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据1955年4月3日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罪行主要有

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进行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了组织；

二是说他在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时，在饶漱石、杨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责任。

越八年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罪行三项：

一是说他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

二是说他在“抗日战争初期，秘密投降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

三是说他“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给盘踞在台湾的敌人情报”，“致使敌机在1950年春天对上海进行了连续轰炸”。等等。

细心而公正的读者阅毕拙作以后，自然会对上述权威式的判决作出一个结论：否。但是，一向以实事求是为生命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会作出如此荒唐的结论呢？这不能不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深思，并从中引出血的教训！

潘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大冤案。“在此之前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像潘汉年这样直接指控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实属绝无仅有。另一方面，因潘案而受株连，后来陆续被捕的有七八十人之多；没有被捕而由原工作单位进行审查的人就更多了。这些被株连的人，其中很多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和潘汉年共过事的老共产党员，不少人是在党和政府以及军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的。”

株连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共产党人是最反对株连的。为什泛、“潘案”―乃至以后的数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会越株连越广呢？如果再看看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老人写的如下这段话，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汉年三叔是我们潘家最早参加革命的，也是潘家对革命做过最大贡献的人。但我们潘家从未因他而得到过什么好处，却因他而遭受了长期的牵连。解放前二十多年，他是有名的共产党，我们潘家被人另眼相看，倍受歧视；解放后不久，他又成了所谓的‘反革命’，我们潘家又受他株连了二十多年。连潘家从没有见过他的下一代人，在升学、参军、入党、提干等等方面，也都受到了无辜的株连。”

潘汉年是一位典型的文艺家型的职业革命家，他具有知识分子所有的优点和缺点。由于党内进行的长期的所谓路线斗争，以及建国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偏颇，从而使得潘汉年所具有的这种优点和缺点向着两极发展。而这种特殊的政治表现，唯有同时代的人才能真正的理解。例如：

潘汉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以后，他凭着共产党人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或曰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仅忘我地领导全市人民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繁重工作，而且还能做到位高不骄和官大不变，从不忘记帮助过革命的人民和朋友。但是，自从“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尤其是杨帆被捕之后，他那旺盛的革命热情一落千丈，天天在自我折磨中涯度时光。他在功德林监狱漫长的生活中，据负责潘汉年案件的监管科长回忆：“很难看到潘汉年偶尔的一次笑容；每一次见到他，他都好像在凝神静思着什么，虽然并不是痴呆，但却似此状。”

潘汉年作为“反革命分子”，在审查他的所谓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受到严酷的不公正的对待”。但他绝没有正面抗议过，更没有越级指控这种“严酷的不公正的对待”。相反，他就像“文革”中被监管的所谓“黑帮”那样，以十二分的虔诚来悔过自己的所谓罪行。这也是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于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所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都会发出这样的提问：

“他为什么不向荒唐的审判者抗争？……”

潘汉年毕竟属于那种良知并未泯灭的知识分子。过去，他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落井下石；今天，他也绝不靠揭发他人的所谓罪行来解脱自己的所谓罪责。他唯有用承受一切罪过的行为，向那些因自己而受株连的战友和部属忏悔。今天年轻的读者一定会讥笑潘汉年是懦夫；可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尤其是那些遭受各种迫害的人都会竖起大姆指，称道潘汉年的正直和了不起。

潘汉年这种正直的表现，必然获罪于奉命而为的那些荒唐的审判者。结果：“他被大量的审讯、反省、检查和交待弄得精疲力竭，心绪难宁。苦恼和悔恨交织在一起，使他总是沉默不语。”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董慧的幻影才会扑入他的心头，忆念中的温馨慰藉着他那冰点下的寒心。他不只一次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阿慧，你在哪里？……”

董慧也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中。由于防止她和潘汉年见面，订立所谓的攻守同盟，他们夫妻二人虽然催难于同一监狱，却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下落。董慧向以正直（朴实而受到同志们的称道。她被关进监狱中以后，遂又增加了一条优点：善解人意。无论审判者作出何等的非理之事，她都很能理解审判者的所为。很快，被狱方视为态度好的典型。再者，她仅仅是因为潘汉年的夫人而获罪入狱的，遂又赢得了审判者的好感和同情。

但是，董慧对待自己的所谓问题，对待审判者有意诱导的一些同志的所谓罪行，她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绝不瞎说，一句假话。因为在她的理念中始终认为：瞎说不仅要坑害战友，更重要的是对党组织不忠、不负责任。

董慧在对待潘汉年的态度上更是令人敬佩：无论审判者拿什么样的旗帜来吓唬，她依然镇定自如，从来没有怀疑过敬重的丈夫―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每当审判者要她交待潘汉年的所谓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她都默默地为心爱的潘汉年打抱不平，从而也就更增加了她对潘汉年的思念和敬爱！

啊！这才是人世间憧憬的矢志不渝的爱情哟……

面对不公正的审判，潘汉年和董慧的心态和表现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良知迫使自己正视现实，用严以律己的行为保护战友，使得名震中外的“潘案”，并未像昔日的延安整风、当代的清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恶性发展。这不能不感激潘汉年和董慧。

