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

1936年2月的莫斯科四处皆白，完全是雪的天下。偶而吹来一阵寒风，覆盖在一幢幢高插入云的塔形建筑上的雪被，碎然之间被风掀起，大小不等的雪片，冰碴纷纷扬扬地飘，宛似天女撒下的银色花片，煞是壮观，好看

莫斯科火车站是十分热闹的，来自东方和西方不同肤色的旅客出出进进，把站前广场上的积雪踩得死死的，而且已经失去了洁净的本色，很像是一条洁白干净的大床单，踩上了无数个脚印一样。它无力地承受着千脚踩、万脚踏的沉重负荷，发出杂乱的“喀嚓，喀嚓……”的痛苦的呻吟声。可它唯一报复旅客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冻得抄手缩脖、或得意洋洋的男女当众出丑，摔他们个仰面朝天夕

随着不算太多的进站接客人的人流，有一位戴着高级海獭皮帽，穿着狐皮大衣的中国人穿过候车室，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大步走到了站台上。他俯首看了看左腕二的手表，为抗御寒冷，遂不失身份地踱起了步子。有顷，扩音器中传出了女播音员的亲切的话声：“接站的同志、先生、女士们：请注意，由法兰西驶来的客车就要进站了！……”这位接站的中国人驻步倾听，从他的表情可知：因俄语太差，听得十分吃力。待到播音一侯结束，他从容地放下遮住面颊的狐皮衣领，我们方才认出：

“啊！他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于1933年夏撤离上海之后，安全地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一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错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间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李一氓）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苏联船，到达莫斯科。”

当时的莫斯科，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除去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以外，还有曾三、孔原、饶漱石、李立三、滕代远等人。就说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欧阳新、吴克坚等战友也来到了莫斯科。所以，这对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而言，有着一种到了家的亲切感。他向远离中国革命中心的同志们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尤其是有关红军长征的情况。接着，他又向王明和康生报告了这次苏联之行的缘起和目的。同时，还如实地转述了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他的谈话：

“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一起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于9月中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由吴玉章同志推动，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业已于8月1日公开发表，这就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著名的《八一宣言》。潘汉年完成汇报任务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深入地研究有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八一宣言》。接着，他一边在苏联参观学习，一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了。

这天清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部门通知潘汉年：一位绕道法国来莫斯科的同志，将于今天乘火车到达，请他到车站迎接。他听后暗暗自问：

“这位来自国内的同志是谁呢？”

他是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之后，又和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五姗惨案”之后，他编辑出版《公理日报》，通过撰写《五姗运动纪实》一文，抨击帝国主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起草发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公开信。随后，在通缉声中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31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同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不久，应鲁迅先生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愈之入党后，借从事救国会的活动，负责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久，由《闲话皇帝》一文，引发出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先生，进而协助杜先生做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从旁争取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并取得了成果。他认为应该尽快把张学良决心抗日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由几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遂决定到香港去找直接领导他的宣侠文同志。

宣侠文同志是吉鸿昌烈士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华南工委书记。他听了胡愈之同志的报告，感到事关重大，也认为应尽快报告给党中央。这时的华南工委和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只有通过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才能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闭联系。所以，宣侠文同志决定让胡愈之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汇报。

1936年1月，胡愈之假充华侨商人，搭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替胡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诚如胡愈之同志所记：“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厂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却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早在“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的时代，就认识这位长自己整整十岁的学者胡愈之。后来又在特科间接共事，并由张庆孚同志介绍胡愈之为特殊―对内外都保密的党员。因而，他们二人突然在莫斯科火车站相遇，真是大有“他乡遇故知，不亲也是亲”的兴奋感。接着，潘汉年把胡愈之带到事先联系好的旅馆，安排好住处，方客气地说道：

“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需要我帮忙做些什么，请尽管说好了。”

胡愈之觉得潘汉年还是那样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格守着敬长尊贤的古风，心中生起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他可能是急于向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报告，忙说道：

“我把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写在了我穿的衬衫上，赶快显影出来，处我转给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黄人。”

胡愈之边说边脱下大衣，遂又把贴身的衬衫脱下来，双一手交给厂潘汉年。

对潘汉年来说，配制显影药水真可谓是行家里手。他很快在脸盆中弄好显影液，把写有详细报告的衬衫放进脸盆中，奇怪的是怎么也显影不出来。胡愈之一看急得习惯地叫了一声“小开！”遂又说道：

“这是一份关于张学良将军想联共抗日的报告，十分重要，你看……”

“你就在这儿重新写一份书面报告，我负责给你转送。”

胡愈之沉吟片时，只好整着眉头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你如果没有其他急需要办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不急嘛，你我分别近三年了……”

