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虽然赞成国共合作，并愿为此积极奔走，但他深知这些年来两党积怨实在是太深了！若想打破这并非一日之寒的坚冰是很难的。另外，他处于职业的考虑，近几年以来经他逮捕、处决、策反的共产党人真是数以千计，中共特科无时无刻都在想暗杀他。再者，今天约见的共产国际代表，果真像邓文仪报告的那样，是昔日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那可真是应了“冤家路窄”四个字，他们会不会借此机会对自己下毒手呢？所以，他在《生活日报》上登出那则启示以后，自己化名住在另一套高级卧室里，派员昼夜守候在以黄毅名字登记的房间中，等候播汉年的到来。

潘汉年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他在《生活日报》上看到这则启示以后，也没有冒然立刻叩门求见。而是通过当年和国民党情报部门有关的情报人员出面搭桥、联络，直到双方都解除了这种互不信任的心态疑虑，他们在双方都认为安全的地方见了面。两双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手，很有分寸感地握在了一起。

潘汉年和张冲虽系国共两党的情报干将，有趣的是他们都属于“才子派”的实千家，举止言谈，落落大方，都给对方留下了相当不错的第一印象。加之双方“神交”可谓已久，也用不着例行的客套和寒暄，交谈时谁也不用那种虚以掩饰的外交辞令，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实质性的会谈，首先，潘汉年亮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而说出自己负责调解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张冲是位绝顶聪明的政治家，他认为潘汉年如此而为的目的有二：一是说明自己的身价，再是为了自身的政治安全。因为南京政府是无权逮捕共产国际派出的谈判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冲毕竟是这次秘密谈判的东道主，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遂一十分友好地说：

“潘先生是我们的客人，我一定会尽地主之谊的。有什么要求，请直言，千万不要客气。”

接着，潘汉年把自己回国的使命，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条件、扼要地讲述了，一遍，旋即又很客气地问道：

“我很想知道国民党最高当局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请张先生赐教。”

张冲听了潘汉年这番宏论，遂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潘汉年这样的谈判对手面前，诚实比虚伪的效果要好。所以，他也极其爽快地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然后又开门见山地说：

“潘先生是知道我党内情的，有些事说难办也真难办，说不难办也的确很容易办，这都取决于蒋先生。为了尽快促成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政治局面，希望潘先生随我去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和决策人，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全部意见。”

“那张先生……”

“一，我是一个真正的促进派，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二，因此，我尽其全力沟通双方的共识，缩小差异，使国共两党真的做到‘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

几经交谈，潘汉年认为张冲的态度是真诚的。为了早日实现国共再次合作，他答应随张冲去南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会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二人决定先一起乘船到上海，然后再转赴南京。

大海，浩森无际；客轮，破浪前进。潘汉年和张冲朝夕相伴，忽而纵论天下大事，忽而追怀中华民族的兴衰，两位有着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年才子，似乎都暗发出了这样感叹：

“中华民族有才干的子孙们，为什么不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呢？1＋1＝2，1-1＝0，其结果总是在无穷无尽的内耗中！这不仅会叠创中华民族的元气，而且还必然授给异帮入侵之机。”

但是，就说他们这次海途交谈吧，每人都做出一种超然的姿态，又不失潇洒的那种政治家的风度。从表面看来是那样的和谐、轻松，可是再一仔细品味每人说的内容和角度，却又是冰炭难容。和常人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脸红脖子粗的争辩，而是于谈笑风声中进行所谓的政治角逐。二者的实质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要为这二者进行区别，后者比前者更狡诈。加之地位不同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效果更坏！

张冲为了取信于潘汉年，非常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历史，并感慨不已地道出了陈氏兄弟对他的知遇之恩。当他说明自己从信仰共产主义，转而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加入国民党以后的所谓飞黄腾达的政治发迹史的时候，他竟然自嘲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人生转折的历史，我就会想起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二十五岁以前不干共产党是没有出息；三十岁以后再干共产党是傻瓜。”．

