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怀着枪然依依的恋情告别了董慧，趁着天还未亮，“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的样子。”他驱车赶到广东路一家商号，和已经等候在此的刘晓、张本夫妇和五尧山、赵先夫妇会齐。他们分乘“两辆出租汽车，直驶北火车站，大家行李都交给送行的商人代办托运手续。”另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把他们引进餐室。“‘早餐后，乘上二等车厢去镇江。”

诚如当事人所说：“‘文革’时，把1942年潘带我们去淮南之行称之为‘镇江事件’，立为重点专案。”自然，也是潘汉年“投敌”的一大罪状。因此，很有必要把实情告诉读者。为了惜墨存史，权将幸存的当事人王尧山同志的夫人赵先同志的回忆摘抄如一下：

车到镇江时，有穿西装和长衫的两个人到车站接我们。到金山饭店后，尧山同志（下称老王）颇有点紧张地告诉我，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笔者注：此人叫刘毅），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要我当心。到镇江的第二天，潘告诉大家，有个任伪方军官的人要请我们吃饭，刘晓同志对是否应邀，扰豫不决，脸有难色。潘说：“某某等人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扳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没有前途，怨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某某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刘晓同志就同意去吃饭……酒菜馆离金山饭店不远……席间我充当的角色是王太太，张本是张小妞。谈话内容始终是我们到达镇江后第一天下午游览金山寺，以及饭后将要去的竹林寺，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

第三天一早，我们乘土一只去仪征的机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几个青年伪军……下午，到了仪征县城，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次日天蒙蒙亮，这个特工人员改穿了中装短衫，带来几个青年挑夫，到客栈挑着行李，陪同我们离开客栈。到城门口，只见城门还紧闭着，特工人员和宁门的伪军交涉后，开了城门……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停下来，转身抬头看城墙上的伪军，潘用两手筒着嘴，叶伪军喊道：“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一训，伪军只得放下端着的步枪，不响了。潘的这一喊话，确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广大……特工人员又领着向一条小叉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一排小山岗，两个小男孩探出头来叫“站住，不准动！”我们都一齐停步……潘上去对小孩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于是他们同意我们爬上小山岗，另外两个孩子奔向村庄报信去了。我们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个村庄，休息下来，由乡长招待吃了午饭。

潘汉年一行安全到达了卜海撤退干部的集中地―顾家好子。先期到达的刘长胜、沙文汉、刘宁一等同志闻讯赶到，祝贺他们胜利的归来。

越年1月，新四军军部南迁黄花塘。潘汉年奉命移住黄花塘附近的王庄村，并很快见到新四军军长陈毅和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向这两位领导人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情况，并且把李士群、胡均鹤表示愿意和新四军谅解、‘合作’的意见向他们作了报告。陈、饶都表示了肯定的意见，并说李士群以前所提供的一些情报，对新四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认为以后还应当继续和他们联系。饶漱石将潘汉年带回的胡均鹤所编的供联络用的密码交给了分管这项工作的赖传珠和胡立教，由他们所领导的电台负责和胡均鹤联系。”

不久，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中央电示潘汉年，依托华中局遥控上海的情报工作。同时，中央委托华中局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援。潘汉年为落实中央的指示以及付托的重任，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由他和赖传珠、胡立教三人组成的情报工作委员会。同时，潘汉年正式起用何牵同志，充任他和上海地下工作者联系的政治交通员，“继续领导我们的地下工作，及时给予指示，及时对干部进行批评、表扬，有时还用亲笔信，慰问在敌区战斗的民主人士。他知道，在敌区工作的同志和仁人志士，不怕艰险，所渴望的只是党组织给他们的温暖。”

正当潘汉年坐镇淮南根据地，开始有效地遥控领导仁海的青报一作的时候不知是由于密码问题，还是山于别的什么原因，和李士群、胡均鹤联络的电台下没有真正联系上。仅收到过他们的一次短波，而且翻译不出来。按他们提供的密码发报，也没有回音，实际上和李士群、胡均鹤的电讯联系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必然要影响地处汪伪政权鼻子底一的新四军的军事决策。

