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虽说时令已经进入中秋，但南国的香港依然是酷暑不退。加之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就要到了，香港人站在大喊大叫的商店门前争相购买月饼、水果，乞求在这战乱南移的1939年能合家团圆，因而又越发地增添了几分热气！

夜幕渐渐降临大地，尚未圆满的皓月刚刚爬上东山，各种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忽明忽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习惯于夜生活的香港人相继走出家门，快步走在人行道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啊！这就是被大英帝国侵占了近一个世纪的香港。

在香港一条车流如水、人声鼎沸的窄窄的街道上，迎面驶来一辆银灰色的“雪铁龙”轿车，戛然停在了“道亨银行”的大门前。司机麻利地打开前车门步出轿车，又转身拉开后车门躬身车旁，谦恭地说道：

“胡先生，道亨银行到了，请下车。”

坐在后排车座上的胡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右手拿起入时的红木手杖，左手拎起一盒特制的蛋黄月饼，不慌不忙地走出轿车。接着，他把右手的红木手杖往左腕上一挂，取出一张面额十元的港币，颇具身份地说道：

“拿去吃宵夜吧！”

司机双手接过十元港币，千恩万谢后钻进轿车，驾着“雪铁龙”轿车飞也似地驶去了。

这位胡先生中等偏高些的身材，穿着一身浅咖啡色的西服，系着一条并不跳色的高级领带，显得十分得体。如果在用心端详这位胡先生的面庞，准会禁不住地说道：“好饱满的天庭，好大的一张吃四方的嘴巴”再配上那副金丝框眼镜后面炯炯有神―且又相距较远的眼睛，又会自然地想到“福人自有天相”这句卜语。他就是威镇上海滩，令中统、军统两系特务闻风丧胆的潘汉年。时下他化名胡越明，人称胡先生。

潘汉年于1937年12月中旬，安全撤退了留居上海的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爱国名人之后，遂与夏衍等同志撤离上海，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之中，乘坐一艘法国大邮轮驶向公海，历经极其艰难的航行，于1938年2月到达香港．

这时的香港，依然沉浸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的西方生活中，丝毫见不到亡国亡家的景象，这对初到香港的潘汉年而言，就像是一把裹着蜜糖的毒剑，刺在了他那颗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一上！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沦陷中的上海的战友，他更为思念留居故乡―有教授摇篮美誉的江南宜兴―的母亲！

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的母亲为父亲的小妾。因而母亲“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品质，一直影响着他的成长。同时，为妾的母亲那种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也在潘汉年幼小的心灵中扎了根，发了芽。换句话说：也在潘汉年的性格悲剧中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然而在亡国亡种的大局面前，母亲的忍辱负重和父亲重视名节的操守，又化做了尽忠报国的民族气节，为救亡抗日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潘汉年在香港稍事停留，即经广州北去武汉，向不久以前成立的中共长江局的领导汇报在上海期间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赞赏。这时，周恩来同志业已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之职，意调潘汉年去第三厅协助郭沫若工作。但张厉生等人借口潘汉年“色彩太红”，未能如愿。旋即又受命返回香港，和廖承志等一道从事统战工作。在这期间，他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并和廖承志一道向海外华侨为八路－军募捐寒衣和医药。他们二人联手合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除去公开的统战工作以外，还继续领导部分秘密工作，搜集各方面―尤其是日本侵华的战略情报。

1938年8月，潘汉年奉命经广州、武汉返回延安。不久，他以地区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也就是在这次党的会议上，由王稼祥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意见，从而结束了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统治地位。会后，潘汉年调任中社部工作。他在康生的领导下分管情报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培训、鉴定和派遭情报干部方面的工作。越年4月，他不幸患眼疾，急需动手术，经组织决定，绕道重庆到香港治疗，并协助廖承志工作。同时还要顺便了解和兼顾香港的情报工作。在港历经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潘汉年的眼疾基本上恢复正常。恰在这时，他又收到康生发来的密电，要他留在香港，专门搜集敌伪情报以及美、英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资料。由此潘汉年正式接手香港的情报工作。

