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原是陈赓同志的助手。对上海具体的敌情是比较熟悉的。他向潘汉年详细介绍了国民党设在上海有关的敌特机关以后，他们一致认为应当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或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中，选一名专任破坏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死硬分子开刀。但具体是谁，需侯调查研究以后再定。

事有凑巧，刘鼎一天来到南京路上，在一家照相馆橱窗内，意外地看见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官员们的合影。他留意每一位官员的“尊容”，没有一个是他认得的。当他的视线移到站在后排的一位官员的面孔时，他下意识地一怔，再仔细一打量，暗自惊喜地说：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他二”

这人叫王斌，是淞沪普备司令部的现任督察长。那时，国民党当局不能在租界中随意捕人，因此，中共领导人士多数住在租界里。一旦国民党当局发现了我党设在租界中的机关或中共要人，都必须向上海租界的总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再办理引渡手续。而王斌就是专门负责办理交涉引渡的承办人。因此，刘鼎向潘汉年汇报之后，建议重组的特科第一个突击行动，寻机镇压王斌。

潘汉年是位有头脑的干才，他填密地研究了镇压王斌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响，遂同意了刘鼎的建议，并立即向陈云、康生报告。他们三人慎重研究，认为可行，施即报请中央同意。之后，他们又讨论、研究了具体执行计划和人员分工。此次突击行功由康生负总责，潘汉年分竹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起居的地点、时间、路线，以及喜爱乘什么车等。为了使执行人员能准确无误地完成任务，潘汉年还必须搞到能辨认王斌的照片。

潘汉年刚刚接受情报工作，一切都十分生疏，想获知这些情况谈何容易！刘鼎虽系原来特科的情报人员，但因分工的关系，也只是一般地知道姓名，职务而已，至于这位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的督察长的具体行止、日常生活习惯也是不甚了了。再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原来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有关系的情报人员，业已奉命转移；现存的情报网系中，竟然连一个熟悉王斌的人都没有，因此，想查明王斌的居住地让、出入路线及其他每天必去的JL个场所，那真是比大海捞针还难！

潘汉年是从不向困难低头的，这是他事业能够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他挖空心思，寻觅办法。最后，他希望能从上海通用的电话薄中找到王斌的名字，然后再通过巧妙的电话联系获知一切。可是当他打开电话薄以后方才想起，那时．上海许多人家的私人电话只注明X宅，绝不披露真实姓名，更何况像督察长王斌这样的人物呢！他在电话薄上至多登记“王宅”。或“王公馆”。他粗粗统计了一，电话薄中注明“王宅”、“王公馆”的户头竟多达数一百户，遂只好叹而摇首，放弃了这一作法。

潘汉年决不肯认输，他又另辟新途，独自苦思冥想，希望能从和督察长有关系的人和事方面打开缺口。或许是老天不负有心人吧！他终于由国民党当局查禁革命的期刊书报，想起了上海有关的书局经理为了活路，经常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的事情。进而又由此想到和自己关系较密的光华书局的老板张静庐、沈松泉。最后，果真由张、沈二位老板的n中，探知了王斌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同时，他还获知王斌早出晚归，并无定时，因为他每天下班以后，晚上常去法租界xx路一家妓院，在那里和其党徒们接洽工作及纳贿受贿。

潘汉年由此入手，很快侦知了王斌出入的路线和乘坐的包车―上海时兴的那种人拉的黄包车。最后，他把所侦知的一切，包括设法翻拍的数张王斌的照片，一起交由康生负责的三科去执行。

三科有关人员又经过填慎侦察，选定在英、法租界毗连处的龙门路上实施全部计划。一天中午，身着西装的王斌坐在黄包车上，若无其事地翘着二郎腿，刁着进口的雪茄，穿行在狭窄而又喧嚣的街头上。黄包车刚刚进入龙门路，“呼”的一声枪响，王斌当即死在了黄包车上。而三科中执行任务的狙击手，趁着碎起的一片混乱，安全地转移了。

自然，上海当天的晚报、次日的晨报，都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特号新闻。除去记者那职业性的笔底生花之外，街头巷尾的口头文学则更是添枝加叶，有关王斌之死的经过，很快又有数个版本传播在百姓中！

