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去了，昨日还溢**着爱的温馨的卧室，碎然显得是那样的空寂，无情！

潘汉年步履沉重―心情更加沉重地走回了这间给予他无限亲情的卧室。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心爱的慧去了，但这间空寂、无情的卧室又严酷地告诉他：“董慧真的去了。”夜幕不知不觉地垂落而下，收去了人间的所有光明。潘汉年这一夜伴灯空守，难以入眠，董慧的影子就像是一尊花岗岩雕成的塑像，一动不动地耸立在他的面前，令他依惜留恋，令他惶然神伤。怎么办？他犹如诗人墨客那样，唯有借酒浇愁，希望用烈性的白酒扑灭心头爱的火焰。结果是适得其反：“借酒浇愁愁．L愁”。接下来，他不仅要记下这难以言述的痛苦，而且还希望把所记述的一切呈现在思念人的面前。翌日天明，他终于又得了一首七言律诗《别后》，当即抄下，寄给董慧：

别后贪杯且抑情，

醉乡岂可能浮生。

星残月落天将晓，

烛烬搏空泪有痕。

脉脉相思难入梦，

凄凑久别最伤神。

恩怨满腹懒分说，

不必千言苦字真。

潘汉年毕竟是一位理智而又坚强的革命者，他把董慧突然离去造成的情感失落，以及思念董慧的真情深深埋在心底，很快就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对此，何荤同志曾作了如下的回忆：

汉年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是先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遇到不同意见，他从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商贡，求得统一。‘他的工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工作到深夜，在即将就寝的时候，丧。有敌占区的情报或工作报告送到，立即拆阅，决不施延。 当时，条件很艰苦，夜间工作，一灯如豆，光线很差，他本来又患有眼疾，再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确实太费自力，只好借助于放大镜。凡是重要的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决不马虎。 当时给中央情报部门的报告，都由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然后经华中局领导审批电发延安……汉年同志在长期的衬敌隐蔽斗争中，为我党建立了丰功伟绩。

潘汉年的性格是倔强的，凡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他经常对同志们说，光唱《国际歌》还不行，要牢记“为真理而斗争”。为了杨帆一案，他不惜和顶头上司饶漱石顶撞。然而令他不解的是，延安负责“抢救运动”的领导者为什么如此看重杨帆呢？多年之后，一直到“潘杨冤案”完全平反昭雪之后，世人才完全搞清楚这段丑恶历史的内幕。可惜潘汉年和董慧早已含恨九泉……

早在抗战前夕，杨帆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时候，听说江青一一时叫蓝苹在1934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她不但暴露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了自首书，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等。从此以后，她一头倒向了国民党，演了《狼山喋血记》，和为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献演了为筹集剿共飞机资金的独幕话剧《求婚》。杨帆气愤之余指示：帮助蓝苹重新回到进步阵营中来，参加救亡工作是对的，但要防止她起消极破坏作用。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蓝苹化名江青―青出于蓝（苹）而胜于蓝（苹）之意，投奔了延安；而杨帆辗转来到了新四军，当上了军部秘书。他们二人真可谓是各奔西东，从此失掉了一切联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找到了杨帆，间起了江青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杨帆如实地做了汇报。项英听后沉重地说：

“据说，毛泽东同志要与蓝苹结婚。为了对党负责，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党中央，请中央领导同志作个参考。”

杨帆听后惊得不知所以，项英接着又说：

“你怕什么？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嘛！你写吧，以我的名字发报给延安。”

杨帆没有了退路，他花了半天时间，就写好了一份报告。他为了表示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在报告最后还是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项英看了杨帆的报告之后，请来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他们二人慎重磋商，决定以项英署名，并以秘密等级的电报发往延安。“按照行文的常规，材料来源自然要提到曾在上海搞文化救亡工作、现任军部秘书的杨帆同志。”

