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5月的香港已经是很热很热的了。再加上留居香港的各种肤色的人为生活所累，为发财致富而奔波，生活节奏是相当的快的，这又给闷热的天气人为地增加了温度，因而显得越发的热了！

香港是因为天气热的原因，还是受外国人喜欢夜生活习惯的影响，白天大街上的行人总是很少的。然而香港的码头却是个例外，上下船的旅客，迎候亲友的男女一批接着一批，如果再加上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还有那些装卸货物的码头工人，真是不亚于我国传统的庙会，可谓是相当的热闹了！而在这热闹的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位刚过木惑之年的大知识分子，他站在码头上，极目远眺由法国驶来的那艘鸣笛呼唤进港的客轮。他就是邹韬奋。

邹韬奋，江西省余江县人，早年入福州工业学校，后入上海南洋公学，中途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编辑职业教育丛书，后又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抨击蒋介石对日妥协的政策，宣传抗日救亡之主张，并创办了生活书店。就在潘汉年撤离上海不久，他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践踏人权行为，结果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流亡国外。1935年，他重新回到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他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他们先是派特务头子刘健群、张道藩来和邹韬奋谈话，并以死来恫吓，后又由杜月笙出面来约邹韬奋去南京和蒋介石面谈，要邹韬奋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企图以高官厚禄来笼络他。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意外，邹韬奋又一次流亡，于1936年3月来到香港，他决定在香港创办一张报纸。当时两广的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所以对邹韬奋办报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报纸要为两广反蒋作宣传。”邹立即打电报给已到巴黎的胡愈之，请胡赶快回香港帮他筹办报纸。

胡愈之把邹韬奋的电文给潘汉年看了，潘汉年沉吟片刻，对胡愈之说：

“你立即给邹先生复电，就说等你回到香港再‘择吉开张’。”

潘汉年为什么要邹韬奋等胡愈之回到香港再“择吉开张”呢？他一方面清楚邹韬奋先生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誓不两立。另一方面也知道两广的军事实力派出钱买这张报纸的目的，是为他们制造反蒋的政治舆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匆匆创刊的《生活日报》，是一定会背离《八一宣言》的精神。 自然，也和他这次受命回国的两项任务有所悖逆。不久，他和胡愈之由法国乘船回香港。

潘汉年和胡愈炙白天坐在甲板上，一块眺望水天一色的大海；晚上又一块共宿一舱，听那海浪撞击客船的响声。潘汉年利用这难得的海程旅途之隙，向胡愈之详细地了解了他告别上海以后的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也向胡愈之介绍了长征途中的艰芳，以及他在遵义会碑之后辗转赴莫斯科的经历。但是，他出于组织纪律的要求，没有向胡愈之谈这次回国的使命。简之，他虽说告别白区工作已经整整三年了，但在这不足一月的海途中，通过胡愈之之口又接上了线。为他回到香港和上海开展特殊的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潘汉年和胡愈之一登上香港的码头，就被邹韬奋先生带到提前安排好的旅馆下榻。旋即潘、胡二人又按照在大海．上预先研究好的方案分头忙碌起来。胡愈之对自己在潘汉年领导下所做的工作写了如下的回忆：

5月初我们到了香港，我向邹韬奋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告诉他我们报纸的宣传也应由反蒋杭日向联蒋杭日转变。这样我们办的《生活日报》就没有接受两广派的经济资助，报纸在6月7日创刊，也不提两广的反蒋运动，不久两广的反蒋活动也因被蒋介石分化收买而失败。这是我从共产国际回来，执行党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初行动。

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一些是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中间派的代表很少。所以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根据这个情况，潘汉年特地找了在香港的邹韬奋和陶行知做了说服工作，由我帮助起草了一个《为杭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写的，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同时，胡愈之还回忆说，潘汉年为了放手让胡开展工作，曾信任地对他说：“以后你只管救国的事，别的不要管，有什么问题来找我，没有间题你就自己干吧！”为了便于胡愈之开展工作，有时潘找国民党人士谈话的时候，也把胡愈之邀去，往往是在饭馆和高级咖啡馆里，并故意对国民党人士说胡是救国会的，对共产党有意见。潘有意用这种方法把胡公开出去，使国民党知道胡是救国会的，不是共产党。

