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潘汉年、董慧同志一起返回上海的还有刘人寿同志。

刘人寿同志和董慧一样，是在潘汉年亲自领导、培养下进入情报战线，并为党的情报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同志。多年之后，刘人寿同志满怀深情地写道：“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我在延安，组织上就调我在汉年同志领导下工作。1939年3月，组织派我到敌占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仍受汉年同志领导。”

潘汉年贡返上海以后，“行”快就和一直一圣持在那封眨作的少文联系工厂。他又通过蓝兰和夏衍凉来留卜来的以于伶为首的‘剧艺社’的一部分党的积极分子联系卜了。他又通过于伶林地卜党的刘晓也联系上了。”他JL经努力，在上海建立以刘人寿、乔犁青、孟述先等人为骨一F的儿处情报仁作点。不久，他又“设立“能够和延安以及香港、重庆等地联络的电台”，建立起有效的交通联系。同时，他为了有效地完成党交给的情报任务，还扩大、完善了，上海的情报网系，把谭崇安、吴成方、张建良等少、调配和吸收至仁海的情报战线中来。另外，他通过打入李士群身边的关露等情报网系，向中央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日本仍然执行以汪代蒋，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战略，因此日、蒋、汪三方暂无合作之虞。这样，就为中共中央确立拥蒋抗战，揭露汪逆假抗日、真投降的战略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是年10月，潘汉年接到厂中共中央的正式任命：出任中火社会部副部长。在一线负责主持情报工作。从此，潘汉年的工作范围由香港、上海，扩大到整个沦陷区。但是，他清醒地知道，时什青报工作的重心依然是上海。

这时的上海虽然早已沦陷，但还有一部分地区属于租界，分属英、法等国。由于日本和欧关诸国尚未正式宣战，因而卜海的租界还有相对的独立性。这不仅为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战线提供了较为安全的据点。而且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夜，世界各国观察中国抗战形势以及各种政治势力消长的前哨。同时，也是重庆国民党政府利用电统、军统在上海的原有班底，遏制汪伪政权的建立，并和日本梅机关豢养的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相互暗杀的场所。

潘汉年面对上海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情报之战的秘密战场，他知道各方人员的部属和配置又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态势。“相互交又”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一有你．有时候，一个人往往具有一重甚至是几一浪的身份，兼有几个不同的职务………项情报获得，者不叮能不付出…定的代价相互之的刊川、策反以及收买等，也是司空见惯的。”自然，想从这样的精明对手中获取有用的情报－－一尤其是有关战略全局的情报，必须派出更为高明的情报战士，打入敌人的心脏中枢机关，建立安全的内线。但是，要在敌对的营垒中建立内线，无论是派遣进去的或是策反过来的，都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找中不了又有风险，而且必定要付．出于叶。“从成功的概率和保险的系数来说，在敌对营垒吸去寻代一些有可能成为‘两面分子’的人物，深入去散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变成可以为我所用的人物，甚至使他们成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是最为可取的策略厂。”对于这些古今中外情报战中屡见不鲜的传统手法，潘汉年不仅是熟悉的，而且还把它花样翻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例如：

就在潘汉年就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同时，中共中央要求他尽快地获知日本一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一是南进还是北进。潘汉年清楚地知道，若想完成中央交给的这一战略使命，必须要侦知本的南进派和北进派谁胜谁负。

所谓进派，是日本统治机构的主潮流派，他们认为日本必须把全部军事力量投入同苏俄必然爆发的战争。北进派的一些人，特别是陆军中皇道派的首领犯有恐共症，但大多数人只是希望日本同俄国处于交战状态，从而可以同西方保持友好关系。

所谓南进派，是臼本统治机构中的少数派。但他们在天皇裕仁的领导下，大胆地坚持向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富饶之邦扩张。南进派最早的倡导者是萨摩藩家族和皇宫中的朋友伏见宫。他们的亲属控制海军，执行南进政策。在陆军中，夭皇党羽集团辛的统制派支待南进。他们认为除犷把出产像胶、石油和尚有殖民余地的南方诸岛占为己有，日本帝国才能真正繁荣昌盛。

