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京郊以南的团河农场条件不错，是属于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劳改农场。在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的亲自安排下，潘汉年和董慧就在团河农场安了家。
潘汉年和董慧这个家是一所小楼房，还有一个小小的院落，可谓是独门独院扩住房条件相当优裕，再加上没有城市的喧闹和污染，真是颐养天年的好地方。
潘汉年虽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罪犯”，但每月发给他的生活费是二百元；董慧以无罪之身相陪，自应恢复她的处级干部的工资。这样加起来，他们夫妇每月的薪水就有三百五十元左右了。那时，北京市面上最好的带鱼不到四角钱，而且他们夫妇上无老人需要抚养，下无子女需要他们供给，这在中国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人家了。
团河农场虽属劳改农场，但潘汉年这位特殊的“犯人”却无需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徐子荣副部长有所交待，而且还曾亲自带着另外两位副部长来看过潘汉年。对此，团河农场的负责人自然心领神会，给潘汉年和董慧的方便那是很多的。平时，潘汉年在属于他的院落中养花种树，董慧像个家庭主妇似地料理家务；天气好的时候，潘汉年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鱼，碰到运气好的时候，他们夫妇二人都可以显示一下自己做鱼的手艺，美美地吃上一顿活鱼宴。
潘汉年和董慧这对矢志不渝的恩爱夫妻，历经整整八年的炼狱之火的洗礼之后，他们之间的情感似乎越发的“老而弥坚”了。感情就是这样的不可捉摸，越是人为地想把它拉远或者分开，它越是贴得很近很紧，一旦出现这种劫后重逢，它就会神使鬼差地融合在一起―什么力量也不能把它分离！这时的潘汉年和一董慧，每时每刻都沉浸在这种特殊的情感享受之中。
虽说潘汉年和董慧自打相识到入狱，前后长达二十几年头，但由于环境和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把本来应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情感天地，也无私地献给了新中国的再生。大凡熟悉他们夫妇的战友和部属，都知道他们没有度过结婚蜜月，也没有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相偕休过假，至于他们夫妻为伴去领略名山大川的自然神韵的事情，与这两位令山河变色的不屈的战士则更是无缘。如今他们从孤独、苦闷的铁窗牢房中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来，那种对真挚而又温馨的情感的吸吮和品味，是一般人难以领略出其中的真味的。
遗憾的是，潘汉年和董慧从真正的超心超俗，未等完全醉入这醇厚的大自然所独有的“酒香”中，他们就又惊醒过来，一种难以名状的委屈和不安的情绪又打心底涌起，再次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优虑和期待。
徐子荣副部长是为了体现党的宽大政策，还是有意把潘汉年和董慧从这种委屈和不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他再次来到了团河农场，并请北京市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潘汉年吃了一次饭。旋即又对潘汉年说：
“你现在有时间了，我看可以写些回忆资料，特别是有关情报工作方面的历史资料。”
潘汉年虽然是一位作家出身的情报战线上的指挥员，在漫长的对敌斗智过程中，他想的和做的都是战胜对手，创造情报战线的厉史，确实未曾想过亲自动笔写情报战线历史的事情。1955年4月3日，他这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功臣，一夜之间变成了头号罪人。从此，他年年月月，天天时时，都要违拗心愿地把自己在情报战线七创造的功绩写成罪行。更为可悲的是，又依据他自己－－价一还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揭发者把功绩写成罪行的材料，他被打成“内奸”、“反革命”，还明令剥夺其政治权利终身。要他在这种平静的田园式的生活巾再写这种历史资料，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苦役。他无论如何不愿干这种事情！
但是，潘汉年一向知人之情－一更何况徐子荣副部长这一良苦用心绝无恶意，如婉言相拒，那真是情之不恭。所以，他表面上愉快地答应了。当他真的拿起笔写自己这些历史的时候，他．又痛苦万分，难不堪言。他在团河农场平静地住了四年时间，一个当年下笔万言，立马可待的才子，仅仅把他在30年代中央保卫机关的经历写了四万多字的材料，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丰功伟业，以及在抗日战争中打入日伪敌特核心机关的光荣历史全都变成了他充当“内奸”的反革命罪状，他岂能真实地写下来呢！不能！
我以为这就是潘汉年没有写完自己的回忆录的所在。
对此，有些专著有不同的看法。其一是说“文革”中，监管潘汉年的人给烧了。据分析可能性不大，因到现在为止找不到根据，只是一种大胆地艺术编造；其二是说“文革”中遗失了，这也是一种没有事实为根据的推断。
虽说笔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拙见，但就笔者的愿望而言，也是希望潘汉年已经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只是在“文革”中遗失了。因为大凡遣失都是失有其因，这就意味着有失而复得的可能。果真如此，那真是再好不过厂。
