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原姓石，祖籍江苏省常熟县广山镇。可能是因为他出生在举行辛亥首义的1911年的缘故，望族大户的石氏希冀腐败的清庭退位，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屹立于亚洲的东方，故起名蕴华。杨帆的曾祖父是位久负盛名的画家，祖父是常熟一带行善积德的郎中。但杨帆来到这个清末民初的世上的时候，曾祖父早已仙逝。杨帆的父亲名石立，号冠卿，是个诗人，且写得一手好字。可惜一生嗜酒，毫无成就；辜负了先人为他起名石立的本意。 自然想冠盖众卿就更不可能了！细心的读者将会从上面的文字发现，潘汉年和杨帆出生在同一的时代，且又长在极其相近的家庭中。

杨帆高小毕业后家道中落，遂赴上海投奔在大陆银行任高级职员的叔父石英，就读一所中学。次年，随叔父石英迁居北京，就读一所教会学校育英中学。而后几经辍学和工作，又于1932年考＿h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以其能言善辩的11才，以及罕见的组织能力成为学生领袖，曾出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的执委和纠察队长，而且还是北大学生剧团的演员和导演，其艺术才能已初露头角。

不久，杨帆调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他和曹禺、应云卫等在戏专共事，并结识了田汉、洪深、阳翰笙等戏剧大家。但在戏专工作好景不长，他迫于白色恐怖的威胁，被迫离开南京，前往上海，遂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分工负责戏剧、电影、新闻方面的联络和领导工作。也就是在这段工作期间，他接识了小有名气的女演员蓝苹（即江青），并获知了蓝苹被捕变节的详细经过。而这件事却种下了“潘杨反党集团”的种子。

海沦陷之后，杨帆辗转数地，最后到达皖南，遂参加了新四军，先充任军部秘书，后调军法处当科长，而处长即为李一氓同志。他从文化工作改行为公安保卫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帮助和指点他的也正是李一氓同志。

“皖南事变”爆发之后，杨帆冲出敌围，和胡立教等同志一起昼伏夜行，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到达苏北盐城。不久，提升为军法处副处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留居时称孤岛的大上海的文化人先后撤退到苏北根据地。在军部卖饭曹村成立了“文化村”，专门收留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一范长江、阿英、贺绿汀等各界的文化名人。陈毅同志亲自任命杨帆为“文化村”的村长。

1943年10月，杨帆突然收到已迁往淮南根据地新四军军部的紧急通知，要他即刻赶往军部“开会”。他要了一匹战马，直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黄花塘。他一下马，遂被保卫部门逮捕，一付冰冷的镣铐锁住了他的手脚，从此他失去了自由。稍顷，饶漱石赶到了他的囚室，声色俱厉地宣布：

“你要老实交待在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的问题，有人在延安揭发T你。”

杨帆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一向崇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句俗话。所以，他十分坦然地接受组织的审查。然而令他吃惊的是，饶漱石在第一次提问他的时候，根本不查他的历史，劈头就说：

“原来你是特务。我问你，你和陈毅那么接近，你在我与军长之间挑拨离间了些什么？快把事实交待出来！”

杨帆一听这番话语，就完全明白了饶漱石这位醉翁之意是不在酒的。他是想假借延安指示审查自己的历史问题，把真正的矛头指向陈毅同志。杨帆由此终于清楚了，自己在所谓的“黄花塘事件”中没有站在饶漱石一边，跟着饶整陈毅同志犯了忌。饶的这一行为，不仅可以做到公报私仇，而且还能掩盖自己整陈毅同志的不良居心。杨帆这位被同志视为“怪癖的才子”，当然不能让饶漱石得计，他以所谓的待罪之身，慷慨激昂地驳斥了饶漱石的审问。

这就越发地激怒了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饶漱石。他为了表示自己落实中央指示精神认真，以及审查拒不认罪的杨帆一案的公正，遂成立了一个以自己为组长的三人审查小组。因为杨案和上海、南京有关的缘故，他选择的另外两名成员是：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城工部长刘长胜。