转瞬之问到了4月份，来白各方而的消息，以及新四军各部与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迹象表明，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然而，这些局部的情报消息和军事活动迹象只是事物的表象，绝非是判断日伪军是否进行“扫**”的必然根据。若想确切获知H伪敌人的军事行动划还必须借助于打入敌）、决策机构的内线。可是，恰在这时和李士群、胡均鹤的秘密联络巾断。怎么办？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找来了潘汉年，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达指示：为确保新四军首脑机关决策的正确，必须对宁、沪二地的情报网系做出新的部署。

这对潘汉年而言，是责无旁贷的任务。他历经深思熟虑，并和有关的同志反复进行磋商，向饶漱石提出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敌占区，重新部署那边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

饶漱一石当即批准了潘汉年的建议。“于是，潘汉年带着交通员和1荤等越过根据地前线的封锁线，再次冒风险经镇江到达上海。”

潘汉年安抵上海之后，遂和打入日本“岩井机关”的刘人寿同志取得联系，详细地了解一这一段上海情报战线的工作情况；接着．他又通过关系约见胡均鹤，提出和李士群见面，对一些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胡均鹤告之：时任伪江苏省主席的李士群不在上海，要和李会面必须去苏州。潘汉年当即决定：要胡均鹤安排他明天就去苏州见李士群。胡均鹤欣然答应了。

潘汉年留在上海的时间只有一个夜晚了，他出于一种责任感，挤时问去看望了许玉文，并对许的生活给予关切和安排。接着，他又以工作为借口，告别了既不高兴又很痛苦的许玉文，匆匆赶到．匕海道亨银行分行董慧的住处。这次意外的重逢，给默默无闻、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董慧带来了极大的慰藉。尤其当她听潘汉年说：在苏州见到李士群后，完成党的付托，一定再回上海来看她。顷刻之间，她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孤寂感化为乌有，．只是无限憧憬地说道：

“去吧，我在上海等你。”

但是，董慧这一痴情的幸福憧憬落空了，潘汉年没有回到上海来，而是心情无限抑郁地回到了淮南根据地。 自然，潘汉年也不曾想到这次苏州之行，上了胡均鹤和李士群的一个大当，并由此铸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悲剧。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翌日清晨，潘汉年自上海登车西去，不到中午就到了苏州。出潘汉年意料的是，李士群的家人说：李因事赶到南京去了，“说有事可直接到南京去找他。”

潘汉年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当即就觉察到了李士群突然去南京的行为异常。因为从常理而言，潘汉年走情报交通线，经镇江去．上海，镇江伪特工站站长刘毅必然会向李士群报告；即使刘毅疏忽了，潘汉年到达上海见到胡均鹤，并提出约见李士群的要求之后，胡均鹤也一定会利用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长途电话，直接向李士群报告的。但是，李士群为什么知而不见，反而借有事躲到南京去呢？既然是躲到了南京，又为什么还要潘汉年赶到南京和他见面呢？……这一个接一个的谜团困惑着潘汉年。

潘汉年当机断定：李士群如此而为是有重要的政治目的的。但其重要的政治目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不得而知。只是在他那困惑的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个谜团。他立时变得犹豫起来一一而又不能在同行者胡均鹤的面前有所表露。‘他严肃地问胡均鹤：

“他为什么突然要去南京呢？”

胡均鹤为难地摇了摇头。从他的表情看，还是十分可怜的样子。

然而，潘汉年是绝对不相信的！他作为一位情报高手，没有必要当面戳穿胡均鹤与李士群合演的这幕丑剧。

接下来，潘汉年必须当机立断；他还去不去南京找李士群。

就情报工作的常规而言：潘汉年绝不应该去南京。但是，从情报工作的另一常规来说，只要潘汉年作出回上海或回淮南根据地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和李士群、胡均鹤建立起来的秘密联络的完全终止。可是，潘汉年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李士群、胡均鹤的情报关系，获知日伪军队是否在近期对根据地进行“扫**”。一时问，潘汉年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旋即，潘汉年又想到去南京会有什么危险没有？他认真地分析了李士群和胡均鹤的政治处境，认为他们如果敢于向日本主子供出自己的直实身份，无疑于在其主子面前自我暴露了“两面人”的政治本色。换言之，他们这些没有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民族败类，是决不敢迈出这一步的。结论！去南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潘汉年几经利弊相较，最后毅然决定：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为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毁于日伪“扫**”的战火中，他挺而走险赴南京去见李士群。