王斌被杀，以及有关王斌被杀的神乎其神的种种传闻，对巡捕房中的高级华人侦探，对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的职业特工和共产党的叛徒，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震慑。 自然，也就收到了灭敌人之志气，长共产党人之威风的一石二鸟之效！

潘汉年通过组织实施镇压王斌的行动计划，深深感到必须在敌人营垒中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有效地处决顽固不化的敌人，也才能有效地营救落入敌人手中的同志。换言之，在敌人的核心机构中必须有我们可靠的耳目。

潘汉年虽说才转入情报战线，但他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常识性的规律。他知道若想在敌人核心机构中安有我们的耳目，途经之一就是利用反动当局的上层社会关系，把我们的同志打入敌人的核心机构中去。如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那样，经办敌人的核心机密大事；途经之二是利用各种手段－一主要是利用金钱收买和政治利害相威逼，把直接和间接参与敌人核心机密的人员拉过来，向我们提供重要的情报。潘汉年和刘鼎同志相议多时，认为由于顾顺章才叛变不久，把我们的同志打入敌核心机构，并能亲自经办核心机密的可能性很小。 目前，只有把目标选在将敌人核心机构中的办事人员拉出来，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为我服务这点上。

潘汉年清楚地知道：选定了在敌人核心机构设耳目的方向以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就是选择敌人的核心机构。

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当局有两大机构是对付共产党的。其一是国民党的反共心脏一一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是一个专门侦察和破坏地下革命组织的特务机构。自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对革命组织内部的变节分子、动摇分子，采用拉出来再打进去的办法，充当他们设在党的组织中的“内线”人物，达到诱捕中共领袖人物和破坏革命组织的目的。其二是设在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巡捕房。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大多设在租界里，而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基本上住在租界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妄想破获我设在租界中的地下革命组织，或逮捕已为他们所掌握的中共要人，必须通过公共租界巡捕房执行，然后再引渡给他们。假如在以上两个机构中设有我们的耳目，不仅能开辟新的情报来源，而且还能及时掌握这两个机构破坏革命组织、捕人、引渡等各项机密情报。

然而，在这种高度机密的特务机构中寻找我们的代理人，是何等的难啊！现以吴汉棋、赵子柏为例加以说明：

吴汉棋早年参加北伐，是普通的政治人员。由于工作的关系，吴和潘汉年相识。同时，他还认识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而今又给潘汉年当秘书的欧阳新同志。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投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惺亚手下效力，充当情报人员。他除去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外，也搜集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情报。这时，潘汉年暂时尚未选准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耳目人选，想先从上海市社会局找到缺n，打开门路，进而再扩大到其他的国民党机构。因此，他想利用吴汉祺。但他知道吴清楚自己是中共要人的背景，不便和吴直接打交道。遂和秘书欧阳新商议：

“你知道吴汉棋现在的政治身份吗？”

“知道。他是吴惺亚手下的情报人员，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

“他知道你的真实政治身份吗？”

“我想他是不知道的，因为那时我是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

“近儿年以来，你和他打过交道吗？”

“没有。”欧阳新想了想，遂又解释，“他们风传陈友仁等人组织中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我怕他们顺藤摸瓜，把我也当成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抓起来，所以，我有意回避和他见面。”

潘汉年听了这个情况以后，整眉凝思了片刻，他一挥右手，果断地说：

“我看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请你以所谓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去见吴汉祺，先把他变成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情报人员，然后再设法变成我们的耳目。”

欧阳新同意先和吴汉棋恢复交往，从旁探测吴可否为我所用。

接着，潘汉年又帮欧阳新研究了争取吴汉棋为我所用的步骤和计划。

欧川新通过关系，很快和吴汉祺接匕犷头，并在一家一分考究的西式餐厅的包间见了面。欧阳新有意奉承地说道：

“别汁，当刮目相待，听说吴老弟在吴惺亚局长的门混得不错啊！”

“那里，那里……我只是在吴局长的门下当差混碗饭吃。”吴汉祺也不是省油的灯，遂又借此话题有意地间：“欧阳兄一向是官运亨通的，你这位当年陈外交部长的翻译，这儿年一定又有高就了吧？”

欧阳新当然清楚吴汉祺问话的真意：窥探他和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因此，他按照预先和潘汉年设计好的方案，首先向吴坦告自己是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接着又做出十分知已的样子，说道：

