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出生在香港著名的实业家的家中，父亲主持财政，是绝对的一家之主。而母亲则是一位贤娴的内当家，负责料理家务和教育子女。所以，她从幼年起就习惯于父唱母随的安逸的家庭生活。另外，她的家庭充溢着中华文化的传统，几千年形成的三从四德－―乃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陋习，也必然对她的成长产生影响。因而当她看见许玉文如此蛮横不讲理的大吵大闹，而潘汉年却听之任之，独自坐在一边生闷气，这实在令她惊诧不已！

董慧生长在殖民地色彩极浓的香港，很自然地会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后来，她投身革命，并在延安学习和生活了两年，那种同甘共苦、真诚相待的同志关系使她留恋；再者，潘汉年是她景仰的革命家和情报战线上的领导者，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位文化素养很差的妻子呢？他能驾驭情报战线上的各种类型的战斗员，斗垮狡猾的对手，可为什么却对这样一位妻子束手无策呢？她难以理解！

潘汉年是一位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分子类型的职业革命家，他不愿意让部属知道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更不希望妻子和自己大吵大闹的家丑外扬。今天这场为离婚碎然爆发的夫妻之战，他原本希望像以往的吵架那样悄然了结，可万万不曾想到被董慧碰上了，他当时的尴尬情境真是可想而知了！

潘汉年是一位善于应变的领导者，可他却没有一点办法从这种尴尬的境地中解脱出来。他整眉沉吟片时，只好不理睬大吵大闹的许玉文，故作镇定地向董慧问道：

“有什么情况吗？”

“香港转来一份交由你亲启的信件。”董慧原本就是局外人，她一听潘汉年的问话，遂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封信件，双手交给潘汉年。

许玉文出于得不到丈夫抚爱的妒嫉心理，一见董慧那雍容大度的仪态，心里就像是砸了醋坛子似的难受；当她再一看潘汉年对董慧那彬彬有礼的样子，就又指桑骂槐地说：

“从今天起，你别想再扔下我自己走，你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不离开你！”

潘汉年很快看完了这份寄自香港的密件，他真怕许玉文说出越轨的秽语，从而伤及无关的董慧的自尊心，他急忙接过许玉文的话茬，低沉地说道：

“好吧！那你就收拾一下，准备跟着我去香港。”

潘汉年就要南去香港了。行前，他必须对战斗在敌人堡垒中的部属做些工作交待，对孤身一人从事交通工作的董慧也应叮嘱几句，可他几次想找董慧都未能如愿。直到他就要动身南下的前夜，才挤出时间把董慧约到一家犹太人开的咖啡馆见面。他交待完有关的工作安排以后，情绪有些低沉地说：

“那天的事真难为情，让你碰土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解释这件事……”

“用不着，完全用不着。”董慧丰L貌地说道。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是造就天才的摇篮。”潘汉年说罢呷了一小口咖啡，似在品尝是苦还是甜。接着，他又轻轻地叹了口气，“可我这位凡夫俗子却省悟出这样一句话：痛苦的家庭，是埋葬天才的坟墓！”

“幸福的家庭，是造就天才的摇篮”；“痛苦的家庭，是埋葬天才的坟墓”。这是何等精辟的至理名言啊！深受感动的董慧真想发问一句：“你这位天才，为什么不把坟墓变成摇篮呢？”可她出于做人的教养和尊严，什么也没说。

“还是那句老话：一家有一个天爷爷，一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人嘛，都有两面。就说我的妻子，她也很不容易……”接着，潘汉年竟然讲起了许玉文如何孝顺他的父亲；明知自己干的是极其危险的地下工作、可她从不怕风险，也没想到离开自己；她更没有因为获得不了丈夫的爱抚去告发。尤其潘汉年讲到当年自上海撤退到中央苏区的往事，更是感慨万分地说：

“在当时一般百姓的眼里，我等于去当匪，可她不但不怕，而且还自愿跟着我去中央苏区，过那种出生入死的艰苦生活。后来，我随长征部队西去了，她留了下来，不幸被国民党抓去，为我受了不少的苦……”