由上可知，所谓南进派和北进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中两大对立的派系，也是未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走向的标记。换言之，如果北进派在日本军界取得统治地位，其战场中心是在西伯利亚，战争对手是苏联；如果南进派在日本军界取得统治地位，未来的亚洲战场是在印支半岛和南太平洋，而战争对手则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不仅关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而且对我党确立下一阶段的抗日中心任务无疑也是重要的。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挥兵北指，在伪满洲国和苏联交界的边境地区，相继发动了“哈桑湖战役”和“诺门坎战役”，虽然战争以日方惨败而告终，但却形成了这样一种战争态势：日本和德国两大军国主义者遥相呼应，携手共进，从东西两个方向威胁着苏联的安全。斯大林作为一位军事战略统帅，很自然地感到了这种不妙的处境。他出于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为确立苏联未来的主要防御方向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甚至是欧亚并举？他急切地想获悉口本下一阶段的战略是北进还是南进。为此，他除去命令打入日本的苏联情报高手卓尔格尽快侦悉外，他还通过驻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情报人员完成此项任务。自然，这项重任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

潘汉年深知这是一项带有二战全局性的战略情报，日本在华的一般军事组织和特务机关，都不可能知道帝国参谋本部―乃至于大本营掌握的这一决策。目前，我方打入日本内线的情报人员，也难以完成这样重要的战略情报任务。播汉年历经反复权衡，决定起用袁殊，使之打入日本在华负责战略情报搜集的“岩井机关”。

袁殊，又名曾达斋，湖北忻春人。他早年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一度加入国民党，成为一名小小的弄潮儿。大革命失败以后，为寻求出路去日本留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些日本朋友。在潘汉年受命组织“左联”前后，他翩然回国，积极参加左翼文艺活动，一度主编《文艺新闻》，颇有些影响。这样，也就和潘汉年、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相捻熟。

潘汉年调任中央特科以后，一方面看到袁殊发表过不少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品，另一方面考虑至IJ他和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昊惺亚有同乡之谊，且私交又很好，决定调他参加中共情报工作。他欣然同意，并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潘汉年奉命撤往中央苏区前后，又指派袁殊参加第三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同时，袁殊利用日本友人的关系，和日本驻二海领事馆的岩井英一建立了情报关系，并接受其津贴。这－样，他就由单向的情报人员变成了双向的―乃至于是多向的高级特务了。在这斯间，并未发现袁殊有异向行为。

随着上海白色恐怖的加剧，我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严重的破坏。1935年，袁殊也被军统局逮捕。袁殊为了偷生，当即叛变自首。作为晋见礼，也供出了一些人事关系。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同志也险些落入敌手。袁殊因和吴惺亚交情素笃，加之军统方面也不愿得罪日本人，遂于1936年获释，旋即再次去日本留学，并继续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正当潘汉年协助周恩来同志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与蒋介石举行杭州秘密会谈的前后，袁殊又回到了上海。袁为其未来的政治出路计，他一方面和吴惺亚继续保持关系，一方面又分别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为了表示悔过之心，他把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潘汉年。为了窥探中共对他的态度，又情绪沮丧地对潘汉年说：

“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怪亚有联系，另方面和本驻二海领事馆也有联系。”

潘汉年自然清楚袁殊说这番话的用意：希望中共能凉解他的过失，重新给他一个为革命作的机会。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口开故的前夕，用好袁殊这类特殊的情报人员姑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同意恢复袁殊的情报关系，并指示说：

“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他多向服务的情报身份。和昔日不同的是：那时他的脚是踏在共产党的一边，两只手伸向四面八方；而今他失掉了脚基，只有伸向四面八方的两只手了，

潘汉年回到延安以后，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了袁殊的情况，并专门研究了如何争取袁殊为我所用的问题。这时中央社会部部长是康生，他在中央特科时代也认识袁殊。潘、康等人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袁殊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但“至于能够利用到什么程度，要看以后我们的工作和他们自己的态度而定。”

潘汉年返回香港以后，袁殊很快获悉了这一情报。他利用到香港参加由戴笠召开军统情报工作会议之机，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当面向潘汇报了日伪、军统等方面的情况。

潘汉年在动身赴上海之际，把起用袁殊的设想报告了上级，同时也征询了在情报战线上的老战友，特别是和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同志的意见。夏衍深知袁殊的为人，也清楚潘汉年感情色彩太重，又容易轻信的性格弱点，当面建议潘汉年不要用袁。但是，潘汉年没有接受夏衍的建议。

潘汉年为什么敢于使用袁殊呢？其一，他认为“我们有敌人所没有的政治优势；真理与正义在我们方面”，“我们既可以用实际的利害关系去动摇那些可能成为‘两面分子’的人物，还可以用民族大义和人民愿望去感召一些良知尚未泯灭殆尽的人物。”另外，他当年在中央特科曾经积累过这方面的经验，自视能把握住袁殊；其二，袁殊虽在1935年被捕自首过，“但按照党的政策和策略，对袁殊这样的人应当努力争取过来归我所用；袁殊同各方面都有联系，他又主动提出来要为革命效力，就没有理由不用他。”

