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走马上任不到牛年，他不仅扭转了因顾顺章叛变而造成的被动局面，同时还经受住了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的考验。然而当他想到自己主持的二科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搜集各种情报，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依据的时候，就越发地感到周恩来同志行前叮嘱的重要性。

潘汉年对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围剿”红共、命令CC等系统的特务在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反共、防共的特务活动的现实，他采取了相应的防范和反击的措施：在敌人的心脏中枢机关增设可靠的耳目，力争及时掌握情报，变被动为主动。例如：

国民党设在上海的市．党部属下的组织部，是上海反共的“心脏”机关。其领导人吴开先又是一个有着反共经验的特务头子，几年以来，他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行动有效的庞大的特务系统。另外，他只对CC派首领陈氏兄弟负责，独立于设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之外，是一个独往独来并握有实权的特务组织。加之他的干将都是清一色的反共分子或革命的叛徒，若想从中找到为我所用的耳目真是难上加难！

潘汉年没有知难怯步。相反，他从传统的治国之术进行冷静的分析：越是权限高度集中的组织，其成员的心越是分散的。因为最高的当权者为了行使其独裁权力，把手’卜的干将分为三六九等，这就必然产生所谓的离心力、而这种人为的离心力，就是为人所用的最重要的心理条件。换言之，潘汉年断定吴开先所领导的市党部属下的组织部，一定存在着这种为我所用的离心力。

另外，潘汉年从传统文化入手，知道我国自古以来的当道者都不信任叛徒―既然能叛他投我，当然还能叛我投他。这就决定了当道者对叛徒只有使用价值，而绝无可能成为亲信和死党。久而久之，已无使用价值的叛徒就会受到冷遇，或弃之不用。就是尚有用处的叛徒也难以入围圈内。结果，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而叛徒所受到的冷遇，并由此而产生的失落感，就是为我所用的缺口和条件。

据此，潘汉年在敌人的营垒中物色到一个又一个耳目，为搜集敌人的情报，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贡献。其中，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物色到一位姓沈的耳目，起的作用尤大。

沈某人在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左派有联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又被敌人的屠杀吓破了胆，遂投在吴开先的门下供职。他没决心跟着共产党革命，也无决心反共，只是为了糊口度日，苟全性命于乱世，才不得已而为之的。很自然，他不可能得到吴开先的重用。

潘汉年知道此人和陈云同志较为熟悉，遂请示陈云同志：可否做沈某人的工作，让他长期埋伏，稳步发展，逐渐接近吴开先的核心部门，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陈云同志批准了潘汉年的方案。

潘汉年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先和沈某人发生联系，启发其政治觉悟，稳定其工作情绪，使之逐步获得吴开先的好感和信任。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潜伏，吴终于开始重用默默无闻、埋头工作的沈某，由一般的跑腿性质的文书、干事之类的职务改为到组织部做专门登记共产党员中秘密自首分子的工作。为了准确无误地查出变节分子，潘汉年又建议他制造借口，在登记卡上贴上叛徒的照片。沈某人利用敌人一次失误，提出改进登记工作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登记卡．上贴叛徒的照片，并获得了同意。这样一来，他不仅能及时地掌握叛徒到市党部秘密自首的详细情况，而且还能详细提供其照片，为我保卫机关做参考。这对保卫机关处决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潘汉年为了搜集蒋介石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有关情报，把杨度免王绍鉴、胡鄂公、董健吾、章秋阳、徐扬广等社会贤达纳入中共的情报网系。由于这些人的触角深入到各帮会、各派系的核心之中，一些战略性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潘汉年的手中，再经潘之手很快转到党中央，对于正确决策战略性的行动起到了参照作用。同时，潘汉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又通过这些上层著名人物去做各地实力派的工作，共同携手进行反蒋活动。例如潘汉年通过杨度的好友胡鄂公做冯玉祥的工作，对坚定冯玉祥联共反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潘汉年为了更有效地搜集敌人各方面的情报，他又把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的文友拉入情报网系。其中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相继成了播汉年在情报领域并肩战斗的战友；像胡愈之、梅龚彬、王昆仑等著名学者也和潘汉年有情报关系；像鲁迅、茅盾这样中外知名的作家，也成了传递重要情报的“特殊交通员”。如果有人写一部“左联”作家和党的情报工作的专著，那将是文学史外的精品之作。