还是这次见面中，徐子荣副部长指示，允许潘汉年和董慧进城探亲访友。
能够自由地离开团河农场，进北京城里去看看，这对潘汉年和董慧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转眼八年多了，他们夫妇虽然没有离开过北京市的地面，但伟大的首都对他们夫妇而言，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因此，他们只有从《人民日报》，上才了解一些故都新貌的情况。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来到作为首都的北京，站立在天安门厂场，长久凝视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时的感慨。他们当时都坚信这样一种结论：从此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他们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属下，为催生新的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说起进城探亲访友，潘汉年和董慧却又犹豫起来。是无脸见江东父老的自尊心在作祟，还是怕给昔日的战友和属下增加不必要的政治麻烦？总之，他们夫妻之间尽管不止一次地猜想、或议论每一位老朋友的情况，可他们都一致同意：进城只买生活必须品，不拜访京城中的任何一位朋友。
然而，“上帝”似乎专门与潘汉年和董慧作对。他们这时最想见到的―同时也是最不愿意看见的就是陈毅同志―尽管他们夫妇不止一次地看着刊在《人民日报》上的陈毅外长的照片谈忆起往事。就在他们相偕游颐和园的时候，却于无意之中碰上了时在念中的陈毅同志。他们夫妇有千言万语想对陈毅同志诉说，可他们只能把正常人的情感压在心底，用那特有的表情，用那低沉而又简短的话语，希冀所敬重的老军长能帮帮忙。
陈毅同志是位感情色彩很浓的政治家，他虽然是潘汉年一案的五人小组领导成员之一，但他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既定的事实。就像当年他受饶漱石的迫害，被排挤到延安一样，他不想用嘴巴说些什么，只想用革命实践证明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今天，他不期而遇两位很熟的部属，并企求他能尽些力，帮点忙。笔者猜想，他当时的情感是异常复杂的。但他也仅仅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再催催他们！
这对潘汉年和董慧来说，已经是大期过望了J因为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代里，陈毅同志答应“再催催他们”，真是感激不尽了！
除去陈毅同志而外，潘汉年和董慧最想见到―同时也最怕见到的就是自30年代初期就十分捻熟的文艺界的朋友。也或许是“上帝”的意旨，又安排了他们夫妇和文艺界的朋友相见。从此，他们又回到昔日的战友一一今天不怕受政治牵连的文艺界的朋友中间，给他们寂寞难耐―几乎已经死了的心又带来了一些愉悦。而第一个把们引到朋友中间来的老友是唐瑜。
唐瑜是一位爱国华侨，喜爱电影事业，和潘汉年私交很深。他利用职务、职业之便，不仅资助过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且还帮着潘汉年传送过不少很重要的情报。多年之后，他写的有名的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哀思和忆念》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写出了他和他的夫人对潘汉年的真实情感：
妻初见潘时，只见其人神米奕奕，态度温文，谈吐尔推，平易近人；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神奇人物的特征，但这人却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断定管不好上海的主要治理者之一。总之，看不出来像个官。然而，在她家乡上海短短几年间的业绩，她的体会是尤其深切的，她感觉到党因为有这种模式的党员而给党增添了约烂的光挥。这个在她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今一下子崩塌了，我将如何作解释？！
回到家，我瘫倒在沙发上，一闭上眼，报上那一行行的字都在跳获。中午过后，我听到铁门轻较地推开了，一个吸泣的声音由远而近。走进屋，她张大泪眼，瞪视着我，冲上前，扑倒在沙发上，放开嗓门嚎响痛哭。哭也许能使人得到某种解脱，我没有劝止妻；条件反射，我也淌下了泪。
唐瑜和董慧不期而遇，纯属偶然。对此，唐瑜作了如下记述：
时当1963年初夏，在东安市场的北门口，突然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影―董慧。我们双手紧握，眼眶内的泪花模糊了现实与梦境，也代替了倾述不尽的语言。她告诉我，潘“释放”了，现在住在京郊一个农场的“小别墅”，那里可以种花，可以钓鱼，时常能够钓到大娜鱼。潘被允许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怕带累人家，所以一直没有进过城。我约他们每个星期都可以来我家。我说：“什么影响、带累，反正就是这样，潘那项帽予我成起来不像样，自由主义的帽子比较便宜，送一项还可以凑合。”
星期天，潘和阿黄来了，带来了阿董去上海整理抄家剩余物资，顺便取来的两瓶陈酒和几条自己的娜鱼。我把鱼放到水盆中去，每条鱼都吐出几片茶叶。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却相对许久无言，终于从娜鱼与茶叶开始，潘说，在卿鱼口中塞几片茶叶，可以多活两三个小时……
