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伊始，播汉年在香港的工作越发的繁忙了！他在董慧的帮助下，以充沛的精力百倍的热情，继续完成党交给的一项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他一手抓统战，一手抓情报，这二者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内在的密切的联系。应当说，他把这二者处理得十分的得体，堪称到了运乎之妙的地步！请看如下有代表性的特例：

1948年岁末，云南实力派人物龙云业已被蒋介石软禁三年有余。他为了不被蒋介石挟持到台湾做张学良第二，终于在陈纳德和陈香梅夫妇的帮助下逃出樊笼，乘专机飞抵香港。不久，蒋介石再次玩弄以退为进的策略宣布下野，在故里溪口遥控全国政局的发展。李宗仁以代总统的名义走马上任，他希望龙云重新入主云南，把大西南作为与共产党进行最后较量的可靠的地方。这时，潘汉年和方方同志奉命相继拜访了龙云．向龙云指明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总趋势，希望龙云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为新中国的建立―特别是为云南和平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在举措未定的微妙时刻，无疑是坚定了龙云的决心，使他公然宣布和蒋介石决裂，断然拒绝了李宗仁代总统的相邀，终于促成了未来云南的和平解放。

与龙云逃至香港的同时，北伐名将黄琪翔装作病人，与化装并化名的夫人郭秀仪也逃到了香港。远在“福建事变”的时期，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时任福建人民政府委员的黄琪翔将军始相过从。黄琪翔到港不久，潘汉年就受命登门拜访了这位老朋友，促其向中外新闻界发表声明和谈话，公然宜称和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并指出：中国的前途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业已准备下野的蒋介石而言，无疑是一枚摧毁蒋家王朝的精神原子弹，在民主党派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接着，黄琪翔表示要立刻到解放区去，潘汉年通过情报系统的甩台请示党中央，很快得到了答复：广东尚待解放，希望他暂时留在南方做些工作。旋即，潘汉年将中央的意见转告黄琪翔，并安定其心。

未过几天，和黄琪翔预先约定在香港相见的原桂系大将―黄绍兹衔命也来到了香港，当黄琪翔获知黄绍坊来港的目的是敦请李济深出山，协助代总统李宗仁维持残局，进而打开国共和谈的僵局以后，他不无惋惜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反可惜，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李济深）已于前几天动身到北方去了。我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负责人接头，我还有办法。”

很快，黄琪翔和中共负责人取得联系，并在我党情报人员杨建平先生家促成和黄绍兹的相见。黄绍坊讲了南京和武汉的政情之后，这位中共负责人讲了如下这段话：

“我也知道一些情况，白崇禧可能反蒋，但这样的大事我不能作主，必须打电报给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多候几日吧。”

讲这番话的中共负责人是谁呢？他就是潘汉年。由于黄绍兹在回忆这段历史往事的时候，潘汉年已经束身待罪，故有意地隐去了潘汉年的真实姓名。

潘汉年会见黄绍兹之后，再次利用情报系统的电台请示党中央。过了三天，他又把党中央的意见转告给黄绍兹：要白崇禧派刘仲容（刘当时是白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

由于潘汉年的工作，使得桂系集团在历史发展的关口，在“和”、“战”方面俨然分为两派。 由此，也使代总统李宗仁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几经周折，最终不得不与中共举行谈判。其中代表桂系利益的黄绍兹因和共产党―尤其是和周恩来有着渊源流长的友谊，再加上播汉年多方进行工作，使黄的立场渐渐由“和”转向共产党。黄还通过“民革”成员谭惕吾的关系要求会见潘汉年，“以表明他对和谈间题的态度。潘汉年应他的邀请，在与黄绍兹有密切关系的黄恕之家里和他见了面。在谈话中，黄绍沈表示他愿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一起从事和谈活动，但不知中共方面是否有异议，请潘汉年先向中共中央联系一下。播答复说，可以代为向中共转达。后来，中央作了肯定的答复。黄绍兹这才和张治中、召肠力子等一起到北平开始了和谈活动。”和谈失败之后，业已调离香港的潘汉年委托继任人做黄的工作，使黄欣然接受周恩来的邀请，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随着国共和谈的进行，蒋介石躲在故里溪口，积极策划所谓的大西南联防战略，并制造谣言四处风传：“龙云即将出山，协助政府”。为了揭穿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潘汉年数度往访龙云，促其于4月11日在浅水湾宅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龙云谈到和蒋介石的关系时，他义愤填膺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此人对我误会如此之深，手段如此之辣……蒋统治昆明后三年多，现在弄得民不聊生，土匪遍地，黄金、白银被抢一空，壮丁离乡别井，十多年的积谷也给吃光了。云南人民起初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后来一天天觉悟，因此，除土匪之外，各地民众武装在这两年多来也一天天扩大，这是蒋所赐予的，不仅云南人民要知道，全国同胞也要知道。”

