，烧了戒，身穿皂衣，成了沙弥。

一天清晨，王自贤与四位王爷一一揖别，彼此各道尊重，然后和金狗儿等翻身上马，一句“后会有期”，一串蹄声，顿时消失在青山绿水之中。

显然，大西国的护国大禅师此行肩负着尤其重大的责任——读者朋友可曾记得大西军撤出四川之前，王自贤两入峨眉山，以及消失在峨眉山中的那支神秘的运输队吗？

没过多久，数百里之外的峨眉山金顶寺庙中，便突然多了百名僧人。

长时间一路苦战饱受煎熬的大西军脱离了对清作战，终于能够驻扎下来喘口气了。此时一统计，大西军尚存六万兵马，万余军眷，为壮声势号称十万大军。四位王爷审时度势，召集诸位都督和将军在遵义召开了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对大西军的斗争历程进行了认真回顾、反思和总结。

因为过去看多了无数平民哀怨无助的眼神，听够了众多百姓伤感失望的叹息，孙、李、刘、艾的内心曾一次次对父王不问青红皂白的滥杀，感到由衷的痛苦和不满，但在威权之下，又不能不执行。现在，他们一致认为是到了改弦更张、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他们联名向全军庄严宣告：“自今以后，所过之地，爱护百姓，秋毫无犯，除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外，一律不得擅自杀人，违者军法从事！”

大西国退到遵义时虽然张献忠已死，然大西国的体制尚存。大西军设朝廷于遵义桃源洞，诸将每日仍需上朝，坐朝的是张献忠遗下的那位还不满20岁的井研佳丽陈氏，大西军皆称其为陈皇后。

坐在皇后旁边的则是大西国左丞相汪兆龄。每次开会议事，这一女一男公然傲居四位王爷之上发号施令，好不得意。

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王爷和都督、大将在大西军今后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与陈皇后和汪兆龄发生了根本分歧。

诸事没有得到陈皇后和汪丞相的批准，四王爷便寸步难行。这是因为遵照大西国原来的体制，诸将必须听命于皇后和丞相。

而让他们尴尬和恼火的是，四位王爷皆为张献忠的义子，既然是张献忠的义子，自然从名份上也就是陈皇后的义子。陈皇后虽然年纪轻轻，但朝上朝下，均称四位王爷为皇儿，王爷们更是深感压抑，行为也严受管束，心中都憋着一肚皮怒火。

还有那丞相汪兆龄在成都怂恿张献忠杀人如麻，结怨最多，弄得大西国民不聊生人人自危，四王爷对其恨之入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不解决大西王朝的政治体制和调整军事路线，这支军队将面临灭顶之灾。

一天上朝时，血气方刚的艾能奇首先向汪兆龄发难：“以前老万岁就是听你的主意，才把事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现在老万岁死了，你说，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

汪兆龄不解他的意思，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老万岁临终留有遗言，他怎么说，我们就只能怎么办，凡是万不可违。王爷、都督、将军，必须一概照旧行事。”

陈皇后赶紧帮腔：“丞相说得好，凡事万不可违。老万岁怎么说，就应当怎么办才是。”

艾能奇大怒：“丞相说照旧行事？照什么旧？父王在成都，你作为一国首辅，不能辅佐他治理好国家，只知一味劝父王杀人杀人杀人，以致人心畏惧，不肯归从，天下都把我们叫做贼！今天事情已到如此地步，你莫非还要我们继续杀人做贼么？”

陈皇后厉颜疾色喝斥艾能奇：“丞相为我大西国殚精竭虑，劳苦功高，四皇儿怎可如此与丞相说话？你还有王法么？”

李定国愤而言道：“我等戮力疆原，收获那么多健儿文士，就因为你的一个主意，几句话，便杀之殆尽。”

刘文秀戟指汪兆龄斥道：“你这丞相当得好，今日之败，都是因为你的古灵精怪！”

“有话好好话，要吵到外面去吵！”孙可旺骤发一腔怒吼，也不知道他冲谁发气。

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地，四位统兵王爷谁也不愿意遵循张献忠留下的“既定方针”办。

没过两天，四位王爷在孙可旺大营中举行高级干部才能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总结大西国的失败教训，严斥汪、陈误国，分析大西军今后的生存和发展途径，并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将汪、陈“二人帮”彻底翦除。

1647年（大西大顺四年）1月21日拂晓时分，艾能奇率500亲兵突然破门而入，将陈皇后和汪兆龄，连同家人亲信共三百余口一网打尽，随即押入深山，斩首后扔进一个深不见底的溶洞之中，随阴河冲走。

