靛慧只身留在十几海，在其父f毛董事长的上海道亨银行分行中一仑职员。诚如刘人寿同志所忆的那样：“董慧同志的二作机密性很强，允许接触的范围很小，不能过集体生活，睡天生活在银于全职员中。这种工作对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同志是很不习惯的。但在汉年同志的帮助下，她的工作能够适应，并做出了成绩。”

一靛慧同志除去作为共产党人所共有的属性外，她还具有一切1巫渐成熟厂的女性的要求，那就是需要异性的爱和爱异性。但是，她王因为首先具有的是共产党人的属性，所以她所需要的异**和所爱的异性，必定是和她志同道合的革命者。然而，由于她的亡作机密性很强，允许接触的范围很小，不能过集体生活，姆天生活在银行职员中”，她所需要的异**和所爱的异性从根本上讲是不存在的。结果，她那种随着年龄而增长的女性的属性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遏制，她潜意识地要求另辟蹊径，以满足这受到遏制的女性所需。

而潘汉年是唯一满足她这种女性所需的最佳异性人选，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们逐渐走到一起的。

开始，董慧对潘汉年充满了仰慕之情。因为“潘汉年同志的革命经历，在．讨敌隐蔽斗争中，和同时代的革命者相比，他的使命更为艰险，斗争条件更为复杂。他的工作需要异常的智慧和毅力，而他完全具备厂这些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条件”，成为一代情报战线卜的领袖人物，这对任何一位情报战线上的女性而言，都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不久，鱿慧知直了她所仰慕的情报工作的导师－一潘汉年那不幸的个人婚姻。起初，是惊愕，不理解；继之是对仰慕的人的不幸的同情，本能地希望自己能帮助所敬重的潘汉年解除一些精神深处的痛苦。山此开始，她由景仰之情突变成同情，进而又逐渐转化成医治介一或曰填补潘汉年精神深处的痛苦的那种说不青、道不明的感情。

对此，年长董慧十二岁的才子型的潘汉年是完全心领神会的。尤其当他在许玉文那儿得不到感情上的所需，他一下意识之“希望向董慧索取，因此，他在不多的几次返回上海指异情报工作期间，情难自禁地要求自己多看望一董慧儿次。再者，由于董慧的文化素质较高、家庭教育极严，从小形成的那种单纯、敦厚的名门闺秀的性格，恰恰又是播汉年只有在理想境界中才能得到的。他受着这种理想情感的驱使，潜意识地强迫自己去追求董慧。

然而他们之间的特殊地位－一尤其是潘汉年毕竟是有妻室之人，必然成为他们两个潜意识相互追求的人为障碍。也给他们这种潜意识的相互迫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精神痛苦。另外，潘汉年不可能久留海，还要把很大的精力放在香港，这就意味着他们又要较长时间的分离。这对“每天生活在银行职员巾”的芭慧而言是痛苦的；就说回到香港许玉文身边的潘汉年吧，感情的创伤也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在这动乱而漫长的日子里，潘汉年的情感和个性，不可能把自己永远困在这名存实亡的婚姻中；另外，“他的出身和教养，他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年龄、地位、才华等等，都不可能使他气甘愿做传统的殉道者，永远格守传统的清规戒律。”怎么办？遂成‘厂潘汉年和董慧于痛苦之，卜必须回答的课题！

俗话说得好：分离是感情推进的催化剂。潘汉年和董慧的每一次分离，都悄然地增加了他们相爱的浓度。 自然，他们二人每一次长时间分离后的重逢，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的条件。就在这种数度分离和重逢之后，他们都自愿地接受了对方的感情。于是，“便出现了被传统道德所否定而又令人可以理解的‘婚外恋’了。或者说是‘建立了亲密的同志加恋人的关系’。”

据说，潘、董二人这种“亲密的同志加恋人的关系”，确立在皖南事变的前夕，潘汉年由上海返回香港的再次分别的时候。

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潘汉年基于革命家的义愤，协助廖承志等人向国内外揭露蒋介石所欠下的这笔血债。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建立起来的交通，把散失在各地的新四军干部安全转移到江北新四军军部。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而撤往香港、仰光的文化人的安置又落到了潘汉年的肩上。他立即电催老朋友唐瑜来港，设法筹集安置经费，成立“旅港剧人协会”，排演名剧《马门教授》。他的工作不仅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表扬，而且也得到了文化界老朋友们的肯定和感激。

这时，日本侵略者集结重兵南指，日美在太平洋爆发战争只是时间而已。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发动新的太平洋之战，遂改变了“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武装进攻的策略，在上海的“梅机关”、“松机关”等日本特务组织的导演下，积极策划蒋汪合作、宁渝合流的丑剧。这就要求潘汉年把主要精力放在上海。就在他准备偕许玉文离港回沪的前夕，他见到了死里逃生的战友李一氓同志。

