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自以为促成潘汉年和汪精卫相见是得意之作。但是，他为厂消除日本人对他的猜忌，并重新获取日本的宠信，又精心安排了潘汉年和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的相见。这次相见对李士群而言可谓一石三鸟：一是他刚刚把潘汉年介绍给汪精卫，从所谓礼仪上讲，对日本主子也应该打个招呼；二是都甲大佐是日本的军方人物，对潘汉年而言，通过这次相见可以获取一些军事情报；三是他由此在日本和中共两方面都提高了自己的身价。所以，相见寒暄过后，他就针对潘汉年此行的任务有意地说：

“这位都甲大佐是专管津浦、沪宁一线‘清乡’工作的，可以和他谈一谈。”

潘汉年完全清楚李士群的用意。他作为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自然知道从事情报工作的双方―那怕是表面上的单向关系，也很难不利用对方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更何况像李士群这样地位―并有着情报关系的人呢！所以，潘汉年遵照情报工作的惯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遂决定将计就计会见这位都甲大佐。希望通过这位都甲大佐之口，获取有关日伪敌军“清乡”和“扫**”的情报。关于这次会见的情景和内容，史家做了如下扼要地记述：

会见都甲大佐，是在北四川路的一座日本军官公寓里。还是胡均鹤陪同。都甲对潘汉年先讲了一通“清乡”的目的，说希望新四军不要破坏津埔路南段的交通，日本方面希望和新四军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他还说了几句新四军的纪律很好之类的话。潘汉年对都甲说：新四军发展快，人很多。 日本方面要让新四军能够生存。否则，游击队是随时可以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的。

都甲和潘汉年的这番谈话，反映了当时杭日战争实际形势的一个侧面：日本人虽然仍叫唯什么“清乡”、“扫**”，但实际上已经兵员枯揭、力不从心。他们只能依靠伪军壮壮声势，实际土目的已不在于消灭新四军多少力量，而只在于求得能够保证其铁路交通，线的杨通和安全罢了；新四军方面当时正在稳步地巩固和发展大片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交通线和其他重要据点。他们的谈话，似乎是在传递某种信．色。

至此，潘汉年约见李士群、胡均鹤的主要使命完成了。接着，他又专门和负责上海情报工作的张唯一和刘人寿见了面，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自然也交待了下一阶段的情报任务。这时―也只有到这时，他才赶到日夜思念的董慧处告别。

董慧同志是一位纪律性、责任心很强的女同志，她一直格守情报工作的规定，从不主动询问潘汉年做的事情。自从他们之间发生爱慕之情以后，每次分手，她都为潘汉年的安全提心吊胆。自然，每次重逢，她都会增加对潘汉年的钦敬之意。她这次与潘汉年久别重逢是那样的仓促，甚至连一句思念的话语都没来得及说。潘汉年去了，她依然为自己敬仰的人的安全担心，企盼着潘汉年像往日那样快些回到自己的身边，相互倾述着离别之苦J潘汉年果真安全地完成了任务，顺利地走进了她的卧室。但是，她却明显地感到潘汉年的情绪十分的低落，而且也没有昔日久别重逢的那种热情，更听不到潘汉年那山南海北、天上地下的神侃。起初，她认为潘汉年的工作过份紧张，是过度的疲劳所致。所以她总是以女性那特有的抚爱，使潘汉年那高度紧张的精神松弛下来，为’下一步更加紧张地战斗积蓄力量。然而她的所有努力都没达到应有的效果，潘汉年依然没有从抑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她知道这其中必有难以启齿的缘由，但她也只有不安地问道：

“是身体不好吗？那就在上海多住几天吧。”

对此，潘汉年能说些什么呢？他没有找到一句令董慧满意的话语。他望着董慧急切等待回答的表情，最后只有微微地摇了摇头。

“是你不满意我的工作吗？那就当着我的面多批评儿句吧。”

潘汉年听了董慧这番话，就像是吃了一把五味子，各种滋味一齐泛卜了心头，令他自己难以品出究竟是什么味道。他近似本能地抓住董慧的双手，原本想说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话，多给董慧一些安慰。可他张了几张嘴，却操着批评的口吻说道：

“不要胡思乱想，你的工作很出色，我……还有党组织，只有感谢你。”

“那你……”

“和你没有关系，”潘汉年脱口而出，但当他想说出其中的原因，又理智地收住了话语。他沉吟片时，又痛苦地说道，“是我自己工作失误，造成的。”

“难道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吗？”

