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湖北省汉川县人，生于1880年。他早年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又做过水手与码头工人。因积极参加工人运动，遂于1922年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他一直负责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北伐开始之后，他又先后担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大以后，他又在第三国际片面强调产业工人加入中央领导机构的号召下，当选为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身为总书记，但由于文化水平很低，难于掌握，更谈不上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既没有构想，也没有大的建树。好在他的背后有共产国际撑腰，周围又有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这些既有很高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又有丰富革命实践和颇有工作能力的人的辅佐一一或曰代替更为恰当，从某种意义上说，掩饰了他工作能力低下的缺点。由于他的地位改变了，加之又长期在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一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传统腐朽的封建意识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很快腐蚀了他的灵魂。虽说他已年过半百，竟然还找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杨淑珍当小老婆，并坦然同居。更为严重的是，他还经常不遵守党的地下工作的规则，私自外出去享受一下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为此，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向他提出忠告，并决定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琼英搬到向忠发家去住。

顾顺章叛变之后，党中央处于安全考虑，暂时决定向忠发和周恩来、邓颖超住在一起。同时，把他的小老婆杨淑珍和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琼英安排到一家新开的旅馆暂住。考虑到向忠发外出时必将遇到危险，因此，周恩来同志当面告他，你千万不能出去。但住了三四天后，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当晚没有回来。大家估计会发生问题，遂告知潘汉年：立即通过内线关系，尽快打听到向忠发的确切下落。

真是一波末息一波又起。顾顺章叛变的遗患尚未肃清，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又突然失踪，万一落入敌人之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就潘汉年善良的本意而言，他真希望向忠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或已经回到和周恩来、邓颖超共住的下榻处，但就他的职业而言―只能做最坏的打算，总书记向忠发被敌人逮捕了！为此，他必须调动一切关系，尽快地查到向忠发的确切的下落。

潘汉年虽然不知向忠发临时下榻处的住址，但他知道不会搬离法租界。就常规而言，国民党当局不能在租界内直接捕人，必须先由政府当局行文到租界巡捕房，再会同缉捕。换言之，只有法租界的巡捕才能逮捕向忠发。谁能从法租界巡捕房查询此事呢？他立即想到了巡捕房的探长赵子柏。他约见那位和赵子柏有交情的进步律师帮助，并答应事成之后，给一笔数目可观的酬金。

像查询被捕人员这等小事，对身为探长的赵子柏而言，真是易入探囊取物。这不但不影响他的探长地位，而且还能捞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酬金，那何乐而不为呢！他走访了法租界巡捕房中的新朋旧友，很快就获悉向忠发己经拘留在法租界，等待发落。接着，他又通过内部关系，搞清了向忠发被捕的缘起和经过：

向忠发6月21日上午去会小老婆杨淑珍，他违背组织决定：上午去，下午一定要赶回来。不仅在杨处吃午饭和晚饭，而且还过了一夜。与杨同居的陈琼英同志出于安全考虑，至深夜12时敲门催促向忠发尽快离去，但向和小老婆已经难舍难离，在室内答说：“明早走。”翌日清晨，向忠发起身离去。当他去附近一家汽车行叫车时，认识他的车行会计“为图一笔赏金，去特务机关告发了他。向忠发遂被捕。”

潘汉年通过机要交通，立即把向忠发被捕的经过报告了党中央和周来同志。

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有不少党的高级于部相继被捕。像彭湃、杨殷、浑代英等同志大义凛然，慷慨就义；也有像白鑫、顾顺章等少数败类变节投敌，并做了敌人的鹰犬。因而党中央一一尤其是负责保卫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每当他获悉党的重要负责同志被捕之后，一是设法营救；再是立即切断有关的联系，转移已经暴露的机关。