董慧不知道潘汉年为什么要给自己讲这些事，她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也愿意听这些事。不时，讲的和听的几乎都发现应该结束这种谈话了，但一时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打破这迅然出现的冷场局面。潘汉年的情绪越发的低沉了，董慧心里＿感到有点慌，像是听了什么她不该听的事一样。最后，还是潘汉年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说道：

“安心几作，要忍受住寂寞，我会给你写信的，也会来上海看你和1司志们的。”

这对董慧而一言，她因潘汉年碎然离去而生出的失落感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为她所仰慕的领导不但会写信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而且还会北来上海检查自己的工作，这对一位情报战线上的新兵而言，无疑是一种有形的支持；对她那尚处于冥冥中的情感需求而言，也远远地超过了她的希冀。她沉吟片时，充满着深情地小声说道：

“你带着夫人去香港，开销是会很大的。我已经给父亲写了信，他会帮助你们夫妇的。”

“谢谢！谢谢…”

潘汉年激动不已，他再次紧紧地握住了董慧的手。

潘汉年此次南下香港‘是为了会见一位老情报关系－一胡鄂公。

胡鄂公，字新二，号南湖。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出任湖北军政府高等侦探科科长和鄂军水陆总指挥。后来，又当过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以及教育次长之职。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胡鄂公遂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业已自新悔过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结为好友。诚如前文所述：杨度是一位言而有信、信而笃行的君子，袁世凯呜呼哀哉以后，他践行当年“愿从公奔走”的诺言，播然图新，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同时，他在津门蛰居期间，研究了各种救国的学说，而毅然决定改信马克思主义。并通过章一士钊等人的介绍，结识了年轻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导师李大钊。由此，胡鄂公也逐渐地和李大钊过从甚密，并在李的影响下坚决反对曹银贿选。他较早获知张作霖搜捕李大钊的消息，并通过好友杨度、章士钊等转告李大钊，希冀从苏联大使馆中撤走。李大钊被捕之后，胡鄂公和杨度、章士钊等社会贤达一起积极奔走营救。李大钊等革命烈士惨遭张作霖杀害之后，胡鄂公又和杨度、章士钊愤而离京，相继南来上海。杨度经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打入杜月笙公馆的内线情报员；章士钊在沪开设律师所，为营救共产党人、进步人士舌辩“公堂”，其中尤以为陈独秀出庭辩护，曾轰动中外；至于胡鄂公成为我党情报人员的情形大致如下：

胡鄂公南来上海以后，潘汉年奉中央之命在筹组“左联”、“社联”等革命的群众团体，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国民党在文化领域中的“围剿”。胡鄂公追随杨度之后，先后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自由大同盟等革命团体的活动。也就是在这期间，潘汉年结识了胡鄂公。不久，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特科改组，潘汉年接替陈赓同志出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潘汉年认为胡鄂公社会关系复杂，“对新老官僚政客均有所接触了解，便决定征调他为志愿情报人员。”所谓志愿情报人员，我们“不向他布置特定的专门任务，只要求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搜集一般性的政治情报。”实事求是地说，他给情报系统提供的材料，有不少反映了“统治集团的内幕新闻消息以及他们内部的矛盾冲突，还反映了蒋介石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一些新动向，对党的整个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潘汉年撤往中央苏区，以及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大破坏，胡鄂公这位志愿情报人员遂和我党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鄂公自上海撤退到香港，政治上倒向了孔祥熙．在留住香港的孔公馆的主人宋霭龄的支持下，胡鄂公在香港建立起办事机构，为孔公馆搜集各方面的情报。胡鄂公作为孔祥熙的一个慕僚人物，他对于重庆国民政府方面的情况是相当熟悉的。同时，他也希望恢复和潘汉年的关系从潘的口中打听到中共方面的动向。这就决定了情报来源的互换性质。潘汉年历经深思熟虑，并征得上级同意，遂恢复了与胡鄂公的联系和合作。大前提是：“这种联系与合作是在充分掌握了胡鄂公的底细与意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潘汉年收到香港方面转来的密件：胡鄂公有要事约见。之后，立即南返香港，很快和这位具有“两面人”性质的胡鄂公接上了关系。