诚如前文所述，李一氓同志是我党为数不多的投笔从戎的革命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在今后的这十五年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之间有分也有合。他们自诩为的“真正的同志友谊”也与日俱增。就在潘汉年领导情报战线工作的时候，李一氓同志始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皖南事变”后，李一氓同志“在战斗失败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他不期而遇潘汉年和廖承志，真是不胜啼嘘！李向潘、廖“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李一氓同志还回忆说：“在香港，我急于想离开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汉年同志认为不妥，我只身去上海要冒风险，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已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海后惹麻烦。过了三个星期，他真的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在整个香港、七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用费。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我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

说到潘汉年把李一氓同志“交给江苏省委”一事，不能忘了大戏剧家于伶和董慧的功劳。据于伶同志的回忆：“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园剧场约我到‘盖世宫’（今淮海大楼楼下当时的小咖啡馆）见面。要我在‘三友’浴室（今安福路‘和平浴室夕）定好房间，他和刘晓同志来。谈了以后，又换了更安全的地方，约了更多的负责同志商议了各种妥·善对策与措施。”多年之后，于伶同志写了如下这首七言绝句纪念潘汉年同志：

皖南：峰火故猖狂，

相对针锋斗虎狼。

为胜一筹筹久远，

辣斐三友计周详。

如潘汉年所顶料的那样，是年年底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设略者以悴不及防的浸略手段，成功地奇袭珍珠港之后，旋即又迅速地占领了香港，并强行进驻了上海的英、法租界区。潘汉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战争态势，必须重新调整、部署第一线的情报系统，方能更有效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具有二战全局性质的战略情报。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敌占区错综复杂的情势之后，他认为如要更有效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战略情报任务，还必须当机立断解决好如下这两个极为重要的实际问题：

首先，潘汉年既然长期隐蔽在上海敌占区，领导打入日伪敌人营垒中的各个部门的情报人．员进行情报工作，因此必须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不像别的地下党员那样因隐蔽较深，租界沦陷后，一时还不致太危险。潘汉年是久已闻名的中共要人。他不仅公开接触过许多人，不少人都认识他，而且一旦发现他就很可能要拿他去邀功请赏。因此，他留在一L海的危险性很大，但又一时不能离开上海”。另外，日本国内的情报部门在破获了苏联的情报高手卓尔格以后，越发地加强了设在中国的特务机关的工作。这就给潘汉年的情报开展越发地带来了困难和危险。怎么办？他请示有关部门，并和打入“岩井机关”的袁殊相商，决定去找岩井，要岩井为他在海的安全提供必要的保证；请岩井为他办一张显示个人身份的证明。结果，一切如愿。

潘汉年为什么敢于走近似挺而走险的这步棋呢？其，岩井这个大特务虽知他是中共要人，但并不知道他就是潘汉年；其二，在他的精心导演卜，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所谓情报，在岩井看来还有一定的价值；其三，在“岩井机关”中有我方打入的情报高手刘人寿、袁殊、关露等人，能够较为准确地掌握岩井的动态，可完全排除不安全之虞；其四，他清楚岩井．下一阶段的情报任务是：通过各种渠道－－一包括来自中共方面的情报，较为全面地掌握中国三大政治势力的最新动向，促成蒋汪携手，宁渝合流，借以支持太平洋战争。

岩井作为日方派驻上海的战略特殊头子，他懂得“将予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因而他答应了潘汉年的要求；但是，岩井就像二战中的战略特务那样，遵奉“不见免子不撤鹰”的信条行事，他要求潘汉年先写一份拟在上海搜集情报的大致计划。不久，他收到了潘汉年编织的合乎他的情报日胃的计划之后，遂为潘办了一份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签发的身份证明文件。上面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人有所查问，请先与日本领事联系。”另外，岩井对潘汉年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为了方便潘的情报工作的开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专门房间供番使用。

潘汉年有了这张“护身符”以及这个特殊的情报点，遂放手地指导、开展上海的情报工作。来自情报网系中各个角落的情报源源不断，又经他亲自挑选，电传给陕北的中央，供中央决策抗日的方针大计作参考。 自然，他也必须完成岩井约定的“任务”，定期编出一份精心挑选的“情报”交差。

其次，香港沦陷了，而且是在一夜之间失落在日寇之手，潘汉年设在香港的情报班底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滞留在香港，很有可能变成日本侵略军的战俘。一且出现这样的结局，其政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上级要求潘汉年，必须对滞留在香港的一批情报人员作出新的妥善安排，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时，潘汉年不在香港，而且香港也没有应付这样仓碎之变的交通。当时香港的实际情况是：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封锁了香港通往外地的一切通道，连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乖乖地做了日本的俘虏，被关在日本俘虏营中长达近四年之久！因此，潘汉年完成上级交给的这一任务决非易事。

然而，潘汉年的性格是富有挑战性的，他从不向任何困难让步，更不会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低头，况且滞留在香港的情报人员都是他的战友和部属呢！他经过周密的思考，并商请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和批准，决定采用古已有之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完成上级交给的这一艰难的重任。接着，潘汉年在袁殊的陪同下来到“岩井机关”，开门见山地对岩井说：

