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决定向党中央、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自已有关问题之前―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他步履沉重地走进夏衍同志的房间，向这位相交近三十年的老战友诉说了自己苦闷的心境：

“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

潘汉年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夏衍一向是坚信不移的。但是，在全党揭发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定政治氛围中，他也从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同志们的发言中，乃至于潘汉年那被压得快喘不过气来的表情中感到了什么。今天晚上，潘汉年首先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苦衷，并称之“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他一方面感谢潘汉年对自己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本能地觉得是件和政治有重大关联的事情，既然潘汉年没有主动说明书件的内容，从一般常识来说，自己也不该追问。作为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唯有诚恳地劝告：

“月体你就赶快向陈老总说清楚。”

这和潘汉年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

陈毅同志那光明磊落的人格力量，令和他共事的战友和部属敬服。无论是谁犯了错误，都愿主动地找陈毅同志检讨。有时，甚至挨陈毅同志一通骂，也觉得是值得的，有的同志还认为是舒服的，当人生的纪念留在记忆中。因此，夏衍同志建议潘汉年向熟知自己的顶头上司―陈毅同志说清楚间题，这也是潘汉年所能认同的所在。

再者，陈毅同志在其漫长的革命实践中，以自己的历史功勋和人格力量，赢得了毛泽东同志的信任。相反，一直想取陈毅同志而代之的野心家·―饶漱石也终于以自己的表演打倒了自己。与此同时，陈毅同志被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只是由于华东局电请中央，陈毅同志才保留上海市长之职的。然而他的工作重心已经由上海移到北京。这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陈毅是信得过的。对此，潘汉年是心悦诚服的，因为他打内心深处是敬重陈毅同志的人格和才干的。时下，他很自然地认为：如果先和陈毅同志讲清楚南京之行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和汪精卫见面时的谈话内容，不仅可以得到陈毅同志的谅解，而且还可以通过陈毅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说项，借以求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宽恕。这就是潘汉年当时的真实想法。

是日深夜，潘汉年把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以及经过写得清清楚楚，并在抬头恭敬地写明：陈毅同志转呈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

翌口―4月1日，潘汉年叩开了海代表团团长陈毅同志的大门，当面向陈毅同志详细谈了当年在胡均鹤等人挟持下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沉重地说明这些年来没向组织讲清的原因。最后，他取出写好的材料，双手呈交给陈毅同志：

“这是我写的有关这件事情的材料，请您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陈毅同志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当场又认真地看完了潘汉年写的材料，感到问题十分重要。加之，陈毅同志不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专案组的领导成员，也不曾插手杨帆一案，自然不知道有关的详细案情。但是，他一想到毛泽东同志找他谈饶漱石时的谈话内容：“伸手岂止高、饶……－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一种不祥之兆在他的心头油然生起。然而，他认为潘汉年绝不是阴谋家，在历史上―尤其是在上海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功大于过，党不会―也不应该抛弃这样的干部。因此，他安慰了潘农年几句话后，又加重口气地说：

“请放心，你的问题我一定向中央汇报。同时，你的思想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潘汉年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同时又怀着寄以无限美好的希望的特殊心理，告别了陈毅同志。旋即又心事忡忡地回到了北京饭店的下榻处。当他独自一人空对卧室，或临窗眺望古都紫禁城的宫网的时候，各种人生的滋味又一齐扑入心头。然而当他想到自己所献身的伟大的革命事业，想到自己所敬仰的毛泽东同志，想到方才陈毅同志和他的谈话，他那起伏不已的心湖又渐渐地平息下来，因为他赞同陈毅同志的话：“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随之，他那过份沉重的心情似也轻松了些。

翌日一一4月2日的上午，潘汉年的老朋友，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同志叩开了房门，一见面就兴致勃勃地对潘汉年说：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老人听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了，今天清晨打电话，请他专程去约请潘汉年到自己家里吃饭，以便在一起畅叙别情。