这次相见，胡鄂公表现得非常热情，主动地向潘汉年提供了他所搜集到的或是直接掌握的情报。旋即，把话锋一转说道：

“潘先生，我希望你能和孔夫人见一次面。”

潘汉年听后一怔，马上意识到：这才是胡鄂公约他南下的所谓要事。他沉吟片刻，问道：

“胡先生，是你的主意，还是孔夫人的意思？”

“这……就算是兼而有之吧。”

接着，胡鄂公讲出了这次相见的理由：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宋氏家族的主要成员除宋美龄在重庆外，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朱子安、宋子良都聚集在香港，但因政见相左，宋庆龄和其姐弟少于往来；就说宋子文和孔公馆的关系吧，也因孔、宋两大家族的矛盾各树一帜，各撑自己的局面。简之，给外人一种不合作的印象。由于潘汉年和未庆龄、宋子文有着不错的私交，如果潘能和宋霭龄相见，这不仅能推动宋氏家族的团结，而且也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抗日大局。最后，他微笑着说：

“潘先生，你看我说得在不在理？”

潘汉年清楚胡鄂公这一动议的真正用意：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孔公馆中的身价。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宋氏家族在中国政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会见宋霭龄，不仅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而且对自己所从事的秘密工作还能起到某种掩护作用。他考虑至此，遂又想起了他和廖承志同志会见孔大公子孔令侃的往事……

那是潘汉年由上海撤到香港的初期，他1厂参加山宋庆龄领分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徉熙的少（公子孔令侃主持扬子公司，他利用承包进口军需物资掌握大缝外汇的特权，中饱私囊，贪赃枉法。一时社会舆沦沸沸扬扬。搞得这位孔大公子声名狼藉，并引起厂蒋介石的注意。孔氏夫妇为此大伤脑筋，住又无转变的办法。

还是这位孔公馆的智囊胡鄂公，遂向宋霭龄献计：建议由孔令侃出面会见并宴请潘汉年和廖承志，给外界造成和中共代表共商国事，积极关心抗战大业的印象。从而也可挽回孔大公子的恶劣声誉。宋霭龄认为此招甚高，拜清胡鄂公从中斡旋。

潘汉年和廖承志自然清楚孔氏家族的政治意图。但从全局出发，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尚未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正式承认，因而得不到应有的行政经费。所以，也不能获罪于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遂决定一方面应邀赴宴，另一方而继续加强舆论批评。

孔氏家族对潘汉年和廖承志应约赴会是非常感激的，为了能获得中共的谅解，主动作出一些友好的表示。不久，孔家获悉潘汉年回延安述职，派人给潘送上一张飞往武汉的机票，还有一本供中共和孔祥熙直接联系的密码。并再三请潘回陕北后向中共中央说明：“行政院当初未能正式批准承认边区政府，关键是CC从中作梗，孔祥熙无能为力。但孔愿意在经济方而利用救济、补助的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同时，“孔家向潘汉年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请他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停止对孔家的批评指责。”

潘汉年路经武汉时，“将孔家的意见和要求向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直接向中央报告，那份密码也交给了李克农：”事后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

潘汉年经过填密的考虑，井商请有关的领导同志的认可，遂在胡鄂公的安排，潘和宋霭龄在孔家设在香港的公馆见而：这次会见是属礼仪性质的，谈话的中心白然是围绕着国共台作这一主题。会见行将结束之前，宋霭龄以朝柄在握、权倾一时的行政院院长夫人的身份说道：

“孔院长希望国共能够友好合作。我以为中共方面有很多人才，希望以后能到玉庆的国民政府里去担任官职，将来能在中国实现英美那样的议会政治。”

潘汉年向来是反对议会道路的，但在这种氛围中不允许也没有必要对宋霭龄阐发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他很策略地答说：

“我们也希望国共能够真诚地友好合作，现在最需要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抗战，夺爪抗战胜利。欲达此目的，国民政府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

“这也是孔院长所努力践行的，“宋霭龄忙把话题一转，“潘先生堪称一代纵横家，希望你发挥其长，向一各方晋善策，为国为民尽力。”

“我愿尽力而为之，虽然我不是孔夫人所说的一代纵横家。”

