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自从在二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始，就是为了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进而解放全人类在不懈地奋斗着。他历经漫长的二十五个春秋的革命历程，终于由一名从事地下斗争的工作者变为上海的主人。他的感触是很多很多的！他不能不想起与之并肩奋斗―并早已为上海的新生而献出青春和热血的战友们；他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洋大人”，横行十里洋场的耻辱历史。然而，当他想到如何使这座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真正获得新生的时候，他那种胜利者的自豪感渐渐隐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异常沉重的责任感―我们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潘汉年是一位熟知中外历史的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秦始皇这样功盖千秋的始皇帝，他终生所开创的业绩又几乎毁在自己的手中；一度威名赫赫并亲自统率国民革命军打天下的蒋介石，他不仅连一天都未能统一全中国，而且就在他的发祥地上海溃败到宝岛台湾；就说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这些彪炳历史的帝王，也为了他们所谓的皇族私利，把甲一代开国元勋―乃至于亲姊热弟等袍泽处死，留下了只能同苦而不能共甘的骂语……共产党人作为胜利者，如何避免重蹈封建帝王这一覆辙呢？又能不能重开统治中国的新风呢？遂又成了潘汉年沉思多时―又努力践行的奋斗目标！

潘汉年随陈毅同志入主上海不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就公开预言：“共产党不可能管理上海，不出三个月，天下大乱。共产党在上海，将是红的进来，黑的出去；上海连倒大粪都有恶势力把握，只要他们罢工三天，上海就成为一个臭气冲天的世界。等等。”对此，潘汉年是不屑一睬的可是当他想到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接管上海，很多基层干部大多数也来自农村，他们不仅不熟悉城市工作，而且又是第一次见到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权且不说能否管理好这座畸型的冒险家的乐园，就是做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也是不容易的。三个月变不了，三年一乃至于三十年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他没有盲目乐观！

潘汉年是一位不尚空谈的现实主义者，他始终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换言之，为了开创一个新的天地，必须严于律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他清楚：“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统治上海，也可以说通过上海控制了全中国，在上海培养r-批为它服务的忠实走狗―上海的流氓势力。这些人利用旧社会的帮会组织，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组成了控制整个社会的流氓系统。”上海的各个关键部门，“都为他们所控制。所谓上海的大粪倒不出去，也是他们大小‘粪大王夕所把持的绝招。上海的报纸发行，控制在他们的报贩包头手里，甚至上海的扒手、‘瘪三，（乞丐）也由他们分地段控制。当年想在上海立足的人，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尤其是对流氓势力，是必须多方应付的。”

潘汉年长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不仅完全了解上海的各类流氓组织，而且还清醒地知道：接管上海以后的重要工作，就是要解决黑社会组织和蒋匪潜伏―或重新派进来的国民党特务。唯有如此，方能取信于上海的人民，方能开始改造旧上海。

提起上海的黑社会，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青红帮；一提起青红帮，人们又必然地想到被称之为“海上闻人”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没有离开上海，而杜月笙却在军统特务的盅惑与挟持下逃往香港。他们的徒子徒孙绝大多数依然留在上海，继续为非作歹。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老头子”尤其是黄金荣还在上海，仍然可以象过去一样为所欲为。因此，在“一系列的改造上海4的斗争中，在很大程度上联系到黄金荣这类人。这时党内有不伺一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一下黄金荣，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另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派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是好的。但对这种矛盾也感到无法解决。”

这些争论早在潘汉年的所料之中。他在告别香港的前夕，就清醒地认识到，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盘根错节，占据着＿L海的各个社会角落，在上海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也是得力于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人的支持。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共产党人是决不能采取以牙还牙的办法的。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社会的动乱程度，进而稳定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争取分化、瓦解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是上策。就在北平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和潘汉年等三人讲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后，又专门问潘汉年：

“上海解放，‘青红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

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去访间过杜月笙。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我对他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红帮’上层也就不动不杀。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

刘少奇听了潘汉年的这番回答，表示放心。接着，他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烧1漱石同志，先不要动他们（指黄金荣等帮会头子），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在讨论对黄金荣的处置的时候，潘汉年首先讲了黄金荣为了表示真诚悔过自新，曾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过一些有益的事：黄金荣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将国民党的一些财产叫人写了一份清单交给上海地下党；他又把自己手下的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册交给地下党；他还利用自己在帮会中的威望，告诫下面的帮会人物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之前进行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接着，潘汉年又讲了如下这段话：

“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们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的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不久，潘汉年这番讲话传到了黄金荣的耳朵里，终于使他放心下来。“他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他不仅积极买公债，支援经济建设，还在报纸上发表自白悔过书，长达千余字……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行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1953年，黄金荣病死。黄家入不敷出，“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只得求助于章士钊先生，请他出面说项。”由于章氏夫人和黄氏夫人曾结为异姓姐妹，章士钊却不过情面，遂于“1955年1月给陈毅市长写信，陈述黄家的困境；2月，又给潘汉年副市长写信，吁请政府恰当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间题。潘汉年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起有关肃反与统战政策方面遗留的难题，体现和维护了政策的连续性。”

