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在深沉地呼吸着，“东方”号客轮就像是一只小小的摇篮，随着大海的自然起伏有节奏地摇摆着。潘汉年站在船尾的甲板二，下意识地扶着船舷，依然在痴痴地眺望逝去的香港，作最后的告别。

“东方”号是一艘只有三干吨载重的小型轮船。“它挂着巴拿马旗，船中装满货物。舱面有几个作为旅客居住的小房间，靠近船头的餐厅设备相当好，站在餐厅里，就可遥望海天一色的天际。”乘坐“东方’号轮船的旅客除去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和其女儿阿咪之外，还有达德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及其夫人和两位年轻的越南女青年。潘汉年和夏衍父女住在一起，许涤新同达德学院的教授夫妇住在一起。

大海的风光是壮观多姿的。但是，海上的旅途生活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为了把这单调乏味的海途生活变得活泼起来，每日三餐过后，待其他几位同行的旅客回卧室休息，潘汉年就和许涤新、夏衍留在餐厅里，一面望着餐厅外面的海天景色，一面讲起故事来了。自然，主讲人是潘汉年。讲的内容是：“上海地下时期的反特斗争；长征途上的见闻，30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

这些年来，潘汉年数度由香港乘船北上．，可他唯有这次是那样的激动不已，感慨良多！每天清晨，他独自步出舱室，扶栏眺望从海天相交的际点跳出的一轮火红的朝阳，就会下意识地想到新中国的诞生。他为此而兴奋，而激动，是自不待言的；每当夜幕降临，他默默地望着无边无际的海天夜色，倾听着浪拍船舷的响声，就又会想到中国革命征程的漫长和艰难。同时，他还会啃叹不已地发出自问：

是谁“把中国这艘革命的航船驾到了彼岸？不是陈独秀、王明这些船手，正确的领航人是毛泽东同志1……”

对此，夏衍和许涤新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他们二人都目睹了大革命由胜利而失败的全过程，亲眼看见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和雨花台。所以，他们二人都十分看重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把它视为中国革命的分水岭。

说到遵议会议，潘汉年又对夏衍和许涤新说：“我就是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月左右离开长征队伍的。是闻天同志找我谈的话。他还亲自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遵议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中央曾考虑将党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定下来。”

“为什么没有定下来？”许涤新同志间道。

“因为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他说：指导中国革命在莫斯科不行，在南洋地区更不行，只能在中国大地上，在工农红军中。”

夏衍和许涤新赞同地点了点头。接着，潘汉年叹了一口气，万分感慨地说：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我们的党中央如真的迁到了南洋去，‘想想看，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夏衍和许涤新听了这件事之后，越发增加了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之情。当他们三人想到此行将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教海，接受毛泽东同志交给的新的革命任务，心情就越发地激动了！他们觉得这般轮船行速是这样的慢！

潘汉年一行自4月28日离港，至5月4日傍晚驶抵塘沽，一共在大海上航行了七个昼夜．由北平特意赶来的．冯兹同志把潘汉年一行带到海关俱乐部，吃过晚饭后，就近在一家破旧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翌日清晨，乘汽车穿过崎岖不平―留有战争伤痕的公路驶抵天津，住在睦南路的原美军招待所。次日，乘火车到达决定改名的北平―北京。下了火车，冯铱同志径直把潘汉年一行带到了弓弦胡同十五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一见面，李克农就和潘汉年、许涤新、夏衍三位老战友紧紧握手，坐下来，就大谈他三次到北平的不同处境：

“第一次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我是化了装，小心翼翼进入北平的；第二次是在1945年冬到1946年夏，我是以军调部的中共代表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那时候我同国民党人员几乎是天天见面，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第三次就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我就是以主人翁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革命在前进，局势在改变，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对此，潘汉年更是感慨系之，诚如前文所记；潘汉年第一次光顾北京是在1925年夏天，送他表妹到北京读书，留下了美好的初恋印象；第二次到北平是在1944年11月，他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北平中转，因未和接头人联系上，匆匆南返上海，走另外一条交通线安抵延安；第三次到北平是1946年，那是因为他和董慧在沈阳无法立足，来北平军调部找李克农同志联系工作的；这次和许涤新、夏衍由香港来北平，是听取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接管即将解放的上海的意见的。这对一个从事情报工作―常年在地下伺敌人周旋、战斗的同志而言，从此由隐蔽转为公开―一并以主人翁的身份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其兴奋的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潘汉年一行在李公馆过了一夜。次日，李维汉和廖承志等同志接踵而至，老友相见―应该说是胜利重逢，自然想谈甚欢！当他们见潘汉年一行从香港带来的芒果，大叫“好东西！”笑嘻嘻地各自把芒果装进口袋而去。

