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地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这首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叫作“降乩”的诗，据说出现于1644年阴历正月初一，是对明朝崇祯皇帝所提问题的回答，作者已不可查。

如相信历史记载，这首“降乩”之词，应该说是神仙的杰作。

但是我们知道世间本无神仙，凡事都是人做的勾当。

明朝的兴衰，归根结底，得从朱家人身上找原因。

原因很多，一是朱元璋为他子孙们搞的“分封制”。

大明弘治五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明孝宗朱祐樘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年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名。朱祐樘览奏后，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不仅惊讶于庆成王的繁殖能力，而且还有点好奇：庆成王能分辨得出自己的亲生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藩王府中遇到的共同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超凡脱俗的生殖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70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63人，曾孙辈更多达510人。也就是说，庆成王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繁衍到767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已经上了千人！

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的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正如朱祐樘所料，庆成王生殖冠军的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直系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取代。这位庆成王仅儿子就多达百余人，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终于弄不清自己家中的人口了，焦虑地向明武宗朱厚照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王、郡王、将军才49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两百多年过去，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极其惊人。据明末徐光启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58人，到永乐年间增至127人，到嘉靖三十二年增至19611人，而万历三十二年又增至80000多人。这还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直系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之巨。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宫，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给一家一姓皇族提供膏血，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太离谱，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焦虑万分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

二是当今皇上朱由检，亲手为朱家王朝挖的另外一个大坑。

朱由检挖的这个大坑，叫“加征三饷”。

明末三饷即辽饷、剿饷、练饷。

辽饷，明末为筹充辽东军饷、对付后金(清)而加派的田赋。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以向辽东用兵为由，按亩加派军饷，在两年时间里经过前后三次增额，便加到每亩银九厘，一年得银520万两，相当于全国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到崇祯末年，因战事频仍，剧增至900万两以上。 剿饷，明末为筹措镇压民变军饷而加派的田赋。原定以一年为期，但一年以后并未取消。到崇祯末年，剿饷共征330万两。练饷，明末以筹措练兵军饷为名加派的田赋。

1639年(崇祯十二年)停征剿饷后，接着征收练饷，规定每亩加征银一分四、五厘，总额达730万两。

到明朝末年，远离京都偏居一隅的四川锦绣山河，也同样被朱元璋搞的“分封制”与朱由检搞的“加征三饷”这两个大坑，害得来民怨沸腾，遍地烽火。

崇祯时期的四川社会情况，与陕西相比，原本应当算是人间天堂。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家乡陕西延安府有多穷，看了下面的文献便一清二楚。

在雍正年间刊印的《陕西通志》中，收有马懋才的《备陈灾变疏》，这道上奏折用白话文表述，其意大致如下：

臣的家乡延安府，从去年到现在，没有下过一滴雨，草木庄稼，全都枯焦了。今年八九月间，百姓争相到山里采蓬草充饥，这种野生植物其粒类似糠皮，吃起来又苦又涩，吃后仅可延缓死亡而已。到十月以后，山里的蓬草也采完了，百姓只好剥树皮而食。在所有树木中，只有榆树皮勉强可以下肚，其它树皮强塞入口，不过延缓死亡罢了。到了年底，树皮又剥光了，百姓只好挖掘观音土吊命，观音土味腥而腻，少食辄饱，吃不了几天，便腹胀下坠而死。

有不甘心活活饿死的百姓始而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的人家，遂被饥民所劫，每次都被抢得干干净净，什么也不给主人剩下，地方政府也无法禁治。即使抓住几个抢劫者，他们也毫不畏惧，还说：“被活活饿死与当强盗被官府处死，两者都差不多。与其坐而被饿死，不如当强盗被抓住而死，当强盗被处死，至少也是个饱死鬼！”

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一处垃圾场，每天早晨必有两三个婴幼儿被弃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到第二天早上，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新的婴幼儿被扔了进来。

更让人感到惊异的是，小孩子或是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了踪影。后来看见城外有人家煮饭时，用人骨当柴火，煮人肉以为食，这才知道前面说的人都被吃掉了。而吃人的人几天以后，也变得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纷纷死去。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也。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臣还有话说，大明朝开国之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里，官府则按里甲征收钱粮。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和开国之初相比相差远也。当前百姓九死一生之际，即不除不减，百姓也难以承受赋税之重。可是官府出于政绩考虑，仍然严加催逼。如一户只剩一二人，官府依旧严令这一二人赔一户之纳钱粮；一甲只剩一二户，也必令此一二户上缴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所以，百姓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栖泊无依，家财既亡，身上带的钱又用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怎能不争相去做强盗呢！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全国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绝不仅仅是陕西一省，整个北方，大抵如此。