同时，龙云就和战问题也发表了意见，并公布了给代总统李宗仁的信。摘引如下：

“……今日之年谓国是一言可决，即须兄等毅然决然勇敢接受毛泽东主席所提八项原则，电嘱北上代表，依照原则作出具体决定，即日签字，付之实施，特为我民族开万世永久和平，岂独吾淇一省一时受踢？……惟弟优稼再贡一言，即今日之事，幕后操纵，怡恶不俊者正大有人，指示作困兽之斗，茶毒人民，吾兄必须洞烛阴谋，作刚毅之决断，始能免除战祸，实现和平。如稍优稼，必中操纵者鬼域之使，江南浩劫，必不能免，而兄等亦同归于尽……兄等为自存，当自存于尤明正大之途，不当与黑暗死亡同歹………

龙云的行为无疑于晴天霹雷，不仅对蒋氏王朝的所谓忠臣们给予有力内一击，而且对国统区的那些暂存幻想的人们，也起到了振聋发馈的作用。

而潘汉年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功绩，也是水载史册的。

与此同时，潘汉年还把杨建平这样的民主人士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使之心悦诚服地跟着党奋斗不息，并捐赠经费以支持中共在港活动。根据杨建平的表现和一再要求，潘汉年报请有关组织批准，同意吸收杨为中共特别党员，从而使杨为革命工作的劲头更大了。

潘汉年在公开、半公开地为新中国的即将诞生，努力团结更多的爱国的志士仁人的同时，他更加积极地利用情报系统，对大厦将倾的蒋家王朝进行和平瓦解工作，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请看如下的特例：

一，策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管辖着庞大资产的机构。由国民政府直接经营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电力、水泥、造纸等一批大型企业，均由该委员会经办。它所属的员工达七十万人之多，各种管理人才也多达二三万人之众。蒋介石在下野的前夕，亲自下令要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重要的厂矿企业迁往台湾。潘汉年根据中共地下党的情况报告，获悉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琦正处于不愿从命，但又不能抗拒的境地。他当即约请资源委员会的有关负责人以及上海海关的负责人到香港见面，“进行了恳切的谈话，鼓励他们争取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同时和他们一起进行了细致的商讨，以对付国民党政府的撤迁措施。虽然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当时担任宁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督促资源委员会撤迁，但他们一直软拖硬顶着。后来，终于使起义获得成功”。大批的技术人员、美援资产以及档案资料完整地移交给了新成立的人民政府。

二，策反两航起义：两航系指国民政府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这两家航空公司拥有巨大的资产，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航机构。他们通过在港的管理人何风云等找到潘汉年，说明两航机构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不愿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正在酝酿起义。“潘汉年同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商谈，进行了周密的起义准备工作。”邃在其负责人刘敬宜、陈林等的带领下在香港宣布两航起义。这不仅给了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策动俞勃驾机起义：俞勃是驾驶B24式重型轰炸机的飞行员，但他又是一位秘密的共产党员。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策划下，通过潘汉年所管的上海的秘密电台和有关方面进行联络，遂决定在1948年12月16日驾机起义。最富有戏剧性的是：上午，蒋介石亲自为俞勃等人晋级授勋；下午，俞勃和另外三名机组人员驾驶B24式重型轰炸机直飞石家庄机场，向中外宣布：驾机起义成功。

潘汉年为策应北平和谈的顺利进行，他还利用自己在香港、上海等地的情报系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除去前文所述的转告中央欢迎黄绍沈作和谈代表以外，他还亲自接待了未来北平和谈的顾问金山同志。