周恩来同志获悉向忠发被捕的消息之后，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因为这会给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带来重大的影响！不仅党，央会暂时失去重心，而且反动的当局也会因此而大作文章。他安排好有关的机关和人员转移之后，又指示潘汉年设法在法租界进行营救工作。同时，他考虑到国民党当局此次逮捕向忠发，没有事先会同租界巡捕房缉捕，违犯了所谓的法定手续。另外，只要向忠发不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事情就会简单得多，营救几作也会相对的容易。为此，他又特别指示潘汉年：可以出重金贿赂法租界巡捕房。

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立即聘请和保卫机关有关系的陈律师帮办此事。这位陈律师即刻以向忠发代表人的资格，找到法租界有关的人员，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合法活动，坚决反对国民党当局引渡向忠发，并取得一r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播汉年又通过赵子柏向法租界巡捕房暗中打通关节，并私下送上一笔可观的见面礼，还答应事成之后再付重金酬谢。俗话说得好：钱能通神。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亦然。巡捕房的头头们当即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要求引渡向忠发、他们一定从中做些手脚加以阻挠。这位江湖义气十足的赵子柏拍着胸脯大包大揽地说道：

“请放心，这位被难人的事，就包在我赵某人的身上了！”

可是，这位巡捕房的探长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引渡向忠发的事慢说他赵某人包不了，就是已经拿了钱的法租界巡捕房的大小头目也挡不住。向忠发被捕以后，很快报到了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熊式辉那里。熊自然知道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他一边向坐镇南昌“剿共”的蒋介石请示处置意见，一边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名义和法租界最高权势者交涉。法国人一看南京政府如此重视，遂下令把向忠发交给了上海警备司令部。

就这样，潘汉年行贿营救向忠发的方案很快就失败了。

但是，通过这件事验证了赵子柏已被争取和收买。潘汉年为了在法租界巡捕房中有我们牢靠的耳目，依然付给了赵子柏原应允过的巨额酬金。同时，他还通过关系找赵子柏谈话，正式提出请他做我们的内线，随时向我们提供有关的情报，约定每月付给他的酬金，比法租界巡捕房给他的薪水还高。如遇有极其重要的情报，另外再付给额外的酬金。

赵子柏欣然应允，遂成为我中央保卫机关设在法租界巡捕房中的一个可靠的耳目。

与此同时，潘汉年及时地向党中央周恩来同志报告了向忠发已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并请示下一步营救的措施。

周恩来同志恨据以往的经验，像向忠发这样的要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无法做出裁夺的，熊式辉司令一定会亲自给蒋介石拍发密电，请示处置意见。而蒋介石获知这样重大的消息以后，一般都要命令熊式辉派专人把向忠发押解南京。他历经深思熟虑，遂命令潘汉年随时报告向忠发在警备司令部的情况外，还特别强调要潘汉年侦知向忠发何时押解南京，从什么地方上车，并派有多少武装人员护送等情况。

对此，潘汉年是心领神会的：周恩来同志计划组织武装力量截囚车，救向忠发脱险。

潘汉年认为：若想获知向忠发被起解南京的时间和地点，首先要知道替备司令部审讯向忠发的详细情况。而验证审讯情况的真伪的办法，唯有调阅审讯向忠发的审讯记录。接着，他又从如何获取这样重要的情报入手，很自然地又想到了预先“培养”的耳目吴汉棋一一尤其当他想到“培养”昊这个耳目的艰难，又暗自感慨地说道：

“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

潘汉年当即指示秘书欧阳新约见吴汉棋，要吴通过他那位姓徐的朋友转告其长兄，尽快搜集到关押在警备司令部中的向忠发的情况，并强调搞到向忠发的真实的口供笔录，一定付给极高额酬金。为了调动吴汉棋的积极性，潘汉年取一大笔现款交给欧阳新：

“他们都是见钱眼开的势力小人，给多少好处，就帮你办多少事情。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这项使命，必须破例给他们这笔见面礼。同时，你还要郑重地告诉他们：事成之后，我们如数再付给他一笔酬金。”