万历年间刊印的《明经世文编》记载说：“数年以来，灾警频仍。陕西、山西先遭灾，民食土也；黄河与洛水两大流域继之，民食雁粪也；山东继之，江浙湖广又继之，京畿之地又继之。饿死的老弱之人，填满了沟壑。”

1673年（康熙十二年）刊印的《青州府志》载：“自古饥年，只听说过饿死的人塞满了道路，也听说过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互相交换孩子杀了充饥，劈开人的骨头来当柴火烧。而今宰杀活人，以供朝夕之膳，不管是父子、夫妇、兄弟，一概剖腹剜心，肢解作脍，而且公认人的心肝味道最美，小儿的心肝味道更美。还有人把吃不完的人肉拿到市上去卖，每斤价钱六文。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饥饿者刚一倒地，众人便提刀上前攒割立尽者；也有全身之肉被割尽，而人尚未咽气，睁大眼睛瞪着割肉者。偶尔有人呵斥禁止，则昂然回应道：‘我不吃人，人必吃我’。”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诸城县志》卷三十载，崇祯四年（1631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依据亲身见闻，绘了一份《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很少避人，人见也不为怪，于是毛骨悚然。又走了半天，见老妇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你既想吃他，又何必哭呢？’妇曰：‘这是我的儿子，丢弃一定会被别人吃掉，所以不如用来自己充饥。’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以上是中国人留下的历史记载，那么同时代的外国人，又是怎么样记载的呢？

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在致国内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这段历史的生活；“我将告诉你一件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人民。要使其人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民采取一些最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赚点钱物出卖女儿。……街上充斥着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在这里全都发生了。”

看了这些惊心动魄的史籍文献中的叙述，我们对于明朝末年为何有那么多农民揭竿而起，明王朝为什么必然会灭亡，就应当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了。

四川与苦难深重的大中国其他地区不同，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形，绵延颠连的巍峨高山，将四川围成了一个巨大无朋、与世隔绝的盆地，盆地里气候温润，四季如春，风调雨顺。

尤其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子，近两千年来得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之惠泽，旱涝保收，土地肥美，物产丰饶。川西坝子上一年有三次收获，今天割了麦子，明天便插秧，眼见得黄金变翡翠。

诗仙李白赞她：“芳树笼栈桥，春流绕锦城”。

诗圣杜甫夸她：“清流一曲包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笔者注：治所设在成都），做过四川军政一把手，并筑成都城墙的唐朝诗人高骈誉她：“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楼，不会人家多少锦，春来尽挂柳梢头”。

川西人则自夸：“川西坝子的土地，随便插根筷子都会开花结果。”

人们赞誉的天府之国，其实指的就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坝子，而非整个四川，更不包括处在穷山恶水地区的重庆乃至苦寒得“连屙屎都不生蛆”的整个下川东与川北的大巴山地区。所以成都人自古以来便有资格翻起眼白，在重庆人面前得意：“哥子不是冲飞天壳子（笔者注：吹大牛），成都大慈寺的月饼拿在手头，麻油能浸透几层纸。”

蜀中富庶，超过江南，奢靡已达极致。

由于生活的安逸舒适，连从成都街面上拂过的轻风，都透着一股子甜甜的妩媚味儿。

杜甫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更是将成都赞了个一塌糊涂——想想，那悠扬动听的乐曲，从花卿家的宴席上飞出，随风**漾在锦江上，袅袅飘入蓝天白云间。

欧阳直在《蜀乱》中对四川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蜀人服饰，朴素打扮遭到厌恶轻薄，时人崇尚追求的是兢侈罗绮，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而且月异岁变，不断推陈出新；蜀人宴会，淡泊清爽遭到鄙视，邱糟林肉，海错山珍，菜品越丰盛，排场越气派越受吹捧；蜀人居处，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蜀人烹煮，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刳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蜀人田土，富连阡陌……”

这样的生活，奢侈得实在过分。

还有史料记载，当时蜀中妇女的裙子，竟然是在白罗衫上，用红丝碧线绣成风流**的诗句，然后飘若惊魂地在市井间盈盈而过，路上行人，都会注视绣裙上的文字。

另外蜀中女子流行穿一种高底、厚约三四寸的绣鞋，鞋跟是用檀木雕琢而成，里面藏着香檀雕刻的花蕾，并放入香末，高底鞋跟下开一小孔，每走一步，足底便会漏出一朵花状的香末来。端的是佳人一过，香气四溢。

