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香港是潘汉年和董慧主要战斗的地方。但是，上海和香港都在他们的感情深处留下了很不相同的印象。

香港，是潘汉年和董慧相识―并由此结下终生战斗情谊的地方。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在香港建立的情报网系是可靠的，为党在今后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海，是潘汉年和董慧主要从事情报工作的战场，也是他们为党的情报事业立丰功伟绩的地方。但是，也就是这座被称之为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却给他们的情感和精神造成极大的创伤，他们是那样的热恋着，相爱着，可是因为有潘汉年的原配夫人许玉文的存在，使得他们这种热恋和相爱整整持续了六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董慧这位默默无闻的大银行家的千金―我情报战线上的特殊战士所经受的感情折磨，是任何陷入爱网的女性所无法比拟的。再者，潘汉年由上海被骗到南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汪精卫晤面，给他们共有的政治生命投下了阴影，因此，就董慧而言，她更希望回到香港。

虽说潘汉年和董慧早就同居了，但在我国的传统习俗里―尤其是像董家这样的望族大户，是一定要排排场场地补办婚礼的。这对潘汉年即将开展的工作而言，他也非常需要得到昔日的道亨银行的董事长―今天他的岳父大人的掩护；对董慧而言，她也需要作为女人那种特有的心理平衡。因而他们相偕回到香港不久，就隆重地补办了结婚典礼。

从此，潘汉年和董慧利用银行的金字招牌，在香港开始了新的战斗。

潘汉年到达香港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上海分局和华南分局，而华南分局又称为香港分局，方方任书记，尹林平任副书记，接受以刘晓为主要负责人的上海分局的领导。在香港分局的领导下，成立了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港工委”。章汉夫任书记，夏衍、连贯、许涤新、乔冠华等人任委员。为了协调上海分局和华南分局的工作，潘汉年被指定为上海分局的委员，他作为＿1几海分局驻港人员，参加华南局的领导工作。为了便于潘汉年开展隐蔽战线．上的工作，他的具体活动，是经由华南分局的机要直接为他发电报，向延安党中央报告并接受指示。由此可知，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是有着很大的特殊性的。

情报工作，一直是潘汉年工作的一个重点。他在到港后的不长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得力的情报网络。“他派简竹坚作为主要的联络人员，为他沟通同各方面的联系，同时由她担任和上海刘晓之问的交通联络工作……不久，潘汉年又将原在上海工作的情报人员张唯一、张建良调到香港。后来又经夏衍介绍，吸收桂苍凌（杜宣）为情报干部。另由张建良介绍，先后吸收邝鸿藻和杨建平为情报干部。这样，潘汉年便组成了一个由他直接掌握的精干的情报班子。为了扩大情报来源，除在香港各部门通过可靠线索搜寻情报外，又通过地下组织在广州和澳门搜寻各类情报。所有情报都由张唯一汇总编写，由潘汉年审定签发，通过无线电波不断传送给中央情报部。”

全国内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退，财政上赤字也一天天上升。这种情况，使江浙帮的资本家逐渐把资金从上海转移到香港。结果，就增强了江浙帮资本家在香港华商资本中的地位。诚如许涤新同志所说：“由于国民党的军事的不断溃败，这个反动统治对爱国人士的迫害，就与日俱增。党为了保护这些进步爱国人士，就设法把他们从上海转移到香港来，又从香港转到华北、东北解放区去。这样，香港在1947年下半年起，就成为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的集中地点。不但有政界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许广平、黄炎培、陈叔通、马寅初、马叙伦等先后到了香港，而且还有进步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如盛王华、包达三、赘延芳和章乃器等先后也到了香港。这就使我们在香港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日益扩展了。”