潘汉年为了准确地使用袁殊，又通过其他的情报渠道，对“岩井公馆”的上人岩井英一做了如下的了解：

岩井英一旱年修业于日本同文书院，以文职身份在中国搞政治情报活动。抗战爆发之前，他升任为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的领事。抗战爆发以后，上海遂成为诸方情报人员角逐的战场，岩井英一奉命调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主管对华的情报工作。他是日本外务省系统的老人，在中国有各种类型的朋友，还善于和某些左派人士接近，真可谓是一个“活动能力一强，很有个性，对人彬彬有礼”的中国通。他为了便于工作，在领事馆外设“岩井公馆”。事实上就是他的情报机关。

“岩井机关”的任务不同于“梅机关”。他不直接参与政治、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策划，也不搞侦察、搜捕、关押等实际行动，他主要是搜集战略情报、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他利用和袁殊的“私交”关系，为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替他创办《新中国报》和《兴建》杂志，搞所谓“兴亚建国运动”。他堪称是一位情报高手，懂得在情报领域的争夺战中，收获和代价常常是互为条件的。这就是他明知袁殊和中共方面和．重庆方面有关系，依然放手让袁去干的所在。后来，当袁殊向岩井英一介绍并推荐播汉年时，岩并很快答应下来。他对部属说过这样的话：“（他）很佩服潘汉年，并且关心播的安全。”其目的是：想把中共的重要情报官员纳入自己的情报网系。此乃后话，略。

潘汉年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上海百老汇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殊简单地说明了自己目前的身份和处境之后，突然把话锋一转说道：

“你到我这里来，恐怕已经被日本特务注意到了。我应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呢？”

这太出潘汉年的所料了！就在这一瞬间，他甚至想到了自己的被捕，因为袁殊毕竟是个变节分子，而且还供出过自己的同志！他既不能斥责袁殊在玩“脚踏两只船”的把戏，更不能拂袖离去，他唯有镇定应付，变被动为主动。因此，他若无其事地说道：

“既然这样，你就将计就计在敌伪内部站住脚，取得合法地位。同时搜寻敌伪情报向我提供。只要是为抗战真正出力，我们是会谅解的。至于我们这次会见，你就说我是你的一位老师。可以用我的一个化名：胡越明。你就说我过去是一个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曾经和林伯渠、郭沫若、叶剑英、叶挺等人熟悉，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是可以帮助你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的。”

潘汉年这番滴水不漏的讲话，基本上满足了袁殊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在岩井面前表示他关系广、门路多、有办法；二是怕万一以后他和潘汉年的联系被岩井知道了，他也算事先有过交代。”另外，他从潘汉年的讲话中感到对他是信任的。不仅没有把他当汉奸看待，而且还表示愿意帮助“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因而他放心了。接着，他又问：

“要是岩井要求我将你介绍给他怎么办？”

这又给潘汉年出了一道大难题。袁殊的问话，已经表明他事先颐沙岩井英一并把潘汉年的关系透露给了日本人。时下，日本人并未对这次会晤采取断然措施，说明岩井英一是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潘汉年遂决定借机打入“岩井机关”，扩大搜集敌伪情报的来源。故坦然地答说：

“那我就用胡越明的化名同岩井见面。就说我愿意和你在香港合作搞情报。”

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袁殊首次向潘汉年谈了在春夏之交，他曾按照军统的部署，准备破坏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不慎被其头目李士群抓获，随即又被升任副总领事的岩井英一保释，井在他亲自主持的“岩并机关”效力。从这时起，袁殊的身份已经正式变成“岩井机关”的一员。历史的真实是：袁殊作为“两面分子”，“他在潘汉年面前，是多少隐瞒了一些他和岩井关系的实际程度的，但他在岩井面前，也显然隐瞒了他接受潘汉年的指示和领导的真相。他是脚踏两只船。”对此，潘汉年是估计不足的。究其原因，除去潘汉年在情报工作中的自负外，主要是他太重感情的悲剧性格所致。四十年后，曾反对起用袁殊的夏衍同志还不无惋惜地说：

