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的太阳刚刚沉落西山，上海市大街小巷就嚼僻啪啪的放起爆竹，大人和孩子都滋**着快乐的笑局。是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五年，被西方洋大人称之为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完全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城市，怎能不令人高兴呢
然而上海市的父母官―潘汉年副市长和妻子董慧却没有了往日过阳历年的欢欣。随着揭发、批判饶漱石反革命罪行的深入，他们本能地感到了中央是有来头的。尤其当他想到毛泽东同志在揭露“高饶反党联盟”之前说的这段话：“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八号（指高岗的住处）车水．马龙。”他和夫人董慧不得不本能地自间：“以高岗、饶漱石为头子的司令部里，谁又是他们的干将呢？＂潘汉年和董慧实在是太天真了，虽然他们从某些人的面孔上以及揭批“高饶反党联盟”的口气中感到了什么，但他们还是以坦**之心送走了1954年。
是日傍晚，潘汉年处理完市委的工作，遂又匆匆赶回武康路的住处。他一汽车，就听见小洋楼里传出了他极为熟悉的欢笑声。他知道董慧已经像往年那样为警卫员、贺驶员、炊事员、公务员、保姆及锅炉工、花匠等工作人员做好了辞岁夜饭，并把他们请到了客厅，只要他一进门，董慧就会高兴地说：“开宴了！”
潘汉年和董慧又像往年吃辞岁夜饭那样，把年长的工作人员请到上席坐，他们夫妇一改平常用餐的样子，亲自动手上菜、斟酒，感谢工作人员们一年来的辛苦。 自然，工作人员们也要端起酒杯，真心地感谢潘汉年和董慧为上海人民做出的贡献。那位年长的花匠师傅可能是多喝了几杯，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一改平常鲜于言谈的脾气，激动地大声说：
“潘市长，董夫人，今夭我能说几句话吗？”
“说，有什么都可以说。”潘汉年和董慧争着答道。
“我给资本家当了二十多年花匠，没有一个把我当人看。潘市长，您当了这么大的官，还请我们这样的人坐匕席，这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得好啊……”
“你说得对啊！”潘汉年也有些激动了，“可我还没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不！完成了，完成了！”花匠老人摆了摆手，接着又指着窗外说道，“听听爆竹声吧，它就是上海老百姓对党，对毛主席，还有对您潘市长的感谢！”
“对！对……”其他入席的工作人员七嘴八舌高兴地说道。
“潘市长，”老花匠越说越激动，他满含着滚动欲出的泪水，“来年的这个时候，我要买一串千字头的爆竹，把它高高地挂在潘市长的楼前那棵树上，让我们也用爆竹的响声，感谢潘市长和夫人瞧得起我们这些卖苦力的！”……
这位老花匠的话是真诚的，因为他真实地说明了潘汉年和董慧虽官居高位，但依然像过去那样尊重普通群众的人格。
辞岁的夜宴刚刚结束，潘汉年就收到了杨帆同志的妻子打来的电话，告之杨帆于今晚和全家吃团圆饭的时候，突然被华东局公安部请去开会。两小时以后，警卫处长又出现在杨家，告知“杨帆局长要到北京去开会，来不及赶回来，他要我来带点衣服。”杨帆的妻子李琼同志本能地感到了丈夫出了事，她当即把四季要穿的衣服找齐，足足装了一箱，待她送走这位警卫处长以后，遂又焦急万分地给潘汉年拨通了电话：
“潘副市长，我是李琼，你知道杨帆去北京开会的事吗？”
潘汉年听后先是一怔，当他再一回味李琼在电话中间话的口气，下意识地感到不愿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也就是在这一刹之间，他想到了自己是上海市委分管政法的负责人，杨帆突然赴京开会这样的大事他竟然不知道，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他转念又一想，今晚是除夕之夜，不能给带着六个孩子的母亲―李琼同志增加精神压力，故以劝慰的口吻说：
“杨局长去北京开会，可能是公安部直接下达的通知，没有通过市委。不过，我相信他会很快回来的。”
对方一一李琼同志缓缓地挂上电话之后，潘汉年才发觉自己说的话：“我相信他会很快回来的。”无意之中给李琼同志的精神增加了压力。为此，他自责地叹了一气。
“杨帆同志出了什么事？”一直伫立在旁边的董慧有些紧张地问。
“他……”潘汉年犹豫了片刻，终于说出了心里的话，“他可能被捕了！”
潘汉年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是日，北京公安部发来密电，要杨帆“到北京把问题弄清楚。”对此，杨帆这位老公安战士知道不必再说些什么了，遂往二楼中间屋里为他临时准备的床铺上一躺，不久就靳然入睡了。1月2日下午1时，杨帆在马副局长的陪同下登上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一去就是整整的二十五年！
杨帆突然被捕，对潘汉年的打击是很大的。尤其当他听说杨帆是作为饶漱石的私党而被捕的消息以后，他除去震惊而外，也百思不得一解。这些天来，他严肃地回忆了杨帆和饶漱石的历史渊源，也想了建国后这几年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杨帆是饶漱石分子的结论来。当他再想到“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出来以后，一夜之间，他和杨帆成了运动的重点，他又很自然地推论出这样的结论：
