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对海进行了轰炸，史称“二·六轰炸”事件。

“二·六轰炸”事件过后，潘汉年立即陪同陈毅市长赶到被炸现场视察慰问。据当时同去的随从人员回忆，“当他在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沉重，表情中，凝聚着他对受害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美蒋反动派暴行的无比‘喷怒。”

但是，潘汉年的正义之举，并不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信誉。相反，随着“二·六轰炸”事件的爆发，一股怀疑潘汉年的阴风在地下悄声刮起。待到这股阴风吹到潘汉年的耳朵里―诬陷潘汉年“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和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以后，他依然像是古语说得那样：“君子坦****”，付之一笑。当这股阴风越刮越大，而民涉嫌到有关的部属―乃至于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的安全的时候，他还是那样书生气十足地说：

“事实胜于雄辩！”

潘汉年所说的胜于雄辩的事实有二：其一，他坚信自己一一同时也相信自己的属下绝无通敌之举；其二，从常识讲，上海原本是蒋家王朝的发祥地，有关上海的工业布局了如知掌，像和上海数百万人性命仪关的发电一和自来水公司的位置，更不需要任何人提供情报。他对这股有意中伤他的阴风，不仅没有丝毫的防范措施，而且还身体力行的告诫属下：

“不要受谣言的干扰，要一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

幸好，在潘汉年和杨帆同志的亲自领导下，海市公安局很快破获了“军统”特务罗炳乾和他的潜伏电台。经审讯，罗供认不讳：是他向台湾提供过大量的情报，以及“二·六轰炸”事件的月标。

“二·六轰炸”事件的真像大白于天下，有意中伤潘汉年的那股阴风也渐渐息了。但是，潘汉年和杨帆决没想到，四年之后已有定论的“二·六轰炸”事件竟然成了他们定为“内奸”、反革命”的根本原因。

“二·六轰炸”事件，恰值阴历年关前后，它所造成的新的困难，使原来潜在于上海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恢复生产，稳定局面”，遂成了上海市委的工作重心。潘汉年完全忘记了中伤自己的恶语，全副精力协助陈毅同志解决由“二·六轰炸”诱发出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叠起他，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纵正了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争取保本自给。当时，对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还亲自处理。”同时，政府还“通过贷款、代纺、代织、代染和订货等措施，调整公私关系，许多厂商纷纷复业开工”。从而使紧张的劳资关系得到了缓和。随之，物价飞涨和排队抢购两大难题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二·六轰炸”事件所造成的困难很快就克服了。接着，潘汉年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旧上海一一包括曾参予过旧上海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的改造上。他在这条战线上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多年之后，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和部属，均以崇敬的心情写出了大量的回忆文章。

1952年，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举行了五反斗争。这个战场是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的。他指定潘汉年和许涤新参加这一工作。潘汉年帮助陈毅掌握形势，具体工作由许涤新出面。陈毅同志制定的总方针是：“对资本家的五毒问题，马马虎虎是不行的，必须清查清楚。但是，决不能不择手段，乱干一通，这就要切切实实掌握党的政策。在这三百多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人自杀，那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失败。”对此，潘汉年体会得很深，他指示，把“这三百多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家，集中到市政协来交代，结果如何，就要看我们能否把斗争与团结结合起来。”由此，上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进入**以后，有的资本家吓得浑身发抖，有的口袋里装着安眠药准备随时自杀……但更多的资本家因偷税漏税触犯了法律条款，担心自己的工厂、企业没收，或戴上一顶不守法的资本家的帽子，在新的中国永远抬不起头来！因此，市政协的会场上空气是相当紧张的，三百多名资本家被紧张气氛压得。几乎都快喘不出气来！

潘汉年因势利导，在许涤新同志的协助下，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怅，终于使三百多名资本家无一人自杀，基本上都交待了自己的间题。事后追论：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啊！

五反运动进入后期阶段，潘汉年支持陈毅同志的意见，把“三百零三户中有几个‘退赔’超过一千万甚至四五千万元的资本家，定为基本守法户。”他使其他资本家“在惊愕中高兴得要发狂了一，。与此同时，“对于极少数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政府的人物，对于那些投机倒把，抗拒加工订货，，甚至把假药卖给人民志愿军后勤机关的坏蛋，汉年同志是坚决斗争以至绳之以法（如对王康年的处决）的。总而言之，汉年同志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的。”

