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同志为潘汉年找来的去陕北的交通不是别人，是当年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得力助手―刘鼎同志。

刘鼎同志自南京逃出以后，化名戴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4苏区。他途经闽浙赣苏区，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被封锁。经方志敏同志的劝留―并征得中央同意，他遂留下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由于他是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还改进了苏区的地雷，创制了小火炮，对杀伤敌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遭队向皖南挺进，不久失利被俘。刘鼎等人也因此隐蔽在江西弋阳仙霞岭一带活动，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1935年盛夏，因下山觅食被俘。

刘鼎被俘以后，先解往南昌行营军法处，再转送九江俘虏营。他自称是红军兵工厂的化铁技师，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尽量寻找机会做些技术活，并有意带徒弟。待到敌人放松对他的看管以后，遂溜出俘虏营，“在码头找到开往海的船，把钱给了‘扛黄鱼’（拉私货、私客的行话）的船员，被藏在船舱里，逃离了九江。”

刘鼎只身来到上海，通过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蔡厚叔同志，找到在华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当史沫特莱听说刘鼎是来自江西的红军，遂把刘鼎带到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并嘱咐道：“他将住在你们这里，直到他去别处。”刘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养好了满身的疥疮。越年3月，史沫特莱为刘鼎引来了一位中国牧师，他就是刚从陕北返回上海的董健吾。刘鼎和董健吾原是中央特科的战友，二人意外相逢，真可谓是喜从心起。从此，刘鼎又被推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第一线。

诚如前文所说，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前往陕北，并带回中共中央对国共谈判间题的复信给宋庆龄。董在宋处说起，去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应该给予帮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带来一位避难的“周先生”，“是个颇有学问、经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这就促使了刘鼎和董健吾的相见。

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中共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征询刘鼎可否当此重任。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董说：夕到了西安还可以去陕北，这是一个条件，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这次我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刘鼎听说这是找到党中央的一个途径，很兴奋，但想到事关重大，表示要考虑两天再答复。

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立即电告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己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从此，刘鼎摇身一变，成了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同时，还利用池的职务之便一一并征得张学良将军的默许，建立了一条自西安到陕北的安全交通线。

潘汉年听了刘鼎这近似传奇的自述之后，又想起了宋庆龄先生讲的那句话：“这就叫大势所趋吧！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所趋的大势尽力。”他紧紧握住刘鼎的双手，啃叹不已地说：

“看来，有这样多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尽力，蒋介石再逆潮流而动，那只能是自取灭亡。”

潘汉年随刘鼎于8月初到达西安，被安排住在七贤庄。沿途也不消闲，刘鼎向潘汉年介绍了陕北红军和张学良将军一的东北军从战到和，继而建立了睦邻合作关系．以及他亲自参加的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的肤施会谈的详细内容。最后，他激动不已地说：

“我们这些人是不信佛的，可‘相识即缘’这句佛语，确在张学良和周恩来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印证。张将军亲自对我说：我和周恩来先生一见如故，并认为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

刘鼎很快就安排好了潘汉年赴陕北的交通线，先由东北军护送穿过军事防线，移交给红军，于8月9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这里，潘汉年受到了中共中央很多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是日夜，他被安排住在张闻天的窑洞里，由刘英同志为他做了一顿可口的陕北饭莱。

潘汉年在长征途中，是由张闻天同志亲自交待任务去苏联的，一年半后的今天，还是张闻天同志亲自接待他，并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分别时，国难深重，蒋介石力主“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换句话说：我是要抗日的，但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口号则是“抗日反蒋”，红军的两个拳头要同时打击两个敌人。而今相见时，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他迫于全国抗日浪潮的冲击，也不得不在口头上高喊抗日的口号了；就说对待红军吧，他也不得不由军事“围剿”而改为政治“安抚”，并且主动地要和中共领导人接触―尽管还是处于地下秘密的状态。这再次证明了“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潘汉年汇报完这一年半的工作之后，不无感慨地说：

“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和蒋介石集团的区别就在于：在全民族的抗日潮流面前，一个是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方略，一个是被动地改变自己的政策。”

张闻天同志是我党颇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他有着中国传统的长者的那种大而化之的风范。换言之，他不太干预具体工作的实施，而重视理论问题的研讨。对此，毛泽东同志不以为然，并批评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但是，谁也不可否认，张闻天同志是一位严以律己的理论家，在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是文有大功的。今天，他听完潘汉年的汇报以后，又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潘汉年所得出的结论。

张闻天同志认为，在全民族掀起的抗日潮流面前，共产党人并不是完全自觉、自动地调整自己的方略的。由于对客观事物认识有一个过程，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过渡到“联蒋抗日”，是一定要经历一个极其痛苦的自我改变过程的。就说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杭日”吧，是张学良将军最先提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没有张学良将军高明。因此，他的结论是：在全民族的抗日潮流面前，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心，碰了壁就回头；但蒋介石却不这样，他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碰了壁想绕过去。但是，我们必须还看到，在他周围的人，有不少有识之士，也有像张学良、杨虎城这样有民族大义的将军，他们是绝不让蒋介石绕道走的。最后，他又以理论家的口吻指出：

“一，我们共产党人不碰壁是不可能的，这不仅需要我们自己努力去掉盲目性，而且还要主动地向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和爱国将领学习；二，蒋介石注定是要碰壁的，但我们为了全民族抗日的大利，寄希望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能清醒，不情愿地转回头来。”

潘汉年是很乐意倾听张闻天的意见的，他觉得他们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界线，有的只是情真意切的开导和关怀。但他却不曾想到，这恰是铸成他们二人政治悲剧的性格特点。此乃题外之语，略。