“汉年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人不慎，轻信袁殊就是一例。”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袁殊在潘汉年的正确引导下，很快成为我方打入“岩井机关”的内线人物。他通过和岩井英一的私下交往，很快获知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中的北进派业已失势，新上任的陆相东条英机的战略意图是南进。为实现海上强国的梦想，日本决定在南太平洋及其岛国和英、美等国争霸。同时，还获知日本为确立南进战略的实施，外务省决定与苏联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这对我党中央未来抗日的决策―乃至于斯大林为苏联制订战略防御计划，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事后追论：潘汉年在实施这一计划中的得失相较，得是了不起的。建国以后，紧紧抓住失的方面，人为地把潘汉年打成“内奸”，真是天大冤案！

事过不久，潘汉年应袁殊之约，在上海虹口一家日本餐馆里与宕片英一见而。由一二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一或曰带有一茱种面试的成份，宕片英一没有一也不可能对潘汉年提出其沐的任务。买事求是地说，潘汉年在这次面试中获得了成功。他的学．者风度，不同凡响的政治见解，都给岩井英一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高兴地对潘汉年说：

“欢迎胡先屯仁和袁先生合作，欢迎胡先生做我们的朋友。”

潘汉年回到土海不足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系统地组建起情报工作的据点，配备了必要的情报干部班一子，而且还分别打入了伪特工总部“七，十一六号”和“岩井机关”，建立了可靠的内线，并取得了重要情报，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战略情报任务，应当说是战绩辉煌！

但是，他在家庭生活中却是一位失败者。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吸，他个人的情感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由于潘的家庭生活直接影响着未来和董慧的关系，很有必要剖析，一下潘的相当矛盾的家庭观。

潘汉年的原配夫人是许玉文。诚如前文所述：是在潘十八岁那年由母亲作主结婚的。播汉年是在五四风潮影响下步入文坛，而后又投笔从戎、弃文从政，进而成为我党30年代闻名上海的情报战线上的领袖人物的。他不但有着远大的革命志向，有着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而且一直是崇尚个性解放，极富有叛逆的性格。他的理想伴倡，绝不是许玉文这样封闭型的农村妇女。因此，从他们结婚那天开始，就埋下了难以为继的种子。

许玉文也深知潘汉年不爱她―或说是她自己配不上潘汉年．但她是在传统道德中长大成人的妇女，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询”的从一而终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她作为一个女人如何获得情感上的解脱呢？唯有在这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汉年寻衅，借以发泄情感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这样，就陷入了夫妻吵架的恶性循环……

潘汉年力什么能容忍这样的夫妻生活长期继续卜公呢；这是为特定的时代和文化氛围、道德观念所决定了的。潘汉年非常热爱自己为妾的母亲，他不愿意因和许玉文分离而增加母亲的痛苦。同时，他也不愿因离异而给许玉文带来所谓“寡妇”的痛苦。另外，他所从事的情报工作又不允许他因离婚而暴露身份。所以，这不一幸的婚姻整整持续了二十年，可当笔者写到潘汉年和许玉文的夫妻关系，我就会想到·代文坛宗师鲁迅先生那不幸的婚姻。啊再伟大的思想先行者，也是难以冲破固有的文化和道德束缚哟！

就说是许玉文吧，她的情感痛苦也是令人同情的。她作为妻，理应获得丈夫的爱。她和潘汉年的争吵是被迫的。再者，潘汉年从未想到帮助和培养她走上革命道路，使她长期困守在没有温暖的家庭中；同时，潘汉年又因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必须对她严格保密，这又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上增加了没有一作上的志关系，她就像是一具有气的木乃伊为潘汉年守着这个家－一无意地为潘充任情报工作的保护伞，这对她而言，其痛苦程度绝不业于潘汉年！

潘汉年自上海沦陷撤往香港之后，许玉文在沪孤守已近两年了。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在沦陷区长达六百余个日日夜夜，其精神所受到的折磨是难以想象的。而今，她终于又盼来了远别的丈夫，希冀能多给她一些爱的慰籍。但是，潘汉年不可能满足她这不算高的情感要求，而．且还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情报工作中去。所以，他们夫妻之间没有那种“新婚不如远别”的欢愉。相反，他们的相见又变成了更大的分裂的起点。结果，只要潘汉年回到这个家里，许玉文就歇司底里似地和他吵架，而他又不可能反唇相一骂，唯有把这痛苦深埋在心底！

但是，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潘汉年终于提出了和许玉文离婚的要求。这对许而言，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结果，他们的吵架又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当潘汉年默默地忍受许玉文泼妇般的吵骂时，董慧却来到了潘家，给他送来了一份寄自香港的密件。董慧见到潘汉年的妻子吵骂情景，真的惊关了，她难以相信这是事实，情不由己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

“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不讲理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