第二天，潘汉年一行离开弓弦胡同李公馆，搬进北京饭店三楼。潘汉年住的是三0三号房间，许涤新和夏衍住在隔壁，可能是三0四房间。潘汉年是他们三人的头头，肩负着和中央的联系。对此，夏衍在《徽寻旧梦录》中所说：“过了一天，汉年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至于今后活动的详情，许涤新记入遗著《艳阳照方地》中。为惜墨存史―并征得许涤新的亲属的同意，现摘抄如下：

记不起是哪一天（大约是9日）的傍晚，我在北京饭店三楼三0四室看完日报之后，正在沙发上休息，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汉年通知我：“总司令今晚要请我们吃饭，你马上过来；至于老夏，我已派车去接他了。”我到老潘的房子时，克农同志已在旁，接着总司令就来了……他一进门，汉年给我们介绍，他就用相当浓重的四川．音，慈祥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因为你们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南方局向中央的工作报告中，也经常提到你们。你们在白区奋斗，是辛苦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更需要你们继续努力。”他在北京饭店请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总司令对人很和霭，从他的举止．看不出他就是名震全球、叱咤风云、指挥百万大军的伟大名将。席间大家并不构束，而是谈笑风生，特别是克农同志，说了不少笑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11日晨，恩来同志的秘书通知我们三人到当时设在后圈恩寺胡同的华北局，列席会议。这次华北局的会议是由恩来同志主持的，主题是听取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调查报告和对几个大资本家的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在少奇同志讲话之前，恩来同志叫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工作的情况；夏衍同志做了一些补充。恩来同志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说：“我们在港的资金不多，不能大数蚤的进货，因而展不开广他把我的“大数全”三个字，听成“打苏联”。他大笑起来问我：“为什么要‘打苏联’？”汉年纠正我的发音云恩来同志对我笑着说：“你住了三年香港，连普通话也退步了，真是想不到的事。难道广东人就讲不好普通话？全国快要解放，你要做更多的工作，普通话说不好，对工作是有影响的啊！”接着少奇同志便讲了他的天津之行，讲得很生动，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讲得很深刻。

恩来同志在次日通知我们，要在当天夜里到颐年堂谈工作。那时，毛泽东同志还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进城之后，恩来同志才极到西华厅办公。那天晚上，我们吃饭后就到颐年堂去，工作人员把我们三人安排在右侧的会客室等候。那时，恩来同志正在北屋中间的会客厅同总司令和彭德怀、贫龙诸同志谈话，一直到10时以后，才叫我们到北屋去。县来同志对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陈总。”他并告诉我们，中央决定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我则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谈到凌孟，才把我们送到北京饭店。 因为夜劳过度，我的精神不集中，把眼锐丢在**就睡着了，次日起身发觉眼优的一块玻璃片被压碎。原怒吃过饭后就到木安市场的眼镜店配镜片，但是，杨尚昆同志和几位老同志，其中有陈沂，先后来看我们，无法走开，并且接到通知，下午要上山去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只好借阿咪的眼镜，哲时使用。

下午2时左右，由王拓同志陪同我们上香山。龚澎刚从香港来，改穿了解放军军装，要求同我们一道上山……我们首先到双清别壁，”毛泽东同志接见我们。 因为在重庆谈判时龚澎当过他的翻译，他看到龚澎如此装饰，笑着说：“伪、穿土军装，不是变成一名男子汉吗？是不是？”汇报香港工作、主要是由汉年说的。”毛泽东同志边听边点头。 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问起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前，港英当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怒尽办法，要把李任潮留在香港；后来我军大举渡扛，直接解放了南京，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枚）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让一些“太平绅士”也来参加。毛主涂笑着说：“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上海已在我们的包围之中。”我们请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他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挠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然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至于具体的政策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毛主席情绪很好，在谈了总的指示之后，又对各人谈了几力。他问我：“你不是劳动大学易培基的学生吗？”我答：“是。”他又说：“你们三人郑在土海做过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渗了，应该把接管工作做好啊。”我刚上香山时，心里有两种感觉：一是高兴毛主席能接见我们；二是担·泞毛主席会提出一些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但是，经过一个多小时谈话之后，这种紧张的情绪就消失了。