潘汉年在港期间，为了落实回国的两项使命，他会见了各方人士。他为了获悉两广实力派正在酝酿的反蒋内幕，他通过关系约见了李宗仁、白祟禧派驻香港的代表王公度和刘仲容等人。借此向王、刘等人宣传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希望桂系和粤系这次反蒋的军事行动，不是为了报复蒋介石的军事压迫，而是高举抗日的旗帜，采用军事手段迫使蒋介石对内放弃军事独裁统治，集中一切爱国力量救国抗日。同时，他又通过当年的老情报关系梅龚冰会见了原是粤系反蒋干将―时在香港窥测政局，待机而动的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鼎、陈铭枢等人。由于他在“福建事变”的时候，曾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并初步实现了双方停战和反蒋抗日的合作。因此，和蒋光鼎和陈铭枢等将领是熟人，遂又在香港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当他获悉蒋、陈等将军的认识依然停留“福建事变”前后提出的反蒋抗日的水平上，并在积极酝酿联合西北各军事力量，进行反蒋抗日的统一行动后，又有理有据地说明在国际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并请他们通过关系向广东军事实力派陈济棠建议：在即将爆发的“两广事变”中突出抗日的目标，不要过份强调反蒋的要求，依此军事行动创造条件，逐步实现联蒋抗日的目的。实事求是地说：潘汉年在促成“两广事变”，并以此为手段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为未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潘汉年已经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将近一年半了，他急切地希望回到党中央的所在地陕北，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同志汇报他回国的使命。但是，从香港去陕北是何等的难啊！像他这样的要人没有地下交通引路，不仅是寸步难行，而且随时随地都有被捕的危险。他早在赴莫斯科前夕，知道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和共产国际、和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时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已有八个多月，并和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建立了秘密联系，就其常理而言，党中央一定会派人潜伏上海，重建党组织，进而建立去陕北的秘密交通线。为此，他到达香港不久，就和胡愈之商量，分别利用上层的关系，争取快些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对此，胡愈之在《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中作了如下记述：

5月初，我和潘汉年刚刚从莫斯科经巴黎回到香港。汉年到港不久即接到雪峰的信，告知他已从陡北出发到上海，希望与他取得联系。汉年把信给我看了，并叫我回上海会雪峰，因为雪峰离开上海好几年，对止海地下党的情况不了解，而我是了解的。

我到上海大约是1936年5月中旬，住在我的兄弟胡仲持家里，仲持是《中报》主编，很有名。雪峰当时住在普迅先生那里，由他找我方便得很。我们在仲持家会面了，久重速，两人都很激动，更何况我和雪峰，已由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进而为生死与共的同志关系了呢？……之后我陪雪峰到香港与潘汉年面谈。

冯雪峰，浙畜乌人，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传播工作。他作为鲁迅先生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曾协助潘汉年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十二个筹备人之一。潘汉年转入情报战线之后，他曾出任“左联”党团书记，团结和组织大批进步作家，对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和潘汉年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又一道参加艰苦卓绝的伟大的长征，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之后，冯雪峰在红军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6年4月上旬，他从东征前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对此，冯雪峰曾作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来，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作知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四个任务中，当时党中央指示说，前两个是主要的。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了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给了两千元经费。总理并派人护送我到与张学良部队交界处，同张军中接上关系。第二及第三、四个任务是洛甫（张闻天）交给我的。行前，洛甫曾几次嘱咐我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普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同普迅等熟悉。”

我大约在4月25日左右到上海，当晚住在一个小客栈里―这是卒前已有联系的一个胜徐的同志所布呈的，这个性徐的同志（我忘记他的名字）是原来做情报工作，属于情报系统方面的，当时隐蔽在上海，一第二天下午我就找到了鲁迅，并从小客栈移住到普迅家，在他家大概住了二个多星期，即经普迅同周建人商童，以周建人的名义租了一幢房子，我即同周建人同住。

冯雪峰很快随胡愈之回到香港，见到阔别近一年半的战友潘汉年，那种相逢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相见过后，冯雪峰首先向潘汉年介绍了自长征途中分别后的艰苦历程，以及他受命来上海的任务；接着，潘汉年向冯雪峰述说了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到达莫斯科的经过，旋即又说明自己此次奉派来港的使命。从史学家的视角来看，他们二人这次相见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因为潘汉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冯雪峰是陕北党中央派驻上海的白区代表―并业已初步恢复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这标志着完全中断联系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上海地下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完全恢复了联系。

“雪峰同志，你一定和陕北党中央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吧？”

“是的，我在上海已经建立了秘密电台，能够随时和陕北党中央联系。”

“请你回到上海以后，通过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我此行的任务和在港工作的情况。”

“我一定照办。”

“另外，告诉党中央，我在港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即转赴上海，请有关部门为我安排好赴陕北的地下交通，我要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放心吧，我们已经有了通过西安去陕北的秘密交通线，是恩来同志亲自建立的。我就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经西安到上海的。”

不久，冯雪峰怀着喜悦的心情告别了潘汉年，乘船驶往上海。

潘汉年为什么不和冯雪峰同返上海呢？他在港还有什么重要的使命没有完成吗？容笔者回述几句：

潘汉年回到香港不足一个月的时光―6月4日爆发了有名的“两广事变”。蒋介石由此陷入了东北和华北有入侵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西北有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和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以及中央工农红军秘密结成救亡抗日军事同盟的危险；南方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粤系陈济棠反蒋抗日的“两广事变”，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高唱救亡抗日的调子，借以欺骗全国人民，为平息“两广事变”制造舆论。另外，英美诸国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日渐突出，而共产国际又高唱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自然包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统一战线。因此，蒋介石再次秘密加紧和中共联系的同时，也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抗日派。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认真地研究了国内政局的变化，认为已经形成了逼蒋抗日的局面。王明遂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双重身份给潘汉年写信，“令其以共产国际方面代表的身份，前往南京同陈立夫接触和谈判，并提出不压迫爱国运动，对日表示明确态度等谈判条件。”