然而，潘汉年脑海的谜团依然没有解开。相反，随着开往南京的客车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些谜团也越来越困扰着潘汉年，并化做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

李士群和胡均鹤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样的迷惑药呢？为了破解李、胡二人精心炮制的这剂迷惑药，还必须先从李士群不利的政治背景入手：

李士群态意用权的行为，不仅为同僚、部属所忌恨，而且更为汪伪政权的第三把手－一李士群形式上的领导周佛海所不见容。因此，他在汪伪政权中的上下左右，树的政敌是很多的。这样一来，他必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了。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亚两大战场上的局势，对德、意、日一方是很不妙的。希特勒打败苏联的梦话渐渐难以兑现，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妄图把关国赶出太平洋的痴想已经无人相信。相反，太平洋战场上不时传来口本舰队失利的消息，又极大地冲击着汪伪政权。原先这些甘作日本奴才的民族败类，再次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寻找出路。其中，周佛海就与重庆的军统头子建立了关系，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认。对此，李士群也不甘落后，以更大胆的行动向重庆表示忠诚。例如，日本宪兵曾悬赏缉捕军统特务余祥琴，而李士群却设法包庇余，并在他的掩护下使余逃回重庆。结果，为日本人所查悉，从而获罪于日本人。加之，这时李士群和周佛海的矛盾发展到了极点，日本侵略者决计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除掉李士群。

对此，李士群是清楚的。李如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进而击败周佛海这些同属汉奸的政敌，重新获得日本主子的宠信呢？他思之良久，唯有获得汪伪政权的最高权势者―一号汉奸头子汪精卫的倚重。而获得汪奸倚重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潘汉年的南京之行。请看如下的事实：

潘汉年到达南京之后，随胡均鹤去李士群在南京的家里，结果又扑了空，说李去见汪精卫了。有意思的是，他安排贴心属下杨杰出面接待，有意“向一些汉奸头目介绍潘汉年，并称他是李士群的朋友，从而使潘汉年的此次南京之行公开化了。”潘汉年清楚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计谋，遂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静观变化。

翌日上午，李士群正式拜访潘汉年。就其常理一而言，二人谈话的中心应是恢复中断的情报联系。而李似有意避开这一话题，大谈了一通日本人和重庆方面大搞所谓“和平运动”的事。对此，播汉年漠然听之。这时，李士群突然把话锋一转，说道：

“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李士群等于向播汉年和盘托出这次行动的预谋：“让胡均鹤把潘汉年引到南京来，并使潘的南京之行公开化，意在表明他有办法能够拉拢中共方面，来壮一下已经越来越孤立的汪精卫政权的声势，让汪精卫对他更有所倚重，也让他自己在和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潘汉年听后异常愤慨，因为李士群不仅采用欺骗的手段把他弄到了南京，而且还要采取挟持的手段强迫他就范―会见汪精卫。他真想当场拒绝，拂袖而去。

也就在这一瞬间，播汉年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是：“李士群的预谋失败，在汪精卫面前大失面子，就有可能使他恼羞成怒，翻脸扣人，死心塌地地反共。 自己的安危固然不必多所考虑，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特别是当前有关‘扫**’根据地的情报”，从此也就变为不可能。但是，当他再一想到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遂又暗自说：“决不能轻易地把事情弄僵，从而失去争取、利用李士群的机会。”

也就在这一瞬间，潘汉年想到了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会见敌方领袖人物方面是没有禁忌的。另外，他分析了汪精卫的政治处境，以及要会见自己的政治目的之后，决定冒险一闯。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情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来了。（笔者按：上述潘、汪会见一段，引自尹联先生的专著。）

诚如尹骥先生在其专著评说的那样，潘、汪会见时的谈话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间题上所作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的见面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总之，潘汉年的南京之行是失算的。但是，在敌．人的心脏中从事情报工作，哪有一次也不失败的常胜谋略家呢？另外，潘汉年不可能一一也不允许因此和李士群、胡均鹤斩断情报联系。他只有因势利导，努力去完成华中局和新四军党委交给的情报任务。所以，他把这次失败的不快情绪压在心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又驱车驶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