我们首先谈到1955年在上海的分别。他诉述他遭致入狱的前因以及当年的情景，他只强调自己的过失。表现了一个把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潘汉年和董慧终于回到了这些不怕“沾反革命光”的老朋友中来。潘或许是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政治犯，和朋友聚谈中再也见不到昔日的潇洒风采了。董慧却不然，很快又是朋友们所熟悉的董慧了，她还是那样敦厚、朴直，且敢说一些朋友们都不敢说的事。她曾在女友问讲述江青在延安时代施展丑技的故事。那时她们住在一起，她曾劝过江青不要这祥做。”对此，朋友们“劝阿董不要多谈这种无聊闲话，尤其是在外面”，免得“前祸未清，不要再惹新祸了”。说到犯错误，潘汉年有些不平地说“阿董是最冤枉了，我犯了错误．管她什么事，她却也陪坐了儿年牢狱，算什么名堂！”大导演孙师毅插了一句话：“阿董，你是嫁错老公罚坐监，罪有应得，何冤之有，哈哈……”
唐瑜认为潘、董被“释放”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应该告诉夏衍，胡愈之他们。潘坚持不可，他认为他去看他们或者他们来看他，都是不好的。”唐瑜则不以为然，不仅悄悄地告诉了他们，而且还告诉了于伶、孙师毅等人。使得潘、董二人在星期天有了更多的去处，获得了他们最为需要的友情的温暖。
孙师毅是我国影坛鼎鼎大名的导演，和潘汉年有着三十多年的交情。由于孙师毅夫妇“够朋友”，的确给潘汉年和董慧这乏味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人生乐趣。这全都记述在孙师毅夫人一张丽敏写的回忆文章：《和董慧姐相处的日子》一文中。
1966年夏天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人们都预感到了将要发生酷烈的风暴。孙师毅夫妇像往常那样，请潘汉年和董慧来自己的家过星期天，临别时互道珍重。在汽车站候车的时候，潘汉年紧紧握住张丽敏的手嘱咐：
“要注意师毅的身体！”
然而，张丽敏难以抗御“文革”风暴的摧残，孙师毅于1966年10月因受迫害去世了。从此，张丽敏带着孩子们过着用泪水洗脸的生活！转眼到了1967年6月，唐瑜带着一包东西来看张丽敏，枪然地说道：
“这是阿董托我捎给你的东西。”
张丽敏匆忙打开董慧捎来的包裹，原来是两斤糖果，一罐饼干。在糖果包里挟着一张便条，是董慧的笔迹：
你家的事我已知道了，我们后天就要搬到小温泉去住了。让我再给孩子们买一次糖果吧！希望他们健康长大。我们今生恐不能再相见了。
张丽敏看了这字条，禁不住地潜然泪下。
潘汉年和董慧又回到了秦城监狱。
然而，这次“二进宫”的待遇却今非昔比，就是在潘汉年生病住院期间，每月的伙食标准也只有十五元。加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年满花甲的潘汉年不堪折磨，他的身体终于垮下来，送进医院检查，“经肿瘤医生复查，监床确诊为肝癌。”但是，潘汉年专案组秉承康生、妞一1几青“从死人的口中掏材料”的指示精神，对病中的潘汉年加紧了审讯。请看他们在1968年1月7日写给中央文的报告：
连照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对大叛徒、大内奸潘汉年“要加紧审讯”的指示，自去年10月以来，我们突击审讯了潘犯四十七次……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基本土弄清了潘犯在服放前叛变党以及叛党后的反革命内奸活动……
潘汉年的身体彻底的垮了；与此同时，董慧不仅被折磨得身体虚弱，说话无力，而且精神也出现了失常现象。造成这悲惨结局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报以支撑生命的理想之柱也被摧残断了！
自从1955年4月3日始，潘汉年和董慧经受了天大的冤枉。但是，他们坚强地挺过来了，甚至连轻生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因为他们坚信自愿宣誓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坚信十分敬仰的毛泽东主席，迟早会为他们做出正确的结论。从这种意义说，是他们终生追求的信仰支撑着他们的生命。但是，“文革”中发生的一幕又一幕悲剧，渐渐把他们顽强活下来的信仰支柱折断了。刘少奇被永远地开除了党籍，成千上万的文臣武将相继被打倒，像他们这样的所谓“死老虎”还有出头之日吗？尤其当他们想到被誉之为“旗手”的江青、顾问康生，他们那颗赤诚之心寒到了极点！
但是，他们依然坚信共产主义，相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她们夫妇还是希望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一尽管他们也感到是那样的渺茫！
不久，潘汉年被诊断为“肝癌”的结论被推倒了，他又奇迹般地在轮流审讯、残遭皮肉之苦的秦城监狱中活了下来。待到被称之为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潘汉年等来了“维持原判”的中央批示，遂于1975年5月29日被送往湖南省公安局所属的劳动农场－―茶陵县沫江茶场。出狱之前，专案组负责人向潘汉年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经中央批准，将你放出，与董慧一起安置在湖南省，今后对你的思想教育、生活管理及治病等问题，由湖南省有关单位负责，每人每月生活费一百元。”
