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虽然一根绳子上了吊，但淮河以南基本所有地区仍然是大明王朝的天下。特别是明朝从明成祖朱棣以来一直实行“两京制”，所以，北京虽然没了，南京仍然还保有一整套完备的国家机构。

当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而且在崇祯自杀两个月后，它还有了一位新皇帝。

360斤重的老福王朱常洵被烹制成“福禄宴”，被李自成、刘宗敏等大顺军官兵当作一道大餐，美滋滋地消受掉了。洛阳城陷那一夜光着身子逃出福王宫的小福王朱由崧，却捡得了一条性命。

朱由崧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长子，十岁那年朱由崧便被封为“德昌王”。由于老福王的王妃邹氏自己没儿子，朱由崧便顺理成章地升格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个模子扣出来的，爷俩都是巨胖身材，吃喝玩乐方面的低级趣味，也都一模一样。

崇祯皇帝对自己的这位堂兄很是照顾，不但遣人安顿他仍回洛阳居住，而且不久后又专为他下了一道圣旨，赐朱由崧嗣福王之位，从此他便由“德昌王”变成了“福王”。

只可惜好景不长，洛阳很快又被农民军攻下，朱由崧由此踏上了逃亡之路。经过卫辉府时，与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怜，结伴一起逃至淮安。

这一次，朱由崧再也得不到堂弟朱由检的亲切关怀了，因为崇祯皇帝本人，已经在北京上吊死了。

北京陷落于李自成之手后，南京官员们心急如焚。不久他们终于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情报——崇祯皇帝已经自缢殉国，崇祯立下的太子朱慈烺在山海关昙花一现后即从人间蒸发不知去向，另外两个儿子也同样生死不知。

在天下大乱，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南京官员们最为重大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就是必须马上拥立一个新皇帝，以此作为恢复大明王朝的政权象征。

谁能坐上金交椅，唯一的标准就是血统，其他都不重要——换言之，谁与崇祯皇帝的血统最近，谁就最有资格坐上皇帝宝座。

遵照这一祖制，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

可事情却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种种原因，在立君问题上，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当时手握兵权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主，主张“立贤”——即拥立素有贤名的潞王朱常汸。东林党党魁钱谦益联合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以及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四处游说，竭力支持史可法。另一派以凤阳总督马士英为首，则以遵从祖制为借口，力主拥立福王朱由崧。

史、马二人手中均握有兵权，又皆为督师文臣，所以他两人说话分量最重。初时，不仅史可法主张拥立口碑很好的潞王，马士英也十分赞同。这是因为，看上去福王伦序最为合适，但他的名声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无能。

于是，东林一系以此为借口，使不少最初主张立福王的士大夫缄默而退。特别是史可法，在他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贪、**、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司法。

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风向变后，他灵机一动，把这些白纸黑字当成要挟史可法的手段和证据。

史可法与马士英浦口密议的结果，得出一个决定，即不拥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走第三条路线，准备往广西迎接明神宗之子桂王。

潞王派和福王派全都傻了眼，可是面对当朝最有权势的两位大臣作出的决定，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南京的礼部甚至已经准备好皇帝法驾去广西，接桂王前来南京继位。

关键时刻，太监卢九德闪亮登场，使心浑身解数，终于使帝位归于福王朱由崧。这位卢太监，当时是“守备凤阳太监”，与马士英是同事。他之所以倾向立福王，是因为他少年无能，今后好糊弄。

一个太监，兵荒马乱中本不能成事。问题在于卢太监背着马士英，暗中与著名的江南四镇中的三位手握重兵的总兵官黄得功、高杰、刘良佐联系。这三个人为挣“拥立”之功，纷纷同意出面拥立福王。依理，这三个武官只是总兵而已，皆受凤阳总督马士英节制。

可是非常之时，身为文臣的马士英害怕手握重兵的武将们趁机发难，一番左思右忖后，不敢再坚持他自己与史可法先前的定议，来了个即刻转向。他一改初衷，在未通知史可法的情形下，突然以凤阳总督和三总兵名义，正式向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递表，表示拥立福王朱由崧，给了史可法一个冷不防。