吴汉棋自欧阳新手中取得这笔大宗的见面礼后，果真来了积极性。他立即找到那位姓徐的朋友，为了请他代为帮办，忍痛从那笔见面礼中分给了姓徐的一笔，然后又讲了做成了这笔买卖后的好处费。这样，吴汉棋又把这位姓徐的翻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姓徐的翻译急忙找到在替备司令部供职总务处长的长兄，说明原委，务请帮办。

这对总务处长而言易如反掌，他很快就查出了向忠发一案的结果：结束审讯。

潘汉年认为向忠发如此快的结束审讯，说明淞沪警备司令部仅是履行公事的审间，一侠收到南京最高当局的处置意见，遂即解往南京收监，再行审讯。他指示欧阳新转告吴汉棋，尽快地搞到起解向忠发的时间、路线和地点。

但是，出潘汉年所料的是他对向忠发一案结束审讯的理解错了。很快，他收到了来自中央保卫机关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情报：向忠发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被抢杀。他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听到向忠发被枪杀的消息之后，他的内心真是悲痛极了！就在这短短的瞬间，他回忆了自己和向忠发的交往，以及向忠发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党的总书记―尽管这其中有共产国际倡行“血统论”在起作用，也足以说明向忠发的革命觉悟和历史作用，虽说他很不满意向忠发的政治地位改变之后，生活作风逐渐开始腐化，并导致自己的被捕和枪杀，可他在这种时刻，役有再想向忠发的过失，而是自责为什么没想到向忠发在外夜宿而不归呢？如果有预防的措施，也不会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他很快从沉痛的回忆和自责中解脱出来，擦去渐渐溢出的悲愤的泪水，缓缓地坐在桌前，提笔展纸，准备起草中央通知：白区和根据地苏维埃，都要隆重悼念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同志遇难！

这时，周恩来的心中还有一个解不开的迷团：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什么会这样快地处决向忠发呢？就其常规而言，警备司令熊式辉是无权处决向忠发这样地位的中共要人的。如果说熊式辉是奉命行事，那一定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可蒋又为什么如此快地卜决心处决向忠发呢？蒋处决向忠发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他百思不得一解。但他清楚地知道：解开这迷团的钥匙，唯有尽快见到审讯向忠发的记录。他严令潘汉年：不惜一切手段，尽快搞到这份审讯记录1

潘汉年完全明析周恩来同志要这份审讯记录的目的，而且他事先也做了布置。但是，他知道像这样的审讯记录是锁在警备司令部保险框中的，决不是姓徐的翻译的长兄―一个警备司令部的总务处长所能拿得出来的。而他刚刚接手情报工作尚不满两个月，又没有掌管保险框钥匙的内线，想从警备司令部保险框中取出这份审讯记录，真是比登天还难！

潘汉年左思右想，唯有利用吴汉祺和他的姓徐的翻译朋友一途，而办法也只有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和欧阳新经过填密的研究，在付给吴。徐二人应得的酬金的同时，要他们尽快地搞到向忠发的供词以及其他的资料，答应付给高额巨酬。

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上树。吴、徐二人为了得到这笔高额巨酬，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找到了保管向忠发供词的文书，几经客套，遂进入了实际性的谈判：

“你只要把这份审讯供词抄一份给我们，就能得到享受几年的赏金。”

“可一旦败露出去，这笔赏金捞不到，我的脑袋还得要搬家。”

“决不会败露出去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能说出去呢？

“不，不行……”

“怎么不行？痛快点，出个价吧！”

“不能低－千元。”

“行！事成之后，一分钱也少不了你的。”

“不行，我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潘汉年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们一千元，并声称拿到这份审讯供之后，他们二人的酬金照付。

在钱的作用之下，潘汉年很快收到了抄出来的全部供词，令他震愕吃惊的是：向忠发被捕以后很快就叛变了，并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党的机关，以及他暂住周恩来同志家的地址。他知道这又是一个千钧之时，急忙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