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但是它没有直接交到毛主席或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手里。而是“落到刚从莫斯科回来现在延安大权在握、任政治局委员及延安党中央社会部长、江青的山东诸城老乡、那位蓝苹小姐旧相好诸诚张大少爷张耘、自称党内马列权威的康生的手里。”康生深知欲要攀龙，先要附凤的古训，遂把江青当作取悦毛泽东同志的祛码，自然把杨帆提供的这份材料扣压在自己的手里。他为了杀人灭口，继而又利用“抢救运动”中的一些不实之词，电示自己的老同学烧漱石收监杨帆。希冀借此把杨帆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过问了所谓的“抢救运动”，也有可能是陈毅同志向中央反映了杨帆的案情，迫使康生不得不复查“救国会”的问题。延安那位交待杨帆发展他参加“救国会”的年轻的戏剧工作者―解放后成为我国电影界鼎鼎大名的导演凌子风解放了，自然，杨帆的“特务头子”的罪名也被推倒。新四军的中高级干部，谁都清楚潘汉年在纠正杨帆冤案中所起的作用。多年之后，杨帆还动情地写卜了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语：

“幸好潘汉年同志从敌占区回来，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由于他对抗战前后的敌情和在党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救国会组织的背景等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也由于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运动’中用逼供信的手段所得的所谓证据被推翻了），对我的怀疑才得以消除。”

就其常理说，饶漱石昔日奉命逮捕、审查杨帆，而今又奉命为杨帆平反，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由于饶漱石收审杨帆的真实目的是意在陈毅，加之潘汉年支持陈毅，力主纠正杨帆冤案，所以饶认为自己在这场斗争中输给了潘汉年。对此，饶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久，潘汉年收到了“怪癖才子”杨帆在狱中咏诗铭志的百首诗集《鹤映集》，请他品评指正。潘汉年认真地通读了这本诗集，并逐一研读和品味。他从这些诗作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杨帆那可贵的铮铮铁骨。他忍俊不禁地提笔展纸，写了一首感述诗《题鹤映集》，并在题目下加注：“某生性疏狂，有才气，近似被巫系于狱，曾录其狱中诗作百余首，题为《鹤吹集》呈余，固写一律为之序。”全诗如下：

同为天涯客，

权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咬，

细雨泣寒风。

面壁居图图，

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

读罢泪眼红。

这首五言律诗写得感情直挚，．且又浅显易懂，在淮南根据地力、的小报几一侯刊出，很快就在1“大的干部中流传起来。 自然，随着这首诗的J“‘为播扬，往日一些憋在心中的且又不敢出口的言论，随之也在干部中纷纷扬扬地议论起来。潘汉年和杨帆这两位一朽生气十足的革命者，只顾一时的痛快，却未曾料到饶漱石在背后大作他们的文章。事后追论：潘汉年和杨帆的悲剧结局，除去产生这一悲剧的时代原因之外，和他们二人的悲剧性格也是相吻合的。

饶漱石是一位嫉贤妒能、身边容不得天才的小人。至于像潘汉年这样敢于违拗自己的意志行事，且又有文采武略的高级干部，则更是必欲去之而后快。他读罢杨帆的《鹤映集》以及潘汉年为之作序的律诗，欲加增添了这种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决心。同时，他由这些诗作中看到了潘、杨二人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也越发地增添了一种妒嫉的“醋意”。因此，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向党中央告潘汉年的刁状。“也许潘汉年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不久之后，他也是像陈毅一样被排挤出了淮南根据地而返回延安去的。虽然在名义上，是延安召他回去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诚如一部专著所讲的那样：“一个共产党员有幸被选定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原是一件光荣的令人欣喜的事。虽然那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庄严的责任，一种神圣的义务。但潘汉年此去延安却多少带有被召回受审查的意味。因为饶漱石向延安打的报告，并不是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的。”

对此，潘汉年的内心是极其不平静的。有时，他觉得自己原属另一条战线上的干部，也不是饶漱石的直接部属，寄住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本是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可是当他想到这两年来的生活，他这位自视客身的“外人”也不能不有所而感。就在他接到出席党的七大通知的当天晚上的雨夜中，碎然百感交集，独自对着那盏如豆的孤灯，轻声吟诵着新的诗作《雨夜有感》：