“我依然给昔日的外交部长，今天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陈老当助手，帮助他处理日常党务，还负责和欧洲、美洲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和社会民党人关系密切的国际劳工组织进行联络。一句话，我从陈老当年的翻译变成了秘书。天天忙得很！”他说完又扫了一眼吴汉祺那分外认真的表情，“今天晚上，我还要陪同陈老去会见一个来华访间的劳工组织。”

吴汉棋一听就来了精神，他认为和欧阳新这样握有实权，并掌握核心机密的人物建立联系，不仅可以获取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有关情报，到顶头上司吴惺亚局长那里邀功请赏，而且他作为职业的情报人员，也清楚欧阳新需要他提供的有关情报，还可以收到一笔可观的意外的收入。这真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天大的好事！他为了进一步试探欧阳新，又笑着问：

“老兄恐怕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使命吧？”

“帮助他们收集中国赤色工么和中共的活动情报。”欧阳新说完叹了口气，“可惜我没有这方面的情报来源，一笔笔数目可观的法郎、英镑、美元……咳！可望而不可及啊。”

“那你为什么不另辟途径呢？”

“所以我就想到犷老弟你。”

就这样，欧阳新和吴汉棋经过几次接触，遂在所谓反共、反对共产国际方面达成了共识，并建立了双向性的情报关系。也就是在这期间，欧阳新获知吴汉棋生活奢侈，挥霍无度，单靠薪水难以维持。因此，潘汉年就利用吴汉棋提供一般情报之机，有意送给他一笔笔数目不多的“赏金”，借以加强欧阳新和吴的关系。同时，潘汉年让欧阳新编选一些有关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情报送给吴汉棋，除去取信于吴而外，还可以帮助吴在主子那里建立威信，并能得到数目不等的“赏钱”。来往多了，欧阳新终于获知吴汉棋日常开销甚巨的原因：

吴汉棋的元配夫人已近中年，早已变成徐娘半老的样子，这对好色之徒吴汉棋来说早已失去了吸引力。他为了满足好色之欲，又在外边找了一位长袖善舞，且又会社交的年轻女子做姨太太。加之，吴汉棋惧内，只好在外边租了一大套洋房供他藏娇。这样一来，他的开销就没有边际了。吴为了取悦于欧阳新―意在想多得到一些“赏钱”，亲自请欧阳新到藏娇的“金屋”去看他的姨太太。

潘汉年得知这一情况之后，遂指示欧阳新付给吴汉棋一笔酬金后，有意疏远和吴的关系。等到吴主动找上门来讨钱花的时候，再视情交给他更为重要的任务。

事情完全按照潘汉年所预料的进行着。欧阳新刚一做出冷淡的表示，吴汉棋就主动地找上门来，告诉欧阳新他认一识一个被中共开除的叛徒，可否把他再派回去，为中国社会民主党获取有关的情报。欧阳新遵照潘汉年的指示，故意冷淡地笑了笑，说道：

“根据常识和经验，已经被中共开除的人，是很难再找到中共的要人。他即使能找到一两个熟人，也不可能得到什么重要的情报。”

吴汉祺想出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想借此应付一下欧阳新，再讨一笔所谓的“赏钱”，以资维持他这一妻一妾的日子。没想到刚一出口，就被欧阳新说得无言以对。时下，他不能没有欧阳新这棵摇钱树，故悻然而问：

“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欧阳新认为火候到了，遂郑重地抛出了潘汉年预先设计好的话题：

“我认为，搜集中共情报的捷径是．上海市党部、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等有关的部门。他们那里不仅存有原中共要人叛变后写的材料，而且他们随时随地还逮捕新的中共要人，并审讯出最新的中共情报。你只要打通了这些部门的关系，何愁搞不到中共的重要情报呢？”

吴汉棋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只有唯咯点头称是。

“这样嘛”，欧阳新变了一种说话的口气，“我也好找人家讨取你所需要的钱。”

潘汉年听了欧阳新的汇报，认为金钱已经买住了吴汉祺的心。俗话说得好：“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吴汉棋为了满足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定会挖空心思的去想办法，有时，为了得到急需的金钱，甚至会艇而走险的。接着，潘汉年又交给欧阳新一百元活动经费作为钓饵，并声称这是从外国朋友那里支取的情报费，进而向吴施加压力，说明再搞不到重要的情报，就没办法向外国人交待。