因为张献忠的肆虐，后来的四川女子或许美艳的还有，但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诗意盎然的风流韵致了。

在许多人眼里，成都分明就是这样一个温柔之乡。因此在相对贫瘠而苦寒的相邻地区如陕西、河南及甘肃、贵州、云南等地，都流行着“少不入川”的说法。所谓“少不入川”，其实主要就是入川西坝子，指成都。因为这里秀美的山水、丰饶的物产，都会使一个人流连其间，而不能自拔。

连蜀人最爱的竹枝词中也有“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君莫做锦城游。”

这样的提醒，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告诫，没有足够的准备，在青少年时代，成都这个连倏然而起的一阵香风，也能使人沉醉的安乐窝，是不能随便来的。

当然，四川也并非所有四川人的天堂。

“万里桥西一草堂”，天下人都知道，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所写的。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表明当时的成都，买不起房子的老百姓不在少数。

四川社会情况与陕西相比，原本应当算是人间天堂。到了明朝末年，偏居一隅的四川锦绣山河，也同样被朱元璋搞的“分封制”与朱由检搞的“加征三饷”害得来民怨沸腾，遍地烽火。

同样是在欧阳直所撰的《蜀乱》中，也清楚地反映出天府之国也不是世外桃源，四川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同样十分尖锐，统治阶级的骄奢**逸同农民的极度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富连阡陌，贫无立锥，侵谋膏腴，占人世业，欺夺孤弱，全我方圆。交易则利己损人，营求则重息撒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舌剑唇枪，纵欲则贪刻**，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妒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势绅、市棍土豪、衙蠹宦仆，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占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绅衿棍蠹，莫不万亩千楹，更锦衣而玉食；乡农佣贩，唯有佃田租屋．且啼饥以号寒。

欧阳直在文中提到的“绅衿棍蠹”，便成了祸乱四川的直接原因。

崇祯末年，四川这个富足之地开始糜烂，民众的日子也随着燃遍中国大地的战火烽烟，变得逐渐艰难起来。

而给四川带来最直接灾难的，就是当初跟随高迎祥、李自成流蹿四川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摇黄十三家。摇黄不但在川北和下川东到处抢掠金银粮食和妇女，还抢壮丁，在壮丁脸上刻字，以防止他们逃跑。凡摇黄所到之处，丁壮被掳、妇女被掠，土地荒芜、村落成墟。

到了崇祯末年，连一些活不下去的乡绅，也纷纷进山当了摇黄，做了强盗。

那时的四川当局贪婪到极点，原本川民已被三饷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又企图在鸡脚杆上刮油，想出了根据各州县贫富程度与民力厚薄，随三饷各加征税收至少一成以上粮赋，作为四川剿杀摇黄贼专款的主意。

为督促落实，省上还特地选拔抽调了一批所谓热心公益、办事稳练者担任筹饷督察官，分赴各道府州察酌民力，务期克日完成。

以前曾作做过安徽无为知州，被人诬为魏忠贤党羽，遭废黜贬回彭县（笔者注：时名彭州）老家的龚完敬，与曾在四川平武县（笔者注：时名龙安州）做过推官的南充富绅江鼎镇，均系大明王朝前官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罢官回到原籍后，自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绅。加之他们对官场那一套十分精熟，故而虽然远离全省权力中枢，却依然能使出各种手段，与省城的达官贵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江鼎镇在南充城里和乡下老家，均有豪华气派的大公馆和大庄园，在南充城里的繁华大街上，还开有一等的锦缎丝绸铺号，在地方上一言九鼎。

龚完敬也一样，在老家彭县蒙阳镇有一处占地极宽的大庄园，还在成都西郊九里堤，修建了一处十分雅致精美的别墅，人称“龚家花园”，常与省城的官员们过着诗酒文章的惬意生活。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龚完敬才有幸弄到了川北道筹饷督察官，江鼎镇弄到了川东道筹饷督察官的肥缺，从既得利益集团手中，各自分得了一杯羹，捞得来盆满钵满。

龚完敬秉承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把差事揽到手中后，便由成都回到彭县，找来一班门生亲戚或是好友，将他们招聘为自己的属员，各自密嘱一番，然后先行分赴川北各州县，督察征收。