从潘汉年和杨帆的革命经历可知，他们二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加之他们二人工作性质的不同，职务和地位上的悬殊，也不可能发生横向的联系。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以后，由于他的文人习性不改，再加上“文化村”的村民多是他的旧识，很自然地要去拜会这些老朋友，因此，他也就认识了“文化村”的村长杨帆。几经接触和交往，遂对杨帆的人品和才识留有较深的印象。他接任审查杨帆的工作以后，调阅了负责延安整风的康生发给华中局的电文，大意谓：杨帆可能是特务头子。原因是一位投奔到延安的南京戏专的学生，在“抢救运动中一”，在康生发明的“逼供信”的前提下，供成了“C派”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不久，这个学生不承认“CC派”的反革命罪名，只说是由杨帆介绍他参加过地下的“救国会”的组织。康生硬把风马牛不相及的爱国进步组织“救国会”和“CC派”联系在一起，并电示华中局把杨帆抓起来审查。

“救国会”成立的前后，潘汉年恰好在上海。诚如前文．听说，是“救国会”负责人之一的胡愈之同志把他从苏联弄回国内，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积极奔走，同时还负责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因此，他清楚地知道“救国会”不是“CC派”的群众组织。可是负责“抢救运动”领导之职的康生，为什么要把“救国会”打成反革命组织呢？他百思不得一解。另外，康生又为什么利用“救国会”的事情，非把远在新四军的杨帆置于死地呢？他更是找不到答案。

饶漱石身为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不止一次地遇到“救国会”的问题，他都一一以爱国群众组织作了结论，为什么当他接到康生要求审查杨帆的电示之后，不以华中局党委的名义向延安中央做出解释，反而如此坚决执行审查杨帆这一错误的决定呢？潘汉年依据多年的经验，认定这其中必有文章。随着审查杨帆的进展，潘汉年首先看清了饶漱石热衷于此的真面目―变相地整陈毅同志。由此，潘汉年又本能地想到自己公开站在陈毅一边，反对饶漱石这种不正派的整人行为，曾被不点明地指责为“小广播”、“自由主义”，所以他不能不怀疑要自己参加审查杨帆领导小组，也有着其他见不得人的阴谋。

潘汉年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他依然是那样的书生气十足。在这期间，饶漱石越是想借整风之机整陈毅同志，他就越公开讲对陈毅同志的韬略和战功的钦佩与景仰。有时，他出于一种正义感，还公开为陈毅同志鸣不平，表示对饶漱石的不满。他为了支持陈毅同志，“曾向别人公开表示过，他很喜欢陈毅的诗作，曾有意搜集当时流传在一些文化人中间的陈毅诗稿。”这就越发地加剧了他和饶漱石的矛盾。

由于潘汉年知道了审查杨帆一案的要害是整陈毅同志，因此他甘冒和饶漱石摊脾―进而被饶漱石打击的风险，进行对杨帆一案的审理。当他看见杨帆戴着手铐接受审查的时候，他就以审查小组成员的身份对看守人员说：

“应当把手铐取掉，因为要他写材料，不能把双手铐住。”

杨帆望着所敬重的潘汉年，愤怒的双眼中立刻溢满了感激的泪水，如果眼前没有看守人员，他一定会叫一声“潘部长！

潘汉年敢于给受冤枉的杨帆以同情，除去他的性格使然而外，他还坚信饶、陈之争必以陈毅取胜为结局。等到饶漱石失败的那一天，杨帆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他万万不曾想到，就在杨帆被审不久―1943年10月，陈毅同志奉中央之命，赶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潘汉年，十分清楚中央调陈毅同志去延安的用意，还包括缓解饶、陈之间的矛盾，当面向陈毅同志了解“黄花塘事件”的真相。但从客观效果看，饶漱石正好达到了独揽华中军政大权的目的。对此，无论是潘汉年，还是反对饶漱石整陈毅的同志，都是愤债不平的。

