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潘汉年所谓“违犯纪律”的风波，就这样经中央出面暂时平息了。

对此，忠厚的董慧虽然理解潘汉年的处境和心态，但她总认为没有把所谓南京之行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是不妥的。潘汉年为了表白自己的心境，只重复了他在淮南根据地写给董慧的一封信中所持的观点：

大丈夫不能投机，更不能取巧，自以为是更为下贱。我熟思一切，我发现了我确有特性，决柞常人所能了解。我的长处不在做什么大事，而在发掘人们脆不注意的东西。换言之，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辫别知识，而乏驾驭旁人之野心。因此，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

事后追论，潘汉年这番颇自负的言词，是比较客观、准确地评价了自己。但是，他对自己的弱点―或言之为悲剧性格的剖析，就显得远远的不够了。特定的家庭环境以及中国的大社会背景，使得他这位文弱书生聪明有余，魄力不足，遇事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甚至委屈求全，一旦遇1：大的政治风浪，他这艘人生之船就难免不被大风大浪吞没了！

七大就要召开了，各小组开始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潘汉年依然是书生气十足，凭着党性直言饶漱石在华中局有欺人、弄权、虚伪等毛病。他又不曾想到，在延安也有打小报告的好事之徒，把他的某些意见片面地汇报了上去。结果是说潘汉年继续犯“自由主义”，破坏领导的威信，影响了党的团结。

一名共产党员，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坦腹陈述自己的意见，是党的章程赋予的权力；对某位党的干部―乃至于党中央主席提出批评，也是党的章程赋予的义务。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违反党内民主作风的习俗：上级就是党自然，服从上级也就是服从党。这点，在潘汉年的思想深处可谓是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面，潘汉年“会见汪精卫”这块“心病”未除，仍心有余悸，他那种知识分子脆弱性的缺点又暴露无遗，当即委屈求全，检讨错误。并“说像自己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蒙被推选为下一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是不相宜的，主动要求华中代表团撤回对他的提名。”这样，潘汉年就失去了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机遇。

七大对巾国革命而言，无疑是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对潘汉年的人生道路来说，的确应另当别论了！他和董慧来延安时的喜悦之情日渐淡薄，他就像是当时受到中央领导批评的干部那样，时时在进行着虔诚的自我忏悔。结果，又在他那明亮的心湖中投下了一片阴影！

七大结束之后，中央曾提议潘汉年担任拟议中的解放区代表会议的秘书长。刚刚受到政治打击而过份压抑的潘汉年进行了反省，认为自己战斗的天地不是在延安，遂谢绝了中央的信任。

在今天看来，潘汉年的这一借口有一半是真的，因为他一生的主要的革命生涯是在敌占区的大城市，他的主要对手是敌对营垒中的特务，在这条战线上工作驾轻就熟，功勋硕然。但还有一半原因是他难以启齿的，那就是他在华中局和延安的生活中，节节打了几个败仗，自己反省的结果是：“我有灵敏的感觉，而无泼辣之手腕；我有高人一等的辨别知识，而乏驾驭旁人之野心。”把话说白了，潘汉年认为自己有战胜敌人的智慧，没有和自己同事进行较量的野心和手腕。这也就是他自己说的：“我只能多用我的智慧，不善运用手腕”的注解。

日本投降了，战争结束了，延安和全国一样，都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中！潘汉年以他极其敏感的政治嗅觉，预感到了未来的中国不是和平，而是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的内战。换言之，只要内战一侯爆发，他认为自己又有用武之地的战机了。就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对董慧说：

“做好准备，到敌人的心脏施展我们熟悉的十八般武艺去。”

在这些方面，董慧对潘汉年的预见是确信不疑的。另外，潘汉年在政治上的受挫，也极大地影响了董慧的情绪，因为她相信潘汉年讲的是事实，可又为什么落得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呢？既然留在延安心情不畅，那就到自己熟悉的战场去施展十八般武艺好了！所以，她总是这样回答：

“不用准备，今天通知出发，明天就踏上新的征程。”