金山，是我国著名的演员。早在30年代，因主演电影《夜半歌声》一举成名，斐声影坛；40年代初期，因主演郭沫若的得意剧作《屈原》，轰动山城，享誉全国。可他却是一位在1932年就秘密入党的老党员。他的哥哥赵班斧，姐夫潘公弼都是国民党政界或帮会中的要人。当年他在重庆主演《屈原》前后．，因工作需要，曾受命拜青帮大亨杜月笙为关山门的徒弟。他利用这些复杂而又特殊的社会关系，积极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一直接受李克农同志的单线领导，主要在上海杜月笙那里为党搞情报工作。

抗战结束之后，金山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受命出关接收长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并被国民党政府内定为“满影厂”厂长。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伪满影厂遗留下来的最好的设备，拍摄了一部反映抗战的故事片《松花江上》。在全国公开放映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随着东北战局的直转急下，长春被解放军围困，何时发起攻击，只是个时机问题。为此，金山同志服从组织安排，提前由长春撤往北平。旋即，又根据工作的需要，偕夫人一一国民党中的将门之女－一实际上却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张瑞芳同志自北平又飞回上海。

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力开和谈大局。章士钊在上海策动杜月笙参加和谈活动，杜表示愿意，但不知中共方面的态度。在几经审视政局，遂请来自己的关山门徒金山同志，以商量的口吻求教：

“我想为国共和谈奔走、出力，你看中共方面会反对我这个老反共派吗？”

金山听后感到有点意外，像这样的大事，他是无权作答的。他吟哦有顷，答道：

“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去香港，通过有关的朋友试探性地问一问。”

杜月笙赞同地点了点头．

金山同志为什么提出去香港进行试探呢？他的单线领导李克农同志现在河北西柏坡，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大业，他无法到西柏坡当面请示，自然也就得不到答复。好在李克农曾关照过金山：如因战事中断和李的联系，可找潘汉年。金山早就知道潘汉年在香港．故决定由沪飞港请示潘汉年。

潘汉年也无权作答，他当即把金山报告的情况向中情部请示。中情部答复说：潘可以继续与金L自保持联系，指导金山的工作。关于杜参加和谈问题，则未作肯定的答复，只说谈判中心在北平，问题只能在北平解决，从而排除了杜月笙参加和谈的可能性。

据史记载：“金山回上海之后不久，又到香港一次，这次他带来了骆清华，他向潘汉年和夏衍介绍说，骆是他的关系，很熟悉上海、广州方面旧的党政机构情况，愿意在上海、广州解放后帮助搞些接收工作。潘汉年对他表示了欢迎。”

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潘汉年转达了周恩来同志对金山的指示：1949年2月间，李宗仁派人在上海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活动，让他设法参加这个代表团来北平，便于掌握该代表团的活动情况。由于在杭战初期，金山曾率抗敌演剧二队赴五战区慰问演出，和李宗仁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遂顺利地以“中国航运公会董事长代表”的身份，随该团去北平活动。他表面上负责谈判的南北两方的通航、通邮事宜，实质上是作为共产党的内线，及时地把代表团各位人士的思想动态和活动情况，反映给主持接待和平代表团的叶剑英和徐冰同志。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待到国共和谈正式开始之后，金山又根据党的指示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和平代表团顾间，为和谈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而负责指导金山工作的潘汉年也功不可没。

自然，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所进行的工作远不止这些。他“除和中央情报部保持密切的联系外，还和中情部的另一些情报分支系统发生联系。例如当时中情部派往东南亚和南洋工作的情报小组，也指定由潘汉年所属的情报系统和他们联系，简竹坚一直担任着这一联系工作。此外，苏联情报机构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和塔斯社上海分社都有专人负责情报工作，夏衍、叶以群等当时都同苏联方面有联系，并接受其经济支持。叶以群曾经直接找潘汉年索取情报。”

在旧的中国行将覆灭，新的中国就要诞生的前夕，董慧作为潘汉年最为忠诚的助手，利用在港地利、人和的条件，默默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详情略。

伴随着蒋家王朝的理灭，为建设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而培养干部―尤其是接管大中城市的经济干部，随之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创建了达德学院和建中工学院。同时，上海地下市委也在香港设立了干部训练班。为未来接管国民政府在上海和华南的银行、侨汇、贸易公司等机构准备了专门人才。