陈毅同志离开淮南根据地以后，饶漱石利用手中握有的军政大权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所谓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再次向陈毅同志发动了攻击。“会上，在饶漱石的挑动下，一些人攻击和诬蔑陈毅在敌占区有所谓‘违犯纪律’的事情，还有所谓反毛主席的问题”，同时，还再次“指责潘汉年搞‘小广播’、‘自由主义’，即指潘汉年对一些干部表示过不赞成整陈毅、对饶漱石的做法表示不满，等等。”

潘汉年为什么敢于和顶头上司饶漱石当面抗衡呢？事后追论，他除去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光明磊落的品格以外，他在党内亲历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深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的事业带来的难以弥补的损失，以及给受迫害的同志的精神所造成的影响。他也基于同样的原因，本着对杨帆政治生命负责的态度，抛开饶漱石事先定的调子，进行更为严肃的审查。在经杨帆同志亲自审定的《共和国第一冤案》一书中，生动地记述了潘汉年首次见杨帆的情况：

在他的牢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园圆脸、满面笑容、戴着眼镜的比他年龄稍长的中年人。

牢房门被打开了。陪同中年人来的负责看钾他的保卫部门的负责人向他介绍说：“他就是华中局的情报部长潘汉年。”……

在保卫部门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在一间简陋的小屋里，开始了对杨帆的审讯。

审讯是产肃的。港汉年根据手头的材料，要杨帆先简扼地叙述自己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然后着重讯问杨帆“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和之后在南京国民党国立“戏专”的一些历史关节。

杨帆有很好的口才，他在潘汉年面前不卑不允，有问必答，而且对答如流，每到关键还能提出有力的证明和旁证人，这使潘汉年越发相信杨帆是无辜的受害者。

也就是在这首次审讯中，潘汉年获知杨帆这位“怪癖才子”的确是够怪的。他不仅敢当面顶撞饶漱石的无理一一或有意的提问，而且他还把写“交待材料”的笔和纸，用来写抒发个人情怀的古体诗词。据有关人士向他报告：杨帆的古体诗词写得颇具韵味。潘汉年是出于文人那特有的好奇之心，还是由杨帆吟咏的诗句中窥探这位被审者的灵魂？总之，他决心要看一看杨帆写的这些古体诗词。

潘汉年是如何得到杨帆这些在囚室中作的诗抄的呢？他自己并没有留下文字说明。多年之后，杨帆在秉笔书写的《杨帆自述》中却写下了如下这段话：

组织上暗中派了个干邵，装作汉奸要犯，和我关在一起（来侦寨我）。他故意向我问长问短，还偷抄了我在牢中写的一些诗词，暗地里送给潘汉年同志审阅。潘看了我的诗词后写了一首绝句，由该“犯人”带给我……诗词中暗示了我是受冤屈的，表示同情，我得诗后颇为感动。

潘汉年看过囚犯杨帆的哪些诗词呢？据杨帆同志事后说，他在隔离审查中，依然以待罪之身记挂着遭饶漱石迫害的陈毅军长，以及和他一起支持陈毅同志反对饶漱石的李一氓同志。为此，他写下了《梦仲弘军长》、《怀，氓同志》等数首古体诗词。现把这两首诗抄如下：

梦仲弘军长

梦中执手悄无言，

热泪如潮涌榻前。

化忆深宵金石语，

何期往日葛藤嫌。

现身说法楷模在，

利骨疗疮志气坚。

欲诉沉冤鸡报晓，

含悲依旧袍头眠。

怀一氓同志

五年一日此相知，

爱我良朋侮我师。

料得诧问奇厄久，

亦伶亦恨苦无词。

仲弘即为陈毅，这是新四军中高级干部人所皆知的。潘汉年读过这首《梦仲弘军长》七言律诗以后，自然懂得杨帆的用意：借梦道出了他对陈毅同志的深厚情感；同时，他也借梦咏诗道出了自己心头的冤屈和悲痛。现在读来，颇有一吐为快的豪气。但是，要知那时的杨帆已成阶一F之囚，他依然敢于顶撞饶漱石整陈毅同志的恶风，并借诗词颂扬陈毅同志，这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和气魄啊！