而负责指导这一工作的是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董慧利用自己父亲在华商界的特殊地位，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战工作，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倡导下成立了“工商俱乐部”。“每星期四晚间聚餐一次，漫谈国事，这是1948年春开始的。每次聚餐时都请著名经济学家和有代表性的企业家讲话，马寅初、胡愈之、章乃器之外，千家驹、章汉夫、侯德榜、许涤新等人先后在俱乐部的星期四聚餐会上发表讲话。从上海到香港的盛王华、包达三、赞延芳也被我（许涤新）拉到俱乐部谈谈工商问题。每次专题讲话之后，在座的人有的提问题，有的发表看法。那期间，解放军在各条战线上节节胜利，香港的工商业资本家、银行家和知识分子为了了解国内的战局和政局，都踊跃参加；后来发展到在港英政府任职的工程师和香港大学的教授也来参加了。每次聚餐，儿乎座无虚席。只能容纳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席位，有时竟超过二百人。是年秋天，解放军捷报频传，聚餐会成为欢呼胜利的祝捷会。因为《华商报》、《经济导报》和经济记者联谊会经常有记者来参加，每次专题讲话和座谈的活跃情况，次日便在香港各报刊出。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国民党的军事溃败、经济洗劫在香港的传播，这个俱乐部的聚餐会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

不久，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军事较量已显出胜负的端倪。待到“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向大别山进军，这就使香港的文化界、新闻界、民主人士和注意政治的工商界感到惊奇。难道天会变么？天确实在变！一年前为了庆祝‘胜利’而大放鞭炮、大开宴会的亲国民党的人们，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感到不妙。就在这个时候，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爱国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陈其尤为首的爱国归侨也在香港成立‘中国致公党”。这都渗透了潘汉年和董慧以及他们的战友们的心血！

蒋介石为了挽回军事七的失败，遂决定实行高度的集权和独裁。他在大喊大叫“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过后，于1948年4月19口召开国民大会，正式进行总统选举。他如愿以二千四百三十票当选总统。

也就是在国民党诸实力派竞选副总统的丑剧尚未落幕的时候，中共中央为了戳穿蒋家王朝外强中干的统治本质，遂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公开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同时，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这一划时代的政治主张，很快就得到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八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公开通电支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想见，在短短的几天里，八个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很快统一认识，采取联合行动，除去党的政策的感召，国民党统治的气数已尽的大势所趋而外，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的细致入微的工作，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但是，这些通电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数还滞留在香港。为了确保他们能参加这次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计划地将他们分批转送到解放区去。一部分散留在内地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必须先安全地撤到香港，然后再设法将他们转移到解放区去。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香港组织实施这一项十分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的主要指挥员是潘汉年。对此，中共中央在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文件中写了如下这段话：

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潘汉年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 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誉备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郊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二十多批，三百五十余人，没有一次失误。

对此，潘汉年的老战友―并参与其事的夏衍同志做了更为详尽、生动的记述：

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钓儒、黄炎培、马寅初、部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当时木北和华北一部分已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木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咦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拦。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从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实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些事操心。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澎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霉了李济探先生即特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那个时侯，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艳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挂系集团也还在排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珠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尽管李先生那时已盗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势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他办事稳，抓得细。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艘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续密地考虑。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极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他、饶彩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宁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到船长房问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迷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干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蚤可以用时间来折葬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

为了佐证潘汉年在执行这一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之难，工作之细，笔者依据史家和当事人所提供的史实，扼要地把李济深出走前后的经过记述如下：

潘汉年已经多次到过李济深家，二人可谓是畅所欲言，融洽无间。李济深十分“欣赏潘汉年言谈亦庄亦谐，举止温文尔雅，寓宣传于谈笑之间，还能随口吟诗作对”。这天下午，潘汉年又叩开李家的大门，指着门外，幽默地说：

“李任公，你家门外有狗。”

“你发现什么情况？”李济深有点焦急地间。

“你家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

李济深淡然一笑，说：“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我离开香港的，更不愿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一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播汉年神色严肃地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誓惕。李先生放心好了，我们也要作出相应的安排。关于你乘船离港北上的行动，周恩来再次来电关照，要保密，谨慎，周到，安全。今天我专门来跟你讨论具体的方案。我们要选择确定一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也说：“前几天，何香凝老人也劝我早走的好，一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二则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在香港已经是树大招风了。”

“他俩上楼到书房去认真筹划起来。潘汉年告诉他，方案考虑得十分填密细致，诸如：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艘船上将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有意外的人认出他是李济深怎么办？乃至怎么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保卫、放风等具体细节，都进行了推敲，并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他听罢，深为共产党对他的尊重和爱护而感动。”

