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

延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叫肤施。在其漫长的岁月里沉睡不醒，并不为国人所共知。自然，它和政治无缘，也并不为世界诸国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所瞩目。

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将军受命出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设行营于西安．由此始，贫疮的西北遂成为国人关注的地方。但依然叫肤施的延安仍旧没有什么名气。

张学良将军所部“剿匪”叠次败在红军的手下，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及其东北军的出路在何方？多灾多难的中国及其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出路在何方？几经磨难和寻觅，遂和周恩来举行了有名的肤施会谈，这才把沉睡多年的肤施占城唤醒。不久，东北军和红军又根据密而不宣的君子协议―一双方没有立字为据，东北军撤出肤施，红军乘虚进驻，并改名叫延安。从此它继瑞金之后，成为中国第二个红都，这才成为国内外政治家、新闻记者所重视的新崛起的政治中心。

诚如前文所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潘汉年奉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由苏联回国，先到瓦窑堡，后到延安。他就是在这里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负责和国民党的要人陈果夫、陈立夫、张冲等人商谈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他又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并接受宋庆龄先生的邀请，移驻南京宋子文公馆，秘密和宋氏兄妹举行会晤，促成了宋子文和宋美龄相继赴西安的决心。而这时的延安，完全成了全世界众目所望的红色政治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希望。它自然也成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人士―尤其是沦陷区的热血青年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它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已经和南京、武汉、雾都重庆并驾齐驱了。也就是在这时期，香港大银行家的千金小姐董慧辗转来到了延安，一住就是两年，而且还念了延安两所著名的大学－一抗大和马列学院。实事求是地说，延安在董慧的心目中留下了最为美好的印象！

今天，潘汉年和董慧重新回到延安，真是感到这儿的太阳也特别明亮和温暖；延河中的水也觉得分外香甜。他们在敌占区长期被压抑的心一下解放了，情不由己地和着延安军民的歌声引九．匆歌《延安颂》“啊！延安……”潘汉年因为耿务的关系，被留在杨家岭，和许多中央领导人住在一起；董慧依然是二干她的老本行，被分配到枣园的中社部工作。但她经常要回到杨家岭潘汉年的身边。

番汉年回到延安以后，受到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接着，他又忙于拜访分别多时的战友和央负责同志，看望已经在延安留住年余的陈毅军长。繁忙的应酬过去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这时，他才通过正当的组织渠道，把新四军多数千部指控饶漱石整陈毅同志的联名信转致中央。接卜来，他有些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同志召见，当面讲清楚自己被迫见汪精卫的前因后果，以及当时见面时的详细情况。

为什么说潘汉年是在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同志的召见呢？这其中有着复杂的“犹豫等待，欲说还休”的主客观原因。

1945年初春的延安，虽说已经结束了整风运动，许多因被“抢救”打成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同志恢复了名誉，但严重的后遗症还长期地残留在人们的心里。每当提起这段历史，依然是谈“抢救”而色变，真是可谓心有余悸！ 另外，潘汉年当年在上海的时期，曾在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统治下做过具体工作，他听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少犯有立三路线或王明路线错误的同志一再检查，都难以过关；尤其当他听说批判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公然提出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他那种“相煎何太急”的思想再次抬头，他真怕自己因报告南京之行而遭审查，所以他来延安时的决心又变得犹豫起来。

总之，潘汉年来到延安听到有关整风的这些情况，对他的精神压力是相当大的！

和潘汉年相比，董慧回到延安后的心情是相当愉快的。她看到当年在抗大和马列学院读书的同学，一个个都变成了党的财富，在不同的岗位上忘我的工作者。他们久别重逢，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她希望多了解延安这些年来的发展和变化，留在延安的同学却想知道大上海和香港的情况。她和新旧战友们天天在欢声笑语中度过，沉浸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

潘汉年在敌人面前，有着超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可是在亲密的战友面前，他却极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没过多少日子，他这种犹豫傍徨的心态，终于被董慧觉察出来了。她难以理解地问潘汉年：

“你这是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又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潘汉年是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依然保留着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自负、好面子等弱点。就是对最为知心的董慧，他也不想把内心中的疑虑全部倒出来。再加上多年养成的组织纪律的约束，他也不可能把本不该董慧知道的事情说给董慧听。他听了董慧的问话，勉强地笑了笑，有些感伤地说道：