据说，宋霭龄对潘汉年的学识、风度给予不错的评价，并感愧自己不能像妹妹宋庆龄那样有周恩来、潘汉年这样的友人。

汤汉年会见宋霭龄不久，接到了奄慧寄自上海的密件：袁殊请求南未香港，有重要情报和潘面商。潘汉年当即电告董慧：同意袁殊南来香港相见。

是年11月间，袁殊到达香港，在一家高级酒店中和潘汉年见了面。他开门见山地说：

“岩井先生希望我们两人密切合作，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 另外，他希望你能做一个在港开展工作的计划给他。”

潘汉年听罢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岩井的关系，把在港的情报摊子再扩大一些。遂以商量的口吻对袁殊说：

“我们就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拉起一条线来。我们要办一个公开的刊物作掩护，以便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搜集情报。我们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份情报，要他们每月供给我们二千元港币作情报费。另外，刊物开办需一笔筹备经费，也要他们提供。”

袁殊遂向岩井英一作了报告，岩井很快批准了潘汉年的上述计划。这位老日本特务为了便于控制袁殊和潘汉年，派遣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特务小泉清一负责联络，协调有关方面的情况。这样，袁殊带着小泉清一拜会了潘汉年，传达完岩井英一的意见，当面交付潘汉年一万元港币，作为公开办刊物的开办费和两个月的情报费用。双方同时约定，每半个月交一次情报，由小泉清一负责接收。

据史记载：潘汉年根据袁殊的建议，调在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笔改的挥逸群主编新办的刊物―《二十世纪》。挥逸群又商请潘汉年的同意，调他的文友郑禹森当助手。挥、郑二人根据潘汉年制定的办刊方针：中性、灰色，遂放手办起《二十世纪》。后来，挥、郑二人由潘汉年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编辑部也成了党的一个情报据点。

接着，潘汉年又向廖承志、张唯一等同志介绍这项计划的有关情况，经过研究，并报请有关部门批准，作出决定：关于定期提供情报一事，“在潘汉年的指导下，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共同起草，编写一份有关大后方的情况以及国共方面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美、英、苏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另外，“潘汉年在征求了廖承志的意见和征得陈曼云本人的意见之后，决定由陈曼云代表‘胡越明’与小泉清一定期联系：向他送交情报，同时取回情报费用。每次所得经费，除由陈曼云直接付给办刊物所需部分外，其余交给华南情报局，作为情报经费收入。”

从此，潘汉年利用“岩井公馆”大做文章。他一方面“通过南方局从桂林将在《救亡日报》工作的中共党员翁从六和进步记者叶文津调到上海来，帮助袁殊办《新中国报》，控制这一阵地，使这张公开的汉奸报纸尽可能减弱其有害的宣传；另一方面弓他派情报骨干刘人寿到‘岩井公馆’去当机要秘书。刘人寿既代表潘汉年和袁殊保持联络关系，又代表潘汉年和翁从六建立组织联系。刘人寿还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在‘岩井公馆’内设一部电台，准备在敌人最不注意的地方进行最有效的工作。”袁殊作为“岩井公馆”的内线，每隔一段时间向潘汉年提供他从日本外务省方面获得的若干战略情报，由潘汉年通过在港或在沪的电台直接向延安中社部发报，并“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据史记载：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夕，我党中央曾通过在香港的情报班子，以及在重庆的阎宝航同志相继获取了这一重要的情报，并及时电告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遗憾的是未引起苏方的警觉，致使苏联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潘汉年和他领导的情报班子是如何获取这事关二战全局的情报呢？也因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相继被迫害置死，给我国情报战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空白J

潘汉年在近二年的时间中，数次往返于港沪之间，领导敌占区的情报工作，的确创造了我党情报战史中的许多奇迹。 自然，也谱写了我党情报史中最为辉煌的史诗般的篇章。然而，我党情报战史中的这许多奇迹，我党情报史中这最为辉煌的史诗般的篇章，突然在一夜之间被完全颠倒过来，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也由功臣变成了罪人，天理安在？！此乃后话，暂略。

也就是在这两年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中，潘汉年和董慧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