吴汉祺果真上了圈套。他收到这一百元所谓外国人的情报费后，立即告诉欧阳新他有一个姓徐的朋友在巡捕房当翻译，此人的长兄在警备司令部任总务处长。他想从这位姓徐的朋友开少丁以把触角同时深入到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里。

欧阳新并未作出分外热情的表示，他只是以照常规不冷不热地说道：

“你可以转告徐某人，只要取得中共重要的情报，外国朋友是亏不了他的。另外，他如果需要一些日常开销的活动经费，外国朋友也会提供帮助的。”

真实的情报工作，绝不像小说家笔下杜撰的那么玄乎，也没有侦探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么色彩斑丽。因为情报的对象是核心机密，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要想获取它，也是需要通过更为实在的手段；另外，再核心的机密也是由人掌握的，因而只要打中了掌握核心机密的人，看来是很复杂的事情也会变得异常简单。而这一切工作的难点，都在选好并打中间接或直接掌握核心机密的人。欧阳新在潘汉年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地把吴汉棋钓上勾，接着又把昊汉棋认识的姓徐的朋友挂上网，前后费时一个多月，也不知花了多少“外国朋友”的情报经费。但是，潘汉年终于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养兵千日的阶段，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按上了耳朵和眼睛。

潘汉年十分清楚，公共租界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是两个很大的机构，每个部门之间都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换言之，我们必须安有更多的互不相知的耳目，才能及时而又准确地获取任何一个独立部门中有用的情报。因此，潘汉年在安设昊汉棋耳目的同时，他还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中选择、培养其他的耳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赵子柏。

赵子柏，原籍山东，在上海滩混迹多年，他举止粗野，江湖气十足，靠得一身好武艺，深得法租界警探头目的赏识，逐渐在法租界政治部中混上了一个探长的职务。加之他是帮会中的人，和黄金荣、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们有着横向联系，对中共地下组织有着很大的破坏性。自陈赓时代的特科人员始，就想除掉赵子柏这个上海滩、租界内的混世魔王，但都因为他神出鬼没，并供职法租界巡捕房，一直未能如愿。顾顺章叛变以后，赵子柏的活动越发的猖撅了。为确保设在租界内的党中央的安全，赵子柏被再次提到特科的议事日程上来。

潘汉年反复掂量了赵子柏的份量，他是一只法国人雇用的鹰犬，有着很大的破坏性，设法处掉了之，是最简单的办法。但这很可能激怒公共租界中的外国人，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更不利T－设在租界内的中央机关的安全。另外，潘汉年懂得越是破坏性大的人物，一旦为我们所用，对敌人也会构成很大的威协。关键的问题，是看赵子柏有没有为我所用的条件和可能。

潘汉年非常熟悉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又专门研究过横行－－海滩的青红帮中的头面人物，知道这些人打着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旗号，却干着重利轻义、党同伐异的事情。实际上赵子柏在其权限范围中，经常干一些出入人罪、彻私舞弊、贪脏枉法的事情，并借此大捞一笔又，一笔所谓的好处费。既然如此，我们出高额的赏金，为什么就不能买住赵子柏这样一个勇夫探长呢？潘汉年决定试一试。

潘汉年经过研究和调查，知道自己认识的一名同志和一位律师很熟，而这位律师因业务关系，经常和赵子柏打交道。潘汉年报请中央批准，决定把这名女同志调到属下工作。请她通过所认识的律师再做赵子柏的工作。争取赵作为我们设在法租界巡捕中的耳目，为保卫党的安全服务。

赵子柏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而且又不识儿个大字，所以，他干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是很实在的。其一，他决不丢探长这个金饭碗；其二，在这个大前提下，只要有钱，他就努力去干别人求办的事情。因此，当这位进步的律师受命找到他，经过十分巧妙的试探以后，他就为重利所驱，当即向这位律师表示：愿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传世格言，被潘汉年用在了赵子柏的身上。

虽说潘汉年把握住了赵子柏的性格特点，但从不轻信对方任何的口头许诺，因为情报战线上的对手，无一不希望自己的对手成为自己的情报来源。因此，口头的许诺不是假的，也一定带有不少的水分。换言之，潘汉年识别对方的标准：必须用提供情报的实践来验证其真伪。正当潘汉年暗自思索考察赵子柏的办法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党中央的紧急通知：

“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