“我们会有充足的交谈时间的。”播汉年破例打断了胡愈之热情相留的话语，很是抱歉地说道，“今犬，我还要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需要和有关人士商量一下。”

潘汉年要会见的重要人物是谁呢？他是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

邓文仪，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后赴苏留学，与蒋经国等人同学。结业后回国，在蒋介石身边供职，任侍从秘书，是蒋的亲信弟子。1935年春，为抗御日本对华北的咄咄逼人的攻势，蒋欲和苏联结成反日．的军事同盟，遂派曾在苏联留过学的邓文仪出任驻苏大使馆的武官。是年秋天，邓文仪经新疆回南京述职。他回到南京不久，受到蒋介石的秘密召见，要他速返莫斯科。事后，邓文仪在所著《冒险犯难记》中写道：

12月初旬，政府命我迅即回莫斯科去，有要事要我会同帮办，不能延误。

南京国民政府要邓文仪帮办的要事是什么呢？就是要邓文仪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商谈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的事情。

蒋介石为什么在中央红军刚刚完成长征，到达陕北之际，又，想和共产党恢复谈判呢？为了使读者了解潘汉年介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始末由来，容笔者对蒋介石的内政外交的转变作一简要的追述：

蒋介石在底定诸地方实力派的反叛，进而入主南京以后，他认定共产党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军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国是“皮肤之患”。由此产生了他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但是，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以及殷妆耕准备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全国上下掀起了坚决抗日、严惩汉奸的救亡热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刺杀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案。尤其蒋介石于事后获悉：刺客的枪口原本是对着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卫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后，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还能行使多长时间？

蒋介石自有聪明之处，那就是随时调整自己的内政外交大计。他很快醒悟到必须接过抗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赢得对外―欧美乃至于苏联的支持，对内―举国上下的拥护。 自然，这也要获罪于日本与国内的亲日派。他为了对外遏制日本的侵略，对内分化、瓦解共产党和红军，遂又想到了苏联。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认真地阅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委派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并亲自出马和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商。但是，苏联外交部却严令指示鲍格莫洛夫：“我们赞成蒋介石关于共同合作和互相帮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同时我们从这个合理的要求出发，支持中国日益高涨的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潮流。”但是，“我们相信，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当蒋介石因此表示希望苏联政府作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谈判的中间人时，可向蒋介石声明，苏联政府没有可能担任或完成这个角色。蒋介石本人在没有任何中间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同中共谈判。”

蒋介石出于国内政局的需要，一边和苏联继续洽商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一边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中国共产党秘密接触。而邓文仪只是其中的一条渠道。

邓文仪奉命返回莫斯科，立即同“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进行“相当的联系及恳谈。”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原在十九路军供职的文职官员胡秋原等人找到了潘汉年，希望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晤。潘汉年请示过后，奉命和邓文仪进行了第一次投石间路式的接触。

据潘汉年的笔记，他和邓文仪的会谈日期似是1月13日晚七。“会谈中邓一开始即明确提出要见王明，而潘汉年则自称代表王明先与邓接谈”。“会谈中邓文仪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合作的主张，但双方对两党合作后对日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和粮晌等间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遂结束了会谈。

王明在听取了潘汉年的汇报之后，决定亲自出面和邓文仪举行会谈―而且一连会谈了好几次。有关他们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尚未查到原始记录。只是在苏联研究中苏问题的专家季托夫的著述中有如下记载：

照王明的话说，邓文仪同他进行接触是在1936年1月底或2月初。 第一次会见时，邓文仪说：蒋介石和他的政府被日本的宣传所欺编了。他们认为，日本不会而且也不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决定不杭日，以便同日本一起首先反对西方强国，然后再对什日本。邓文仅继续说，然而这个打葬是错误的，日本进攻威胁到中华民族，因此不杭日中国就会灭亡。其次，邓文仅告诉王明，蒋介石收到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他关于中国杭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以后，决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邓文仪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讨论：1、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2、改变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作战必须有统一指挥；3、国共两党1补皮复1924年一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任何其他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继续独立存在。

邓文仪在说明这个建议时声明：南京政府将实行革断并开佑实行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国防政府的十点纲领。邓文仪在谈到改编中国红军时说：“当然，红军不会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红军和南京政府间应交换政治工作人员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蒋介石知道，红军没有弹药、武器和根食。所以南京政府能够给红军一定数蚤的武器和根食，以及派出若干军队帮助红军，以便红军开到内蒙古前线，而南京军队将保卫长江流域。”王明指责了蒋介石把内蒙古划为红军的根据地和活动区域的建议，实际上内蒙古并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不严肃和不能接受的。邓文仪回答说，考虑到内蒙远离中心和那里缺乏粮食，南京政府还可以划给红军其他地区作为基地，其中包括“西北部分地区”。同时，邓文仪指出，这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建立“国际联系”，暗示中国共产党可以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 同时，邓文仅承认，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日本特会封锁中国所有海岸线，那时中国将不能从欧洲和美国买到武器和弹药，其主要来源将变成苏联。邓文仪继续说，所以我们想经过西北从苏联方面得到武器和弹药。