韩大太监倒很“民主”，邀请南京诸臣聚集到自己家中，把马士英等人的“公开信”给大家过目。

愕愕之际，众人只得唯唯。

乱世之中手中无兵，文臣们只能听天由命。

不仅文臣如此，山东总兵刘泽清本来与东林系一起支持潞王继位，听说三镇总兵拥立福王，立刻转向，表示全力支持福王。

东林魁首钱谦益听说此事，瞬间脑子转了180度，也表示赞同。

这样一来，最尴尬的当属史可法了。

假使当初史可法来它个当断则断，以王朝伦序作为最佳选择，站出来拥戴福王当皇帝，马士英就无从居功，高杰等四军镇也无法因“定策”之功而跋扈。正是东林党钱谦益等人的万般游说，致使史可法一误再误，失去了首推福王即位的历史机遇。假使史可法有头号拥立之功，福王继位后，自然会把国事皆交予他及东林系诸位在朝正直之文臣武将。南明的半壁江山，或许不至于这么快就拱手让给了满清的八旗兵。

至于福王本人喜欢看戏、喝酒、玩女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帝王这种生活作风、私人品德方面的事情，纯属鸡毛蒜皮，何足道哉？

在马士英等人的努力下，朱由崧于崇祯帝自杀后不到两个月便得以登上帝位，年号弘光。

从洛阳城的尸山血海之中光着身子逃出生天的小福王做了大明新帝，却一点也没有接受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活脱脱就是一个老福王转世，把国家大事全部交给拥立有功做上当朝宰相的马士英打理，自己整日在宫中**乐看戏，享尽天下山珍美味。

新朝气像没有维持多久，马士英就把史可法排挤出了朝廷，命这位大权旁落的史阁部带兵渡江北上抵御清军。新朝大权，完全落入马士英之手。

不久，早先名列“阉党”名单之首的阮大铖又被马士英引荐入朝，并被委以兵部右侍郎的高官，致使弘光小朝廷内党争频起。

四镇之军除黄得功外，其余三将皆骄横跋扈，所统兵将也只知狂掠百姓，遇敌则怯懦无计，只知撒丫子狂逃。虽然总共有数十万明军屯结江淮，但将领们几乎全无斗志，个个都把金银家小安置于江南富庶大后方。这些人贪生怕死，同时贪起赃枉起法来，又肆无忌惮。

官拜东平伯的刘泽清最能道明这些武将心事：“吾拥立福王以来，以此供我休息。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耳。”

因此清军渡过黄河，一路势如破竹，明军诸将不仅放弃抵抗，反而闻讯大掠他们本应该保护的明朝平民，然后满载财物向西奔逃。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复仇”的旗号极具欺骗性。

可是为崇祯戴孝的谕令发布没过多久，多尔衮便狰狞毕现，限令北京城内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无偿交予八旗兵士使用。

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并推出了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接踵而来的剃发、圈地、农奴制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甘冒锋镝竞相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在这种大形势下，多尔衮又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方面，这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新朝，提供了绝好的发展、壮大，以及反攻复国的历史机遇。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可谓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远远超过清军数目。在这些军队中，力量最大的当属驻守武汉的左良玉部，号称80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这几支军队，皆是能拉出一战的部队。除此以外，郑芝龙家族在东南沿海还掌控着一支能打水仗的海军力量，势力也不能小觑。

而远在云南的沐氏家族一直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其手下又多骁勇敢战的少数民族士兵。数量可观的军队和广大的地区，为明王朝的延续提供了具有广大深度的回旋空间。

南京从地理位置上讲，自古形胜之地，虎踞龙盘，又有长江之险，文物繁多，田野富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况且明太祖朱元璋在此定鼎天下，使得南京本身就成为一处极具政治象征的城市。它不仅北有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均有天险做凭恃。特别是南通往下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让人顿起插翅难渡之感。再往北推，淮河本身可作为一道大的天然防线。如果南明政权真有远见，凭临淮河，步步北推，即可以逐步收复失地，扫清河朔。

从人才方面讲，南京本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南一带是东林、复社等士大夫集团的传统老巢，人才荟萃。加上从北方不断涌入的士人，以及驻扎于江南各地等待观望的武将，乃文乃武，比起北宋灭亡之后的南宋政权，南明政权无论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比赵构君臣初创南宋时期，拥有更多复明条件。

况且，明军还可挟正朔必复之威，怀哀兵必胜之心。如果同心协力，君臣协睦，即使恢复不了全部疆土，巩固半壁江山，应该是绰绰有余。虽然明军中有不少昔日的“流贼”和诸路杂牌军，但清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中也有不少首鼠两端、唯利是图的变节明军。假使弘光帝是才能平平的庸主，有史可法、黄得功一班忠臣良将内外护持，偏安一隅，保持明系一脉，还是非常可能的。