1957年秋天，潘汉年的案情审查基本结束了。但是，“潘案”因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抓的大案，虽说以陈毅、罗瑞卿等五人领导小组写出了罪行报告，由于毛泽东同志没有亲自指示，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独立执行判决。这样一来，潘汉年从“严酷”的审判中解放了。换言之，从此以后，他不再为受不完的审讯、写不完的“罪行”交待而伤神。蓦然之间，他住的那间宽敞而舒适的牢房显得是那样的寂寥，他那为搜索枯肠回忆所谓罪行历史的脑海也停止了活动，似乎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成了苍茫一片……他真不知道如何打发未来遥无期限的时光，唯有在常人难以忍耐的孤独和苦闷中等待着自己最终的下场！

随着时光的悄然逝去，潘汉年又很快适应了这种孤独和苦闷的监狱生活。更为有意思的是，遂又以共产党员修养的高标准来解剖自己。从他所写的材料中可知：他从未敢直言逮捕和审讯他是错误的。说到当年会见汪精卫一事，他也是真诚地批判自己欺骗了党组织、辜负了毛泽东同志对他的信任。他从未敢写这样一句话；“我有错误，但不是内奸，逮捕我是功过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时，潘汉年的内心中还有着理想的希望之光―相信他热爱的党组织、他所敬仰的伟大领袖会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的结论，他还能顽强地生活下去！

潘汉年是一位十分重情的共产党人，在这孤独而又苦闷的狱中生活，唯有追念他和董慧的真挚的爱情，才能获得精神上的最大慰藉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他和董慧未谋一面，然而董慧不同时期的形象，却长伴他涯度漫长的狱中时光。古人曾云：歌不足舞之，舞不足蹈之。他是毛泽东同志亲定的“罪犯”，监狱也不是他一泻情感的舞台。怎么办？他只有把对董慧的思念之情化作他所善长的古体诗歌，悄悄地记在纸上，供自己默默地吟咏。例如：他在“惯于长夜空对月，默念心中有情人”的时候，写下了如下三首怀念董慧的七言绝句：

无 题

相逢底事成姻缘，

一十五年情亘纬；

蓦地呈风拆比冀，

何时明月待重圆。

怀 奏

不知生死第五年，

纵活人间亦可怜；

莫谓夫妻不到老，

三生石上仃良球。

念妻续一首

患难相透共相倩，

恩爱自然亦太痴；

一十五年缘岂尽，

下场如此只天知！

1958年是近似发了疯的一年，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很大灾难的一年。但是，在狱中可以阅读《人民日报》的潘汉年，看到的消息仅仅是“三面红旗万岁”，听到的音乐也基本是《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他这位坚信共产主义的职业革命家，失去了高举三面红旗的资格，被遗弃在功德林监狱中接受炼狱之火的磨难，其精神苦闷是可想而知的J尤其到岁末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颂扬大炼钢铁的战绩《一0七0完成了》的歌声的时候，他不能不想到他和董慧还要接受多少个炼狱之火的磨难之夜。为此，他又把这种情感化作一首七言律诗《岁末念妻》，并悄然地抄在纸上：

纵然皮弃在人间，

塑料原材岂等闲。

千里相思知何处，

几年隔绝梦巫山。

黄昏人影伶仃瘦，

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幕，

难忘往事走延安。

狂热的大跃进的岁月，随着新的一年伊始渐渐降温而平息了。可是，潘汉年思念董慧的感情却未因此而减少。相反，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他不仅越发地增加了这种苦苦相思，而且他出于对党、对领袖信任的缘故，还把这种浓烈的相思之情义赋于了一种美好的憧憬，并化作了这首《给董慧》七言律诗：

千里驰书一片心，

巫山遥隔白云深。

朝思篆念夜成梦，

月暗花愁空断魂。

纵死不辞称所爱，

止匕生何时复相亲。

天摇地动倒流水，

但愿冬寒化早春。

董慧虽然在读书期间是有名的文艺骨干分子，并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但她毕竟不是一位善用诗词歌赋表达自己情感的文学家。她在被收监关押的漫长的狱中生活里，未能留下一首思念潘汉年的诗词。但是，这并不是说董慧思念潘汉年之淡薄。由于她的政治命运是系在潘汉年的身上的，她对潘汉年的思念除去常人之情而外，还时时为潘汉年的政治生命暗自祝福·―尽管她坚信自己敬重的伴侣是无愧于共产党人这一称号的。如果和潘汉年思念她的痴恋之情相较，她的内心情感就更为复杂。

审判者并没有掌握这位由大银行家的千金变为共产党人―董慧的任何“罪行”，只是因为她是潘汉年的妻子而已。对此，董慧比审判者还清楚。但是，董慧出于这样的信条：任何党员都有接受党审查的义务，她从未向审判者提出法律上的质疑。至于据理抗辩执法者，她连想都不曾想过。另外，她作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自然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个字的真实内含，也清楚犯人的态度好坏，在我们国家是量刑的重要依据和条件。她为了减轻自己―或说是为了减轻潘汉年的所谓罪行，期待着夫妻能早一天相见，她受审查期间的态度真是好极了！事后，没有一个奉命办案的执法者不交口称赞。而在这种交口称赞的背后，董慧那纯朴的心灵又遭受到了何等大的摧残啊！她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非人的心灵摧残，除去那个特定的时代留给她的烙印之外，她更是为了思念钟爱的潘汉年！