在香山，我们吃夜饭时，除总司令之外，还有贫龙同志。我对贺帅说：“你和叶挺同志的起义大军，进入潮汕虽只有一个星期，但是，潮汕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是永远在怀念思来同志和你们的。”贺帅问我：“你是潮汕人吗？”我说：“是。就足因为我是潮汕人，我才敢说这句话。”贺帅口含烟斗，态度极其潇洒。这一次夜餐，吃的还是西餐。

潘汉年等三人在北平的一个星期里，除去向党的领导汇报工作、领受接管上海的指示以外，还要拜会从香港到解放区来的民主人士以及知名的艺术家，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潘汉年一行于5月下旬乘火车经津浦线南下。诚如夏衍所说，这时已经不止我们三人，而是一支“队伍”了。其中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化名杨秘书。翌日下午，车到济南，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康生等人在车站迎接。他和潘汉年、毛岸英热烈拥抱，并尽了地主之谊。这时的康生已在中央失去昔日的威风，被“下放”到山东工作，直到1958年东山再起。因此，建国后“潘案”和他无关。某些专著说是康生捣的鬼，与史实不符。

潘汉年一行继续南行，“车到南京，刘伯承同志接待我们三人。”因为战事刚结束，铁路还来不及完全扫清障碍，“火车越向南走，障故越多，停停走走，直到23日傍晚才到丹阳。杨帆带了一批人来迎接我们。”“他把我们三人安顿在一处临时招待所。”

次日一早，杨帆引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到“三野”会议室去看陈毅同志。刚好“二野”、“三野”的领导同志正在开会。就座的有邓小平同志和粟裕、宋任穷、曾山、刘晓、刘少文等同志乒饶漱石说是害了感冒，戴了一顶黄色军帽也坐在会议室的中间。而陈毅同志正伏在一张方桌子上签署“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布告。”诚如许涤新同志所回忆的：布告是相当大的一张纸，印着头号字。他用金笔写了陈毅两个字。刘晓同志向他介绍我们的时候，他同我们一一握手，笑着说：“你们几位香港客，终于赶到了。等了你们好几天了。好在你们都是老上海，用不着向你们介绍上海情况。”陈毅同志光着头，手拿一把蒲扇，边扇边说，“你们刚从京来，接管上海的政策方针，人事安排，你们该已知道了。中央对你们有什么新的指示，倒想听一听。”那时，会已开完，大部分人散去了。“汉年向他汇报毛主席和恩来、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指示。谈了不到一小时，紧急电话几次向他请示。”他站起来说：“你们先去休息吧，刚才聂凤智来电话，明天就要开拔。”

潘汉年和陈毅同志自在中央苏区粗识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在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那一段时间里，潘汉年十分敬重陈毅同志临变不惊的恢宏气度，以及容忍饶漱石和不明真相的部属进行非难的雅量。也可能是所谓的文人习气在作祟吧，潘汉年对陈毅同志的诗才、口才更是折服。换句话说：陈毅同志就是潘汉年心目中的儒将的化身。所以，当他接到中央电令要他佐助陈毅同志接管上海、改造上海以后，那句“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语，立刻浮现在他的心头。因为他认定自己能在陈毅的魔下施展自己的才华了！所以，他的内心中有着一种“知遇”之情的满足感。今天，他终于又见到久违―而又时在念中的一代儒将陈毅同志，他的第一印象依然是那样的热情、风趣，丝毫没有一点“功臣自居”的样子，他也就越发地敬重陈毅同志了。或许是他在王明、康生、饶漱石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太久的缘故，时下能在陈毅同志的属下供职，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幸运感。他汇报完工作之后，又习惯地说：

“请首长指示。”

“我哪里是什么首长？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才能作指示。”陈毅同志把脸色一沉，十分严肃地说，“小开同志，我们的地位无论发生了什么变化，都不要忘了是同志，是既能同甘也能共苦的同志！”