偏偏朱由崧完全被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驾空，弄得朝廷上昏下暗，众官只知争权夺利，大敌当前仍旧沉湎酒色财气，再有20个史可法、黄德功，也难保弘光朝不亡！

清军已经快打到南京城下，弘光朝内仍旧是文恬武嬉，恍若往昔承平年月。

进入马士英为首的利益集团的一名高官竟然还恬不知耻扬言：“岳飞讲‘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这真是大错特错。文官若不爱钱，高爵厚禄何以劝人？武臣必惜死，养其身以其待！”爱钱惜身竟然成了他们遵循和追求的“硬道理”，可见弘光君臣，已经糜烂到了何等地步！

弘光帝自己也天天怀拥佳丽，畅饮醇酒，竟然吟出“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明月几当头”。

同时，他还狂吃**，夜夜**乐。

马士英等人又大兴狱案，罗织罪名杀掉不少与自己有过节的朝臣和士子。

由于朝政糜烂，加上令人疑窦丛生的“童妃案”“北来太子案”“大悲和尚案”，搅得朝廷血雨腥风。拥数十万重兵，控制着军事要地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就公开宣称奉真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左良玉打着以“清君侧”的旗号，浮江而下直迫南京，要拿马士英、阮大铖等一帮把持朝政的大员问罪。

当时的情势是：一方面，清军昼夜兼程乘势南下，把史可法的扬州城包围得密不透风，另一方面，左良玉的明军也气势汹汹，兵锋直捣南京。

弘光帝虽荒**昏庸，却又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他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

内阁首辅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贼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也！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也不可死于左贼之手。”

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扑来。

左良玉率大军抵达九江后，突患急病而死。而他手下人数多达四五十万的明军全都为其儿子左梦庚掌握，一行大军沿长江浩浩****而来，不是抵击清军，而是见了明军便杀，沿途还大肆劫掠。

黄得功一边要抵抗清军，一边又要与左梦庚部队作战。

左梦庚在板子矶被黄得功打得大败后，听说豫亲王多铎已至，索性率领全军降了多铎。

投降之军，竟然比胜利之军多出数倍！左军日后也就成为灭亡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

杏花初开，白杨也绽放出鹅黄色的嫩叶。篱边墙头，装点出动人的春色。

一支小小的骑队在川南崇山峻岭艰苦跋涉。队伍中间一匹甘草黄战马上，骑着一位不到50岁的将军，满面风尘，胡须短而浓黑。

这时战马已经从雄伟挺拔的娄山关逶迤下来，进入一块平坦的山中坝子，一个劲儿地用碎步向前奔跑，将军魁梧的上身在马鞍上摇摇晃晃。肩上外黑内红的锦缎斗篷，被山风吹得高高飘起，不时露出挂在左边腰间的宝剑，剑柄上的装饰，闪着金色的光泽。

此人正是奉旨前往四川遵义出任督师，统合全川乃至大西南武装力量以击溃张献忠的大西军，光复四川的南明兵部尚书王应熊。

这王应熊，也就是前番张献忠攻破重庆后，被迫报捐百万雪花银却仍然难逃满门抄斩的重庆首富王应熙的亲哥哥。

王应熊系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魏忠贤当政时期，朝野趋炎附势，唯他独守冷清，不与其党往来。崇祯登极后，说他清狷多才、谙习掌故，擢任礼部侍郎，官至正三品。到了崇祯六年推举宰相，两派大臣阿其所好，推出几个人来，并无人想到王应熊。

不料崇祯帝却惦记着他呢，对朝臣们说：“朕看礼部侍郎王应熊不偏不党，以才华自立，实应拜相。”

皇帝把话说得这样明白了，王应熊也就一马平川地当上了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举朝大惊”。

直到后来凤阳皇陵被陷，谏官弹劾王应熊包庇负有重大责任的淮抚宋一鹤，崇祯皇帝这才将他罢相，命其回乡养病，另用杨嗣昌做了首辅。

王应熊离京返川途中，寄住在湖广总督、四川遂宁人吕大器九江寓中时，闻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殉国；淮抚马士英迎立福王世子朱由崧到南京立为监国；而张献忠倾巢入蜀，正向重庆攻去。福王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于南京监国后，急命王应熊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衔，总督四川、贵州、云南、湖广四省军务，御赐尚方宝剑，专办征讨张献忠战事。

说来可怜，王应熊乃堂堂正正的南明王朝的兵部尚书，前往遵义前线督师进剿张献忠，朝廷竟然没有拨给他一兵一卒，甚至一两银子。仅给了他一枚金印，一柄能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和许多空白委任状；还给了他随地招募兵勇，封官晋将的特权。