潘汉年远在30年代负责特科工作的时候，他就通过打入杜公馆的内线杨度先生掌握了杜月笙的活动情报，潘、杜之间应当说是相见不相识的“老相识”了。后来，他们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曾经有过直接和间接的交往。诚如前文所说，潘汉年在离开香港前夕，曾向杜氏父子打过招呼，并且得到了杜月笙本沐的保证。为了更快地分化、瓦解上海的帮会势力，潘汉年在做”、荣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在港的杜月笙给予配合。据史记载，潘汉年曾主动采取过两次行动：

一，派遣杜月笙的老朋友章士钊先生亲赴香港做说客，劝说杜月笙返回上海。章氏向杜讲解了共产党人不计前恶的政策以后，又转述了杜派回上海了解情况的黄振世的这段话：

“杨虎先生也弃暗投明了。杨说：我在民国十六年干的坏事不比杜老少，只要改过从善，人家也宽容了我，叫杜老回大陆来，保他无事。”

二，潘汉年亲自找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维翰谈话，动员他去香港劝杜月笙回上海来。杜维翰按潘汉年的意见，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上海复命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生活，所以暂时无法回来。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另外还表示，一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以上各条，后来都一一做到了。杜月笙在香港死后，杜家要求在上海发一个讣告。潘汉年请示上级后批准了。杜家的人以及他的门徒们对此深为感动。

潘汉年在争取、分化、瓦解和使用政策感召的同时，对地痞流氓和反动帮会中的罪大恶极者、与人民为敌到底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均采用坚决镇压的处置。例如号称“沪西半月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处以极刑。这不仅对上海遗留下来的一切黑社会势力起到了杀一做百的功效，而．且也赢得了上海人民的拍手称快。

惩治或感召少数的帮会头子是比较容易奏效的，而改造下层帮会分子和流氓势力则是极其困难的。为此，潘汉年视情制定了一些处置措施。如“在社会上继续敲诈勒索、为非作歹、盗窃作案的，予以判刑和强迫劳动改造。”“凡同反革命案件和特务·间谍活动有关的分子，在镇压反革命中予以严惩”等。另外，在执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相结合的方针，终于把那些历代反动统治时期的“不倒翁”，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旧上海这个“一里洋场”，堪称集古今中外罪恶之大成。潘汉年根据党的政策和上海市委决定，下令“取缔了一切赌博活动，把跑马厅、跑狗场等大型赌场改造为人民公园和文化广场。取缔了跳舞场，停止酒吧、咖啡馆等变相**乐场所，最后决定取缔妓院，改造妓女。”

在改造妓女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有不少同志“认为是社会的害虫和渣滓”，绝不姑息养奸，遗患无穷。潘汉年不同意这种极端意见，提出“对于妓院要有阶级分析。娟妓是旧社会反动统治留下来的产物。对于妓院内的人也要作阶级分析。妓院的老板、老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恶毒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这些人，必须坚决运用人民民主专政予以关押、判刑和强制劳动改造。至于妓女，首先应当肯定她们是劳动人民，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阶级姐妹，但是她们进入旧社会的黑暗圈子后，受到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气，因此既要用对劳动人民的态度来对待她们，又要用劳动来改造她们。”

潘汉年为改造妓女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经过两年，妇女教养所完全变了样。她们学文化、学生产技术，走上了生产岗位。不少人建立了新的家庭，不少人成为有用之才。”最后，潘汉年自豪地向国外的来宾宣布：

“在上海没有一个妓女存在！”

这些浮在上海表面上的社会势力，是不安定的社会基础。但真正对人民政权构成威胁的，则是那些隐蔽得很深的敌对势力。对此，史家曾评说：“上海本来就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特务系统庞大，各种特务机构林立，除了核心的组织外，还有许多外围组织。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早已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应变’措施，大批地被潜伏隐藏了一来。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以及北方一些城市解放时潜逃来沪的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和还乡团的头目，等等，也都云集于此。各种反革命分子加在一起，数量是很可观的。另外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埋伏下来的间谍分子以及各种黑社会势力和各种坏分子……不仅如此，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还在不断地从台湾和另一些尚未解放的地区，派遣特务分子进入刚解放的上海来，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包括暗杀等一系列的颠复活动。”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陈毅市长及时提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庄严任务。而这项庄严的任务又落在了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的肩上。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和有趣。上海解放以前，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是维持蒋氏独裁统治的工具，他们就像是一条条唉觉灵敏的狗，无孔不入地在搜寻潘汉年及其领导下的我情报人员；而今上海获得了新生，我情报人员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义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消灭业已转入地下的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残留分子。历史的结论是：解放前，敌人在明处，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网系在暗处，潘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搅得敌人惊心动魄，而且还配合武装斗争迎来了上海的解放；而今双方的位置转化了，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能否取得胜利呢？这是更为严峻的考验