休江茶场的真实名称是“湖南省第三劳改管教队。它位于举世闻名的井岗山西麓山脚下，在这块曾经点燃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地方，如今关押着忠诚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潘汉年和董慧。
潘汉年和董慧是茶场的“特殊犯人”。他们在茶场中有自己的住房，有特殊的规定待遇：可以订阅公开报刊，享受公费医疗。董慧明确宣布是人民内部矛盾，她还有通信的自由。当然，她给香港的亲人写信，那是要经过茶场领导检查的。关于他们夫妇在米江茶场的情况，时为沐江茶场犯人的钟叔河写成专文，告之后人。
潘汉年的健康情况急骤地恶化了。1976年的冬季，多种疾病，在这位经历了多灾多难，已临古稀之年的老人身上先后发作”。儿经请示报告，才由公安部领导批准，遂于1977年3月24日移住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治疗。”一经检查，才发现这位瘦弱的老人，不仅早已患了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而且又发现患有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病症。到这时候，才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药物治疗措施。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尽管在他病危时，还进行了输血及用冻干血浆进行抢救，也无济于事。
潘汉年业已病入膏育，奇怪的是不准董慧陪住。她独自住在沫江茶场属于她和潘汉年的房中，唯有遥望着那巍峨插天的井岗山，默默地祈祷。
然而潘汉年的肉体生命已经熬到了尽头，就在他入院的第二十天1977年4月14日他突然昏迷了，轻轻地喊着：
“阿董，阿董……”
天若有情天亦老！就在潘汉年的弥留之际，苍天终于被感动了，当政者于当天下午把董慧接到了潘汉年的病榻旁边。潘汉年无力地握住董慧的手不放，示意他不要抛下董慧撒手而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潘汉年终于在当天晚上缓缓地松开了那双握住董慧的手……
董慧欲哭无泪，请求有关组织允许她在潘汉年的墓前立块．碑。有关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但墓碑上不准镌刻潘汉年三个字。董慧没有质疑的权利，她只好用潘汉年曾用过的化名：肖淑安。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这样简单的一行字：
肖淑安之墓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妻董慧立（碑号77―652）
董慧就要告别长沙回沫江茶场了，她最后一次来到潘汉年的墓前，她呆痴地望着亲自立的墓碑，突然想起了《红楼梦》“葬花词”中的两句诗，她下意识地低吟：
“尔今死去侬收葬，他年葬侬知是谁？”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董慧的脑海屏幕上再次出现了各种幻影，待到她回到沫江茶场，她的神经完全错乱了！她经常自言自语地唠叨两句话：
“他会复活，他会复活的！……
“董慧同志纺出来了。”
鸣呼！董慧的神经完全失常了，但毛泽东同志表扬过她的那句话：“董慧同志纺出来了”，她依然记得是那样的清楚。
1978年12月，靛慧之弟董扬辉从香港给国务院负责人写信，要求让董慧迁移到广州去住，以便家人照顾。不知何故，没有结果。
1979年2月14日，董慧在井岗山的山脚下，低吟着“董慧同志纺出来了”，离开了这个对她而言实在是苦难深重的人世。终年61岁．
有关部门把董慧的骨灰埋在了潘汉年的墓中，实现了“生不同床死同穴”的古训。他们没有子女，无人再为这位带着钱财投身革命的巾华女英立碑了。
尾
历史是公正的，尽管它走着曲折的路。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加快了步伐。刘少奇平反了，彭德怀昭雪了，成千上万的党的干部走出监狱之门，回到了不同的工作岗位。这时，正义的人们－一尤其是潘汉年和董慧的战友、朋友，也必然会想到他们的冤案。虽说“两个凡是”遭到了批判，但“潘案”由于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定性的要案，人们还是只能在悄悄地酝酿，或说儿句不平的话。就说时任巾联部部长的李一氓同志吧，也唯有写诗哭祭潘汉年和董慧：
无 题
（1978年作）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毖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色，
何处更寻倩女魂。
这首七言绝句《无题》是借口，因为题目自应是有的，只是出于时代的特殊原因，他没有写上这样的题目：《怀念潘汉年和董慧》。“潘案”平反以后，李一氓同志挥笔写下了《纪念潘汉年同志》的文章，开首就对《无题》诗做了如下题解：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令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己，并无深意。
这说明了为潘汉年翻案是需要有勇气的。同时，光有勇气还不行，必须具有相当的―起码要比李一氓同志还要高的政治地位。
待到1980年，潘汉年的老战友廖承志同志率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潘案”提出质疑：“如果潘汉年真是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内奸分子，那么，他和潘汉年在香港从事隐蔽工作数年，他和那里的党组织以及若干情报据点，为什么没遭到破坏呢？”