幸亏老乡吕大器相当够朋友，拨了200亲兵，5000两饷银与几员幕僚随行，以壮督师声威。

而这时张献忠已经将留在湖广的军队全部调进四川，封闭了夔门，以防左良玉大军尾追进川。全川唯有遵义一府，由参将王祥把守，仍奉明朔。王应熊只好由湖湘入黔转往遵义。

王应熊到得遵义后，文武官绅，皆来晋谒。得知王督师此番手捧尚方宝剑，专门前来办理剿灭张献忠之事，人情振奋，纷言反攻。

王应熊见朝廷新委的宜宾县人、川陕总督樊一衡也辗转来到遵义，更为高兴。

两位总督，便成了恢复大明江山迎风招展的旗帜。

此时零星散布于全川各地，正在反抗大西军的前明武装闻知南京朝廷遣王应熊前来督军，无不精神振奋，纷纷派人前来拜谒。包括从成都死人堆里逃出的参将杨展、曹勋，也都率领残部，赶到了遵义。小小遵义一时冠盖云集，剿寇之声声震山河，响遏行云。

王应熊遂于10月28日大集文武登坛誓师，镌发檄文一万份传递全川各州县，号召全川军民“高张义旗，共灭献贼”。

杨展与曹勋同为四川总兵刘佳胤麾下参将，不久前失散于成都，如今重逢于遵义，喜不自禁，争问对方成都城破之后的情形。

杨展说了自己在成都中和门外南河边上，靠着一副铠甲死里逃生的经历。

没曾想曹勋说，他也是被大西军押往江边砍头之际有幸逃了出来。只不过杨展脱险于成都中和门外的南河边，曹勋则在彭山县江口镇的岷江边。

那日曹勋在中和门外被大西军杀败后，拼死血战突出重围，带着不到200名残兵于日落时分逃到锦江下游江口镇，此时人马已经疲困到了极点。

一行人刚到城楼下，便只听得一声号炮骤响，城头陡然竖起大西军旗，两旁树林里也涌出无数大西军兵士呼啸着向他们杀来，这才明白江口也落入了大西军手中。曹勋等人一整天粒米未进，如何能战？兵士不是跪地投降，便是扔下刀枪逃跑。混乱之中曹勋也被生擒，与许多俘虏一起，被押到镇上的关帝庙里关了一夜。虽然饥肠辘辘，曹勋等人休息了一夜，精神倒也恢复过来。

天亮后，大西军用绳子将俘虏们反捆起来，每兵押俘虏二人，到岷江边上的老虎滩砍杀，押曹勋二人的是一名陕西兵。

曹勋走在后面，到了老虎滩一看，满河滩到处都是死人，一看军装便知全都是原来驻扎在江口镇的明军俘虏。

因死尸太多，连驻足的地方也没有了，陕西兵便押着他俩往死尸较少的上游河滩走去。

他俩垂头丧气，高一脚低一脚，在死尸堆里踯躅前行。

那陕西兵也万分可恶，一边走，还不停地拿刀背砍击他们。

曹勋实在忍受不住，脱口说：“要杀便杀，何须折磨我们。”

陕西兵骂道：“老子要把你们折磨个够，再砍你们的脑袋！”说罢，便拿刀背不停地往二人背上砍，驱他们继续前行。

走到无人之处，陕西兵恰好要出恭，对二人喝道：“先到河边给我跪下，待我出恭后，再来收拾你们。”

二人面对波涛汹涌的岷江跪了下去。

曹勋溜了一眼陕西兵，悄悄对另一兵士说：“挨拢点，背靠背，把绳子偷偷解了，来它个死里求生。”

二人遂悄悄移拢互解绳子，却被那兵发现，大叫起来：“你们俩人偷偷摸摸想干啥，给老子隔远些！”

二人哪里肯听，陕西兵一见不好，连屁股也来不及揩，一手提裤子，一手提大刀直冲二人奔来。二人起身便逃，只见刀光一闪，那名俘兵惨叫着倒在了河滩上。情急之中，曹勋大吼一声，猛然发力将绳子挣断，顺势一脚向陕西兵裆部踢去。那兵应声倒地，双手捂裆狂呼大叫。曹勋上前一步抓起刀来，结果了陕西兵性命，提着刀便朝下游方向逃去。数名大西军兵士大喊着追了上来，却只能看着曹勋越逃越远。

