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佐祯昭原为日本帝国参谋本部从事对华谋略工作的职业军人。1938年夏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适应中国变化了的抗战形势，专门成立了以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为总指挥的“梅机关”。这时，影佐祯昭为“梅机关”的重要千将。他主要负责策反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成立第二个听命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伪政府。是年年底，他的策反工作收到成效，汪精卫由重庆出逃，并在越南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投敌书“艳电”。军统特务刺杀汪精卫失败以后，影佐祯昭亲自乘船南下，把吓得犹如丧家之犬的汪精卫接到了上海，并在他的一手异演下，汪精卫于1940年3月30日粉墨登场，在南京公开建立了伪国民政府。他因这一特殊的“功勋”受到日本军政两界的重视，就在他晋升为少将的同时，受聘于南京汪伪政权的最高顾问。换言之，他是日本侵略者派到汪伪政权的全权代表，自然也就是汪精卫的太上皇。

在此不久以前，土肥原贤二调回国内另有重任，影佐祯昭遂接任“梅机关”的机关长。后来，他认为自己以特务机关长的身份出任汪精卫的最高顾问，总觉得太露骨，遂又请求帝国参谋本部改任中岛为“梅机关”的机关长，但实权仍然操在他的手里。

汪伪政权成立前后，影佐祯昭又遵照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旨意，积极策划代号为“桐计划”的所谓和平运动。其实质是以武装进击国民党部队，派大量飞机轰炸重庆，压迫蒋介石和汪精卫举行秘密会谈，最终达成宁渝合流、以蒋代汪的政治目的。正当日本侵华军头子板坦征四郎奉命和蒋介石、汪精卫举行三方秘密会谈的的时候，我八路军健儿突然在华北打响了有名的百14）大战，从而迫使蒋介石取消’厂这次三方秘密会谈，再次举起了救亡抗日的旗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口本为一f确保南下印度支那的交通大动脉一一平汉和粤汉、津浦等铁路干线的畅通，相继在华北、苏北等地发动了以烧光、杀光、抢光为宗旨的大扫**。同时，影佐祯昭又亲自出面过问情报工作，希冀确保日本侵华的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所以，化名胡越明的播汉年一首先引起了影佐祯昭的注意。这就是影佐祯昭约见潘汉年的背景和政治目的。

潘汉年作为“岩井机关”的所谓情报人员，他很自然地会想到岩井英一会把自己的情况向影佐祯昭汇报。他要求潘汉年去见影佐祯昭也是正常的。另外，潘汉年受其特殊的身份所决定，他不仅不能拒绝这次约会，而且只能应约前往，唯有如此，潘汉年才能在“岩井机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更能取得日本在华的上层军政人员的信任，以获取重大的战略情报。

这次会见的地点是在上海的“六三花园”，可能是为了把气氛搞得轻松一些，是采用“餐述”的形式进行的。坐陪的有岩井英一和袁殊。

这次晤面，影佐祯昭是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的，尽管他装得是那样的随和，换句话说，他约见潘汉年的主要目的是礼节性的以示对潘的工作的所谓“关怀”，借以感化潘等人使之知悉“感遇之恩”，全心全意地为口本侵华服务。所以，他只是一般地询问潘的情况。

对此，潘汉年是在所料中事。就其情报常规而言，像这样一级的晤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涉及具体的情报事宜，只是提纲掣领的谈谈而己。但是，潘汉年还清楚地知道，这次约见是带有面试的成份的，他必须给影佐祯昭留下一个忠诚、干练、又有独到见解的印象。因此，他谈了一些大后方的消息和香港方面民主人士的情况后，又直言批评道：

“我是力主‘攻心于上，攻城于下’的策略的，因为人心是军队征服不了的。相反，还会产生严重的对立情绪。我想，影佐顾问不仅深知人心的作用，而且还熟悉我们民族的历史，一定能找出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来的。”