潘汉年在建立广泛的情报网系、增设在敌人“心脏”中的耳目的同时，他还经常变换身份，“亲临一线；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短装工人打扮，时而化装成瘪三模样。有时是乘坐小汽车，出入豪华的旅馆、酒家，有时只以步当车，悄悄地在街头巷尾出现”。他逐渐地由一名十字街头的文学闯将，变成了一位传奇性的人物，有很多近似侦探小说的故事在开始传扬。其中，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事后记录的这三则故事，可见潘汉年当时工作的一斑：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洋伞，劳匕到邵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稍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龙头鬼脑的人在排徊。他立即改换装来，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边、浑身哆嗦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潘汉年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工作，终于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情报网系，以及设在敌人组织内部众多的耳目，使得他在情报战线上的工作得心应手，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难题，干出了许多漂亮的范例，在打退敌人在情报战线上对我“围剿”的同时，也为党的情报事业拓展出了一条条新路。下边，仅向读者介绍一个成功的范例：

为了配合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进行，需要前方有战争经验的同志来充实上海的秘密工作。其中有一个在江西从事机要工作的干部刚到上海，就投敌变节，并把他掌握的中央苏区有关的机密报告了敌人。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特务机构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叛徒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决定派人把他护送到江西南昌，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掌握的所有机密。

潘汉年通过内线的耳目，及时地获知了这个叛徒到达上海后的一切活动，并随时向中央保卫机关的负责人陈云同志做了报告。经和陈云、康生研究，为了确保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顺利进行，决定在上海处决这个叛徒。交由康生所负责的三科执行。

康生接到处决叛徒的任务后，和助手做了周密的调查和部署，决定在这个叛徒登船的码头执行处决。

那天傍晚，如血的残阳就要沉入地下，黄浦江水面上泛起了耀眼的粼粼波光。一艘待命驶往南昌的客轮停泊在码头，穿戴不一的旅客蜂拥上船，一片乱哄哄的景象。这时，一辆美式的军用汽车戛然停在码头上，先走下两个腰插手枪的特务，吃吃喝喝地拦截排除上船的旅客。有顷，又从汽车中走下一位身着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他刚刚把头向右边轻轻一甩，故做有派的样子启步登船。随着“啪、啪”两声枪响，他当即倒在了码头上。接着，本来就乱哄哄的码头就像是炸了窝似地大乱走来，有的喊，有的叫，有的闻声卧倒在地，有的像受惊的烈马四处奔跑……待到码头上平静下来，我狙击叛徒的人员早已安全地转移了。

翌日清晨，上海各家报纸都做了添枝加叶的报道，一时又成为上海里弄中的谈资。

也就是在这天中午，潘汉年又通过内线获知；叛徒被击中一枪，子弹从颈项穿过，竟然没有死去，当即被租界巡捕房送入仁济医院抢救治疗。潘汉年顿感情势严重，立刻向党中央做了报告。很快，他又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为了确保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地下党的机密不被叛徒出卖，趁这个叛徒伤势严重、几度陷入昏迷的情况下，把他击毙在医院中。

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附设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时，医院中就有着良好的医疗秩序，一般看门诊的病人人是不准进入住院区的；就是探视住院病人的亲属，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时下，敌人清楚这个叛徒被狙击致重伤的原因，在他的病房门前，一定设有专门人员看守，想接近这个叛徒是困难的。怎么办？潘汉年找来了助手刘鼎同志，共同策划完成这项艰巨的处决叛徒的任务。

潘、刘二人共同认为：若想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处决叛徒的计划，必须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病房四周敌人布防的情况；而要完成这样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又必须找到一位和教会有关系的情报人员，以宗教为由，进入病房区巡视。这时，他们二人都不约而目地想到了一个人：董健吾。