由于蒋介石躲在溪口，在幕后操纵国民党的军政入权，至使代总统李宗仁在和谈间题上始无结果，破裂已成定局。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执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使命。而接管江南诸大城市―尤其是接管上海的工作，无疑是最重要且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毛泽东同志就把进入上海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原因就是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领导干部，，成为未来上海市长陈毅同志的得力助手。而身在香港的潘汉年，协助党中央从“原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一批优秀领导干部”中，选定了许涤新”、夏衍等同志。

许涤新同志是我党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和潘汉年神交已久，但他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

从此，他们二人有分有合，为党的事业奋斗着。1946年11月初，他们二人相继撤退到香港，一起并肩战斗，再也没有分开过。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他们二人在九龙弥敦道方方1司志处开完会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他们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潘问许：

“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

“由中央决定吧。”许涤新答说。，

“你已经干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

诚如许涤新回忆的那样：“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香港―尤其是潘汉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战斗过两年半的香港，是他作为职业革命家一生之中为党工作成绩卓著、且又心情非常舒畅的一个历史阶段。同时，也是他和董慧相敬如宾，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最为幸福的时期。他们以董慧的家庭为依托，在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开拓党的情报事业，这对长年和可亲可敬的母亲难以晤面的潘汉年而言，不但结束了许玉文带给他的·爱情痛苦，而且还饱尝了我国传统的天伦亲情。潘汉年敬重董慧的父母甘为中国解放所付出的牺牲精神；而董慧的父母又以有潘汉年这样的乘龙快婿而自豪。但是，“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室搞什么好处的。”

自然，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也并非全都尽如人意，他愉悦的精神深处更不是没有半点不随心的事。仅就他的工作派头来说吧，就曾遭到某些具有左倾思想的人的非难。事后，许涤新同志曾经感慨万端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层统战工作……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工作，如果不‘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但这毕竟是个别的事例，加之环境、地位的不同，未影响潘汉年极易变化的情绪。

潘汉年就要告别香港了，心情是异常复杂的。他既有依依惜别之意，也有以主人姿态进驻自己常年战斗的地方一一上海的豪迈之情。尤其当他想到就要暂时告别最亲密的战友董慧，以及给了他无限温馨的董慧的家庭，那种依依惜别的情感越加浓烈。像奉调上这样重大的喜讯，他无权告诉给董慧的父母，但是他应该―而且必须让为之共同奋斗的战友董慧分享这一胜利的喜悦。是日深夜，他隔窗眺望香港的万家灯火，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温情地说道：

歼阿慧，为了永久的团聚，我们又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了。”

董慧凭着她的政治敏感，完全猜到了潘汉年所说的暂时分开一段的原委。坦率地说吧，她不仅不愿意和潘汉年暂时分开一段时间，而且更希望和潘汉年一道分享新中国就要诞生的喜悦。因此，她第一次这样乞求地说：

“我真的不能和你一块回去吗？”

潘汉年很不情愿地摇了摇头。

“那……我服从组织决定。”董慧为了不使即将离去的潘汉年过分伤情，遂又有意地笑着说道，“明天我为你送行。”

“你……不能为我送行。”

“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留在香港继续工作。”

温馨的气氛碎然变得沉闷起来。潘汉年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向董慧解释什么，而董慧也认为自己无需向潘汉年再说些什么，她就像往日为潘汉年送行的前夕那样，默默地为潘汉年打点着行装……

翌日清晨，一艘驶往天津的“东方”号客轮停泊在码头，待命启旋远航。潘汉年大步走上“东方”号客轮，安排好住处之后，同行的许涤新、夏衍和女儿阿咪相继走上船来。他望着赶来送行的许涤新的夫人方卓芬，蓦地又想起了董慧，一种难以言述的滋味打心底泛起。他或许是为了掩饰这种异样的情感，笑着对方卓芬说：

“阿方，你这一送，给老许的精神负担增加不少啊！”

汽笛响了，送行的人相继下船，待到方卓芬最后依依走上码头，“东方”号启旋，缓缓向大海驶去。潘汉年望着远去的香港，暗自说道：

“香港，再见了；阿慧，我们会很快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