董慧是一位极富有革命同情心的女共产党人。她从《人民日报》上，从审判的生活改变中，完全感受到了三年经济困难严重到何等地步。她作为一名特殊的犯人，狱中的生活比审判者要好了许多。她不但不计较含冤受难这么多年，反而想到的是感激党、感觉人民于困难中对她的宽大和关怀，并表示出狱后一定用实际行动报答党、报答人民对她的宽大和关怀。啊！这就是忠厚善良的董慧。

1962年召开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不少右派分子摘了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出了台。 自然，这也是解决潘汉年问题的最好的政治时机。

十分可悲的是，还是因为潘汉年是毛泽东同志亲定的大案，一些奉命办案的单位的负责人出于各种原因，谁也未把“潘案”的真实报告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批。更为滑稽的是，“潘案”的办事机构已于1958年正式解散，但潘汉年一案到1962年还悬而未结。因为“一切都要等待上面的安排，等待上面的决策。冷天的读者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提问：

“司法机关的职能呢？……”

而潘汉年就是在这种“奉命办案”的时代悲剧中，继续演着他和董慧的人生悲剧。

话又说回来，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忘记他亲定的“潘案”。又一个可悲的是，他并未全部审阅潘汉年一案的正确结论的卷宗，而是仅仅依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大氛围，以及他个人的政治需要，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如下这段话：

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毛泽东同志所做的这一结论，早已被历史所推倒。有意思的是．当时负责办理潘汉年一案的执法者，却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嗅到了天机一一“潘案”划句号的时候到了。公安部遂着手整理、研究，并提出了处理潘汉年一案的材料，七报中央。在这份报告材料的最后部分，“还特别强调了他的问题都是历史问题，又都是他主动交待的，认罪态度好，关押期间表现好。”

毛泽东同志阅后作出了肯定的批复：潘汉年的罪行极为严重，论罪当杀，由于他是从内部查出来的，因此给予宽大宽理。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批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于1962年1月9日正式开庭，并作出了刑事判决：“判处被告人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啊终知·…服刑期满后，交由公安机关管制。”

不久，潘汉年自1960年迁至的秦城监狱，转移到北京市南郊团河农场。

既然董慧昔日因是潘汉年的妻子获罪入狱，所以，她今天也自然因潘汉年有了结果从监狱中走出来。所不同的是，她在潘汉年释放前结案，并暂时住在秦城监狱的宿舍里。据记载，她“着实向监管部门的同志表示了一番真诚的感激”，“那时她刚刚四十四岁，由于几年的监狱生活，头发已白了许多。她说，以后我要把头发染一下，更珍惜时光。”“她充满着希望地等待着和潘汉年的团聚。”

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了。某负责人突然找她谈话，“善意”地告诉她：只要她和潘汉年离婚，可以恢复她的党籍和组织生活。

对此，董慧听后先是怔了一下，遂沉默片刻，轻轻地摇了摇头。

这位负责人难以理解地看着董慧那平静的表情，遂轻轻地摇了摇头。接着，她又告诉董慧：她在香港的年迈的母亲向有关组织提出中请，希望董慧能回到香港休养或定居。这一申请得到了有关组织的批准。

董慧听了这一消息之后，她那平静得像死了一样的心湖，碎然之间掀起了万丈狂澜！她爱自己的母亲，而母亲又最疼爱她。当年，母亲虽然不具体知道自己心爱的女儿从事情报工作，但她本能地感到女儿是为了中国获得解放，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出生入死。所以，她不仅向旧的中国送上了心爱的女儿，而且也为新的中国贡献出了不少的财产。董慧每每想到这一切，她都会感谢自己的母亲。她因潘汉年一案被捕入狱，一住就是八年―整整的一个扰日战争的年代啊！远在香港的母亲，是怎样在思念心爱的女儿中，握过这漫长的八年的时光啊！而她在北京的监狱中，遥望南天的明月时，除去默默背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海天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古诗，唯有用虔诚的J口，祈祷、祝福年迈的母亲健康长寿……时下，母亲不问女儿的功过得失，要她回香港休息、定居，她真想飞到母亲的身边，抱着病弱的母亲的身躯大哭一场，把这八年的委屈化作泪水，全都洒在母亲的身上……但她很快又从思念母亲的情潮中解脱出来，十分理智地又轻轻地摇了摇头。

“你不愿意回香港和母亲团聚？”

董慧深沉地点了点头。

“那你……”

“我永远和汉年在一起。”

董慧依然眷恋着为之献身的事业，依然钟爱着潘汉年，她昂起头，义无反顾地向着她和潘汉年的新家―团河农场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