潘汉年听后哑然失笑。因为他完全清楚张冲说这番话的目的：他张冲二十五岁以后加入国民党是有出息的开始；他潘汉年刚过而立之年还为共产党卖命是傻瓜。就其常理而言，他应该―而且是很容易驳斥这一人生信仰的。可是，他清楚聪明的张冲是在说自己的人生感慨，并没有指名道姓地强加于人，他犯不着故作多情，或采用更加隐喻的话语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做不仅有失政治家的风度，而且还会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和谐氛围。所以，他有意装做难得糊涂的样子，避开了张冲有意的抛过来的话题。

潘汉年作为张冲谈话的回报，也啃叹不已地讲了自己的家世，以及后来进入上海谋生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大体情况。他为了把谈话中心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他有意迥避了自己领导特科的历史―尽管张冲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专门讲了自己在“福建事变”中的作用。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老话看来是真理。当年，蔡廷错、蒋光鼎、陈铭枢等将军在福建揭竿讨伐蒋先生的时候，我曾受命和他们建立了反对蒋先生的统一战线；而今，我又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和蒋先生的代表―张先生你进行秘密的国共和谈。我看，这不是国共两党有意妥协，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张冲听后暗自说了一句：“真是厉害！”他为了继续窥探潘汉年的政治主张，又有意地问：

“不知潘先生―或更准确地说，共产国际是怎样看待‘两广事变’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两广事变’是蒋先生逼出来的；但从国际反法西斯大局出发，从中华民族危亡的态势需要，应当把‘两广事变’的兵力用在抗日图存上。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蒋先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高举全民族同心协力抗日的旗帜。”

张冲暗自敬服潘汉年这段滴水不漏的谈话。他－―包括潘汉年都清楚，谁也改变不了对方的政治信仰‘再在这些方面进行这种旁敲侧击的交谈，是没有实在意义的。同时，他们二人知道“卖啥吃喝啥”这句俗话，遂又很自然地把谈话内容转到国共合作上来。

潘汉年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政治家，而且他也清楚自己的对手―张冲是一位有着很高的政治修养的才子，完全用不着那种强夺人意的说教。他首先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势，又讲了中国救亡抗日新的形势发展；接着，他才着重说明中共《八一宣言》的由来和基本精神，以及中共方面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最后，他苦笑了一下，又说道：

“我深知任重而道远这句古话的份量。但为了完成这一民族重任，我受命回国就给自己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知难而进；二是不怕道远。不达目的，誓不回头！”

张冲赞扬了潘汉年服从民族大任的精神和决心。旋即他又说明国民党为了完成救亡抗日的历史使命，对外一直主张和苏联修好，争取苏联能援助中国杭日；对内希望各地军事实力派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扩同时也希望在这一大前提下和中共进行谈判。最后，他也不无为难地摇了摇头，深沉地说道：

“水流千遭归大海，我看这也是一条难以抗拒的规律。所谓任重道远，恐怕就是缺少像你我这样疏通河道梗阻的人。你说是吧？”

潘汉年当然知道张冲所指的水流大海的本意，是指全国诸地方军事实力派―包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最终都要归到蒋介石的魔下．他不便直言相驳，遂吟哦有顷，巧妙地答说：“淮南先生说得很对，水流千遭，是一定要归到救亡抗日这个大海中去的。我愿意和淮南先生一道，积极地去做疏通河道梗阻工作的。”

“好，好……”从张冲的表情可知，他这个“好”字是言不由衷的。他可能从潘汉年对他的称谓的变化，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又进了一步，遂又诚恳地点了点头，算是一种礼节性的补就。

潘汉年和张冲不愧是国共两党的精英，而他们这种所谓高层次的交谈方式和内容，也的确折射出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干年的文化传统。他们各自的目的是：一吃掉一变成二，结果却是1-1＝0；危亡中的中华民族需要的却是1＋1＝2。啊！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并不以潘汉年和张冲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潘汉年和张冲于谈笑中结束了这不同寻常的海．上旅行，船抵上海以后，他们又立即改乘火车，转赴南京。张冲不愧是礼仪之邦的嫡传子孙，他把潘汉年这位特殊的贵宾，安排在有名的南京扬子饭店下榻。接着，他又要求潘汉年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以便他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