潇潇细雨又黄昏，

独坐寒斋伴孤灯；

冉冉清愁成绮梦，

醒来优是客中身。

潘汉年就要离开淮南根据地了，他再次想到了因“黄花塘事件”被排挤走的陈毅军长，又想起了杨帆无端坐了共产党自己建造的近十个月的监狱，自然也想到了自己只不过为申张正义，说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说的话，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却落得个如此的下场，真是不胜烯嘘！他由此再回想起当年在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下受迫害―乃至于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一个由来已久的问号在脑海屏幕上再次出现：“相煎何太急？”但是，善良的潘汉年终生没把这个问号拉直变成惊叹号―寻找到真正相煎的根由。他行前把写给杨帆的那首《忆狱中某生》七言绝句抄给杨帆，既算作临别蹭语，也算是自己内心的真实写照：

细雨寒风忆楚囚，

相煎何必数恩仇。

无权拆狱空叹忽，

咫尺天涯几许愁。

潘汉年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那些为陈毅同志鸣不平―或政治上受到饶漱石打击的高级干部，很想向延安的党中央反映情况，而最可靠的传信人就是潘汉年同志。对此，李一氓同志作了如下记述：

那时饶漱石颇不安份，总怨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列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昨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潘汉年按照组织的要求，于1944年初冬的一天离开淮南，“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乘津浦线火车到了北平。按照上级通知的约定，潘汉年到北平后住进一家旅馆，等候由晋察冀根据地派出的交通员到这家旅馆接头联系，由他再带领潘经由晋察冀根据地转赴延安。不料潘汉年在旅馆一连等了十多天，仍不见晋察冀派来的交通员联络，心里不免着急起来……时间久了，他担心会出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安全起见，潘汉年只得采取转移措施。他给一个社会关系留下一封信，然后便乘车南下上海。”

潘汉年回到久违的上海，这里曾是他战斗多年的地方。这儿不仅有和他并肩战斗的战友和部属，还住着元配夫人许玉文和心爱的董慧。他的内心是相当不平静的1“他立即找到情报系统的电台，给华中局发电，说明他在北平未能接上关系，不得已暂时返回上海，在这里继续等待华中局重新安排交通线路，再赴延安。”

潘汉年办完公事之后，遂又想起了落脚的地方。从严格意义上讲．潘汉年在上海有三个家：一是属于许玉文看守的自己的家；二是我党设在上海的情报系统……属于他工作战斗的家；三是属于董慧在上海居住的家。他希望自己去属于董慧的那个家去居住，因为他实在是想念睽违多时的心爱的董慧一一而且他深信董慧也同样地思念着他。但是，当他决定动身去属于董慧的那个家的时候，许玉文的形象又闪现在他的眼前。他很不情愿地……却又是近似本能地强迫自己改变了路线，……分沉重而又痛苦地向着属于许玉文看守的自己的家走去。

潘汉年敢于和一切剥削阶级决裂，他却没有勇气和旧的伦理道德分手。有时，他还被这其中某些落后的精神枷锁束缚着自己的手脚，痛苦地做这些属于传统文化范畴的封建习俗的殉道者。他不爱原配夫人许玉文，可他事母至孝，不愿―或曰不敢因此而获罪于给他选择了许玉文为妻的母亲。加之许玉文受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习俗的影响，决计从一而终。他只好选择这种社会风尚所不允许的―自己的良心也受着谴责的“婚外恋”生活。昔日，他为了慰藉向封建习俗投降了的所谓良心，不惜让心爱的董慧关照许玉文的生活！今天，他同样为了慰藉向封建习俗投降了的所谓良心，悖逆于自己的意愿，强迫自己的双脚改变了去属于董慧那个家的方向卫

潘汉年痛苦地走到了属于许玉文看守的自己的家的门外，一阵哇哇啼哭的孩子声由门内飞出，惊得他着实地吃了一惊。他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看他非常熟悉的大门，暗自说：“没错，是自己的家。”可是当他再一听孩子的啼哭声，又禁不住地自问：“哪儿来的孩子呢？是家乡来了亲戚？还是许玉文搬了家？……”