廖公问得有理，无人能予以答复。旋即他又找了公安部的有关负责的同志提出质疑。
同时，潘汉年的弟弟潘扬年，侄儿潘可西也上书中央纪委，强烈要求复查“潘案”。
对此，潘汉年的老领导―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陈云同志决心亲自过问“播案”。
诚如前文所述：远在30年代初期，顾顺章叛变投敌以后，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必须必组。这时，陈云同志接任了“中央特别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并兼任一科科长，负责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工作；康生为第二把手，潘汉年接替陈赓同志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工作。在这段共同的战斗中，陈云同志对潘汉年威震敌胆的历史功绩是了如指掌的，而且也是满意的。遵义会议以后，潘汉年和陈云同志受中央委托先后回到上海，接着又分别到达莫斯科，向第三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潘汉年的机智和聪明，以及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立场，都给陈云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说建国以后潘汉年在上海的工作吧，陈云同志也是满意的。他作为中央纪委书记于1980年12月23日上午，“指示办公室的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的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里。过了十天，即1981年1月3日，陈云办公室的秘书又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往中央纪委。此外陈云又要求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央纪委。”
潘汉年的老战战友、我党情报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同志“不仅反映了潘汉年的一些可以审查的间题，而且明确提出了五条反证材料，对案件加以质疑，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他特别提出潘汉年在抗战时期和敌伪联系、接触的许多情况都是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所了解的。”也“正是从他所提供的反证材料入手，从而最终纠正了这一错案。”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理所当然地推倒了加在潘汉年头上的一切罪名。同时，也很自然地对潘汉年的一生―应是前半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本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撤钻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二“凡因“‘潘案”而受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按照程序，当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央的决定，对潘汉年同志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而今，它又在中共中央《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发出后的两个星期，即9月7日，也相应地发出了新的《刑事判决书》：宣布撤销1962年的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
1982年4月1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潘汉年和董慧的骨灰移送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
尽管笔者是一位无神论者，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可是我还是要借用此说写下这句话：
“至此，潘汉年和董慧的灵魂，终算回到了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中来！”
第三部矢志不渝的情操－―记潘汉年和董慧全部结束了。
自然，全书《功臣与罪人―潘汉年的悲剧》也全部结束了。
不知何因、笔者突然想起了被世人赞誉为“情有所钟，矢志不渝”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纯真爱情。两位不同党派的时代英雄，两对永远被后人传颂―经历又极其相似的爱情伴侣，又同样得到了“罪人”般的下场……我为他们不平，我无法解答他们相似的悲剧产生的原因。
虽说“历史是公正的，尽管它走着曲折的路”。笔者只有这样一个美好而又沉重的祝愿：
“公正的历史，少走些大的曲折道路吧！让潘汉年和董慧、张学良和赵一荻这些矢志不渝的伉俪，能把他们全部的聪明才智献给他们热爱的祖国！献给他们热爱的人民！”
1992年8月22日下午3时
草于万年青苦乐居
1992年岁末
完于海口市鞍钢大厦803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