潘汉年走后，李济深派人到门外暗地察看，“果然有一两个形迹可疑的男子在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是港英当局的便衣？”还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他的直感是后者，因为蒋介石唯恐他与共产党搭上线，跑到解放区去。香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被称为“自由港”，但各方政治势力在这里都很活跃。因而，“香港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在这儿进行自己的活动，蒋介石的特务组织与一些亲蒋的势力也在这儿出没。”

几天之后，是全世界基督徒欢庆耶稣诞生的圣诞节。李济深按潘汉年经过周密考虑制定的计划，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住宅。有人曾上门去拜会祝贺节日，得到的回答是：“刚刚上亲友家庆贺圣诞去了。”他秘密地先住进一家不显眼的旅馆。“暮色时分，在各家举行团聚的喜庆家宴时，他在专人的陪同”，为了迷惑外界耳目，特地公开露面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参加宴会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影、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老人也到席作陪。席后，他们几个便乘上事先准备好的小艇，带上酒菜，装作庆贺圣诞泛舟游览的样子，乘着小船在水面上游弋于外轮之间，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靠拢要上的苏联货船。上船后，为避免见到不少熟人，特地将他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装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是普通衣着，装成商人，装作乘船到东北做生意的，事先在口袋里还装上一套货单子。各人还事前编好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

诚如夏衍同志所回忆的那样，潘汉年和他碑一彰风在码头附近的一家旅馆里，直到电话中用暗语向他们报告：“船开了，货放在船长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他们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终于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这项任务。当晚，潘汉年向周恩来发电报告平安。

正当潘汉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他刚刚走进自己的家门，董慧神态肃穆地递过一份由中情部转来的消息：设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已被国民党破获，李白同志本人业已被捕。

潘汉年看罢这一突兀而起的消息，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同志必将以身殉职。尤其当他想到新中国的曙光已经染红东方，而终生为之奋斗的战友和部属李白同志，却又把自己的热血洒在这片古老的上地上，他真是悲痛到了极点！旋即又默默地把头缓缓地垂在了自己的胸前……

潘汉年终于克制住了这极大的悲坳，为了确保战斗在上海地下的情报组织不再遭受敌人的破坏，他“立即电告在上海的情报负责人刘人寿撤到香港去，另外两位情报干部袁昆田、谭崇安也就随之撤到了香港。根据潘汉年的意见，由张唯一在港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检查李白电台出事的原因及教训。”这时，潘汉年并没有责难坚持在上海领导情报工作的刘人寿同志，相反，他做了自我批评，希望大家吸取教训，继续努力工作。

1948年就要过去了，他和忠诚的战友和妻子董慧同志在一起辞旧迎新。他们听着香港大街小巷响成一片的爆竹声，又禁不住地交谈起埋葬蒋家王朝的枪炮声。当他们二人兴致勃勃地说完辽沈战役业已告捷，而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也胜利在握的时候，他们又激动不已地打开了收音机。令他们夫妻惊喜的是，南京国民党电台的播音员一改往年那喜庆的语调，操着无比沮丧的口气正在念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当董慧听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的时候，她惊喜地自语：

“这不等于蒋该死宣布下台了吗？”

潘汉年严肃地点了点头。

董慧看着潘汉年那沉毅、严峻的表情，有些不可思议，遂愕然相问：

“你怎么不为之而欢呼呢？”

“因为我不仅想到了蒋家王朝的垮台，而且还想到了新中国的建立。”潘汉年说罢停顿了片刻，声调有些沉重地说，“多灾多难的人民，把千百年来憧憬的幸福和希望，全都寄托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身上，我们可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董慧听后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似乎有一副无形的重担突然压在了她的双肩上．她虽然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但却无半点怯儒与害怕，她坚定地点了点头。

“当然，”潘汉年从沉吟中醒来，十分自信地笑着说产我们当前的工作重点还是除旧，那就是彻底地埋葬蒋家王朝！”

“可我们也必须同时考虑迎新的工作，那就是迎接我们期盼已久的新中国的建立1＂董慧是个乐观主义者，她痴情地憧憬着、幸福的未来。

潘汉年望着董慧那幸福的表情，他会心地笑了，而’且笑的是那样的甜蜜和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