历史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这胜利是来得十分不易的。

潘汉年作为一名情报战线上的高手，自然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此，他积极利用起义和投诚、以及自首立功的敌特人员，让他们协助公安部门和保卫部门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他亲自批准在上海公安局内部建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了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一些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有的人起到了‘活字典’的作用，为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例如：原汪伪政权时代的“特工总部”的头子胡均鹤和刘毅，经饶漱石批准、中央情报部同意，协助上海公安部门参加肃反工作。他们为了表示立功赎罪，主动向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即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供我肃反时参考使用。这对上海肃反工作的顺利展开，起了不小的作用。

再如，在匕海解放前夕起义的原敌特人员厉培明，为了表明自己决心归顺人民，向我有关部门提供的敌特潜伏组织和电台的线索达二十六处之多，为上海的肃反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潘汉年为了取得对敌隐蔽斗争的胜利，他还安排了一位原先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的同志，“继续与台湾方面保持电台通讯联系，借以了解其对潜伏和派遣特务的部署。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据这位同志提供的线索，破坏过三起．重要的敌特案件。

遗憾的是，这却成了潘汉年“供给敌人情报”的一大罪状，搞得他有口难辩。

与此同时，潘汉年还成功地运用了“逆用电台”。

所谓“逆用电台”，是把破获的国民党电台，利用特务用的波段、信号，把我们有意制造的假情报送给敌人，借以坐收情报战中的奇效。应当说及的是，这些“逆用电台”的工作人员中，有的．是我们早就打进敌人内部的秘密情报人员，有的则是被我破获之后迅速争取过来的反正人员。使用这些“逆用电台”，不仅能及时截获敌人不少情报，并掌握其动向，而且还能准确地获悉敌人向潜伏组织所下达的指示，以及进行联络的任务，等等。自然，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我方也必须编造一些既有一定价值，又不至于造成多少危害的情报资料，提供给敌人。这是为情报常识所允许的。

潘汉年作为一名老情报战士，当然知道“逆用电台”的特殊作用。“在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并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后，就指示原上海的情报系统负责人把过去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掌握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在一个短时期内，还曾直接指导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的敌情。这些‘逆用台’所获得的情报资料，包括像敌特机关派遣刘全德来搞暗杀活动的情报，对于我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的和敌人作斗争，都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而破获刺杀陈毅同志案，就是在“逆用电台”和自首投诚的敌特分子积极配合下，取得的成功之例。

那是1949年11月，退守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阴谋杀害中共党政要人的计划，已经实施两次而未能得逞。保密局长毛人风亲自部署，派遣了职业杀手刘全德为首的六人小组潜伏上海，“第一打击目标，为共军军事领袖陈毅。”刘全德小组的行动，很快就被我情报部门获悉。但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捕获他们决非易事，因此，潘汉年的确有些紧张。

刘全德是何许人呢？他“原是中央红军的一个保卫人员，1934年派往武昌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后叛变，投降军统，成了军统的得力打手；抗战期间，曾奉军统之命在上海执行过多次暗杀行动计划，深得军统头目的赏识。”由于刘生性狡猾，有着丰富的特工经验，还有一手好枪法，被毛人风选中。他遂“以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的身份，率领同伙潜到上海，行动十分诡秘，每晚换一住处，很难查出他的踪迹。有一天，他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混进了市政府大楼，察看地形和通道，一直窜到了市长办公室的门外，居然未被察觉。”

潘汉年和公安局负责人杨帆亲自部一署、破案。首先派遣大批公安人员在车站、码头、旅馆和各种可能隐藏的场所加紧搜捕；其次，“又特地物色了一个名叫高激云的原国民党特务分子。他过去曾和刘全德在上海一起共事，对刘比较熟悉。上海解放后，他即向我公安机关投诚自首，获得宽大处理，并被当作‘工作关系’，供随时调派用场。为了加强对刘全德的搜捕，公安机关让高激云也参加了搜捕活动。”

11月9日，“特情高激云发现刘全德的线索，杨帆亲自分析案情，布置侦察。下午，高激云来到匿藏刘全德的山西南路七号史晓峰家。高激云与刘全德是故友，他进门后就将刘全德缠住。少顷，高假借上厕所与市局采取联系。于是，在杨帆的严密组织下，刘全德潜入上海后惊魂未定，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当场被捕。刘押送北京后，此案受到中央公安部嘉奖。”

由此可知，使用“逆用电台”和投诚的敌特分子，对破获这一重大刺杀案立了大功。

正当潘汉年以肃反的胜利喜讯送走1949年，并和上海人民一道准备欢度春节的前夕―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上海，对这座刚刚获得新生的工业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飞机的马达声、投下的炸弹的爆炸声，以及刺耳的防空的警报声合成一支最为恐怖的乐曲。很快，潘汉年获得了更为震愕的消息：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相继被炸，业已不能供电和供水。他忍着极大的愤慨，陪着陈毅市长赶到被炸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