董健吾，原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的学生，曾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他毕业以后，受基督教圣公会的派遣，到基督将军冯玉祥所部担任牧师，负责宣讲教义。就在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的前后，自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身边又来了一名新牧师浦化人。浦牧师真正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和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一道辅佐冯玉祥将军，使之坚定地执行三大政策，努力完成北伐大业．就在这期间，浦化人还利用牧师职务之便，对冯玉祥将军所部的神职人员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工作。由于浦化人和董健吾有同乡之谊，很快转变了董健吾的政治信仰，并于1928年由浦化人和刘伯坚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原大战以后，冯玉祥将军息影泰山。董健吾遂脱离西北军回到上海，利用他的声望，在一座教堂中又谋了一个牧师职位。不久，浦化人也回到了上海，他以神职人员作掩护，在中央宣传部供职，并继续领导董健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董健吾利用牧师的公开身份参加革命互济会，在营救被难者以及成立“自由大同盟”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董健吾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基督教方面的反对和不满，遂借口董的恋爱生活违犯了教规，革除了他的牧师职务。党的保卫部门为了使董更好地从事情报工作，出经费帮他开了一家古玩商店，他利用自己懂英文的有利条件，把很多外国人吸引到古玩商店来洽商买卖，巧妙地掩护了党的这个情报据点。［aJ时，他利用自己和国民党上层的特殊关系，又通过拜杨度为师，遂成为杜月笙公馆的座上客；通过和宋子文的同学关系，经常出入宋公馆和孔公馆，他也成了他们的朋友……总之，他是我党情报战线上建有功劳的特殊哨兵。

潘汉年接管情报工作之后，为了拓展董健吾的情报来源，他利．用冯玉祥应蒋介石之邀来南京供职之机，通过内线关系，有意请冯玉祥将军为董健吾“拉场子”，从而使董又恢复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这对董的情报活动，又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时下，侦察受伤住在教会医院中的叛徒的重任，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董健吾的肩上。

董健吾深知这项使命的严重性。他受命之后，旋即找到医院中一位和自己很熟悉的牧师，在一般的闲谈中，获悉这个叛徒住在隔离病房，专为巡捕房警务处所监守，防范甚严，非经特许，不准接近。接着，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视察了所有的病房，他还发现，在这个叛徒的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他回到自己的古玩店以后，通过关系向潘汉年做了汇报。

潘汉年摸清了叛徒的病房位置，但他却无法使我们的保卫人员打入医院，进入隔离病房，越过武装巡捕的监守，去处决这个倒在病**的叛徒。他只好再次要求董健吾利用和医院中的那位牧师的特殊关系，做好有关医务人员的工作，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处决叛徒的方案。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访了这位有正义感的牧师，并在他的帮助下，说服了值班的护士，很快和潘汉年共同密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

是日夜，我们的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护士和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门口，出奇不意地制服了监守的武装巡捕，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然后越墙逃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安全地撤离了。

翌日，上海的各家报纸又登了大量的报道，轰动效应堪称空前。

潘汉年指挥的这次行动，由于是在武装巡捕监守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因而无论是对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员还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人员一一尤其是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都产生了岌岌可危的恐惶感。

但是，潘汉年从未因此而吹嘘自己，相反他却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案件告诉我们，任何惊人出色的特殊活动，不是哪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个人能力所致的，而必须依靠社会群众，发动某一特殊活动所要依托的社会群众关系，也要善于物色合适这一特定任务的人物去执行，才能避免徒劳无功。像董健吾牧师这一类的人物，可能在日常情报活动中不一定发生多大作用，但是一旦遇到同他个人身份、能力相适合的特定活动需要时，却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这就是潘汉年实事求是的胸襟和品格。