潘汉年接到王明的指示后，立即采用顶先和邓文仪在莫斯科商妥的联系办法，直接给南京陈果夫写了信。不久就有了间音。1936年7月7日，香港的《生活日报》也就是邹韬奋和胡愈之办勺那张报纸上，登出了如下一则启示：

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

“叔安”是潘汉年常用的一个化名，也是潘汉年给陈果夫写信时的名字，而通过登报寻人启示的联络方法，也是潘汉年信中写明了的。因此，潘汉年见到这则启示，知道陈氏兄弟派专人来到香港。当池决定去九龙酒店赴约时，又禁不住地自问：

“黄毅是何许夕呢？……”

黄毅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的化名。

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别号御虚，于1903年生于浙江省乐清县。张冲少而聪慧，常以诗言志，直抒情怀。他在“五四”风潮的裹挟下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发起组织“醒华学会”，被推举为理事长。1922年夏，他考入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是年加入国民党。越三年，他以官费生转入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次年又考入哈尔滨政法大学。他在东北期间，担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任青年部长，因秘密组织反奉被捕，险些成为张大帅的刀下之鬼。张学良主政易帜之后，他获释返回南京，始受知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因才华出众，熟谙俄语，深得陈氏兄弟的器重。不久．，即升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主管“中统”系统的情报事务。是策动白鑫、顾顺章等中共要人叛变投敌，都是他的杰作。

潘汉年调产、情报战线之后，张冲遂成了他的第一个主要对手。 自然，张冲也知道潘汉年的政治身份，多次密谋抓捕而始终未能如愿。时下，他们从国共两党情报战线上的主将，又同时受命互为谈判对手，本身是极富有戏剧性的。另外，也说明了时代的进展．是可以改变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政治立场的。但是，当潘汉年通过各种渠道获知黄毅即是张冲以后，遂暗自怀疑地自问：

“他怎么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共谈判的一方主持人了呢？”

这仍然要从1935年12月说起

就在蒋介石秘密派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和中共驻共产因际代表团面商国共合作的同时，陈立夫向蒋介石做了如下建议：

余乃与先兄菜夫详商，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冈杭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惟兹辜休大，且须绝对保密，否则足以瓦解到共军心，且足以使日寇使略之加速，利未得而害先至，故必须请示蒋公得其许可而后进行。

这正中“山人”之意。蒋介石遂派陈立夫为团长秘访苏联。“随行者为张冲同志，以其能说俄语也。”对于他们这次失败的秘访，陈立夫做了如下记载：

余向来未办理过外交工作，初次尝试，深感性惑，蒋公授以机宜，如此一使命，须绝对保密，故均用化名之护照，介名李融清，张冲为江某（其化名不能记忆清楚炙）。圣诞节日乘德国邮船Posdou启程……惟一知晓余等在船上为程天放大使，但亦不便与等来往。由马赛搭车抵柏林，垫居待命赴莫斯科，时希特勒当政，特工密布，即赞居亦不易，蒋公认为去苏联机未到，命去他国走走，帷随时与程大使以电讯联络，因之余与张冲得观光法国、瑞士、捷克、句亚利、南斯拉夫及意大利等国，行动十分谨懊，以防遇到熟人，致泄落事机……帷日本方面，首先放出试探之谣言，谓余被派赴苏，苏方对此消息至为害怕，恐轴心国家因此而早日动手，蒋公乃不得不改变计划，令余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余遂与张冲同志分途返国，以进外人耳目。

蒋介石派张冲随陈立夫秘访苏联还有另外的原因。张冲在坚决反共的同时，他也是南京当局力主抗日的要员。当他的属下―中统南京香铺营电台接收到《八一宣言》之后，他阅后认为十分重要，随即将电文抄送蒋介石和其他要员。“此后，由于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努力｛国共两党关系有所松动，接触渠道有所沟通，秘密交往有所增多，而张冲本人思想也有所变化。他曾对部下说：‘当前日寇侵略日鱼，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呢？！’可见其爱国之心尚未泯灭。”

蒋介石早已收到邓文仪的报告：潘汉年奉命回国，和南京洽商国共合作事宜。他焦急地等了好几个月，才从陈果夫的口中获知潘汉年到了香港，邀其派人赴港面商。蒋介石当即毫不犹豫地指示：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派张淮南同志去香港会见潘汉年，具体的事情，请潘汉年到南京来谈。”

就这样，张冲奉命南下香港，并按照潘汉年提供的联络方法，在《生活日报》上登出了上边那则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