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以后，很快就变成远东有名的自由港。随着欧美诸国以及日本的经济渗透和竞争，它一直是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因此，它就像是上海的租界地一样，也很自然地变成了中国各种政洽力量进行角逐的重要活动场所。

“七·七”芦沟桥事变一声炮响，中国沿海的主要城市相继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使欧美诸国在华利益受到了严重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又变成了世界两大敌对的政．治势力进行角逐的场所。

因此，在这非常时期，英国、日本，共产党、国民党，都很自然地把香港变成了各种情报―尤其是战略情报的来源地。当然，这也是潘汉年和对手进行情报战的主要舞台。

潘汉年作为中共在香港负责情报工作的总指挥，他清醒地认识到，而今在香港进行情报工作，远非当年在上海所能比拟。那时情报工作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特务和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而情报工作的重点，主要是为发展中共组织，为保卫中共领导机关的安全服务，为各根据地的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提供决策的依据。今天情报工作的主要对手是日本以及即将建立的汪伪政权。而昔日的对手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已经降为次要的矛盾，恰如其分地处理好既联合又斗争，既互为对手又有条件地协调对敌，就必然地增加了情报工作的难度。为了向中共中央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潘汉年首先建立了精干的情报网系和活动据点。据史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又路军驻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是当时最为精干、最有成效的情报班子。由李少石同志负责，下面有连贯、柯麟、徐明诚等人进行情报工作。由于李少石等同志和国民党上层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战略情报的搜集任务；

二，东北抗联驻港办事处所属的情报点，由董麟阁负责。董受东北抗日将领李杜领导，而潘汉年和李杜远在上海就过从甚密，并有着横向的情报关系。在香港期间，潘汉年指示李少石和董麟阁进行单线联系，互通有无，扩大了情报的来源；

三，苏联派驻香港的情报点，由朱伯生负责，其雇用的主要情报人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苏联搜集国际情报资料。由于当时中共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加之双方的情报人员比较熟悉，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定期交换情报，秘密进行横向合作。

潘汉年和董慧见面不久，“延安中社部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负责组建，并统一领导。”潘汉年从组织上将上述三个情报点纳入建制以外，又从廖承志处调来张唯一同志，负责华南情报局的内勤和机要，相当干秘书长的职务。不久，在张唯一的直接领导下，又建立了一个包括陈曼云、梅黎、高志昂等人的情报班子。以此为核心，逐渐把情报工作的触角深入到香港各个阶层。

正当潘汉年继续扩大在港的情报网系的时候，延安中社部又指示他“着手建立上海的情报工作据点，并逐渐拓展为一个敌后的情报网络，积极开展工作”。对此，潘汉年虽然已经有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并提前向董慧同志做了具体的布置，但他没有想到最近几天以来，“延安方面已经一再指示，要加紧搜集敌伪方面的情报。”潘汉年知道，香港虽然号称“孤岛天堂”，各种政治力量在这里可以“自由”活动，是一个难得的情报基地。但是，若想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敌伪方面的第一手情报，还必须到敌伪统治的中心地区上海去开展工作。随之他又想到：董慧就是香港和上海之间的特殊的情报交通员。

1939年中秋节刚过不久，已经奉命就任道亨银行职员的董慧叩开了潘汉年的门扉，她从入时的手提包中取出一封挂号信，说道：

“这是上海寄来的密件。”

潘汉年接过密件，随即扫了一眼，信封上用毛笔工整地写着“董慧女士亲启”，但封启处依然未动，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用剪刀小心地剪开信封，取出一纸用各种代号、隐语写就的密信，他看后微笑着说：

“董慧同志，我早就算定了，你是‘位最为称职的情报交通员。果不出所料，第一次就送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应当受到表扬。”

董慧并不知道这份重要情报的内容，她认为自己利用父亲为董事长的道亨银行，传递这类重要情报易如反掌，没有侦探小说中那种离奇的情节，也没有显示情报才华的技巧，所以当她听到“应当受到表扬”这句话以后，故有些腼腆地摇了摇头。

使用董慧这种类型的情报交通员，是潘汉年根据形势的需要而设立的。也可以说是他总结了当年在上海利用专职交通员，经常发生被捕、叛变，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的教训，而启用的非专职性的交通员。对此，潘汉年的忠诚助手刘人寿同志作了如下评述：

汉年同志在敌区常用的矛法，是善于把党的一邵分工作（包括交通）尽可能建立在一可靠的社会关系中，尽量少设脱产机关。这是他接受了第二次革命战争中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也是他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一种表现。1940年至1943年，量慧同志（后与汉年同志结婚）负责管理经费收支。她在她父亲开设的银行中任职员。汉年同志用她的这个身份，指示她利用往来于港沪之间的可靠同事或其他社会关系，传送经内部包装或密写的材料（包括请示和指示文件）。所以从1931年至1941年，我们并没有专职脱产的港沪交通员，但从未发现差错。1946年至1948年，陈曼云同志也通过她爱人蔡燕生在电影界的可靠朋友（送递情报和材料）这样做，扎从没有出现过差错。