“杨帆无端地被捕了，我这个运动重点离被捕也就不远了。”
对此，董慧的心中虽疑虑叠起，但她却没有潘汉年那样悲观。她依据自己对历次运动的看法和经验，认为杨帆被捕又是一大冤案，也一定会像在淮南根据地遭受审查那样，很快得到平反昭雪。另外，她自信对潘汉年是了解的，汉年是一位无愧于人民的优秀党员，他怎么可能步杨帆的后尘被捕呢？她坦然地劝说潘汉年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努力做好上海市的工作。如果中央找到潘汉年，他应当再像过去在淮南根据地那样，竭尽全力为杨帆洗清不白之冤。
潘汉年努力做好上海市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让他打消一切不必要的顾虑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他那特有的悲剧性格使然，而且与他不利的风声越来越大。不久，胡均鹤被捕了，罪名是杨帆“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事件”等。到这时，潘汉年的方寸开始乱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胡均鹤是他一手建立的内线联系人，也是由他亲自建议，并由市委决定：胡均鹤出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的。使他不得不再审查自己和胡均鹤的关系……
拙作的前文，已经介绍了胡均鹤在汪伪政权时代的情况―尤其是对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情况，如他为我方情报工作以及掩护我方人员等贡献给予了正确的评价。日本投降以前，随着潘汉年撤往淮南根据地，他们之的关系中断了。抗战胜利之后，胡均鹤为了自保，又投靠了中统，并将他控制的汪伪特工机关移交给了中统，遂被中统任命为立行社副社长。但是权势极大的军统以汉奸罪将他逮捕，判刑十五年。就在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胡均鹤被军统提前释放，在部署撤退工作的时候，又让他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潜伏任务。他在这关键时刻，派当年的老搭挡刘毅到香港找潘汉年，表示“愿为人民解放战争尽一点微薄之力。”根据“欢迎一切起义或投诚的敌伪人员”的政策，“潘汉年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要他们直接去江北解放区与我解放军联络。同时，从内部通知了华东局的领导侥漱石和负责情报工作的杨帆，说明胡均鹤、刘毅去江北的目的，请接洽处理。”潘汉年左思右想，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也是无可指责的。
潘汉年反复回忆，审查自己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以后，在使用胡均鹤以及类似胡均鹤这样一批人员的效果，结论还是这样的：“他们不但协助公安机关清理、登记了一批自首的反革命分子，而且还提供线索协助我公安机关侦破了一些敌特潜伏组织和地下电台。”“在上海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中是起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潘汉年想到由于杨帆的被捕，胡均鹤这类人物会不会随意栽赃杨帆和自己的时候，他那沉重的心情就越发加重了！
由此，潘汉年又很自然地联想到：胡均鹤会不会供出自己和汪精卫相见的往事呢？随之，他常年积存在心头的这块心病也就又复发了。当年去延安参加七大，由于自己性格的原因，错过了当面向毛泽东同志澄清事实的机会；而今毛泽东同志一旦获知这件事情的真相―胡均鹤被迫交待的很可能是虚假的经过，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为此，他不得不私下商教于忠诚的妻子董慧。
董慧虽说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且又有着一颗忠诚无二的心，当她听了潘汉年的分析之后，方才感到问题复杂化了，一时也失去了主张。她悔恨潘汉年在延安错过了历史良机，可她又不愿在这种时候责难心爱的战友和丈夫潘汉年；她认为潘汉年还是主动交待南京之行和汪精卫相见为上策，同时又担心在这种形势之下因此而加重潘汉年的罪责，像杨帆那样而获罪入狱；她又怕继续不交待这件历史往事而陷祸于潘汉年，她望着情绪抑郁待答的潘汉年，她那颗善良的心乱成了一团，只能言不由己地用“相信群众，相信党”来宽慰潘汉年。
1955年上海的春天，依然是那样风和日丽，或细雨拂面，但是一向就喜欢春天的潘汉年和董慧，再也感受不到春天带给世间的生机和温暖了互他在会见老朋友唐瑜、夏衍、于伶等人的时候，曾隐约地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对此，唐瑜回忆说：我们“在他家吃饭，饭后在一株玉兰花树下聊天．妻夸奖他的保姆，潘说：‘介绍给你们怎样’。‘你自己呢？’‘我可能要调动工作’。‘那你就带她去吧。’‘我去北京得住集体宿舍。”我说：‘部队的集体宿舍都可雇用保姆，何况一般的机关’。我当时是只当他说着玩的。”