潘汉年以及他的战友们的出色的情报功绩，并不能拯救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相反，由于白区工作接连遭到惨重的损失，致使潘汉年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困难了。像赵子柏这样的耳目，也因形势朝着有利于反动当局方面发展，逐渐和特科脱钩；像刘鼎这样得力的助手，也因情报据点的破坏而被捕，使得党的保卫工作越来越难展开。

不久，潘汉年由“内线”获知，刘鼎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依然是一身凛然正气，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正当潘汉年设法营救之际，刘鼎突然被上海警备区起解南京宪兵司令部，并有可靠的消息说，叛徒顾顺章向敌人打了保票，要亲自劝降刘鼎。为此，潘汉年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沉吟片时问：

“刘鼎会听顾顺章的话吗？”

“绝对不会的！”潘汉年断然地答说。康生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郑重地指出：鉴于迫切需要在反动统治机构内部，特别是在其特务机关内部建立情报点，中央保卫机关决定：凡保卫机关干部被捕后，如被叛徒顾顺章及其走卒所指认并无法隐蔽真面目时，在不破坏组织的条件下，可以对敌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得情报来源，或者在适当时期潜逃归队。最后，他又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设法把这一决定的基本精神，转告给狱中的刘鼎，请他酌情自处。”

潘汉年曾是这一决定的参一与制定者，但不知中央能否批准。时下，康生正式通知他按这一决定精神营救刘鼎，这说明中央是同意这一作法的―事实上中央批准了这一决定。潘汉年经过周密的调查，遂派出两名精干的特科人员，当作刘鼎的亲属前往南京探监，当面转告了中央保卫机关的决定。

刘鼎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编织了一套欺骗敌人谎言。他当面对劝降的顾顺章假意奉承地说道：

“你是头儿，我干了点什么，你都清楚；你不在了，什么也干不成，我闲在家里，无事可为。”

顾顺章一听刘鼎的口气，误以为刘还是听从他的，遂当即拍着胸脯对法‘言说：

“他的事我都清楚，都包在我身t，－好了。”

从此，刘鼎同志免除了敌人拷打之苦，并获得了一些所谓的自由。

接下来，诚如李强同志在《忆刘鼎同志》一文中所记述的那样：

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出面作保获释出狱。 出狱后先住在中国日报社，后又搬到一家旅馆住。故人表面上好象给了刘鼎自由，实际上暗中对他监视得很紧。一天黄昏，他从旅馆悄悄地溜出来，摆脱了盯稍，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护送上了火车；连夜赶到上海。

潘汉年奉命先和刘鼎接触，遂又把刘鼎被捕的详情向中央汇报，并同意刘鼎归队的要求。由于刘鼎同志的身份业已暴露，不适宜留在上海再从事情报工作。经中央保卫机关批准，安排刘鼎同志转移到苏区去工作。

附带说一句：康生是这一决定的制定者，又是指示刘鼎同志按此决定精神行事的主使人。但是，在延安整风和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却利用“假自首”的罪名，两次把刘鼎同志置于死地。

刘鼎等同志撤离上海以前，潘汉年在情报战线上的工作越发艰难了！为了监督处置一些紧急的事件，或者会见不同层次的情报人员，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一日三改装，神秘地出没在高级旅馆或简陋的工棚中；“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胡愈之）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孔，写了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上海的白区工作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以利于长远的革命斗争，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撤往江西中央苏区。而完成这样众多的党的领袖人物的安全转移工作，自然又落在了潘汉年和他属下的同志汀J的肩上。他们利．用中央保卫机关开辟的秘密交通线，把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安全地送往中央苏区，以及其他的革命根据地，把小部分的同志安全地送往苏联、日本、法国等异邦。

但是，潘汉年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撤离上海。1933年5月14日，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梓年和丁玲等左翼文化人士被捕了。中央考虑到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远在“左联”成立的初期就认识潘汉年，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毅然决定潘汉年撤往中央苏区。

潘汉年迅速办完交接手续，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告别了上海，踏＿L了通向江西中央苏区的交通线。但是，他不知自己是处于革命家那特有的预感，还是对他战斗过的上海的依恋，他老是默念着这样一句话：

“上海，我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