此时的川北道所辖，计有27州县，龚完敬派了27人，奔赴各地。自己则轮流前往各州县巡视。他先出省城沿古驿道向广元，再由广元乘船沿嘉陵江南下，经过苍溪、阆中、南部、昭化、蓬莱，到了南充。因他手中握有宰制财赋，考核官吏的实权，沿途官员，都拿他当亲老子一样侍奉。绅衿耆老，也都争相前来投谒，无非诉说家贫赋重，请龚督察官酌情减免。龚则视其贿赂多少，关系深浅，以及其人势力大小，予以调整修正。无非取悦豪强，欺压弱小。分赴各州县的属僚，也都秉承龚完敬的办法处置，一是大肆索取贿赂，二是将爱闹事者的负担，转嫁到老实人头上。

如此一来，民怨便越积越深。没过多久，犹如被引燃的火药桶，轰然爆炸。始而川北渠县百姓将龚完敬派去的征收员茅三顾活活打死，继而川西坝子上的彭县也因“鞭银事件”，爆发了一场比渠县规模更大，后果更为严重的民变。

引爆“鞭银事件”的，是彭县原有一个陋规：知县出衙，旗伞鼓吹之外，还有八个房班，执着鞭子，排为两行，前行清道。恰巧新来的彭州知县郑敬之，乃一介迂儒，整天只知吟诗作文，赋咏风雅，不务正业，地方政务，一切委付县丞（笔者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王之政主持。王之政向郑知县建议，说这批执事人员须有给养之费，过去例来向知县所到之家索取，常常因为给多给少，双方当街争吵起来，甚不雅观，有损知县大人的面子，不如摊派给全城各街住户，按月缴纳一定之款，称为鞭银，以后便不再向官到之家讨要。

郑敬之对此类琐事丝毫不感兴趣，说：“这等小事，也来烦我，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去。”

王之政遂拟了一个章程，规定由城内各户分摊鞭银，全年富者每户10两20两，贫者一二两不等。分全城为12保，每保担任一月，由保正负责收缴鞭银入衙。当然，付给八名执事人员的鞭银，还不及收上来的银子一半，剩下的，便入了王之政等人的私囊。

章程一公布出去，全城顿时大哗，高者一年须缴鞭银20两，一般升斗小民，一年也要承担个三四两。倘若延滞未缴，手提铁链的差役马上就要上门，拍桌子、打板凳、封店门，如同索命凶神。

于是这年腊月二十的上午，大家便邀约汇集到城中智和茶楼，公开商议应对之策，七嘴八舌，都在骂衙蠹。待在县衙的王之政听见市民聚集在智和茶楼里公开攻击他制订的“新政”，大怒，马上派出四名差役，前去将其驱散。

这四名差役得了王之政命令，雄赳赳气昂昂，提着铁链来到智和茶楼，冲众人刚开口呵斥了两句，只见一个大汉虎地跳起大呼：“各位可知本县蒙阳镇有个茅秀才，去年在渠县督察防饷征收，贪赃枉法，借机大肆敛财，激成事变，被渠县人民活活打死。渠县人的口号是‘打衙蠹’，如今衙蠹遍四川，川人已无一个活得下去。渠县人敢打衙蠹，莫非我们彭县人，就不敢么？”

此言一出，如同点着了火药桶，全场一片声高呼打衙蠹，便争先恐后地向着四名差役拥去。差役头目脑瓜子还算精灵，一边护着脑袋，一边大叫：“打死我们几个跑腿的有啥用啊？你们想打的衙蠹在衙门里！要打，就去打王之政啊！”

众人听他这样一吼，索性便向县衙冲去，一见王之政，分外眼红，争相拥上前去，逮住便拳打脚踢，捶得他如同一坨烂肉瘫在地上。

别看人多场面混乱，百姓拳头有眼睛，县衙里谁好谁坏，平日里谁喜欢欺压百姓，大家心里都有杆秤。片刻工夫后，除了王之政，其余衙役也跟着被打死了几个。唯独那位拿着朝廷俸禄不做正事，也不做坏事的郑知县，老百姓却认为他是个难得的好官，一点没和他过不去。待到把县衙打个稀烂，把衙役打死在坝子摆起，人人眼中一充血，先前的良民百姓，眨个眼睛就蜕变为暴民了。

既是暴民，就有了暴民手段，尚未感到解气的暴民们赓即又拥向王之政家中。王之政死得倒是痛快，他的一妻一妾和三个女儿就惨不忍闻了。大的四十出头，小的才十三四岁，长长短短、白白生生五个女人，全被暴民剥得来一丝不挂，架出门去游街示众。然后大小老婆被乱刀刺死，三个女儿更惨，遭**后一个被塞进街边商家馆子里正在煮饭的灶眼里烧死，一个被抛下锅去煮死，另一个被倒提着双脚，塞进石水缸里淹死。