与此同时。周恩来通过另外的渠道，获悉了向忠发已经叛变的消息。另外，他还获知由于向忠发的叛变，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琼英同志、向忠发的小老婆杨淑珍以及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月霞、张纪思、苏才等同志相继被捕。接着，周恩来亲自审阅了潘汉年转来的向忠发叛变的口供抄件，他认为这份供词中所提供的有关的中央核心机密，除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数人知道以斌敌人是不可能掌握这些材料的；类似像中央新改组的保卫机关的人员组成这种绝密消息，也只有向忠发少数几个人知道；至于供词中说的向忠发暂居周恩来的临时住处的地址，也只有向忠发一人知道。因此，周恩来肯定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实。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善于吸取卿训的政治家。他从向忠发被捕叛变又想到了顾顺章变节投敌。他禁不住地暗然自间：“中华民族一向崇尚气节，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反倒在敌人面前乞降？”他不停地自问着，默默地沉思着，终于从顾顺章、向忠发生活腐化、贪图女色找到了答案：共产党人一旦从生活上打开了缺口，思想必然会跌落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中去。为此，他不仅一再要求自己，而且还要求同志们―尤其是要求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人员，严以律已，努力学习，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周恩来很快变悲痛为愤怒，他再次坐到桌前，提笔展纸，起草文件，通知全党：立即停止举行追悼向忠发的一切活动！

周恩来同志的心是细微的，他的行为不仅要为党负责，而且还要对同志和对自己负责。他已经确认向忠发叛变无疑，可他依然无法解释：既然敌人知道了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什么还要枪毙他呢？如果让他公开登报自首，其政治影响不更大吗？由此，他又自我怀疑：敌人会不会通过制造假口供―尽管他已经否决了这种可能，达到动摇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呢？为了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也为了不冤枉任何一个人的历史功罪，他再次严肃地指示潘汉年：必须查清敌人处决已经叛变投敌的向忠发的原因。

潘汉年很快通过吴汉棋，从姓徐的翻译的兄长―警备司令部中的总务处长那儿获得了向忠发被处决的确切情报：

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电告蒋介石的时候，向忠发尚未叛变。蒋介石依据过去的经验，认为共党的总书记决无叛变的可能。故当即电告熊式辉：“就地秘密枪决。”向忠发叛变投降以后，熊式辉没有再告蒋介石，遂按蒋的电示执行了。另外，熊式辉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隶属政学系，和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矛盾较大，三次会审向忠发，竟然不让CC系的特务参加，自然，向忠发叛变的供词，也就密而不告CC组织。多年之后，CC系的人还编织了如下的谎言：

共匪方面怕向被捕后泄密，就活动收买了一个有权无能的司法官，趁中央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便执行了死刑，把向忠发枪决了。

由于向忠发被处决的十分突然，再加．上敌人事后欲盖弥彰的谎言流传于世，我们内部也有少数同志怀疑向忠发是否叛变。对此，当事人邓颖超同志、任弼时的夫人陈珠英同志等人都写了专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向忠发的确是叛变投敌了。此乃后话，略。

潘汉年在办理向忠发事件的全过程中，他不仅学到了周恩来同志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的大将之风，而且也亲自看到了周恩来同志待人处事的严谨品格。同时，他还从周从恩来同志无声的身教中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绝不允许由于自己的不慎和疏漏，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给同志的政治生命增加污点。在今后二十多年的实际工作中，他始终以周恩来同志的作风和品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还赢得了同志们的信赖和爱戴。这就是潘汉年风志的美德所在

潘汉年作为特科的负责人，自然知道敌人利用顾顺章和向忠发这两个叛徒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抓到周恩来同志。换言之，周恩来同志留居上海是最危险的。为此，他通过不同渠道多次向中央建议：周恩来同志必须从上海尽快撤退，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工作。但是，周恩来总是以大局为重，继续参与领导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央度过难关，并使新组建的中央保卫机关步入正规，能独立担负起保卫党中央安全的重任。是年12月，周恩来同志偕邓颖超同志终于要从上海撤退了，行前他再三叮嘱保卫机关要扩大白己的情报网系，增加设在敌人心脏的耳目，为确保党中央的决策和安全作出贡献。

这也就是潘汉年下一阶段工作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