潘汉年看着董慧那腼腆的表情，完全能理解这位初涉情报工作的助手的心理，遂意味深长地说道：

“情报工作是惊心动魄的。但获得情报的阶段，转移情报的途径，却要求越不显眼、越安全为好。从某种意义一1几说，能够耐住长年的寂寞，能够忍住同志―乃至于最为亲密的战友的误解的情报人员，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也是最有贡献的。”

董慧知道潘汉年又在教她如何做好情报工作，所以她用心地听潘汉年讲的每一句话，品味这每一句话的寓意。最后，她习惯地操着谦虚的口吻说：

“请放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努力做到你提的这两条要求。”

“不对！你必须完全做到这两条要求。”潘汉年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两条要求，是情报人员的基本功。懂吗？”

董慧第一次听到潘汉年如此严厉的话语，惶恐地点了点头。

“从现在起，你必须做好停止过组织生活，有意地远离你的同志和战友的准备。换句话说，你要很自然地生活在不习惯的圈子中，和你最不喜欢的人交朋友。懂吗？”

“懂。”

“董慧同志，”潘汉年和缓了自己说话的口气，谆谆教诲，“你必须清楚，延安的马列学院，党的正常组织，是不会为我们提供有用的情报。相反，他要求我及时地把有关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他们，为他们决策提供依据。”

董慧就像是一位好学的小学生，于认真听讲的同时，仅仅是点点头。

“董慧同志，你认识一位叫简竹坚的人吗？’’潘汉年把话题一转问道。

“认识。”董慧感到有些诧然，她看了看等待回答的潘汉年的表情，答说，“她是香港著名实业家简玉阶的女儿，和我的身份差不多，是一位名门闺秀。”

“听说你自延安回到香港不久，这位名门闺秀曾经找过你，是吗？”

董慧听后大吃一惊J昔日在延安，她曾经沂同志们说过潘汉年神话般的传奇故事，但那时只是当听福尔摩斯的故事一样，……仅仅是听听而已。今天，连名门闺秀简竹坚私下拜访她的事情，都掌握在他的手心中，这岂不是太神奇了吗？她望了望潘汉年那极其平静的样子，渐渐地由惊奇变成了敬服，遂情不由己地点了点头。

“你知道吗？”播汉年看了看董慧依然有些惶恐不安的表情，接着说道，“就是这位名门闺秀，从你的服饰和神态，一眼就看出了你是共产党，尽管你编造了这两年的历史。”

董慧越发地紧张了！她想辩解，可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一时坐立不安起来。

“我对你讲这件事，有两个目的：其一，作为情报战线的一员，必须善于伪装自己，不仅要骗过和你斗法的对手，甚至还要骗过自己最亲近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夫妻。”

董慧习惯地点了点头。

“其二，我正式通知你，这位名门闺秀简竹坚为革命所感召，表示愿意为我们做些事情。你要通过自己的途径，协助组织考察简竹坚的情况。自然，也包括考察她的父母和兄妹的政治态度。”

董慧深沉地点了点头。

简竹坚在董慧的帮助和工作下，很快被潘汉年吸收到情报网系中来。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成长为一名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在隐蔽的战线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她还动员自己的兄妹把他们家创办的一所学校作为秘密工作的据点。此乃后话略。

这时，潘汉年指着董慧带来的密信，遂又严肃地吩咐：

“过几天，有一位自上海来的关露小姐找你。到时请你通知我，并带她去见廖承志同志。”

关露，原名胡寿嵋，又名胡媚，原籍河北延庆县（今属北京市），于1908年出生在山西太原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里。父亲在清末民初当县官，专横暴决；母亲是赌场上的“抵押品”，但性格倔强，并不屈从于封建专制的父亲。这对关露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父母相继谢世之后，关露随外祖母来到南京，在二姨母家旁边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来。大革命失败之后，关露目睹了反革命大屠杀，令她越发地僧恨这个旧的社会制度了！

不久，关露为了逃避家庭包办婚姻，毅然由南京逃到上海，在冯伊泪女士的帮助下，考进了沈钧儒办的上海法学院。读书期孟凌触了一些地一F共产党人，读了一些革命的书籍，对社会、人毛新的认识。1928年暑假，她又考了南京央大学。最初，她考些文学系，除系统地学习文学知识以外，她开始练习写文一李，处女作她的故乡》发表在欧阳山主编的《幼稚周刊》。不久，她又结识了戮、受翼、胡风等进步作家，文学创作也日渐成熟，女也自己的话说：“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上海“二八”淞沪抗战前后，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旋即又在张佩兰等介绍一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一犯人中办夜校，搞宣传，组织女工投身于革命。在这期间，又在彭怂、汤珍等人的介绍加入“左联”。而被电影艺术家赵丹唱红的一代名曲《春天里》的歌词，就是出于关露的笔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关露依然留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就在潘汉年重返香港的秋天，原为共产党的叛徒，时为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一手豢养起来的走狗，未来汪伪政权杀人不眨眼的刽子一手－一李士群，为厂自身的利益，通过关系向上海中共地卜党组织表示：他愿意和中共方面有一些联系，愿意向中共提供一些情报。同时，他还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将他过去的朋友胡绣凤安排到他那里去工作，由胡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系人。