“听延安的同志说，饶某人真的向中央告了我的状。不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情的。”

董慧也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可她那单纯而敦厚的性格又使她认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是绝对不会相信饶漱石告的状。她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陈毅军长在延安生活得很好。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十分乐观地对潘汉年说道：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饶某人能告你什么状呢？”

潘汉年不可能知道饶漱石向中央告他状的详情，但他凭借政治上的敏感，仍旧会猜到状情的大致内容。他为了不和董慧私下议论这件事情，遂微微地摇了摇头。

多年之后，也就是在所谓“潘杨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尽管饶漱石先于潘汉年被打成“高饶反党集团”，但他当年告状的内容依然还是潘汉年的罪行。情况大致．如下：

饶漱石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工作，有“违犯纪律”的问题；在淮南根据地工作期间，有所谓“自由主义”、“小一播”的错误。饶漱石所指控的“违犯纪律”的问题，“主要指的是潘在上海和袁殊的关系密切，和李士群多次打交道的事情。尤其是和李士群的交往，敌占区还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其中有的是谣言。饶漱石便根据这些传说，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认为潘汉年在敌占区可能有问题，至少值得怀疑。”

对此，潘汉年的心里是清楚的，假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相信饶漱石的告状信，他潘汉年就是十恶不救的历史罪人，所谓七大代表的资格也可以取消；相反，他潘汉年就是情报战线上的功臣，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由于潘汉年受着他的性格弱点的驱使，对自己缺乏应有的自信，而是把立足点放在了前者―因他认为只有如此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又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向党中央、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所谓的“南京之行”，会不会越发地加重对自己的怀疑呢？他那本来就很沉重的心情越发显得沉重了！

“毛泽东同志了解你吗？”董慧问道。

潘汉年深沉地点了点头。

“这就好。时下这件事，我以为关键的关键，是毛泽东同志对你的了解和态度。”

潘汉年是相信董慧这句话的。因为在党的历史上，领袖的言行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沉浮。他在等待毛泽东同志召见的时日里，不止一次地回忆了自己在历史的进程中，和毛泽东同志几度相处的情景……

潘汉年第一次和毛泽东同志会面，是在中央苏区瑞金。那时，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被剥夺了在前线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指挥权，在后方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近似赋闲养病。不久，爆发一r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才从上海撤到中央苏区的潘汉年刚就任中央宣传部长，遂受命和九路军的代表徐鸣鸿等人谈判；不久，应十九路军的邀请，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驻十九路军的常驻代表，黄火青为秘书。潘汉年离开瑞金时，毛泽东、林伯渠、张闻天、邓发等人亲自送行。事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潘汉年出使十九路军的工作表示满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诚如李一氓同志回忆的那样：“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背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工作很主动。他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去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上气，参加战斗。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是在极其特殊的厉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但是，根据第三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重要的会议，中央领导阶层的变动，也必须经第三共产国际的批准。况且，中共常驻第三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康生等人也在莫斯科。因此，遵义会议改组后的党中央以及新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同志等研究决定：派潘汉年“怀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转赴苏联莫斯科，向第三共产国际当面报告遵义会议。这足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潘汉年的信赖和倚重。

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于1936年夏季，自苏联返回延安．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立下了功勋，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扬。至于1938年潘汉年返回延安，参加党的穴届六中全会以后的工作历史，毛泽东同志也是清楚的，而且也是满意的。

再说，毛泽东同志收到饶漱石的告状电文以后，认为饶漱石不了解敌占区工作的情况，对潘汉年的指控，充其量是所谓饶、陈之争的继续。他赞成调潘汉年来延安参加七大，很快又召见了潘汉年。他亲昵地称谓着潘汉年的绰号“小开”，把潘请到了自己的窑洞中，并极其幽默地说道：

“你在见不到人的地方工作，现回到自己的家还习惯吧？”

“习惯，非常习惯……”潘汉年的心中没有底数，搞不清毛泽东同志问这句话的用意。他本想鼓足勇气，一口气把南京之行向毛泽东同志讲个清楚，可是他一听这句话，遂又突然变得犹豫起来。他理智地镇定了一下不安的情绪，改用试探的口气慑懦地说，“这些年来离开党组织，只身在见不到人的地方工作，错误