潘汉年一向认为，党的统战政策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广交朋友。

解放前，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靠着广交各界朋友，逐渐建立起一个广泛的情报网系，把党的情报触角深入到汪伪政权以及国民党军政各阶层，成功地攫取到来自各个角落的情报，为党中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今解放了，潘汉年认为不仅不能忘记这些为祖国解放做出贡献的老朋友，而且还应交更多的新朋友，团结一支更为浩大的队伍，齐心协力地建设新中国。也唯有如此，才能尽快地完成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任务。他谆谆告诫说：

“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

解放前，潘汉年作为非执政党的情报战线上的负责人，由于环境和地位的不同，只能用诚心待友和真理的旗帜交朋友；而今中国共产党完全变成了执政党，就说潘汉年自己吧，也由被敌人通缉的要犯变成了上海市副．市长，能不能和过去一样，靠着诚心待友和真理的旗帜交朋友，他认为这是对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考验。同时，这也是建设新中国的成败关键。因为他是一位谙熟传统文化的党的领导人，十分清楚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经常重复这样一条规律：

得人心者得天，得天下者不再得人心，结果是与之共苦者不仅不能同甘，反而遭到自己拥戴的得天下者的屠杀，遂演出－一次又一次的凄惨的悲剧。

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对属下说：“基层的许多党员从阶级立场出发，对敌人的痛恨是完全对的。但是他们不了解我们党过去复杂的斗争，我们曾经运用过很多人，许多人为我们做过事。有些人的身份是反动的，但是他们实际上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退一步讲，即使当时是个反动分子，现在老老实实为我们工作，为什么还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边去？”

播汉年决心向这条规律挑战，继续高举真理的大旗，以更加谦虚的诚心待友的态度团结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并取得了为时人所称颂的成绩。例如：

赵祖康原是一位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解放前，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管理市政建设的工务局局长。结果，一事无成，他对国民党也大感失望。就在上海解放前四天，他又拌然被溃败的国民党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他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嘱托：如有机会，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他欣然接任上海市代理市长之职，并在人民解放军进城时，他下令在市政府大楼上竖起一面白旗，欢迎人民解放军接管。他双手捧着原市政府的大印，对前来接管的陈毅、潘汉年等人说：

“我的使命完成了，请允许我回到交通大学去教书。”

潘汉年虽然未和这位国民党的代理市长谋过面，但对赵祖康的为人、学识是早就有所耳闻的。潘汉年认为：国民党在撤退前夕任命赵为代理市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看中了赵在1二海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政绩还不错。再者，越不但不随国民党撤退台湾，而且还主动率部属起义、交权，这足以证明赵的立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另外，上海解放了，百废待兴，极需要各方面的专家献计献策，贡献力量。所以，潘汉年当即诚恳地说道：

“赵老的使命刚刚开始，还有比回到交通大学教书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回复市政建设。我们希望赵老继续留任工务局长一职。”

这实在是太出赵祖康所料r！但当他再看看潘汉年那真挚的表情，遂有些疑虑不安地答应下来。历经一段的共事，潘汉年这位副市长很快取得了赵祖康的信任，二人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不仅调动了赵祖康建设新上海的积极性，而且还影响了一大批和赵祖康相似的留用人员，使他们逐渐相信党的政策，积极贡献自己的所长。多年之后，赵祖康在《回忆潘汉年同志》一文中写道：

“潘汉年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稚，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好领导。以后，我几次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感到他诚恳和霭、平易近人。解放九，我长期出入于国民党官场中，所接触的大小官僚不是盛气凌人，就是虚伪教衍，现在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再如上海的实业巨子荣毅仁，他在解放初期由于开工不足，银根吃紧，一度连工人的工资也无法开出，因而劳资之间发生了纠纷，荣毅仁看到坐在自己家门口不走的工人，一时不知该如何解决这一僵局。这时，潘汉年闻讯赶到了现场，他一方面嘱咐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邀请有关部的领导同志以及同业工会负责人开会，研究具体的解决办法。很快，“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到原料供应、成品收购，以及银行贷款等，一一作了综合部署，终于很快就将事态平息下来。”这使荣毅仁深受教育，并由此和潘汉年交上了朋友。

就在这不久，上海发生了“二·六轰炸”事件。荣毅仁想利用年关之机，准备宴请市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有人怕影响不好，劝潘汉年不要去荣家吃饭。潘汉年认为这正是交朋友，为党做统战工作的机会，应当去．并用陈毅市长曾经说过的话教育大家：“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接着，他又对大家说：