由厂此事关系甚大，加之胡绣凤和她的丈夫李剑华教授这时！〔在大后方作国民党卜层工作，刁时难以抽出身来，故上海地下党组织密电请示南方局。

南方局接匕之后，遂和在香港的潘汉年联系，一是通报李士群的动向，再怂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派遣何人接替胡绣凤打入李卜群的身少性，搜集日伪特务机关的情报。

胡绣风和李剑华夫妇原是潘汉年的一个情报关系，他们夫妇议然准以执行这一特殊的使命，潘汉年就很自然地想到了胡一月曰勿目甲毛即”

绣风的女女枚已改名关露的胡寿洲。他几经和南方局密电协商，决定关露代替妹妹胡绣凤去做李群的联络工作。同时商定：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密电通知中共七海地下党组织，亿即通知关露，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小廖，即时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川司志。由于廖在港的身份是公开的，加之他又是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贵公子，征又前来往访的各界人士很多，由廖负接待联络是安全的。

关露奉命南下香港，下榻之后，立即到九龙去找廖承志。不万，廖因事外出，未遇，关露留了一张字条，遂返问香港榻处。

翌臼，廖承志约潘汉年一起到香港饭店找关露。潘汉年和关露远在“左联”时期就相识了，而且关露一度还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因此他们的和见是用不着客套的。寒暄过后，潘、廖遂向关露“布置了新的二作任务，要她回上海后，到江伪特务机关去，做策反工作，找一个重要人物（即李一上群），争取他为我们党做工作。”

关露知道，到敌人的特务机关去，是危险而又艰巨的任务，但想到这是党的工作的需要，就欣然同意了。”廖承志同志说了注意的事项后，潘汉年又嘱咐关露说：

“千万要注意，你在那儿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关露深沉地点了点头。

“关露同志，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能辩护。”潘汉年又叮嘱说，“你要是辩护就糟了。”

“我不辩护。”关露连连点头说。

从这个时候开始，“关露在潘汉年的饭计下浓情报工作，不顾个人安危，忍受朋友们的误解，出生入死，为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她一生却数度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残酷的审中，被搞得神经分裂。潘汉年银销入狱之后，关露的下场就更为悲惨了。此乃后话略。

关露离港赴沪不久，潘汉年收到了中央的密电通知：要他尽快地收集日蒋、日汪、蒋汪之间的新关系的情报，以便设法阻止蒋汪携手、宁渝合流的局面。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留驻在沪的情报人员难以完成如此重要―并带有战略全局意义的任务，而自己在港又无从获知这方面的情报。他几经和中共南方局联系，毅然决定北去上海，在重建庞大的上海一带的情报网的同时，尽快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这项带有战略全局意义的情报任务。

情报中心移往上海以后，还必须确保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情报局正常的情报运转。与此同时，还需要这两个不同地区的情报系统进行有机的配合，方能较为准确而又及时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因此，潘汉年除去由他自己统一掌握和协调之外，还必须建立安全的情报交通。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了董慧。行前，他找董慧严肃地谈话：

“根据形势的发展，你的工作重心必须随我转移到上海去，有什么困难吗？”

潘汉年谈话的语气是征询意见的。但是，任何一位情报战线上的共产党员都明白，这就是组织决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另外，董慧出于青年那种离家远行闯**天下的好奇心，以及对潘汉年发自内心的崇拜，她听说自己将随潘汉年去上海开展情报工作，打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所以她毫不迟疑地答说：

“没有困难！我愿意去上海，努力完成你交给我的新的情报工作。”

“我没有新的情报工作交给你，”潘汉年扫了一眼董慧那碎然一征的表情，吟哦有顷，遂又低沉地说道，“你到上海以后还是干老本行。所不同的是，你由香港道亨银行的职员，变为上海道亨分行的职员，继续负责保管情报经费以及传递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情报信息。”

董慧听后虽然没有了方才的热情，但她一想到自己能跟着潘汉年从事情报工作，内心还是高兴的。所以她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

潘汉年是理解董慧这种特殊的心理变化的。他突然严肃地说道：

“你的态度很好。但是，行前你必须要征得你父亲的同意，决不能因你们父女之间产生误会而影响工作。”

“请放心，”董慧看着潘汉年那严峻的表情，知道北去上海的责任重大，她信心十足地解释道，“我父亲是位开明的实业家，他从不过儿女们的事情。”

潘汉年微微地点了点头，旋即又以近似命令的口吻说道：

“好！你回去准备一下，听候我的指示：近期随我北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