潘汉年从张闻天这番宏论中，完全明白了中央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因此他当即表示：愿在中央的领导下，尽其全力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张闻天笑着说：

“你先休息几天，待中央在国共合作间题上取得了共识，并制订出新的方针之后，我们再请你这位社会活动家去奔走。”

潘汉年由此知道，中央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将专门研究国共合作的方针大计。他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唯有安然待命’。

翌日―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为了民族、国家的最大利益，也由于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开始变化，会议议决：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在它进行抗日准备、实行民主、停止‘围剿’红军的前提下，同国民党中央进行谈判，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走向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时继续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以利于我们和国民党的谈判。”

五天之后―8月15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明确指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或者其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

关于国共谈判，共产国际也有明确指示：“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而谈判条件是：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日；

2，成立联合司令部，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条件是完全保持红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战线的一定地段；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及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给；

4，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停止迫害国统区共产党人。

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的要求，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份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文件。”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9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杭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在我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过渡的全过程中，潘汉年是一个方面的重要的经历者，他也为以“逼蒋抗日”为契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就其常理而言，中央在确立“逼蒋抗日”的方针过程中，除去张闻天同志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应该征询过潘汉年的意见。遗憾的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史料。

说到和国民党举行新的一轮谈判，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和以往所不同的是，我方的谈判基调由“反蒋抗日”，完全变成了“通蒋抗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同一天，潘汉年接到了潜回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指令，并准备动身离开保安。

事隔两日―8月27日，负责国共谈判的另一名我方代表―张子华同志突然回到保安。在听取了张子华同志的详细汇报后，经中央研究，由周恩来出面和曾养甫或陈立夫举行会谈。为此，周恩来于8月31日执笔给曾养甫写了如下这封信：

养甫兄：

黄兄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

国难危急如此，昨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令幸贵方所表同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核。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玉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机表欢迎。惟苏区四周，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11＄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为懊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一如来约。凡机密辜，统可电中相商。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王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

书不尽意，托黄兄面达。专此。顺项时私1

恩来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为了表示对国共谈判的真诚之心，翌日——9月1日，又亲自执笔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写了如下这封信：叠交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玉，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肾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叶，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使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管，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扰存故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敞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侠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杭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敞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敞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教亡御侮，得锌新径。两先生居责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率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杭日，则民族壁全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的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休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兄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邵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项时私

周恩来

九月一号

由于“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子华（即周恩来信中称谓的黄兄、黄君）返宁，邀请国民党负责人来陕谈判”，遂“又改变派潘出外谈判的计划。9月n日，潘返保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需要说明的是，决定改变潘汉年行踪的是毛泽东同志。他亲自给潘汉年发去专电，指出“南京政府已切实开始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

诚如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信所指出的那样：“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姑且不去谈三大主力红军如何才能减少损失，胜利完成会师，就说会师以后的给养―御冬的棉衣也难以在地瘩人穷的陕北得到解决。怎么办呢？唯有求救于张学良将军。几经研究，中央决定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派遣叶剑英同志去西安，在帮助指导、习11练东北军的同时，和张学良将军谈判三方（含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进一步合作事宜。考虑到潘汉年的社会活动能量，以及他随时待命参与国共谈判的现实，决定派他作叶剑英同志的副手，去西安共同完成这一大任。行前，毛泽东同志如电文所示召见了潘汉年。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作用的。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给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使他那本来就非常倔强的性格越发地自信起来。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尤其是由蒋介石去掌握。就说这次改由周恩来出面谈判国共合作的事吧，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他的本意而言，他希望陈立夫、曾养甫，或其他国民党大员来陕北谈判，可他一想到蒋介石的为人和性格，又认为蒋绝不会同意这种“移蹲就教”之举。为此，他十分达观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两广事变’就要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了，我看等着蒋某人从南方完全倒出手来以后，他很有可能又要改变对我们的办法，那就是变文谈为武打。对我们继续进行他的军事‘围剿’计划。我的根据是：一，中国有句俗话，叫狗改不了吃屎。蒋某人想消灭我们的本性也是难移的；二，据最新的消息说，他已经决定把和我们举行谈判的大将―就是和‘小开’你进行会谈的曾养甫，调到广州去任市长。这样，身在南国的曾养甫，还能担负起和我们谈判的重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办呢？也只好跟着他蒋某人变，而且力争走到他变的前面。为此，我们决定改派你去西安，先帮助剑英同志开展工作。一旦发生了变化，你立即由西安赶赴上海，继续和张冲、陈立夫的谈判。”

潘汉年是十分敬服毛泽东同志的政治预见的。早在福建事变的时候，他就亲自对出使福建，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的代表潘汉年说：力争和十九路军结成反蒋的统一战线，谓以打破军事“围剿”的同时，扩大红军的力量。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竟然得出十九路军有欺骗性，比国民党军队还坏的结论来。结果，潘汉年这位谈判代表前令后改，失去主张，不仅眼看着福建事变很快失败，而且中央苏区也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在长征路上，潘汉年这位宣传部长亲耳听指战员大发牢骚，骂李德等人瞎指挥，牺牲了几万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同时，也听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同志指挥打仗近似神话的传说；遵义会议之后，他又亲自经历了四渡赤水的部分战役，看到了红军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的作战经过，··…简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是历史的必然，他打心里是赞成的。今天，他又当面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真是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他为了未来更好地完成国共谈判的重任，又请示道：

“在未来的国共谈判中，您对我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吗？”

“我不是诸葛亮，因此也没有锦囊妙计给你。”毛泽东风趣地说罢，便转身取来几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写给宋庆龄诸位先生的信，说不定对你的谈判，能从旁助一臂之力的。”

潘汉年双手接过了这几封沉甸甸的信，遂走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