“走的时候，他送我一只烟盒和打火机，他说他要戒烟了。”
1955年3月15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落成，并举行展览会。各界人士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喜气洋洋地庆祝这一可纪念的H子。潘汉年内心抑郁不散，表面上依然装作欢欣愉悦，右手拿着一把剪刀，走到大红的彩球前边，咔嚓一声剪了彩。接着，中苏友好大厦内外万头攒动，欢声沸扬。这时―唯有这时，潘汉年的内心才有着一种欣慰感，因为新生的上海的人民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工作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转瞬之间，当他再想到自己难以预卜的未来，一种异样的情感涌上心头，旋即又转化成酸楚的泪水，险些当着这成千上万的群众淌了下来……
太阳落山了，潘汉年终于处理完必须由他办理的日常事情，遂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似乎是在说：“我办完了应该办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今天晚上就要告别上海，乘车去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凭着他的政治敏感和经验，猜到了这次全国代表会议和解决“郁抓党联盟”有关。当他再次想到杨帆和胡均鹤等人的被捕，二种赴刑场的意念在缠绕着他的心头。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这间熟悉的―并且为上海人民贡献了他的付切的办公室，遂怀犷愉然的情感依依惜别而去。
潘汉年和董慧有过无数次分别，唯有这次他们之间没有说些什么。董慧把预先准备好的装有衣服的皮箱交给潘汉年，遂又紧紧握住潘汉年那只手，久久不愿分开，当她看见潘汉年那对闪着熠熠光芒的眼睛的时候，真想扑到潘汉年的怀抱里大哭一场。但是，她为了减轻心爱的战友、丈夫北上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压力，欲说准以出日的千言万语化成r两个字：
“保重！”
心有灵嵘一点通。潘汉年紧紧握住董慧的手，一也分外深情地说厂两个字：
“保贡！”
翌日深夜，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安抵首都北京，走出前门火车站，遂被接待人员用专车送到了北京饭店。他刚刚安排好住处，来自各省市的一些代表一一昔日共同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战友相继叩开了他的房门，有的满怀豪情地谈着各自工作卜取得的成绩，有的还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地讲笑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而一向是中心人物的潘汉年，今天晚上却再也难以充任主角了。
夜深友散，舒适的卧室中就剩下潘汉年一人了，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他躺在沙发床．h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又情不由己地回忆起和这些战友在情报战线上并肩战斗的经历，所能记忆的都是为新中国的涎生而建立的勋业。为此，他那分外沉重的心情顿觉轻松了许多；但是，当他想到延安整风、淮南根据地“黄花塘事件”，他那刚刚有些轻松的心情又猛地紧张起来。尤其当他想到这些建有丰功伟业的战友，将有可能因为自己而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他心情压抑得都快喘不出气来了！
中国共产党全国会议就要召开了，潘汉年和其他代表一样，收到了大会筹备组印发的各种文件。他迫不及待地打开装有文件的档案袋，首先看到的是这次全国代表会议的议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降隧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或许是出于条件反射的原因，潘汉年两眼痴痴地盯着第二项议程：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许久许久没有离开。他那战胜过无数敌人的机敏的头脑，不知何故突然失效了，有时出现空白，有时乱如团麻，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时间在悄悄地逝去，他又渐渐地变得清醒起来，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遂收起这份会议议程。