王明听了邓文仪的谈话并同他讨论了某些问题后，向他建议，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可以同处在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建立直接联系，以便同他们谈列签订杭日和停止内战的具体条件。

据史记载，双方初步协定由邓文仪回国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毛泽东、朱德等人谈判。为此，“王明在1936年1月23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币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当天，潘汉年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致信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恰在这时，国内的红军东渡黄河，发动了旨在抗日救国的东征战役。就在阎锡山调遣重兵拦截红军经晋赴冀、察抗战的同时，蒋介石趁机又令嫡系部队入晋，妄图一举歼灭东渡的红军。同时，他为防止红军西撤陕北，又命令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陈兵黄河西岸。因此；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抗日反蒋”的既定方针指导卜，再次发表专文指出：“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和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不肃清这一障碍，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便无从实现。”并认为蒋介石派出邓文仪秘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是“企图乘机收编中国红军的阴谋。”遂决定取消潘汉年充当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使命。此时已登船回国的潘汉年又以希腊政治情况发生变化，急电召回莫斯科。

恰在这时，胡愈之到了莫斯科。

胡愈之躲在旅馆中花了很多时间，重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并由潘汉年转给了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不久，王明约见胡愈之，详细地听取了有关国内情况的报告，特别是关于张学良将军思想转变的情况和东北军的动态。在这期间，潘汉年向胡愈之“传达了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

转眼到了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收到了国内红军的报告：和张学良、杨虎城业已开始秘密接触，并达成了共同抗日救国的口头协议。因而共产国际自3月下旬，“决心改变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主张对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相应灵活的措施。”中共代表团也不得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会议，决定修改“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反日讨贼”取而代之。

如何逼迫蒋介石彻底放弃反共的政策呢？偏促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业已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南方两广的军事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以及寓居在香港的原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错等也在借抗日的旗号，正在积极密谋军事反蒋。如果南北同时举义，即使蒋介石的军事集团不被打垮，他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也必然被迫联共抗日。无论出现哪一种政治局面，对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壮大都是有利的。经反复研究，决定再次派潘汉年回国，其任务有二：

一、利用潘汉年和十九路军以及两广军事集团上层的关系，积极推动两广反蒋的军事事变的发生；

二、根据国内军事、政治局势的变化，由潘汉年直接和南京最高当局洽谈国共合作事宜。为了更好地掩护潘汉年回国的第一项使命，同时又为实现第二项使命铺平道路，潘汉年行前再次约见了邓文仪。

潘汉年这次约见邓文仪是主动的，而且目的、任务也是清楚的。因此他对这次会谈的进程和结果也是胸有成竹的。和邓文仪寒暄过后，遂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国内战争仍在进行。此次我奉命回国和国民党联络谈判事宜。可是我连进入国门的自由也没有，该怎么办呢？”

“这很容易。你到香港之后，给陈果夫、陈立夫先生直接写信通知他们，他们就会派人到香港去找你联系的。”邓文仪答道。接着，邓文仪问：

“中共对于进行新的国共合作的基本态度如何？”

潘汉年答：“现在国民党军队还在追剿红军。红军当然要自卫反抗。内战还没有停止，所以还谈不上国共合作。停止军事行动应当是国共合作的前提。”

邓文仪又问：“国内的问题，到底是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决定，还是由在国内的共产党中央决定呢？”

邓文仪提这个问题虽然不大友好，但却不好说毫无道理。因为事实上以王明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当时一直是以太上皇自居的。何况“国际”和中共的关系，当时也习惯地被看作是直接领导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潘汉年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而又旗帜鲜明的：

“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派出的工作机构，当然要服从中共中央领导的决定。”

潘汉年和邓文俘的会谈很快就结束了。

潘汉年不懂外语，可回国的路线又必须经法国乘船去香港，怎么力、？遂又有王明出面找精通法语的胡愈之谈话：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张学良和东北军的事情党中央已经知道，徐可以不用管了。你回去把潘汉年带回香港，以后你的工作就由潘汉年直接领导。”

4月中旬的莫斯科已是冰雪消融、春光明媚的季节。潘汉年和胡愈之告别了苏联，登上了西去法国的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