“我们在香港的一批人员现在那里不好活动了，我打算把他们撤出来。一部分转移到大后方去，继续帮助我搜集情报；一部分撤到上海来帮助我搞‘和平运动’。”

岩井听后沉吟片时，认为潘汉年说得不无道理，故微微地点了点头答说：

“可以吧！你打算怎么个撤法？”

“我是没有撤退办法的。今夭前来求见，就是希望您出面帮个忙。”

“请让我考虑一下。”

岩井答说考虑的目的有二：其一，他需要了解潘汉年在香港的属下和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接触的现状；其二，他和日本有关部协商，拿出一个可行的撤退办法。对此，潘汉年是理解的，遂告退。过了几天，岩井通过袁殊约见潘汉年，一见面便说：

“我已经接到驻香港领事馆的电报，说小泉和陈曼云的联系因战事中断了。希望上海方面派人去找陈曼云恢复联系。你可以派人去香港，按你的计划撤退和转移。”

潘汉年听后大喜过望，遂把预先设想好的撤退和转移的方案说出：

“我决定派叶文津去香港找陈曼云办理撤退的事。请你通知香港的日本领事馆给予帮助，以免发生安全问题。”

“可以，”岩井也胸有成竹地答说，“叶文津先生去香港时，可以从驻上海总领事馆拿一封介绍信去香港领事馆接洽。另外，我再派我的助手德田同叶先生一起去协助办理。”

岩井英一作出这种决策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其一，他所说的小泉即小泉清一，是他指定在香港和陈曼云进行联络的情报特务。小泉清一和陈曼云失去联络，等于他失去了在香港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地。因此，他急需潘汉年帮助恢复联络；其二，他派助手德田赴港协助办理撤退和转移，是为了掌握潘汉年属下的情报人员的去向，设法继续为日本情报部门服务。对此潘汉年将计就计，一是顺利完成撤退和转移任务；再是取得岩井和香港的日本情报部门的信任，使我们的同志埋得更深，以便更好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情报任务。对于后者，大导演蔡楚生的夫人陈曼云同志曾回J忆说：香港沦陷之后，当时处境很困难。她曾从小泉那里取钱，又通过小泉买米去接济几位同志的生活；她还通过小泉买船票，送一些同志和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到内地去；她还经手投资经营一艘机器木船，通过李默农（李少石）转告何香凝、廖承志等乘坐这艘船秘密离开香港。

这足以说明潘汉年这一策略的成功，小泉清一把陈曼云一直当作他们的人而给予认真的帮助。由此，也反映了这场情报战的复杂性和某种神秘性。

话再说回来，潘汉年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叶文津，请叶到香港后当面交给陈曼云，并转给徐明诚和张唯一，请他们按着信中的办法进行撤退和转移。同时，潘汉年又请刘人寿同志编了一份新的密码，交由叶文津带给陈曼云，供撤退到内地的电台和二海方面联系使用。

叶文津在德田的“陪同”下安抵香港，华南情报局设在香港的情报摊子按照潘汉年的“锦囊妙计”，在日本驻香港的领事馆的掩护下，于1942年三四月间分两批撤离香港。徐明诚、陈曼云、高志昂、简竹坚等撤到了内地；张唯一、王却尘、何积、潘丽华等随叶文津一道撤到了上海。

潘汉年亲自导演的这次撤退和转移，无疑是古今中外情报史上的创举，也是利用情报对手作掩护最为成功的范例吕这次胜利的取得，也集中反映了潘汉年的胆大、心细和智慧。这就是潘汉年战胜敌人的高明之处。

潘汉年深谙情报之道，他清楚地位较高的情报能手，其身份几乎都是多重的；其工作对象也绝不是单向的―经常是双向的或多向的，这是常识问题。也是为历代情报之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间谍情报之战所一再证实了的。但是，潘汉年在这方面为我党所建立的功勋，却成了他作为“内奸”的主要依据，真是咄咄怪事！

在这次撤退和转移的过程中，还有一位被人忘却了的功臣―董慧同志。香港沦陷了，她的父母和亲人全都沦为亡国奴，她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担惊受怕。但是，她为营救情报战线上的战友，权且忘记自己的小家。她这位经费保管员不仅把情报经费用在了刀刃上，而且还用自己的积蓄―乃至干董家的私产，接济自香港撤到上海的战友和同志。那时，同志们是何等敬爱董慧这种大公无私的品质啊卫多年之后，这种崇高的品德却变成了罪行，怎么能使人信服呢？

潘汉年成功地完成这次撤退和转移之后，又继续以胡越明的化名深入“岩井机关”，积极开展情报活动的时候，出任“岩井机关”机要秘书的刘人寿同志突然叩开了他的门，当面转达了岩井英一的意见：时任汪伪政权最高顾问的影佐祯昭要求召见“胡越明”。这无疑又给潘汉年出了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