潘汉年继续翻阅会议印发的文件。当他看见印发的有关饶漱石、杨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的问题附件时，他的心律骤然加快了，而刚刚清醒的头脑又再次出现忽而空白，忽而乱如团麻的情景。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感，强迫自己看完了这份被当作“高饶反党联盟”的罪行材料，他那纷乱的心绪突然理出了头绪，因为他从这份罪行材料中知道：自己是上海公安工作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事实上已经被牵连进这个“反党联盟”中去了！这时，潘汉年又被他那书生之气所主宰了，他有些固执地认为：是真金就不怕火炼J他就像是一位炼狱之神似的，面对熊熊烈焰毫无畏惧。可是，当他一想到胡均鹤和汪精卫，他这种超然的精神支柱遂不击而折了，代之而起的就是茫然而痛苦的等待―希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能明察秋毫。当他再次想到自己和毛泽东同志的交往一一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斟酒为他庆功的往事，一种愧对领袖信任的情感悄然生起，而这种悔恨之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随着夜时的流失，几近绝望的潘汉年又把希望之火寄托在毛泽东同志的身上―他坚信敬仰的领袖会对他的功过作出正确的评价。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开幕了，潘汉年怀着一种异常矛盾、非常痛苦的特殊心情出席了会议。他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同志致的开幕词。是潘汉年的记忆发生了问题，还是他在特定的境遇下所谓的定向思维在起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讲的其他内容渐渐淡化了，而如下这段讲话却成了他心神的主宰：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禾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烧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按照常规，开幕式过后就是分组讨论。据参加会议的夏衍同志介绍，会议在进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讨论时，一些曾经受过高岗、饶漱石影响或者有关某些牵连的同志，先后在会上表态，并作自我检讨，同时交待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表示了充分肯定的态度。
潘汉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不同，饶漱石和杨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的罪行，他自应是主犯。虽说这些所谓的罪行纯属是捕风捉影，但在这种特定的会议上只有揭发所谓罪行的义务，而没有澄清事实的权利。要他违心地承认在公安工作中的所谓罪行．他做不到；要他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实际情况，他不仅没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也不敢再戴上一顶为饶漱石开脱的帽子，更何况他还有和汪精卫相见这一历史问题悬而不决呢，他作为一名老公安，不愿再为自己的态度问题而罪上加罪。 自然，他更怕老帐新帐一块算，结果就更无出头之日了！所以，他在揭发高岗、饶漱石的分组会＿1认就是怀着这种极其复杂的心情，默默地握过整整的十天十夜。
1955年3月31日会议正式结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闭幕式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这段讲话就．像是一把千斤重锤在猛击他的心灵：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未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潘汉年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讲话，就是对他而讲的。毛泽东同态代表党中央所交待的这些具体政策，也是对他而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自己再不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说明问题一一尤其是和汪精卫相见的历史，那就是对党不忠诚的表现。他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中送走了3月31日的漫漫长夜，待到4月1口的晨曦降临大地的时候，他终于下定决心：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说清自己有关的问题，并沉痛地检讨自己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