潘汉年送走张冲之后，巡视了一遍这宽敞舒适的房间，近似冷笑地点了点头。旋即，他又遵命伏案，写起了张冲所需要的书面材料。

张冲告别扬子饭店，又马不停蹄地驱车直奔陈公馆，向他的知遇恩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报告香港之行的经过，以及他对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潘汉年的初步印象。

陈果夫和陈立夫是亲兄弟。他们二人乃是蒋介石的知遇恩师陈其美的两个侄子。他们兄弟二人因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兄弟二人在建立蒋家·王朝的过程中，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年来，他们兄弟二人一直控制着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并组建了庞大的CC特务系统。我们可以从“蒋家天下陈家党”这句话中，想像到他们兄弟手中有何等大的权力！

陈立夫听了张冲的汇报以后，立即和正在前方“平叛”所谓“两广事变”的蒋介石通话联系，求其谈判指导方略。对此，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文中作了如下记述：

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土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切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指示方略是心领神会的。但是，他认为要落实蒋介石这四点指示，单单和潘汉年谈判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因为他在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多次会谈中获悉：共产国际不能完全指挥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朱毛红军”。他认为应当直接和周恩来举行会谈。这不仅是外交谈判中的所谓对等礼仪，而且也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他考虑再三，决定这次不见潘汉年，并由张冲转达他的三点意见：

一，二陈对潘汉年回国奔走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潘的安全不成问题，但请他保守秘密，以免传出去引起麻烦；

二、二陈目前不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的事，因为蒋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事。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

三，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做代表先和潘汉年谈。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之后，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正式谈判。

翌日清晨，张冲如实地向潘汉年转达了陈立夫的三点意见。

这实在有点出潘汉年的所料。但他仔细一揣度陈氏兄弟如此而为的用意，遂又觉得又在情理之中。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国共谈判的诚意，依然把写好的书面报告交给了张冲，并同意和曾养甫举行接触性的会谈。

曾养甫，原名宪浩，养甫是字，广东省平远县人。他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随即赴美进入匹茨堡大学读书，并当选学生会会长。北伐前夕，他自美回国抵粤参加革命，很快升任为农矿部次长。从此，他在国民政府的变迁中出任过许多建设部门的职务。待到1935年，他又改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等职。当蒋介石想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渠道时，遂由陈立夫出面请其奔走，并利用他的好友湛小岑和周恩来有同窗之谊，请湛小岑帮忙联络。由于湛小岑赞同团结御侮的建国大计，他通过地下党员左恭和张子华取得联系。并由张亲赴陕北，沟通了和中共中央的关系；接着，湛又邀请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和曾养甫会晤，并由吕振羽出面请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周小舟南下，促成了曾、周会谈。事后追论，曾养甫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有贡献的。

诚如湛小岑所说：“曾养甫对蒋介石是‘怒诚无间’的。”因而他受到了蒋介石和陈立夫的信任，由他出面担当国共合谈的重任也是必然的。这次，陈立夫又把和播汉年谈判的任务交给他，也是顺理成章的。

曾养甫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政客，他清楚蒋介石急于和中共打交道的真实目的。就在不久以前，陈立夫在他的家口述，由湛小岑笔录了一封给中共领导人的密信，道出了和中共进行谈判的四项条件：

（一）K方（代表国民党）欢迎C方〔代表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

（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因此，曾养甫受命和潘汉年进行会谈心里是有底数的。他为了稳妥起见，又亲自登门征询了陈立夫对这次谈判的宗旨和要求，方随张冲来到扬子饭店会见潘汉年。