正当潘汉年着手整顿、发展香港情报网系，并深感人手不足的时候，他接到了上级的密电通知：延安为他派来了一位名叫董慧的女助手。他遵照预先约好的时间，于当晚准时来到了道亨银行的门前。他步出轿车，习惯地打量了一下周围环境，遂向一位年长的守门人递上一张名片。这位年长的门房一看胡越明三个字，毫无表情的脸上碎然绽开出笑颜，他急忙打开铁门，向半边一闪，半躬着上身，非常客气地说：

“我家小姐盼咐过了，胡先生，请！”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藉广东，于1918年出生在香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中。其父董仲维是道亨银行的董事长，其资本虽然并不雄厚，但他以耿直的为人，遵纪守法的经商，赢得了香港同仁的拥戴，一度被推为香港商会的会长。因此，董慧自幼年始，就受着很好的家庭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被送回广州培道中学读书，并于1937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她为了深造，只身赴北平报考大学，尚未进入考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她基于民族的义愤，和一些不相一识的各界人士走上北平的街头，声援坚守北平的中国军队。令她失望的是，北平终于沦陷日寇之手。不久，她随平津的流亡学生一起逃亡到了西安，并考取了西北联合大学。但是，年仅九岁的董慧再也不能安于读书了！她为了寻求抗日救国之路，主动地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求报考延安的革命学校。经过严格考试，被延安的抗日大学正式录取。从此，她开始走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董慧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并于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她又被选送到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曾和江青同学，并同住一孔窑洞。董慧生性单纯、清高，既没有江青的野心，更没有江青的“勇敢”，她更为天真的是，还曾公然反对江青追求毛泽东主席。多年之后，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9年夏天，董慧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读书生活，正当她像其他同学那样准备开赴抗日疆场，借以报效危亡中的祖国的时候，组织上却根据她在香港有着很好的社会关系，决定派她回香港协助潘汉年搞情报工作。她怀着依依之情，告别了她学习、战斗近两年的延安，经重庆又飞回阔别多时的香港。

在延安近两年的学习生活，完全改变了董慧那大家闺秀的生活习性。当她再次躺在那久违的舒适的沙发**，又条件反射似地想起了延安窑洞中的土炕，她真诚地自我谴责：“过这样的生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因此，她是真心地想念延安的一切！

董慧投身于革命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着救亡抗日大潮的裹挟，成为一位普通的弄潮儿。所以，她具有热血青年抗日救国的一切时代特征－一一要把自己的血肉筑成一座新的长城。时下，党组织突然决定要她回到自己熟悉的香港从事情报工作，这实在是太出她的所料了！另外，说到情报工作，她就很自然地想起读过的侦探小说和反间谍小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惊险情节，．立即在她的脑海屏幕上浮现出来。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感油然生出－一“我行吗？”的问号越来越大，令她自己难以解答。但是，她毕竟是有着一年半以上党龄的同志了，对服从组织决定是坚定不移的，她为了能尽快地进入“情况”，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位“胡先生”的到来！

“胡先生”如约被带到了董家的客厅，令董慧惊诧不已的是，竟然是敬仰的潘汉年老师。就在他们相见的那一瞬间，她想起了自己在马列学院读书的时候，潘汉年应邀前来作报告的情景，以及她在延安曾听过的有关潘汉年在敌后神出鬼没的传说，她那畏俱情报工作的心理迅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幸运的喜悦。她急忙迎上去，说道：

“我以为胡先生是谁呢？原来是当过我们老师的潘先生。”

“你认识我？”潘汉年望着点了点头的董慧，遂又微微地摇了摇头：“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位学生呢？”

董慧一听，方才那种惊喜之情又迅然降温，处于女性的本能，遂又变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她追述了潘汉年在马列学院讲课的往事，又坦诚地说道：

“先生是可以不认识学生的，可我这个学生怎么也忘不了您这位先生。我希望从现在起，您这位先生再也不要忘记我这位学生，哪怕将来我这个学生笨得出奇，您这位先生也不要嫌弃我。”

“不会的，不会的……”潘汉年边说边把手中的月饼盒子放在茶几上，旋即又不客气地坐在了沙发上。他抬头一看依然站在原地的董慧，反客为主地打趣道，“我可不是来你家教私塾的，不必得到我的允许后再落座。”

董慧被说得难为情地笑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坐在了潘汉年对面的沙发上。但是，当她看见那盒月饼的时候，她又很自然地想到这是旧的中国―尤其是香港人所遵从的请客送礼的陋习，她不高兴地说道：