潘汉年的这番谈话是多义的。影佐祯昭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为潘的讲话是带有战略性见解的，而且也是口方侵华战略转变的方向。他称道了潘汉年几句过后，又客气地说：

“我和胡先生的见解不谋而合，力主中日两大民族携手共荣。我希望胡先生能为‘和平运动’多做一些事情。”

“我定尽力而为之。”

“欢迎，欢迎……”影佐祯昭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并借机再次“表扬”了潘汉年的真知灼见。

潘汉年的策略取得了胜利。接着，他为了保护在沪情报人员的安全，又说道：

“江苏省长李士群是我的老朋友，后因政见不同分手了。而今都在为‘和平运动’效力，希望影佐顾问和他打个招呼，我想和他见个面。”

影佐祯昭当即表示同意。

潘汉年要求约见的这位李士群，即是1939年秋派关露同志打入汪伪特工总部的杀人魔王。不久前升任江苏省伪省长，但依然是汪伪特工总部的实际主人。由于潘汉年和李士群这次约见，以及后来的几次会面，构成了潘汉年的所谓“内奸”罪行，故有必要对这个杀人魔王作一介绍。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李幼年在本乡私熟读过几年书，后来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李的妻子叶吉卿，与李同乡，但长李五岁。由于叶家的经济情况比李家要好得多，李在－海的生活费用，可以说完全仰仗于叶的。李后来为CC派逮捕，叶为李四处奔走，极力营救，对李可说是出过死力的，所以李在汪伪政府沐猴而冠的时候，事无大小，莫不受制于叶。

李士群曾于1927年至1928年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于1932年在上海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卜海区逮捕。由于李贪生怕死，自首叛变，旋即被派为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并要他与丁默郁、唐惠民等一起，在公共租界编辑《社会新闻》。后来，他又做过CC派“留俄同学会”理事与“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专为CC派特务组织勾引留俄的革命青年，使之背叛革命。

李十群叛变投敌后，为了效忠敌人，图得高官厚禄，向党隐瞒了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诚，想骗取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党为了考察他，遂把制裁叛徒丁默郁的准备工作交给了他。但他不因此蟠然醒悟，相反地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他与丁默郁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借杀调查科上海区长马绍武以代替J一默郁。

马绍武被杀后，CC派严伤上海区限期破案。经多方侦察，认为李士群、丁一默邻嫌疑重大，于是把他们一并扣留侦讯。过去专门用以对待共产党员的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李士群也一一身受其教了。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携带大宗珠宝首饰到南京走门子，终以色相打动调查科长徐恩曾，遂下一纸’‘手谕”，李士群又获．得自由。

1938年夏秋之间，李士群奉命出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务特务室主任。他领到川资和特务经费后，先拿了一部分给叶吉卿，要她立即回原籍，自己遂挟着余资，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逃到一了香港。

李士群在港四处活动，很快就搭上了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李在香港起不了什么作用，遂把李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由此李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变成日本侵华的鹰犬了。李叛国投敌不久，在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影佐祯昭等的支持下，和老搭档丁默郊狼狈为奸，选定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为巢穴，建立了汪伪特工总部，李当上了副主任。

李士群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他以特务活动作为政治资本，先后攫取到了汪伪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与调查统计部长等伪职。后因帮助日本侵略军在长江两岸进行残酷的“清乡”活动，又抢到了伪江苏省政府主席的职务。

远在30年代初期，潘汉年接替陈赓出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的期间，就认识了李士群。后来，潘汉年对其叛变投敌的历史也一清二楚。也正因为李士群投机过共产党，又投靠过国民党，而今又当了汉奸，说明他是一个没有政治信仰，“有奶便是娘”的跳梁小丑。换言之，他的一切行为均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得失为半径，在筹划着自己的小圈圈。潘汉年填密地分析了李士群的心路变化，断定这个杀人魔王“当了汉奸，他也并不敢死心塌地。中国和口本，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汪精卫政府的未来前景如何，他不能不有所考虑。惯于投机的他，似乎也想多留一茶后路；一旦形势有变，不至于只有死路一条。”他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不可能和国民党、汪伪政权完全切断联系；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也会和共产党人相安无事一一甚至一f为共产党人做些事情。有鉴干此，播汉年在1939年离开延安之前，“延安的情报哄，枢就研究过争取和利用李士群的问题，认为可以对他做工作，有条件地和他建立某种联系。”