东北三省，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血统治之下，沦为亡国奴的三千万人民被榨尽了血汗。但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在东北，而铁路运输也是全国最发达的。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争夺的第一个战略要地是东北三省。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在七大召开期间，就向全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之后，要利用背靠苏联的地理条件，把东北变成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期间，中央军委电令冀东所有部队挥师出关，配合苏军作战． 日本投降以后，中央军委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号命令：任命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司令，率重兵出关。就在毛泽东同志赴渝和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代行主席之职的刘少奇同志又命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凯丰、王鹤寿等人衔命出关，完成党中央既定的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潘汉年和董慧也就是分批和这些中央领导同志从延安出发的。他们夫妇是作为中央情报部的干部派往东北加强工作的。 自然，潘汉年还是干他的老本行，负责东北的情报工作。

潘汉年一行安抵东北局所在地―沈阳不久，东北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向东北集结，摆出了和我在东北决战的架势。为厂“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沈阳等重要城市“准备国民党军队占领，我需作撤退准备”。接着，东北局作出决定：撤离沈阳，向抚顺转移。

潘汉年由于初次出关，在沈阳没有少、认识他，组织决定他留在沈阳负责指导情报工作。潘很快会见了当地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张为先，为掩护潘顺利地开展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安排潘住在肖向前的家中。

沈阳很快落入国民党的手中。随之，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两大系统的特务相继涌入东北。一夜之间，沈阳等大中城市变成了迫害革命群众、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恐怖之地。从某种意义说．潘汉年身居新的战斗岗位，可是他面对的各种面貌的敌人，依然是当年在上海的老对手。

潘汉年作为我党最富经验的情报高手，自然懂得如要战胜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鬼，首先要有得力的助手；接下来，就是组建把触角伸向各处的情报网系。恰在这时，董慧从另外一条路线赶到了沈阳。为了方便潘汉年开展情报工作，董慧以家属的身份和潘汉年住在一起．默默地掩护和协助潘汉年开展工作。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为了节省难以为继的情报开支，董慧这位大银行家的千金，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名符其实的家庭妇女。她自己动手挑水、做饭、洗衣，支撑着这个所谓相当清贫的家庭，令潘汉年在这清苦的生活中能体味到爱的温馨。

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刚刚起步，负责当地情报工作的张为先的一个关系被捕，并很快叛变投敌。张本人必须立即撤离沈阳。这样一来，潘汉年的情报工作就失去了依托，也必须自沈阳撤离。

恰在潘汉年一时不知撤向何地的时候，饶漱石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来到沈阳，住在一家大旅馆里例行军调部所赋的使命。潘汉年设法给饶漱石送信，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r饶、潘二人虽然分歧已久，但决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进行。饶见信后遂派叶文津去见潘汉年，传达如下两点指示：

“或去大连找华中局驻大连的机构，或去北平找‘军调部’的李一克农，山宇番汉年自己决定。”

潘汉年和董慧经过商议，一致同意去北平找老战友李克农司志。

李克农是我党情报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早在大革命失败，周恩来亲自组建中央特科的时代，他就和钱壮飞等祠志受命打入国民党的心脏中枢，为党提供了很多，冬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在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时刻，为确保党中央的安全转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那时，潘汉年就和李克农相识。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在陈云同志的领导下，他接替陈赓、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重组特科，并出任二科科长。自此以后，潘、李二人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都为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自然，他们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抗战结束之后，李克农奉命任军调部我方秘书长，进驻北平，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复杂的常调停工作。

李克农对潘汉年的工作能力是熟知的。和国民党．上层打交道，更是潘汉年的特长。因此，他真希望潘汉年能留在北平和自己并肩战斗。同时，他还知道潘汉年在全国大战在即的棋盘上的位置，不敢贸然决定潘的去留。他在北平军调部护．情款待潘汉年和董慧之后，遂电告延安党中头，请示潘汉年的工作安排。很快，李克农收到延安中情部电示：要潘汉年立即返回延安。