曹勋混在难民队伍中逃回老家汉源（笔者注：时名黎州），登高一呼，组织起一支地方武装，占据了县城；大肆招兵买马，几个月过去，竟然有了万人之众。

杨展脱险的经历，与曹勋大致不差。但脱险后的动静声势，搞得远比曹勋更大。《明季蜀记·杨展列传》说：“（杨）展过新津，遇官军溃卒二千余人，得奉为将”。

杨展率领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始败于李定国、继败于狄三品，只得与儿子景新带着残部与家眷经高县（笔者注：时名庆符）、兴文向着叙永（笔者注：时名永宁）方向败走。

这一路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来到叙永，却不知此时的永宁卫指挥宋瑶，被张献忠攻破泸州后的残暴屠杀吓破了胆，赶紧派人向张献忠投诚。张献忠也就委他原官原职，仍然戍守原地。

只不过，宋瑶从未向地方绅民公开降贼之事，大家仍拿他当大明王朝的永宁卫指挥看待。此时得知杨展率部向叙永赶来，不免大为恐惧。乃召集绅民代表说：“杨展从贼人控制的地方前来，恐有取本卫之意。本卫有新旧两城，可由绅民代表迎他到旧城驻扎，我暂时托病不与他见面。等到新城守卫布署妥当，我再去见他。”

绅民遵他意见，派代表前去欢接杨展入旧城居住。等他们得知杨展此番从成都冒死逃出，为抗击贼军千里奔走组织义军，不禁肃然起敬。退出城来速报宋瑶，保证杨展乃忠义之人，促其前往会晤。宋瑶见杨展并不知道自己早已投降张献忠，才率领随从前来谒见杨展。茶点以后，谈及成都沦陷情形，杨展便对宋瑶晓以忠义大节，邀其合兵出战收复宜宾、泸州，乃至整个川南地区。

宋瑶巴心不得杨展离叙永越远越好，说：“小吏也欲整练军马出兵泸州，无奈地小兵弱、外无应援，尚难行此大事。近闻督师王应熊王大人驻节遵义，新任川陕总督樊一衡与参将王祥也在遵义。各地义军正应与遵义联为一气。小吏因本职乃守土之官，不敢前往请兵，幸将军来此，可以婉达此意。窃欲资送将军前去遵义协商进兵，只要明檄一到，小吏谨当率兵以赴。”

杨展这才得知南京朝廷，已经派兵部尚书王应熊到了遵义督师，心中大喜，便欲将队伍寄食叙永，单骑前往遵义请命。

宋瑶不愿替杨展白白养兵，想出一腔托词说：“此间与遵义交界处有一小城，名叫赤水，有石板大道与泸州畅通，地方甚为殷富，尚无官军驻扎。若为将来出兵之便，将军似宜进驻赤水，距遵义既近，他日要攻泸州，将军由赤水出合江，末将由叙永出纳溪，也可收左右夹击之效。”

杨展觉得如此最好，便率本部前往赤水，驻扎已定，将营务交与景新照料，自带随从数名前去遵义叩谒王督师。

十月底王应熊在遵义登坛誓师，广发檄文，号召各地组织义师。叙永因离遵义很近，绅民最早得到了应熊檄文，马上送到了宋瑶手中。宋瑶立即下令查实檄文从何而来，凡传递王檄的一律抓捕斩首。绅民这才知道宋瑶早已投降张献忠，派人飞骑赶往遵义。王应熊命杨展与另一参将马应试率军杀入叙永，可是等到他们赶到叙永，戍守在赤水的杨景新，已经率部攻入叙永，擒斩了宋瑶。杨展便以叙永为根据地，号召长江以南八州县一卫所绅民，起兵讨伐张献忠。

紧跟着，杨展又派信使投书宜宾县张文杰、江安县罗灿以及高县友好缙绅起兵。张、罗二人首先起事袭杀伪官夺了城池，其余各县也纷起响应。从此长江以南八州县一卫所广大地区，不再奉行大西国政令。

杨展家乡乐山下属的峨眉县，有千户杨世泰、廖佐与杨展私谊甚笃，得杨展派人送来的王督师檄文热血沸腾，遂联系倮夷共同起兵，重新使用大明年号。三县连界的峨眉、夹江、洪雅绅民纷纷响应。张献忠派往乐山的知府任元佑发兵搜剿，结果民兵战败。夹江贡生黎应天与三个儿子被擒，押往县城大辟，父子四人皆骂贼而死。杨世泰与廖佐等逃到峨眉山中，凭借天险坚持反围剿。任元佑久攻不下，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