播汉年沉重地摇了摇头。

对于潘汉年这种勇于自责的精神，董慧是十分敬佩的。同时，她又清楚地知道，潘汉年勇于自责的失误，无疑是有关情报工作的。当她再联系到潘汉年的南京之行，问题自应是严重的。她作为潘汉年最可信赖的战友，真想为敬重的人儿排解忧愁，而这就需要把南京之行的失误弄个明白。也就是在这同时，情报工作的严格纪律又像是警钟似地敲响－―不允许过间其他同志经手的情报工作！她由于潘汉年的失误，从而陷入了比潘汉年更加痛苦的情绪之中！

潘汉年理解董慧这种特殊的心理活动，他为了不给董慧留下思念中的痛苦―或许也是为了和董慧相商如何处理和汪精卫相见这件事，几经斗争，他还是把这次南京之行的经过，全都告诉了董慧。接着，他又心情沉重地征求董慧的意见：

“会见汪精卫这件事，是超越了我的权限，一旦被重庆方面侦知这次相见，对我们党的形象，对新四军的影响，都是很不利的。你说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

董慧生性敦厚、单纯，自幼受着很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她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到处洋溢着同志的爱。就说这几年吧，她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得到的依然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真诚的同志间的爱，她把革命队伍看成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洁玉。因此，她听了潘汉年的讲述之后，很自然地说道：

“你回到淮南根据地后，立即把南京之行向华中局、向党中央报告，我相信党组织是会理解你的。至于南京之行可能引发出的不利后果，党中央也会采取补救的办法的。”

潘汉年没有说些什么，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算是赞同董慧的意见。

但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使得潘汉年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向党中央报告南京之行的机会，加之其他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人际关系，最终铸成了建国以后最大的历史悲剧，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潘汉年回到淮南根据地之后，饶漱石秘密整陈毅同志的阴风又向他袭来，他的性格弱点再次突现而出，他担心饶漱石借机整他，只向饶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成果―日伪军的“扫**”计划暂时不会有大的动作；至于南京之行会见汪精卫的情况，他就有总地隐去了。从此，潘汉年也就给自己留下了一块难以根除的心病。

然而历史对潘汉年而言实在是无情！就在潘汉年准备．单独把南京之行电告党中央的时候，重庆的戴笠通过南京周佛海的秘密关系，获知了汪精卫会见中共要人的消息。戴笠为了反击中共和山城进步的舆论界揭露宁渝合流、蒋汪合作的内幕，遂借此大造舆论攻击中共，以掩盖他们自己的投降丑闻。结果，搞得潘汉年举措失当，坐卧不宁。恰在这时，又传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郑重辟谣的消息，潘汉年那不安的心又稍稍得到了一些宽慰。但是，当他再一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郑重辟谣的谣，却恰恰是自己亲历的南京之行，他顿时又感到了后果的严重性！因此，他本来就已十分沉重的心情，就像是灌铸了铅水越发地沉重了！

潘汉年处于这种矛盾中生活，自然精神是苦不堪言的！因为他不能向组织、向战友述说精神之苦，也就无人帮他分担或排解这难以启齿的苦闷。也就是在这时，他更加思念留在上海坚持战斗的董慧。似乎唯有利用这种对所爱之人的怀念，才能冲淡或减轻他那沉重的心情。就在他回到淮南根据地不久，写了如下这首《五月寄慧》的七言绝句：

处处烽烟离恨天，

孤灯独坐觉春寒。

山光馆内当年梦，

何日重逢续旧缘。

时光的流逝，是化解一切矛盾最好的手段。很快，潘汉年因南京之行引起的政治风波渐渐地平息了。另外，淮南根据地军民的主要矛盾，是应付日伪的“清乡”和扫**，一般干部听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郑重辟谣，和汪精卫会见这件事也就无人追究了。而潘汉年那忐忑不安的心、绪也随之平静下来。

1943年的淮南根据地是比较安稳的。日本人为应付越来越被动的太平洋战争，把主要的兵力用于保证平汉和粤汉这两条军火补给线上，再也难以分兵实现所谓“**平”新四军的梦想。南京的汪伪政权每况愈下，人心涣散。尤其当听说日本人妄图实现以蒋代汪的所谓“和平”计划之后，这些曾经沐猴而冠，不可一世的民族败类又纷纷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这不仅为淮南根据地的军民，赢得了相对的休养生息的时日，而且也为潘汉年提供了一个诗兴复延的安定的环境。