“潘老师……”

不准叫潘老师，我现在的身份是胡先生。”

“是……胡先生，您到我家来，是用不着带东西的。”

“不对！’’潘汉年变得异常严肃起来，然而当他发现董慧那种震愕的表情，立时又变得和缓了许多，“从现在起，你必须清楚自己的身份，更应该明白你我之间的关系。一切言行，一切活动，都要为我们共同的最高任务―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情报工作服务。”

董慧羞色满面地点了点头。

“换句话说，个人的情感，个人的爱好，都必须要服从我们这个共同的最高任务。”

董慧那碎起的羞色逝去，十分理解地点了点头。

“你现在的身份，是道亨银行董事长家的大小姐，穿着如此简朴的服装，依然留着延安妇女时兴的发型，这怎么行呢？稍有情报常识的敌人，一眼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董家的大小姐被赤化了，她突然回到香港，一定是肩负着共产党交给的重要使命。”

董慧听后感到问题严重了！同时，她首次发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无知。她望着面前这位严师，不仅没有半点委屈之感，相反却油然生出一种钦敬之情。她心悦诚服地说：

“我明天就去香港一流的美容发屋美容，做发型。”

“但不准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你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爱国实业家。”潘汉年看了看微然点头的董慧，再次强调说：“切记：起居饮食，发型服式都要合乎身份。在这些方面，绝不露出半点破绽，给党的情报工作带来损失。相反，我们要恰到好处地利用这一切迷惑敌人，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董慧信服地点了点头。她就像当年读书时那样，肃然端坐，两只眼睛一眨不眨，聚精会神地听潘汉年讲话。

“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呢？”潘汉年自问自答地摇了摇头，遂又换做另一种口吻说，“刚一见面，连声辛苦也不曾说，就劈头盖脑地教训了你一顿。”

“不，不！你教训得好，教训得及时、在理，我真诚地希望还

“继续听我教训，是吗？”

“是，是。”

“准确地说：我不是教训你，是有意在借题发挥，给你讲讲情报工作的一般常识。”

董慧至此才恍然醒悟：潘汉年是在教给她如何做情报工作。因此，她越发地对面前这位情报工作的严师充满了感激和敬仰之情，遂禁不住地说道：

“你再多教训我几句吧，我一定认真听。”

“我哪有这么多的教训啊广潘汉年被董慧那求知若渴的淳朴表情逗笑了，“搞情报工作就像作文章一样：再高明的先生，也教不出一个文豪学生来。这不仅是文无定法，变幻无穷，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天赋、才分也不一样。聪明的人，大多是会扬长避短，写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文章来。这也就是《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风格即人的道理。”

董慧面对潘汉年这样的先生还能说些什么呢？她唯有认真听讲，认真领会的权利。因此，她尽量地不打断潘汉年的讲话，希冀能多听到一些有关情报工作的经验之谈。

接着，潘汉年扼要地分析了中国抗日的局势。他指出汪精卫自去年年底逃到河内发表“艳电”之后，日本侵略中国已经从武力进攻转为“和平诱降”的阶段。中国救亡抗日的危机，随之也由武装抗击日本侵略，向着揭穿日本“和平诱降”的阴谋转变，让汪精卫这些民族败类，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的老鼠。时下，汪精卫在日本人的庇护下逃到上海，并到日本东京朝拜了裕仁天皇，接下来，他就必然变成爱新觉罗·溥仪第二，在南京建立第二个伪满洲国。潘汉年说到此处收住了话题，沉吟片时，颇有些沉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我们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一自然也是摆在董慧你的面前最为重要的课题。”

董慧感到这一任务是那样的艰巨，同时又觉得是那样的茫然。

潘汉年并不想－一也不可能为董慧答疑，他仍旧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他严肃地指出：在新形势下的情报工作是异常复杂的，“国内外、敌我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在视野之内，都必须努力搜寻。因此，工作难度增大了，手段的现代化、多样化和复杂化，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也都是客观存在。尤其是国共两党之间从过去的尖锐对立到现在的联合统一战线，而联合中又包含着深刻的对立，如此等等。玲潘汉年讲到此处停顿片刻，遂又郑重地说道：