事实完全证实了潘汉年的分析和判断的正确：李士群主动地寻找共产党，并请求派一专人和他联系。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遂把关露同志打入汪伪特工总部，为党搜集有关的情报。在这期间，李士群虽然未向中共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情报，但也从未切断和中共的联络。事实上，他保证了关露同志的安全。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上海的形势和环境变得更为严峻和险恶，中共的地下组织和情报人员，随时都有被汪伪特工总部破坏的危险。为了确保党的地下组织的安全以及情报系统的正常运转，潘汉年认为自己必须亲自出马，和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打交道，以便观察这个杀人魔王的政治动向，谋划对策，做到为我所用。

这就是潘汉年请影佐祯昭打招呼，要求约见李士群的全部背景。

潘汉年作为一名统管全局的情报高手，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和影佐祯昭晤面之后，又严肃认真地分析了李士群的处境和矛盾。并在会见李士群之前，和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同志一道填密地研究了一次，一致认为李士群以CC派的一个小特务，摇身一变而为部长、省主席，大有“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劲头。请看他和其汉奸同伙汪曼云如下这段对话：

“曼兄，你不要怕，没有关系的。不要说我现在的政敌有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就是再加上一个陈璧君，我也不怕他们的！……汪先生是国家元首，这顶帽子是日本人给他戴的，不是以他自己的力量做元首夕的，真正的元首不是他，而是日本人；纵然是他，那口本人就是在他上面的“太上元首’了。只要日本人替我撑腰，汪先生也是奈何我不得的，难道还怕陈璧君吗？……我在和默郁闹开的时候，也就是‘还都’前夕，重庆和我们的特务战，正是短兵相接，是尖锐的时刻，而丁在警政部长的问题上极力排挤我，情愿让给已忙不过来的周佛海去兼。我气极了。便向日本人表示，我不愿‘还都’！ 口本人问我为什么？我说：‘还都’对我并没有好处，因为我的工作是恶性的，不仅是老百姓反对，重庆政府反对，即便南京政府也是反对的，甚至连日本的老百姓也不会同情我的工作……在政治上必然会受到排挤……日本人觉得我的话不错，又怕我变，因此日本参谋部和我订了一个‘君子’协定，即在政治上，日本方面当尽量的支持我。我有日本方面的支持还怕什么？譬如“清乡工作”，汪先生已当面叫君强做好准备……日本方面便极力支持了我，从罗手里拿了过来，汪先生开始给罗的一张支票只好退票……”

由于李士群的气焰之嚣张，“在汉奸群里，是无出其右的，因此也招到了许多汉奸的嫉妒。”

同时，由于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在沦陷地区已经相当庞大，其主子日本人认为：“假使有所举动，不无投鼠忌器，所以对李士群深感尾大不掉”，大有必予取之的地步。

对此，李士群也是有所感觉的。因此，他对日本人不满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另外，李士群是个不甘失败的一亡命徒。他为了变被动为主动，遂采取“积极打通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节，以显示他的能耐，进一步取信于汪精卫。他不仅通过关露和中共方面拉上关系，而且同时又和周佛海争着和．重庆方面拉关系。就在不久之前，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曾在上海破获批军统的电台。他便利用破获的密码给戴笠打电报，试探蒋日之间的和平淡判问题。并表示：‘今后决定停止捕杀渝方人员，望彼此谅解’。云云。”

结论：时下“争取李士群的工作是既必要又可能有效的。刘晓支持潘汉年的决定。”