潘汉年和李一氓同志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而且有着近二十年的革命情谊，在所谓的“黄花塘事件”中，又一起公然支持陈毅同志，反对饶漱石的不正派的作风。近来，他是听到李一氓同志对部属杨帆类似的评语：“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干部，又是一位有着怪癖的才子。”他读罢杨帆这首《怀一氓同志》的七言绝句，川东“深切的感情，诚挚的友爱，跃于纸上。”也深深地打动了潘汉年的心。

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本人就是一位长于占体诗1司的高手。他作为文艺评论家，自然知道“诗言忘”、“风格即人”这两句流传千年的名言。他由杨帆的诗抄巾，完全感到了他那颗跳跃不已的赤诚忠心和高风亮节。池也由这些诗抄的韵味中，品评出了杨帆的才气和一占文造诣。他综合诸方面的情况，不仅坚信杨帆一案是人为的冤案，而段也越发看清了饶｛漱石假借审查杨帆的“别有用心”。他无权擅良立布解除对杨帆的审查，但他的良心一 或曰潘汉年的悲剧性格的驱使，认为自己应该告诉杨帆受审是冤案。可是，他这位“审查人”如何才能把这一信息通报给“受审者”呢？他或许是从杨帆狱中的诗抄得到了某种启示，也或许他认为诗－一尤其是古体诗词为一般人所不识，遂冒然给杨帆写了一首《慰炎于狱中》，并巧妙地转到了受审查的杨帆的手中：

面壁高歌字字真，

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

巨眼何人识书生？

在中国共产党上层领导处理―亲自审查冤案中，潘汉年的此举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然而从组织原则要求，潘汉年的此举是不足取的，或曰是犯了组织原则的错误。事实上在解放以后，他和杨帆被定做“潘杨反党集团”，和这绝无仅有的举动是有关联的。

受过审查的人，都知道在审查期间对一切同情者的感激。杨帆含冤受审，竟然受到审查人潘汉年的同情，并且还收到了潘汉年给他这一光明－一预示杨的冤案会得以澄清的诗，其内心的激动和感念为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于囚室之中反复吟诵潘汉年的这首七言绝句《慰炎于狱中》，本不平静的心湖，遂渐渐掀起了万丈情涛。当他无法抑制这情感狂澜之时，又拿起写交待材料的笔和纸，写下了这首《读赠诗有感（谢友人）》七言律诗，烦人转呈潘汉年：

真真假假费疑猜

欲辩难言知己衰。

自是奸人离问苦，

设暖执言信从衰。

含冤曾洒英雄泪，

前辱空夸国士才。

幸有寸心如火炽，

凄凉伴我过年来。

潘汉年读罢杨帆这首七言律诗，内心是很不平静的。他从多方面考察、论证杨帆不是“特务头子”，应当予以平反、释放、恢复其工作，可审查组长饶漱石就是不允。理由说来也很是滑稽：中央专为此事下达指示，足以证明杨帆一案非等闲小事，应慎重对待。潘汉年这个书生听罢来了火气，针锋相对地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并提出给中央写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争取杨帆一案早日得到公正的解决。可这位审查组长饶漱石以未最后定论为由，不同意给中央写报告。杨帆一案就这样人为地拖了下来。潘汉年也因此搞得情绪非常不好！

诚如杨帆诗中所云：“凄凉伴我过年来。”1943年就要过去了，新的1944年很快就要来临。潘汉年虽然安居淮南根据地，可他的情感也和许多离乱中的知识分子一样，很自然地会想起“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名诗。由此，他也必然会想到久别―且孤身留居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董慧同志。也可能是苍天不负有情人吧，政治交通员何荤自上海带来了董慧的信，提出趁过年之际采淮南根据地看看。潘汉年读后兴奋不已，当即决定：派政治交通员何荤同志赴上海接董慧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