潘汉年唯有奉命行事。他和董慧登上老战友李克农安排好的军调部的飞机，飞返延安复命。然而他和董慧都感到事出有点突然，都禁不住地自问：

“中央为什么要调自己重回延安呢？……”

潘汉年和董慧回到延安，住在枣园，就近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汇报了沈阳之行的始末，并请示今后的工作。三天之后，中情部正式通知：要潘汉年立即飞回北平，然后南下，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接受新的任务。这意味着：潘汉年和董慧不仅又回到了自己长年战斗过的南京与上海，而且还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们真是高兴极了二

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远在北伐的前夕，他就听到过周恩来协助蒋介石创办黄埔，东征叛逆陈炯明的业绩。待到他应郭沫若之邀西下南昌从军办报，听到有关周恩来的丰功伟业就更多了起来。遗憾的是，截至南昌起义，他从未和周恩来晤面。党的六大以后，潘汉年终于和周恩来相见，并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学习做情报工作。福建事变之后，潘汉年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进驻福州，作为中共代表协调双方的行动；长征前夕，潘汉年又奉周恩来之命，与何长工同志一道和陈济棠秘密谈判，为红军长征起步以缓解南厢之围。长征途中‘，潘汉年这位宣传部长接受周恩来这位总政委的直接领导，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中，潘汉年又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为党、为人民立下了难以估量的勋劳……总而言之一句话：播汉年敬重周恩来同志，并真心地愿意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是谁调潘汉年飞赴南京、上海工作的呢？是周恩来同志。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就在潘汉年和董慧在北平待命期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上海局负责人的周恩来同志获知了这一消息，他知人善任，立即通知中情部调潘汉年到南京，参加南方党的工作。因为这才是潘汉年和董慧的真正用武之地1

潘汉年和董慧又由延安飞返北平，转乘“军调部”的美国飞机直飞南京，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可敬的领导周恩来同志，以及可亲的战友廖承志等人。不久，潘汉年和董慧又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去海见华岗同志，等待分配他具体的工作。这样，他们又乘车东去上海，住进了马思南路“周公馆”。

马思南路一百零七号是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办事处，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无理刁难，我们没法挂上这个有正式名称的牌子，只好称为“周公馆”。住在“周公馆”工作的同志，组成党的“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华岗同志，副书记是章汉夫和刘少文同志。“上海工委”的委员有刘宁一、夏衍、潘汉年、许涤新、乔冠华、龚彭和陈家康等人。从这些名单可知，这里集纳了中共知识层次很高的一批优秀干部。同时，又都是潘汉年在不同时期共过事的战友和部属。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每周轮流从南京来上海“周公馆”指导工作，时间并不固定。“以恩来同志说，他的时间几乎是一半在南京，一半在上海”。”

未过几日，周恩来同志自南京来到上海“周公馆”，立即找潘汉年谈话，“决定让他以指导党的秘密工作为主，一般不进行公开活动，但同党的各方面的公开工作都要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随时给予支援和帮助。无论是就其资历来说，还是就其能力来说，潘汉年被挑选担任这一角色都是很适宜的。”

周恩来同志对潘汉年的工作安排，是从全国一触即发的内战考虑的。一旦大规模的内战再起，我党在敌占区必须要有自己的耳目，而负责这一工作最佳人选是潘汉年，因而时下潘的工作“一般不进行公开活动”；由于潘汉年对上海方方面面比较了解，又有临机处置重大疑难间题的工作能力，所以周恩来同志指示他：“同党的各方面的公开工作都要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随时给予支援和帮助。”

潘汉年就像是一位不管部长或是一位无任所大使，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立即投入了新的紧张的工作。他在情报、新闻、文化、统战等几条战线上同时开展活动，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仅就情报工作为例，他给予指导的秘密工作点与情报关系的线索有：

“由张唯一、刘人寿等所主持的情报点。这一摊子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潘汉年亲自建立起来的。潘汉年离开华中局之后、曾由华中局的徐雪寒、于毅夫等先后负责指导。抗战胜利后，改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沙文汉负责指导，给予帮助．