潘汉年是一位慎之又慎的情报高手。他清醒地知道：失误往往则是由事物发展中的偶然性所决定的。换言之，李士群虽然具备了秘密和共产党合作的必然因素，但他毕竟是个出尔反尔的杀人魔王。加之，他远在十多年以前就与潘汉年相识，知道潘的全部底细；同时，他也清楚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出高价破坏潘汉年所领导的地一情报组织，他会不会借机把潘汉年扣押，作为他在汪精卫面前邀功请赏的资本呢？对此，潘汉年不得不防。

潘汉年深知情报工作―尤其是和互知底牌的上层对手斗法，是有着极大的危险性的。其成功也往往孕育在这极大的危险性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报战线上的一切冒险，无一不是为其成功。潘汉年为了有较大的保险系数，他又分别通过打入李士群身边的关露、打入“岩井机关”的袁殊进行试探，获悉李士群很愿意会见他。于是，他决定由袁殊出面安排，约定时间和李士群见面。

潘汉年和李士群第一次会见的时间是1942年2月的一天。地点，是在李士群的二匕海愚园路的家里。这两位既不陌生又是初次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对手的相见，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戏剧性。同时，它也恰好证明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绝不是非此即彼，或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的简单。建国以后，我们的领导机关―尤其是负责审干的机关对潘汉年的处置都是那样的简单―就像是孩子看电影时所说的“好人、坏人”，来回视这段极其复杂的历史，功臣就会变成了罪人。这既是一个时代所共有的悲剧，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所必须吸取的教训！

是时，潘汉年在袁殊的陪同下来到李士群的家。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迎候在门前，他们相见握手、寒暄，真是不胜烯嘘！李士群为尽所谓的地主之谊，尽量淡化这次相见的政治味道，大谈当年和潘汉年的所谓友谊；叶吉卿也以主势泊勺身份参与其间，忽而端茶倒水，忽而也帮着李士群敲敲边鼓。简之，夫妻二人配合得还算默契。但是，从他们夫妻的表情和话音中，感到了他们是那样的缺乏底气。相反，潘汉年却不卑不亢，应对自如，一直在巧妙地驾驭着这次相见的进行。这恐怕就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内在力量在起作用吧！

李士群可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被动局面，故做出得意的样子笑着说：

“过去当共产党时，常说要夺取政权。我现在已经夺得政权了。而你呢，现在在新四军担任什么呢？”

潘汉年听后哑然失笑。因为他在这种场合既不能揭穿李士群的汉奸面目，也不能骂他卖国求荣的自我吹嘘，唯有以笑代答是最恰如其分的了。

叶吉卿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女人，她完全感到了潘汉年哑然失笑的真意：对李士群的自我吹嘘不屑置理。她急忙转移话题：

“今天的话题是叙旧，少说有关政治见解的事情好不好？”

“好好……”李士群借坡下驴，又改换另一种面孔说道：“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尽力帮助，我也希望你们能对我多帮助。”

李士群对潘汉年―实质上是对共产党的帮助的潜台词是：我们不要中断联系，要在这动**不定的时代中共同前进；李士群“希望你们能对我多帮助”的潜台词是：万一你们胜利了，千万要拉我一把。对此，潘汉年是清楚的。他说了一番加强合作的话后，又针对李士群为自己留后路的心理说道：

“我们欢迎你的这一态度。”

李士群就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的高兴，他指着一位参加会见的中年人说道：

“他叫胡均鹤，是我的助手，现任特工总部的副厅长兼江苏实验区区长。今后和潘先生的联系，由他全权负责。”

至此，潘汉年完成了全部的使命。

但是，潘汉年就像是一位千虑一失的智者君子那样，他不曾料到就是这个胡均鹤，在事后的联系中与李士群合谋作了手脚，铸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块心病。恰恰又是这块心病，促使毛泽东同志于1955年4月3日下令逮捕了他。使他至死也未翻过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