潘汉年和沈钧儒堪称是忘年之交。远在30年代初期，沈老等人就在潘汉年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从事救国活动。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入狱，沈老作为头号“犯人”被关进铁牢中，又是由潘汉年通过胡愈之，并动员宋庆龄等知名的爱国人士的声援和营救，才使得“七君子”在大牢中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七君子”的获释，也是由于潘汉年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重要成果。再如前文所述，1948年前后，沈钧儒等一大批民主人士离港，并安全地转入解放区，也倾注了潘汉年等人的心血新中国成立了，年届八十高龄的沈老没有忘记小自己整整三十岁的“小开”―潘汉年，并执意设家宴款待这位忘年的老朋友，这本身就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胜利，自然也说明了潘汉年这位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所在。

但是，潘汉年此时此刻哪有心情赴宴，去畅谈往日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呢？说句实在话：他是在等待党中央对自己政治生命判决的前夕，那种枪然而悲苦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了！可是，他能把这种特殊的心境告诉老友胡愈之同志吗？不能！他能因此而推却前辈沈老的盛情相邀吗？更不能！他毫不犹豫地把这种枪然的悲苦深深埋在心底，装出满面的笑容，和过去一样，高兴地跟着胡愈之同志去沈老家赴宴了。对此，胡愈之同志写下了如下的这段文字：

1955年4月他作为上海代表团副团长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①民盟主席沈钧儒很久未见到他了。知道他来北京很高兴。所以由我去约请他到沈老家午餐。这顿饭“乞得很愉快。

4月2日的夜显得是那样的漫长，潘汉年好不容易才送走这漫漫的长夜，迎来4月3日的黎明，他刚刚洗捌完毕，同住北京饭店的夏衍同志告诉他：吴祖光夫妇等人来看望他，并到康乐餐厅吃饭。

事后，吴祖光著文谈了他和潘汉年的友谊，以及对潘的评价：“我于1947年由上海出奔香港，是唐瑜介绍和汉年同志结识的，初一见面便成莫逆之交，就像多年老友那样相近相亲。全国解放以后，潘在上海作陈毅同志的副手，实际是当家的市长，看来是属于全国最繁忙的一位副市长了；但他每次因公来到北京时，不管办公、开会多么紧张乎从不忘记来到我家谈天小坐，或者邀我同凤霞到他的住处去饮茶或出去吃饭，凤霞也至今不忘她到上海旅行公演时受到潘副市长热情招待的情景……从和他初见的1947年到他被捕的1955年这八年之中，尽管有难以数计的不间断的交往，尤其是在解放前两年的艰危紧张的年代，他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和人民的革命大业所从事的这样那样的活动和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我竟一无所知……潘汉年做了多少好事呢？从革命事业上说来，又是多么震天动地的事呀1他常常身入虎穴，拔虎须，揭龙鳞，从容进退，履险如夷，这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牺牲精神！当然，他做的都是需要极端保密的事，然而即使在大功告成事过境迁之后他也仍是守口如瓶的……他是一个完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①文中说潘汉年同志“来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是来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者

一向好客的潘汉年，这时最怕的就是见到朋友，更不愿意和朋友边吃饭，边神侃昔日那美好的往事。但他想到和吴祖光等文友的交往，他还是笑着应允了。有关潘汉年4月3日的活动情况，吴祖光作了如下记述：

1955年4月3日的下午，诗人艾青到我家来，我和凤霞正要应邀去北京饭店看望从土海来北京开会的潘汉年和夏衍同志，艾青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去了北京饭店。时近黄昏，我约他们到附近单新开路一家小小的家庭饭馆康乐餐厅吃晚饭，同去的还有夏公的女儿沈宁和女秘书李子云，子云笔名晓立，是后来著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

夏公当晚另有约会，在餐馆坐下不久，没有吃饭便先离开了。那天汉年同志和他平时一样衣装整洁，由于刚刚理完发而更显得容光焕发，但是我感觉到他不似往常那样兴致勃勃，似乎有一些隐隐的抑郁，整个晚饭时问很少讲话，饭后也是他首先提出要回饭店休感，于是大家就各自散去

我于赶写一个电影剧本开头部分的解说词，写到午夜过后就在书房里睡下，感觉到只不过闭了一下眼睛便天亮了。听见电话铃响，原来是夏公从北京饭店打来的，问我：“昨天晚饭后，汉年同志到哪里去了？他的房间里没有人。据服务员说，他一夜也没回．来……”这太奇怪了，他明明是趁坐汽车回北京饭店的呀……在我要继续说下去时，电话里面夏公说：“知道了，知道了……”显然是旁边有人来提供了情况，电话就挂断了。