这场惨绝人寰的暴乱结束后，大家从狂热中清醒过来，这才发现事情已经弄得来无法收拾，没有后路了。与通常遇上大祸时的情形无异，多数胆小的悄悄拔腿开溜，少数胆大的便豁了出去，横竖是个死，要死，大爷也死它个轰轰烈烈，再打死他几个垫背！

这时就有人登高一呼：“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干脆把王家的老巢一把火烧了！”

此话一出，登时众人便争相拥上前去点火。

一位壮汉点完火，将火把往房顶上一扔，大呼道：“妈哟，要整就整烂，整烂了好往贵州搬！我们何不借着这个机会，把糟害彭县的祸根，全部铲除掉！”

这话一出，彭州便有一个新的口号，飞速传遍全川。

这个口号，叫做“打五蠹”。

这五蠹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州县衙门里的胥吏。胥吏依傍官府，作威作福，鱼肉乡民，败坏政治，是为衙蠹。

第二是投身藩府，依傍蜀王，狐假虎威，吓诈官吏，济其私恶，是为府蠹。

第三是投身巨室，作豪奴养子，恃势凌人，挟持官吏，坏乱法纪，是为宦蠹。

第四是地方绅衿，结纳权贵，武断乡曲，包揽诉讼，计害善民，是为学蠹。

第五是乡曲土豪，招纳亡命，横行不法，欺善怕恶，为奸人羽翼，是为豪蠹。

《蜀碧》卷四载：

各州县乱民，以打五蠹为名，凡胥吏之有恶声者，纠集民众马上抓来。或投之于水，或架火烧熟，切成块吃掉。官府束手，无可奈何。而不少绅商家中的豪奴悍仆，平时受了主人的气，也趁此机会杀掉主人，起而响应。跑到深山大谷之中，竖寨栅，标旗帜，攻劫乡里，没有吃的，便以人为粮。

在这场充满暴力的血雨腥风之中，龚完敬在老家蒙阳镇的庄园被夷为平地，家人也被斩尽杀绝。他独自一人，逃往川北南充投奔同榜进士、好友江鼎镇。

刚到南充没两天，“打五蠹”的风潮又席卷到了川北，同样的劫难，也落到了江鼎镇头上。

两个年近半百的老头，死里逃生。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前去投靠大巴山中的摇黄巨酋遵天王袁滔，原想搬兵杀回原籍报仇雪恨。没想搬兵不成，却受袁滔器重，强迫他二人做了自己的军师。

不过，摇黄势力虽大，却无政治目的，只知劫掠金银妇女，不知安抚人心，保据城池以建大业。因此，所掠之地，丁壮被掳、妇女被**，田园荒芜、村落成墟。以至达州、南江、通江、巴中、万源、城口等县被弄得赤地千里，只剩下几座空城。官军进剿，摇黄便退入深山老林，官军去后，他们又照常出来抢劫。

这川东北地方本来地瘠田少。摇黄不管生产，专行破坏，致使本来尚可维持生计的广大民众，也都难以生存了。待到崇祯末年，张献忠入川。这川东北地方早已是残破不堪、贫困已极，人民死于饥饿和战祸者，不计其数。

龚完敬和江鼎镇在匪窝中一呆年余，一痛家仇难报，二恨袁滔胸无大志，遂有意另投。恰在此时，下川东方向传来一个重要消息：张献忠率领大西军进了夔门，正溯江而上，杀奔重庆。龚完敬与江鼎镇找了个借口，连夜逃到奉节，投了张献忠。张献忠那时人多粮少，行进缓慢。水路已遭官军堵截，旱路又为摇黄所据，后路再为左良玉遮断。夔巫地狭民稀、粮食缺乏，无法持久。正当此进退维谷之际，见得二人来降，问来皆是蜀中缙绅，又熟知官军与摇黄虚实，不禁大喜，对部下说：“这二人皆蜀中人望，远来降咱，可见川人之心，皆是向着咱的。只要咱们努力攻破前方官军，余下州县，皆是顺民，可不攻而下了。”

于是传令下去，宴请二人。

如此两个学识渊博，久享荣华富贵，其后又在土匪窝里历练摔打过的半百老头，从此成为张献忠在图川大业中，最为倚重的两条地头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