潘汉年毕竟是由艺起家的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长期以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放弃了文艺创作。或者说是戎马控惚的军旅生活、紧张的情报战线上的复杂斗争，压抑了他的才思和诗兴。而今，他来到了相对安定的淮南根据地，昔日那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渐渐松弛下来。加之根据地中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使他本能地和姐魅姐陋横行的汪伪统治下的大上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很自然地呼唤他那泯灭已久的文人才气，再次用高扬革命**的诗歌表述自己真挚的感悟。在这期间，他写过不少首古体诗词，其中有不少首在新四军干部中广为传咏。现选抄《无题》和《国破》两首七言绝句如下，读者不仅从中可窥测潘汉年优国忧民的崇高情操，而且也可慧识高超的古诗写作技巧：

无 题

遍地烽烟何日休，

云山遥隔几回秋。

窝凤漂泊应同恨，

淮水长流故国愁。

国 破

国破家亡不堪忧，

当年好计付东流。

遥望百粤风云急，

落难仃伶能不愁？

与此同时，潘汉年在淮南根据地见到了很多睽违多时的上级、战友和部属，很自然地会畅谈起当年在上海的战斗生活，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以及在长征路上边打边走的往事，使他再次感受到了战友之情的温馨和珍贵。另外，在淮南根据地集聚着一大批自上海撤退至此的作家和艺术家，其中有不少人是他当年受命组织“左联”时期的旧识和文友，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慨。以文会友是我国文坛流下来的传统。复延了才思和诗兴的潘汉年，和这些昔日的战友加文人们的相见和聚会，一定会有即景生情的应醉诗作。其中，他和李一氓同志的唱和之作为最多，尤以《次毗兄中秋一律》这首七言律诗最佳。全诗既有浓郁的诗韵，也写出了他和李二氓同志之间的友情。读者阅罢这首七言律诗，可以看出潘汉年的确具有丰厚的古文造诣：

山河残破忽萍踪，

故国依然明月中。

十载患难凭赤胆，

一年容易又秋风。

星残月落诗兴浅，

漏短寡重酒意浓。

冉冉清风添腊泪，

搜，坏高唱大江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说潘汉年对淮南根据地的了解加深，他发现在这块阳光普照的大地上，依然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他所亲历的王明那一套“左”的东西，还仍旧在根据地某些部门中残存着。更令他愤慨的是，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实际上的党政一把手的饶漱石，在有意利用整风的时机，挑唆部分不明真像的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史家称这次饶整陈的斗争为“黄花塘事件”。为使读者明了“黄花塘事件”的真像，先简介一下建国以后被称为“高饶反党集团”中的主将之一饶漱石。

饶漱石是一位“颇不安分”的机会主义者，有着很强的领袖欲。早在1922年投机参加革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旋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亡命异乡，先后在英国、法国、苏联留学，后回国在工会系统工作。1935年奉命赴苏联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第三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以及康生等人关系不错。抗战爆发后奉调回国，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不久，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饶漱石曾一度被捕，后又逃出重围。诚如前文所述，他在困境中由潘汉年所安排的交通线，将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秘密送回苏北根据地。新四军改组令下达以后，饶漱石出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政委奉调回延安以后，他又接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但是，权欲熏心的饶漱石还嫌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够大，他为了一统淮南根据地党、政、军三权于一身，“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李一氓语）。这就是所谓“黄花塘事件”的真实内幕，权威著作《陈毅传》一书是这样评说的：

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的大好时机，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饶漱石知送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时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故委员会书记的历史关节，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时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政治委员的“卒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了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帐街帐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向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大会。

接着，饶漱石便写了一份长达一千五百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潘汉年撤到淮南根据地以后，在新四军中并没有职务。有关饶、陈之间的历史分歧以及新四军干部中分为拥陈、拥饶两派的由来，他全都不清楚。按说，“军队内部的这场人事纠葛和他并无直接关系。他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置身于事外而宁可犯一点‘自由主义’的。然而这位思想敏捷而在政治上又决不愿意随波逐流的共产党人，偏偏看不惯饶漱石的这一套整人谋术，而对于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陈毅，却很理解和同情”。因此，“当饶漱石利用整风的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时，潘汉年很为陈毅不平，并且表示了对饶的不满意见，还将他的意见和另一些干部交谈过。”他为了表达对饶漱石的不满，同时也为了表示对陈毅同志的才气与人品的敬重，曾公开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赠陈毅：

拓略经给晋谢风，

雄师十万过江东。

皮岭三军惊绒胆，

王桥一战定华中。

事后追论，潘汉年如此而为不乏书生气，但也却真实地反映了潘汉年可爱的性格中的另一面，使他后来为这所谓的“黄花塘事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随着全党性的整风运动的发展，在延安开展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也波及到了淮南根据地。建国以后被打成“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杨帆同志，突然被逮捕审查，在新四军的干部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潘汉年一跃成为审查杨帆一案的三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