“要向资本家搞好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是要同他们交朋友，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些，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从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潘汉年终于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如期去荣家赴宴。结果，使荣家甚感欣慰。

事有凑巧，在镇反运动中，荣氏家族的“冲新纱厂的工人揭发该J一人事科长黄龙华欺压工人，奸污妇女等不法行为，要求政府严惩。当时荣毅仁先生思想不通，要求政府宽大处理。汉年同志除对荣先生个别帮助外，指示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组织了黄龙华反革命罪行调查委员会，由荣毅仁先生担任委员会的副主任，下厂实地调查。结果工人群众揭出了黄龙华的累累罪行，证据确凿，使荣先生在大量事实面前转变了思想，最后心悦诚服地把黄龙华交付人民法庭审判，依法处刑。”

荣毅仁就是从潘汉年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襟。他不仅和潘汉年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在今后各项建设事业中努力地起到了表率作用。

上述赵祖康、荣毅仁二位知名之士，仅是潘汉年结交的成百上千个新朋友的代表。而在结交这些新朋友的过程中，也渗透了董慧同志的无限心血。

上海解放不久，董慧告别了香港的亲人，辗转来到了上海。她为了协助潘汉年做好统战工作，长期担任华东局和．L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长职务，为推进上海的统战工作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对此，潘汉年和董慧的老战友刘人寿作了如下回忆：

在汉年同志的教育下，黄慧同志也团结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人，为革命做出贡献。她对汉年同志十分敬爱，同甘共苦，数十年如一日。她对一般同志也十分热情、诚．恳。解放后，童慧同志长期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统战部担任秘书科长，后来又担任工商处副处长。据王元兆同志说，解放初，汉年同志的住处一度与王家相近，王母年迈，董慧同志曾在上班前帮王母买菜。

这时，董慧和播汉年终于在上海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家。他们的家位于武康路，是一座花园式的小楼房，独门独院，环境幽静；楼上楼下，宽敞舒适；庭院之中花木扶疏，可谓景色宜人。就常理而言，一对没有儿女的高级政府官员，偌大的住宅之内一定显得空旷、冷静，恰恰相反，他们的家门庭若市，热闹非凡。首先，他们家“有一大帮工作人员，包括警卫人员、驾驶员、炊事员、公务员、保姆以及锅炉工、花匠等等。这些人在潘汉年面前并不感到拘谨。潘汉年同他们总是有说有笑，无拘无束，也可以说是亲如一家人似的。”另外，“潘汉年还和特地向市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打过招呼！不论是谁，凡愿意到他家里去串门作客的，他都欢迎。”结果，他们的家“经常高朋满座，好友如云；平时总是客人不断，到了节假日时，更是热闹得很，欢声笑语常常不绝于耳。”

在“高朋满座、好友如云”的来客中，有一批更为亲近的常客，“既有夏衍、于伶、周而复、盛康年、梅达君等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也有蒋燕、顾瑞英、杨云华等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几乎“形成了一个以潘汉年为中心的文化沙龙，经常在潘家聚集。他们时而高谈阔论，时而促膝谈心，气氛是更为友好和融洽的”。

以此，当时就有不怀好意的人放出风来，说潘汉年喜欢搞个人小圈子。潘汉年听后从不在意，一笑了之。但“潘案”发生之后，这也真的变成了潘汉年的一大罪状！

正当潘汉年和董慧这对无子女的职业革命家，本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的时候，赴苏联治病的杨帆同志回到了上海，告诉潘汉年在苏联与江青不期而遇。自然，杨帆并没有说出心中的不祥之兆的预感。潘汉年听后淡然一笑，没有说些什么。后来，中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作为身受饶漱石迫害的潘汉年和杨帆而言，自然是十分高兴的。可是出潘、杨所料的是，要他们交待和饶漱石的所谓关系，并分别成为市统战部、市公安局的运动重点。潘汉年本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古训行事：坦然处之，继续主持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他担心杨帆这位“怪癖才子”有抵触情绪，还笑着对杨帆说了这样一段话：

“听说你和我一样，当了‘运动’的重点。我和饶漱石的工作接触多些，至于你，我很清楚。要不是饶漱石的坚持固执，你这个‘亲信’1943年的冤案还可以少待儿个月。没关系，实事求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再有人抓你，我给你证明。”

潘汉年真是不愧为一介书生，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和发展相去万里J就在他对杨帆讲这番话不久，即1954年12月31日晚上，杨帆以请去“开会”为名被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