潘汉年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原来那天晚上他已经被带进了著名的功德林监狱。事情经过如下：

潘汉年告别吴祖光、艾青等人之后，强作笑颜地走出康乐餐厅，遂又郁郁寡欢地走回北京饭店三0一号房间，换上拖鞋，向沙发上一倒，微微合上双眼，似在等待着什么。

4月的白天是很长的，时针指向8时，夜幕才缓缓地垂下。往常，潘汉年早已打开台灯，不是翻阅当天的报纸，就是批阅有关上海建设的文件。今天晚上，他不仅不想开灯办事，而且似乎唯有这漆黑的夜色才符合他心境的要求。所以，他继续微眯着双眼倒在沙发上，企盼着―或者说是预感到了什么。突然，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从冥冥中惊醒，他下意识地拿起电话听筒：

“喂！我是潘汉年，有什么事情吗？”

“楼下客厅里有人找您，请您立即下来一趟。”

“好，我这就去。”

潘汉年挂上电话，缓缓地站起身来。他为了迎候就要到来的客人，顺手打开会客室里的灯；他为了下楼欢迎这位突然造访的客人，连鞋也没来得及换，穿着拖鞋快步走一楼去。当他走入饭店客厅，正要寻觅来访的客人的时候，一位熟悉的魁伟的身影闯进了他的眼中，啊卫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在这一瞬间，潘汉年完全地清楚了，他最不希望出现的人生结局出现了；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潘汉年长期以来的精神重负顿感释然，出现了从未感受到的轻松。他无所畏惧地走到罗瑞卿的面前，平静地说：

“罗部长，我来了。”

“我来了”这三个字的内涵是丰富的，它既包含了潘汉年此时此刻的心境，也说明了潘汉年对即将出现的结局的态度。自然也是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最好的辞令―是其言善辩的潘汉年一生中说得最恰如其分的三个字。

罗瑞卿作为公安部部长，在此客流如织的客厅中，低声―但不失其身份地向潘汉年宣布了中央对他实行逮捕审查的决定。旋即，向陪同他而来的预审局局长和两名工作人员使了个眼色，说了一句“执行吧！”转身大步走去了。

潘汉年穿着拖鞋，在预审局长和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神态从容地步出北京饭店大门，登上一辆等候在此的小车，驶出北京饭店前的停车场，穿过南河沿、东华门、沙滩、宽街、交道口，出，安定门，很快到了著名的功德林监狱。在监管处的一位管教科长的带领下，住进了为他准备好的一间单人监房。

“墙上贴有注意事项，希望你能遵守。”管教科长指着墙上贴的那张纸说。

潘汉年用眼扫了一下，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身上有什么小刀、钥匙之类的金属器具，请交给我们保存。”

潘汉年微微地摇了摇头。

管教科长例行公事地说罢“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可以随时向我们提出。”转身走出这间单人牢房，随手带上那结实而沉重的房门，“咔察”一声上了锁，遂大步走去了。

潘汉年一生和监狱打过无数次的交道。解放前，他设法救出一位又一位关押在国民党和日伪监狱中的同志；解放后，又把一批又一批国民党潜伏和派遣的特务、帮会恶人、地痞流氓，投入到人民的监狱。就是在淮南根据地审查杨帆同志的时候，他也不曾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坐监狱―尤其是坐共产党人营造的监狱。然而现实就是这样的无情，他这时完全没有了那种负荷过重的沉重感，下意识地―又近似自我解嘲地―且又是冷漠而又蔑视地一笑，遂用心地巡视了一遍这间非同一般的狱室：约有十五平方米的面积，放有一张单人沙发床，**铺放着全新的被、褥、床单，地上还铺着深色的地毯。临窗的地方放有一张可以看书、写字的小书桌，一把软面的坐椅。墙边还有必要的卫生设备：抽水马桶和洗脸池等。他当时的真实感觉是：“不错，够优待的。”接着，他不知何故，竟然想起了毛泽东伺志的一句有名的话：

“既来之，则安之。”