潘汉年是了解曾养甫的。他早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就知道曾养甫和陈立夫是在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同学，有着很好的私谊。他认为今天和曾养甫会谈，实质上就是和陈立夫举行谈判。他和曾养甫寒暄过后，就开门见山地向曾传达了中央方面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即：

一，停止内战；

二，释放政治犯；

三，军队联合抗战。

曾养甫是留美生，自然会表现出一种所谓的绅士派头的风度。首先，他十分客气地答说：“一定把潘先生提的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接着，他也代表国民党向潘汉年提了如下两条意见：

（一）国民党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但要作好准备。蒋介石反对空谈抗战。’目前外交问题险恶，希望中共方面不要利用目前的秘密来往搞对外宣传；

（二）欧洲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武装，中共目前拥有武装力量。这是谈判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能否像北伐时期那样，中共不搞军队，只搞政治活动。

曾养甫要求潘汉年将上述两条意见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转达。等陕北方面有了具体谈判意见后再通知国民党中央。

潘汉年越发地明白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这个谈判代表，仅仅有共产国际的授权还是不行的，因为讲究实际的蒋介石，更为重视的是握有兵权的在陕北的党中央。因此，他决定结束这次接触性的会谈：

“那就按曾先生的意见办。请问．今后谁代表贵党和我联系呢？”

“我们仍然派住南先生作代表，负责联络工作。”曾养甫肯定地答说。

潘汉年结束了南京之行，返回上海以后立刻找到了冯雪峰，请冯帮助他解决去陕北的交通问题。

冯雪峰答应了。

潘汉年在等待去陕北的期间．冯雪峰帮他见到了久违的沈钧儒、宋庆龄等前辈和友人。他们视潘汉年最可信赖的忘年之交，又隐约知道他是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的，所以都很想知道共产国际、苏联、中共对局势的看法。潘汉年借此也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他们充分的理解和赞同。其中，宋庆龄感慨万端地说了这样厂一段话：

“这就叫大势所趋吧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所趋的大势尽力。”

潘汉年十分同意他所敬仰的宋庆龄先生的这番话，但他并不知道，早在蒋介石想和中共恢复接触的最初阶段，宋庆龄先生已经为此尽了力。为使诸者较为全面地了解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来之不易，容笔者简介宋庆龄先生的功绩：

宋子文在1935年底和宋庆龄商议，派一名使者进入陕北苏区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他们选中了红色牧师董健吾。董接受了宋氏姐弟的委托，赴陕北苏区送信。行前，宋庆龄交董一张委任状，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名委任，以保障旅途安全。

1936年1月，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遍地冰雪，雇不到车辆，无法进入苏区。他设法面见张学良，请其协助赴瓦窑堡。张心领神会，遂派飞机送董至肤施（即延安），东北军派一骑兵连护送董等人过境，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在苏区边境接待他们。并于2月27日安全到达瓦窑堡。

林伯渠、张云逸、袁国平等领导在瓦窑堡城门口迎接董健吾。翌日，“董由林伯渠陪同将宋氏密信呈递博古，传递了南京政府要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意向。”

此时，中央红军正渡河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都在前线石楼。几经密电往返磋商，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施之谈判”。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条件：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3月5日，董健吾带着上述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诚如刘家泉先生在其专著《宋庆龄传》一书中所评述的那样：“当时的几条渠道都对国共谈判作出了贡献，宋庆龄则帮助沟通了两党中枢间的直接联系，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

这是十分公平的论断。

话再说回来，留居上海的潘汉年突然收到了冯雪峰的电话，告之去陕北的交通已经到达上海。今晚就来他的下榻处，具体安排去陕北的行程。他放下电话，分外激动地在房间内快速踱着步子，盼着这位交通快些到来。

大约在晚间9时的光景，潘汉年的卧室外传来信号似的敲门声。他三步作两步地走到门前，打开屋门一看，大吃一惊，遂禁不住地说道：

“怎么是你？……”

来客走进房间，回身把屋门关死，作了一个鬼脸，笑着说道：

“说老实话，我也没想到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