“谁都会犯的！我毛泽东就犯过不少的错误嘛。”毛泽东突然打断潘汉年的说话，操着谦诚的口吻继续说，“就说遵义会议以后吧，我毛泽东就没有一点错误？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嘛！就说在完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张学良将军就比我们高明，是他提出把‘反蒋抗日’路线改变‘逼蒋抗日’路线的。试想一下，如果我ifJ还是坚持‘反将抗日’的路线，中国的抗日战争会有今天的形势吗？”

潘汉年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这番宏论，感到在这位历史伟人的身上有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威慑力量。相比之下，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革命胆识，真是相去远矣1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差距，潘汉年欲要讲清南京之行的原委，越发地显得有些诚惶诚恐了

“主席，我在敌占区工作当中，的确是犯有错误的……”

“我已经讲过了嘛，有错误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允许的。”毛泽东再次打断了潘汉年的谈话，十分诚恳地说，“我今天请你来，不是听你讲自己的错误，而是请你告诉我所不了解的，或者说已经变得非常陌生的有关上海、南京、香港……的事情。一句话，你所了解的敌占区的所有的新鲜的事情。”

对此，潘汉年还能说些什么呢？他只好遵命而为。但是，他的“心病”未除，谈话的语气以及整个精神状态都有些失常，一直处于惶恐不安的心态中。

毛泽东误以为精明强干的“小开”有如此失常的表现，是因为受了德漱石告状的影响。他为了解除潘汉年的精神负担，就像是代表组织作结论似地说道；

“你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中央是信任你的。外面的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总之，中央对你是了解和信任的。”

毛泽东同志这番亲切而又热情的话语，“一时竟使潘汉年感到惶恐不安，又使他深为感激和欣慰。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面子’观，莫名其妙的侥幸心理以及骨子里仍旧包含着的一种害怕的心理等等，这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就使潘汉年再没有鼓起勇气坦白已经被他拖延了太多时间的这块‘心病’。”

据潘汉年的挚友唐瑜的回忆：“潘到了延安，在杨家岭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正在看文件，他非常高兴，和潘握过手，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自己也举起一杯祝贺潘工作的胜利。”

另据有的著作说，毛泽东和江青还宴请了潘汉年和董慧。毛泽东同志一见董慧的面就亲切地说：

“我记起来了，你就是当年和江青同学的董慧。那时，我表扬你说：董慧纺出来了。今天，我要表扬你说：董慧同志是我党情报战线上最优秀的女战士。”

潘汉年第一次知道毛泽东同志认识董慧，这足以见得董慧同志不善张扬自己的品格。但是，当他听毛泽东同志说：表扬过董慧纺出来了，又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坐在一边的江青完全猜到了潘汉年的心理，遂以女主人的口吻解释说：

“那时，我和董慧是同学，为落实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夕的指示，董慧学着纺线，可怎么也纺不出来。恰在主席来看大家的那一天，董慧同志纺出来了。毛主席了解了董慧同志的家庭出身以后，表扬她说：董慧纺出来了”

虽说这次宴请是家庭式的，加之董慧和江青还有着一层同学关系，自始至终随便得很。但潘汉年因“心病”未除，依然有点拘谨和沉默，这全被毛泽东同志看在眼里了。就在毛泽东同志召见潘汉年不久，即1945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去一封由毛泽东亲自批发，由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的给饶漱石的电报。全文如下：

饶：（一）汉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故伪特务机关内为我方作情报工作。香港沦陷汉年到沪后，潘曾经过衰殊关系与李士群在上海会面一次，进行过争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后潘均电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当时上海党负责同志刘晓也知道的。以后潘由沪撤至华中时，华中局决定派遗他到南京与李第二次会面，此事你们都晓得。至于故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千等，完全是造谣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二）刘晓、汉年由沪撤退至华中时，确系利用李士群、徐汉光的关系作过掩护，当刘晓延安后即向中央讲了敌后交通工作常常利用故伪关系许多华中干部由彰德至集总，也是如此。

（三）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适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故伪句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钾，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故人奸计。

潘汉年决心向党中央、向毛泽东同志坦诚交待自己的南京之行，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又被潘汉年自己拖了下来。待到毛泽东同志感到自己受了潘汉年的愚弄，并决心逮捕潘汉年的前夕再被迫交待，时间实在是太晚了！

这就是潘汉年的悲剧性格铸成时代悲剧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