但是，潘汉年失落到这步天地，他不能不来之，但却无法安之。随着铁幕夜时的深沉，他这种无法安之的心魂，就越来越变得近似惶恐不安了……

这时，潘汉年很少想到自己未来的结局，他想到的是和他并肩战斗过的那些战友和部属，会不会因为他的被捕而催难。虽说他自己也曾宣传和执行党的政策―不事株连与祸灭九族，但在实际工作中，就说在去年揭批“高岗侧漱石反党联盟”中，杨帆等人―乃至于他自己不就身陷图圈了嘛J他清楚自己的历史，更知道有无数的战友和部属，跟着他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假如因为他而蒙难入狱，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难以见这些英灵！当他再想到这些英灵留在世上的亲友和子女，他那颗负罪之心都快碎了！他时下已经成了掉入河中的泥菩萨―难保其身，剩下的只有虔诚的忏悔和祝福了！

潘汉年默对牢壁沉思着，他这种虔诚的忏悔和祝福渐渐地淡化了，随之在他的脑海中又很快地闪现出董慧的形象，碎然一阵酸楚，险些涌出凄然的泪水。这些年来，她这位银行家的名门千金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豁出自己的生命，并带上家中的金银财产，走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就说她和潘汉年结合以后吧，她们董家也没有利用潘汉年的政治地位搞什么好处；建国以后，她作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夫人，也从未沾潘汉年的光。她依然是那样的忠厚待人，默默地工作着。假如她因潘汉年而获罪入狱，真是天理不容！而潘汉年那颗惶恐不安的心，也就越发地惶恐不安了！

或许是潘汉年无法用语言表达对董慧最真挚的情感，也或许是诗人的潘汉年再次附体，他就像当年杨帆在淮南根据地受审查那样，在狱中写了一首《给董慧》的诗：

相爱成遗恨，

奈何了此生。

怜君扰少艾，

为我困愁城。

昨日同生死，

今无半点音。

但求忍怨恨，

勉力为新人。

道路分明在，

火中堪铸魂。

杭战隐地下，

十载汝同行。

北上延安路，

朝昏共苦辛。

南旋千万里，

悄然居海滨。

六年留上海，

解放更相亲。

倘有罪千般，

当先有见闻。

潘汉年突然被捕下狱，留在上海的董慧是知道的比较晚的。最先知道潘汉年被捕的是夏衍同志，是谭震林同志受命告诉他的，并要他保密，时间是4月4日。

潘汉年被捕的第三天―4月5日，陈毅同志参加上海代表团的会议，针对“潘汉年失踪”的传云，他在这个范围正式宣布了播汉年被捕的消息。接着，他又说道：

“潘从事革命多年，在上海的代表们就有很多和他相识或有来往的，请不要担心。因为潘是因为‘内奸’间题被捕的。这个问题发生在1943年。在这以前他做过许多工作，都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并没有叛党的嫌疑。”

事后，胡愈之同志在回忆陈毅同志说这段话时，还很有倾向性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陈毅同志这话显然怀疑所谓‘内奸’是否正确。”

4月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了第九次会议，正式公布潘汉年的“反革命”罪行，提请会议批准对潘的逮捕。并要求严格保密．

有意思的是，潘汉年已经在四天以前就被公安部逮捕了，只是因为潘汉年是上海选出的人大代表，按宪法规定，逮捕潘汉年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换言之，只是例行的一种手续―或曰形式而已！

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

虽说潘汉年被捕是秘密的，而且知道内情的范围又很小。但是，潘汉年被捕的风声由北京带到上海，不久还是传到了董慧的耳朵里。她既感到事起突然，又觉得这是必然。因此，她并没有那种平地起炸雷一一或者五雷轰顶的感觉。另外，她自投身革命起就热爱党，相信表扬“董慧纺出来了”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坚信她热爱、敬崇的丈夫潘汉年无罪，而且迟早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她为了促使潘汉年一案早一天解决，毅然由上海到北京，找有关的战友和领导反映情况。令她失望的是，不少战友和领导都为难地向她打起了官腔：

“要相信党组织，不要搞个人义气……”

董慧在京城连续碰了钉子以后，她失望了，她禁不住地悲天自问：

“啊！这究竟是为什么？……”

1955年7月16日，电波向全国各地传送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内容。翌日，全国及各省市的报纸公布了工作报告中的这段内容，立刻震惊了全国各行各业：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土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寨院张鼎垂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然而，董慧却在5月19日，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逮捕了！能成立的理由只有一条：她是潘汉年的战友和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