然而潘汉年万万不曾想到，这孩子是许玉文生的，是属于她和她的堂姐夫的。

许玉文虽然属于那种很有教养的家庭妇女，可她毕竟也是一位具有七情六欲的女人，她具有一切女人所具有的一切本能的属性：需要有一个相依相偎的丈夫，需要得到她应得到的爱抚。常年以来，她和潘汉年的爱情生活、婚姻关系形同虚设，过着最不人道的守活寡的日子，其精神所受到的长期折磨是自不待言的。她受教于封建的家庭，所谓女人所格守的“贞节观”是相当顽固的。每当潘汉年提出离婚，她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随着日月无情的流逝，她的豆寇年华也悄然逝去，其灵魂深处所受的刺激，也是为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人的习性是会随着环境改变的。许玉文自然也不例外。潘汉年离她远去了，把她一个人抛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中，各种红男绿女都会对她产生影响；就说左邻右舍和睦的家庭生活，乃至于里弄深处的夫妻恩爱，也都是她所渴望而又所得不到的。她唯有长夜伴灯守空室，凄凉在心自相知！长期以往，她能做到甘忍清苦而无所为吗？如果后人也要求许玉文为潘汉年守节，那真是太不公道！

结了婚的女人，最怕自己的男人有外遇。许玉文作为一名难以自食其力的家庭妇女，更是担心潘汉年有新欢。而她这种担心又早已成了现实！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许玉文隐约地听到了潘汉年和董慧的一些事情，并依靠做妻子的特有的敏感，完全证实了这些传言就是事实。这对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这种事情的面前，女性有三种抉择：其一是离婚；其二是忍受；其三是报复。而许玉文痛苦到了极点以后，她选择了报复。于是，她用自己的双手，把格守的传统礼俗的精神枷锁打得粉碎，遂和她的堂姐夫发生了暖昧关系，并公开为她的堂姐夫生下了一个男孩。

潘汉年获悉这一情况之后，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是一种精神上求之不得的解脱。相反，他感到作为男人失了应有的自尊。他一句话也不曾说，当即拿起属于他的财产和衣服，愤然地离去了。只有当他叩开董慧的房门，见到心爱的董慧的时候，他才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再也不分离了！……”

从此，潘汉年再也没过问这位许玉文。

但是，许玉文却一直记住潘汉年是一位革命者，为人民立了功勋。就是在潘汉年被捕下狱，全国掀起揭发、批判潘汉年反党罪行的时候，她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而且对外调她的公安人员说了这样一段话：

“老潘做了这许多年革命工作，做错些事是难免的，哪里能算反革命。他做情报工作本来容易得罪人。共产党样样都好，只是反脸无情，没有调查清，便大张旗鼓不惜牺牲人，而且多年老同志也不在乎。”

对此，史家曾发出了如下的感叹：“1955年夏天，在上海揭发声讨‘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大浪潮中，是没有第二个人敢说出这徉的话的。翻遍当年汇集起来几乎所有的群众揭发和反映的材料，也只有这唯一的一件材料上有这样的一段公道话。”

事后追论：那些昧着良心揭发·－一甚至伪造潘汉年所谓罪行的人，不知看了许玉文这样一位普通妇女的话后，将会有何感想？推而广之，再想想揭批革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的历史，不就更值得中国人民深思了吗？

话再说回来，潘汉年在董慧处没有过几天，“华中局就派情报部副部长徐雪寒到上海来找潘汉年。原来中央已有电报给华中局询问：说晋察冀的交通员到北平的那家旅馆没有找到潘汉年，很不放心。华中局获悉潘汉年已回卜海，便立即让徐雪寒到上海，通知潘汉年跟新派的交通员，经另外的路线，直接去延安。”

潘汉年又要告别上海，踏几奔赴延安的征程。行前，他对董慧说道：

“慧，你离开延安已经六年多了，一定很想念延安吧？”

董慧并不知道潘汉年问这些话的本意，她只是深情地点了点头。

“你想去延安吗？”

“想，做梦都在想。”

“那就和我一道去延安。”

“真的？”

潘汉年微笑着点了点头。

董慧激动地投入了潘汉年的怀抱中，遂淌下了无比兴奋的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