“依托在军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徐明诚的情报点。徐这时已和张唯一、刘人寿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共同开展情报工作。原在香港工作的情报干部陈曼云这时也已来上海，担任徐和张之间的联络工作。陈曼云己与蔡楚生结婚，在电影界由蔡作掩护。

“刘少文，龚钦冰的情报系统。抗战期间，刘、龚一直在南方局领导下在大后方负责情报工作。这时也已来到上海建立了新的工作点。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和刘少文见了面，建立了新的联系，并约定以后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联系渠道。

“根据陈曼云的建议，仍在香港工作的简竹坚应约来到，仁海和潘汉年见了面。潘汉年、陈曼云和简竹坚一起研究了港、沪之间的交通联络渠道，并让简竹坚回香港后利用其父亲的企业扩展社会关系，为以后的工作发展做准备。

“潘汉年还会见了金仲华、李剑华等一些受党的情报系统领导而进入国民党上层机构工作的同志，听取他们的情况介绍并和他们建立了联系。

“潘汉年又找了经营《时事新报》的旧情报关系胡鄂公、钱铁如（钱纳水）。他们二人虽早已投靠了孔祥熙系统，但仍表示愿意与潘汉年保持私人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互通信息……

“潘汉年还和部分情报．工作人员专门开了一次会：一面总结过去的作，一而对今后的工作做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

“经过短时期的活动。潘汉年便将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网络整理出了一个头绪，开始抓起来厂。”

潘汉年在董慧的协助下工作是紧张的，也极富有成效。他们在华中局、延安期间的抑郁情绪一扫而光，真可谓是“如鱼得水”。正当他们紧张而又愉快地推进各方面的工作的时候，‘收到厂华中局发来的一份电文，大意谓：抗战胜利后，原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部分同志撤到根据地，－一接受组织的审查。其中关露同志在长达半年的审查中精神分裂，请潘汉年为之出据证明。潘汉年阅毕电文之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不仅为这些同志的遭遇不平，而民还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担忧。他由此想了许多许多，最后，他想起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情不由己地低声吟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旋即，他又怀着勺陇表涕泣，不知所云”的悲枪心情，为关露等同志写了详尽的证明材料。

对此，敦厚的董慧也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她的政治命运完全系在潘汉年的身上了！

自打潘汉年奉调到上海之前，他就清楚地知道：国共和谈是暂时的。或者说和谈只不过是国共两党用武力争天下的序幕，履行传统的“先礼后兵”的一种必要的程序。待到潘汉年于1946年6月到达上海不久，美蒋双方认为准备已经充分，全面内战的条件业已成熟，遂口吐狂言：在三个月到半年内消灭解放军。旋即在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的解放区，成为全面大打内战的起点。

毛泽东同志于7月20日号召全党全军，“以自卫战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分别在南京和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的阴谋。文坛宗师郭沫若曾愤慨而幽默地说道：“马歇尔这个马，是特别的马，因为骗字的半边就是马。”

国民党制造卜关惨案不久，义于7月11H晚间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越五日，国民党又用同一卑鄙的手段杀害了闻一多教授。白色恐怖弥漫着中国的上空，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惊呼：“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说：“特务们！你们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他。”周恩来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无比愤慨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在内战的战场上，双方都有武器杀伤对方。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统治者有的是军队、宪兵、警察、法庭以及监狱等镇压人民的工作，却还要用特务暗杀来镇压人民，来屠杀手无寸铁的进步学者。当局口口声声要人民遵守它的法律，而自己却明目张胆地在破坏法律，这真是无耻之至”

是年9月―国共和谈破灭的前夕，周恩来同志召来了潘汉年，要他和董慧同志与夏衍同志等人先行撤退，地点是香港；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参加香港地方党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研讨会议和情况汇报工作。”

潘汉年和董慧怀着极度愤想的心情告别了上海，与夏衍等人一道飞往久违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