潘汉年虽受到了陈毅同志很是严肃的批评，但他的心里却是暖烘供的。他作为一名有着很深的文史造诣的职业革命家，非常清楚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能够共苦打天下的帝王和将相何其多也，但能够同甘治理天下的君臣一一尤其是开国的君臣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共产党人就要成为新的中国的缔造者，这些浴血共苦几十载―且一直在公开宣称只有分工不同的共产党人，能否开创一代携手同甘、一下一心建造一个理想的新中国呢？这是国人一一乃至于一切敌对共产党人的分子所心悬的巨大的问号。方才，陈毅同志如此朴素的批评，就是对这个巨大问号的答复：是既能共苦也能同甘的同志

陈毅同志十分欣赏潘汉年的组织才能，也深知潘汉年在情报战线上作出的特殊贡献。或许是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所谓的文人气质，而且还有着受晓漱石政治迫害的经历等缘由，陈毅同志对潘汉年是相当器重的。当然，知人善任的陈毅同志，也清楚地知道潘汉年的弱点，对如何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接管好上海的历史使命，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上海是个好地方，又是一个烂泥坑，花花世界，是冒险家的乐园。乡下人进城，会眼花缭乱的，你们得分出点时间来，分别对你们分管的干部讲讲上海的情况。凡是要注意、要提防的事情，你们讲比我去讲好，你们有感性知识。”

拜会陈毅同志之后，潘汉年那种难以抑制的胜利者的喜悦之情，旋即又被如何接管好上海的重任所取代，遂又变得深沉起来。他依据“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又沉入到更为艰巨、复杂的思索中去了。

接着，潘汉年见到了久违的杨帆。这位“怪癖才子”虽然多了几分老成，但一开口说话，依然像过去一样立场坚定，精力过人。当潘汉年获知杨帆将和自己共同进入J-L海，并在自己的属下负责公安保卫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都是非常高兴的。然而，他们二人谁也不曾想到―沉夜做梦也不会梦到五年之后，他们的命运悲剧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成了震惊中外的冤案―潘杨反革命集团。再说杨帆，他见到久违的“恩人”一一未来的顶头上司潘汉年未及交谈，就又公事公办地引潘汉年来到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办公室。

诚如前文所述，虽说饶漱石在淮南主政的时候对潘汉年不满，又利用职权整了潘汉年，“‘但他同时知道潘汉年是个人才，很受中央领一导人的器重，就不能不重视和他搞好关系。何况现在，饶自己在当上了华东局第一把手之后，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潘汉年是个用得着的人才，因此不能怠慢。他已经安排好并清示中央同意，要潘汉年除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和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等行政职务外，又在党内安排他担任华东局委员、社会部长、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等职。饶漱石确是想倚重这位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对潘汉年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潘汉年对饶漱石的成见很深，再加上他那疾恶如仇的性格使然，他的心情决没有和陈毅同志相见时的愉悦。但是，他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党的纪律和他的修养，使他不得不把这种私人成见藏在心底，为了革命的大业主动地协调好上下级的关系。他寒暄过后，遂理智地把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指示的内容，向饶漱石一一作了汇报。

翌日清晨，潘汉年被通知到陈毅同志那里去开会。“今天，他脱下了习惯穿的西服，换上了刚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配给他的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的皮带上。这虽然给他增添了儿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的气质却并没有多少改变。”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首先宣布今天下午就要离开丹阳向上海进发，各接管组将分批乘火车走。接着，他再次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以军事首长的语气命令所有接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最后，他再次谆谆教导：

“同志们一切都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懂的事情不准乱来，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从这次会议开始，潘汉年作为海市副市长走马上任了。自然，也就成了陈毅市长的名副其实的助手。

次日一一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的日子。一百多年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所奴役，并把它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在胜利的会师中，潘汉年认识的人最多，同他握手和拥抱的人，可以说是数不清的，因为不少干部过去是通过他而进入解放区的。

潘汉年沉浸于胜利会师的喜悦中，但时刻没有忘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交给自己的重任一一协助陈毅同志接管好上海。他深情依依地望着那熟悉的鳞次栉比―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的不同风格的建筑，他那双熠熠闪光的眼睛碎然之间湿润了，模糊，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在上海留下的各种足迹……不知何故，他的耳边又突然迥响起陈毅同志的话语：“上海是个好地方，又是一个烂泥坑，花花世界，是冒险家的乐园。乡下人进城，会眼花缭乱的……”潘汉年镇定了一下情绪，近似宣战地暗自说：

“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把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变成一座新型的人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