“怎么办呢？这不仅要求我们熟知并掌握其中的奥妙，而且还要求每一位具体的情报人员要有充分的思想难备－一理解此项工作的异乎寻常艰难的特点，努力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安全有效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董慧越听越觉得这一使命的艰巨和光荣，同时，也越发感到自己难以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所以，她很自然地流露出为难的情绪。

潘汉年似乎猜到了董慧这一矛盾心理，但他并不想立即为之解决。相反，他却加重语气，越发沉重地指出：

“董慧同志，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汪精卫傀儡政权的出笼，我们仅仅在香港搜集情报是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难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的。”

“那……该怎么办呢？”董慧终于忍不住了，她整着眉头近似下意识地发问。

“这正是我要和你谈的问题。”潘汉年边说边用那犀利的目光扫了董慧一眼，似乎是在说：“今后不准随便问为什么！”待到董慧知错地点了点头，他又接着说道，“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把情报工作的重点转向上海和南京。自然，我们设在香港的情报机关也不能撤销。在令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情报．工作的重点依然在香港。”

董慧完全地理解了这一部署的重要意义，但她这次却没有用语言或用点头、摇头表示自己的态度，她仍就像是一位听话的学生，用心地听潘汉年继续讲下去：

“为确保完成这一重要的使命，有两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负责保管党的情报工作的经费；二，保障香港和上海之间的情报交通安全。组织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由你来完成这两项工作。”

“我……”董慧惊得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大有不知所措之感。潘汉年十分平静地示意董慧落座，旋即又微微地点了点头。

董慧身不由已地坐在了沙发上。也就是在这同时，她觉得自己被突兀而来的困难吓倒了，失去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待困难的态度，遂诚恳地检查：

“我不是惧怕这两副担子重，而是担心自己的能力……”

“你完全能够胜任1”潘汉年不容董慧把话说完，就断然地下了结论。

这又实出董慧的所料，她惊得张了两张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潘汉年没有说明董慧胜任这两项工作的理由，他按照自己的思路问道：

“董慧同志，把组织交给的情报经费，存入你父亲的道亨银行保险吗？”

董慧点了点头。

“由你开户保管行吗？”

董慧又点了点头。

“万一我们的情报经费暂时失去来源，或者一时供应不到，你有办法解决吗？＂

“有”董慧吟哦有顷，她看了看潘汉年那急切等待回答的表情，坚定地说，“实在不行，我可以巧妙地动用我们董家的私产。”

“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潘汉年哨叹不已地说道，“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一定向全国人民郑重说明：董慧同志是自愿带着家财参加革命的。”

董慧听了这表扬的话语，心里虽说是热乎乎的，可她的表情却显得是那样的不好意思，只是小声地答说：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做的。”

“但不是所有共产党人都能做到的。当然，组织上是决不会白用你董家的财产的，这也是应当提前向你说明的。”潘汉年很快从沉重的思绪中解脱出来，遂又平静地问道，“董慧同志，据说你父亲的道亨银行在上海设有分行，是这样的吗？＂

“是的。”

“据你所知，你父亲的道亨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两地的业务联系安全吗？”

“安全。”

潘汉年打开随手带来的月饼盒子，取出一封密信，以商量的口吻间：

“借用香港道亨银行的户主，把这封信寄到上海道亨银行分行保险吗？”

“保险。”

“请你通知有关可靠的人员，到时上海方面会有专人去取这类密件。”

董慧郑重地点了点头。

“在你未离开香港期间，如果收到上海寄来的同类的信件，必须安全、准时地转交给我，或交由我指定的取信人，能办到吗？”

“能！”

“那你既是合格的情报经费保管员，又是香港和上海之间最理想的交通员。”

至此，董慧完全地清楚了自己的使命，并且也认为自己是胜任这一使命的最佳人选。她那不安的心踏实了，方才布满愁云的面颊浮现出一种幸福且又自信的笑庸。

“董慧同志，”潘汉年蓦地又变得严肃起来，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从现在起，你必须慎之又慎，丝毫的差错，都会给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懂吗？”

董慧庄重地点了点头。

潘汉年起身走到董慧的面前，紧紧握住刚刚站起身来的董慧的双手，似乎有关情报工作的千叮万嘱都在这无言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