大西国左丞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怂恿者、策划者。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杀掉陈皇后和汪兆龄后，四王爷随即联合颁发布告：

一、陈述杀死陈皇后、汪丞相之理由，列举陈、汪的诸多罪责；

二、表示与清军不共戴天；

三、愿意与放弃敌视大西军态度的南明军队合作；

四、严格管理军队，今后不交战不得杀人，并严禁扰民；

五、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各复本姓。以孙可旺为首，四王子共同统率大西军。

饶有深意的是，大西军最高领导班子的“班长”孙可旺，不单改回了祖宗传下的姓氏，还把末尾兴旺的“旺”字，改成了希望的“望”。也许在他的心里，“旺”仅仅表达了一家一户发家致富的梦想，而“望”，才能寄托他达济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而且，李定国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各地民众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归明廷，一致抗清的政治理念，已经不知不觉在大西军上下滋生萌发。布告中的第三条，“愿意与放弃敌视大西军态度的南明军队合作”，就是他们在政治理念上迈出的石破天惊的一步。

不过，能够在布告中形成这样的文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看似由孙可望挂帅，实际上形成了以孙可望和李定国为共同核心，刘文秀、艾能奇两位王爷，以及白文选、冯双礼、王尚礼、王复臣、王自奇、狄三品、窦民望等十几位都督大将参与的最高领导班子。

由于孙可望并未形成大权独揽，一言九鼎的地位，所以遇上重大事情，必须拿到这个班子集体商议，这就多少有了一点民主的意味。

的惨败已经使李定国感到必须改变反明路线。他认为闯、献辛苦二十年，结果却让清妖坐享渔人之利，应当吸取这一沉痛教训。主张要以“恢复中原”为目的，“严辨华夷之界”，只有联合坚持抗清的南明永历朝廷，“诚心辅佐”明皇，“恢复旧京，廓清海内”，将来不仅诸位将领“竹帛之垂名可图也”，大西军也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在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的会议上，孙可望主张把部队开到广西，再到广东岭南一带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可以就近转入南海。

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

在大西军重要将领中，论其威望和能力，“平东将军孙可望最枭，安西将军李定国次之，而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又次之”。张献忠死后，“可望势张，常走使（使唤、差遣）三将军”，逐渐产生大权独揽的欲望。而“四将军率自为王，不相上下”。

这样一来，大西军的领导核心，就分裂成为以孙可望为首，和以李定国为首的两派。

遗憾的是，在“联明抗清”这一涉及大西军今后的重要方针路线问题上，孙可望的看法却与李定国不同。

针对孙可望的犹豫不定，李定国在会上大声疾呼：“当前清军大举进攻，李闯死在九宫山，父王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王复臣、窦民望、王应龙等大西军重要将领高官对李定国的主张“极表赞同”，而孙可望“不听，且疑定国有异心”。他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王于滇、黔、楚、蜀，主张把队伍拉到广东岭南一代，若有危机，可以出海，故而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

孙可望当然也非孤家寡人，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的有冯双礼、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高文贵、关有才、张虎等将领。

李定国痛呼：“亡命南海定是死路一条，你要有本事就自己去，不要拉上我等弟兄垫背。你若一意孤行，那我还不如就死在这里！”话音方落，定国果真拔出宝剑自刎，鲜血如红绸般凌空飞舞。

支持定国的众将一见，慌忙夺下宝剑，撕破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起跪地高呼：“吾辈唯安西王所命。”

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被迫见风使舵改变态度，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内心却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大西军愿意与南明合作，当然与张献忠的临终遗言是完全合拍的。所以这个大大的弯，对大西军来说，转得并不困难。难的反倒是苟延残喘的南明朝廷，同意万万不可；拒之门外，后果则更不可想象。

二月初，经过在遵义进行的整军，已初步具备政治理想，获得钢铁军纪，因而有了脱胎换骨改变的大西军，以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进入贵州境内，踏上了进军贵阳的征途。

一路上，大西军严格执行群众路线，不擅入百姓房屋、不践踏百姓庄稼、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公买公卖，所过之地民皆安堵，全军形象得到了极大改观！

1647年（大西大顺四年）2月12日，大西军一举攻占了贵州省省会贵阳，并在惠水县（笔者注：时名定番州）抓获了刚刚逃到这里的贵州布政使曾益等南明官员，并将其处死，使贵州全省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紧接着四位王爷各率本部，迅速攻城略地，飞速扩展地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大西军雷霆万筠的攻势下，“无数名城萧萧下，不尽降将滚滚来”，在烽火遍地的神州大地，大西军以贵阳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