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成仿吾等创造社的元老相继回到上海，重新握笔杀上文坛，无疑对潘汉年是重大的激励。尤其当他听说大病初愈的郭沫若，把民族的苦难、阶级的义愤以及对再生中国的希望，一齐涌入心头，化作澎湃的诗句，强迫他“在床头、藤椅上把提着笔写下一行又一行”后，他更加勤奋执笔，在《幻洲》上写下一篇又一篇投向敌人的匕首似的短文。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党内的不少人不承认革命已经转入低潮，面对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出于对敌人疯狂屠杀的狂热的复仇心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急躁和冒险情绪，遂一味地要求不断进攻，强调不断地把革命推向**，从而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盲动主义。潘汉年受此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在他所主编的刊物和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件”便也如连珠炮似的不断发起攻击，咄咄逼人地向反动势力开火，并且也不大讲究斗争策略一r，不时仍有扩大打击面的偏颇。”这恰好说明潘汉年不具有革命旗帜的素养，而仅仅是一位活动能力很强二扮演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将角色，这也就决定了他在革命队伍中的位置。

那时，潘汉年明明知道他主编的《十字街头》，很难见容于反动的当局，他为了表示自己的英雄胆识－一或曰不示弱于敌人，公开撰文告诉反动的当局，不怕查封《幻洲》，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半月刊一一《幻洲》。事实上不能容纳大家呐喊飞声，我们觉得在这个青年披杀的革命时代，虽含痛殊深。说话的机会总该有一个，所以我们又决定在泰东书局出版一个为我们青年说话的周刊叫《战线》。

这件事情的发展结果，不幸被潘汉年自己所言中了，1928年1月，一几卷八期《幻洲况》版以后，便被当局加以“反动”罪名而查禁！为此，潘汉年又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继续向反动当局发起辛辣的进击。他公开撰文说：“所谓言论自由，本来单指党国要人而言，小老百姓哪里有资格可以自由呢？……”

《幻洲》是较有影响的一种期刊。旱在它创刊的初期，就受到远在厦门大学执教的鲁迅先生的注意，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称它是当时上海的杂志中“较可注意”的一种。就说当时《莽原》的销量的减少，鲁迅先生也认为“也许是它（《幻洲》半月刊）的影响，因为学生的购买力只有这些。”后来，随着《幻洲》半月刊影响的扩大，鲁迅先生也公然宣称：“最风行的”是《幻洲》。

话再说回来，虽然反动的当局扼杀《幻洲》是迟早的事情，但如果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讲究一些斗争策略，或许《幻洲》这块阵地还能继续发挥一段作用。自然，其影响力和战斗作用就大大的减弱厂！

然而怒火正旺的潘汉年―或许是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的缘由，他认为旧的阵地丢失了，其对策是再建一个更大的新的阵地。这就是继《幻洲》半月刊被查禁之后，很快又创办厂《战线》周刊。 山于他办刊的思想没有变化，遂又在《战线》周刊的开场白中，以更加激烈的措词刺激反动当局：

现在《战线》周刊已经与读者诸君见面了，而我们的《幻洲》半月刊却已被当局认为“反动”而明令禁止出版，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可是没有想到在我们目中认为《幻洲》副刊的《战线》没有出版之前，它就被人宣告“寿终正夜”！好吧，现在的革命者，自有他们的权威，砍下万千青年的脑装尚不费吹灰之力，禁止小百性的出版物，踢以“反动”二字，还怕你不消灭下去吗？然而，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威，我们自有我们的热血，你看吧，我们的《战线》又在这里开场了。

就在《战线》创刊的前后，上海文坛爆发了和鲁迅先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潘汉年受着这种特定的偏颇思想的主宰，也挥笔上阵，参预了攻击鲁迅先生的论战。由于这场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俞后历时达一年多的时间，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加之潘汉年也是在这场论战中逐渐认识鲁迅先生不可替代的旗手地位，并进而身体力行，促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因此，很有必要向今天的读者简介这场革命文学论争的缘起：

大革命失败以后，流血和不流血的阶级斗争，强烈地震撼着好二位有良知的，文艺战士的心，便得拣一位文艺战士都必须回答这洋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向何处去。恰在这时，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钱杏郁，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潘汉年都相继集中到上海。他们对于文学工作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中国革命家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1928年1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山蒋光赤、钱杏邻等组成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沙、《太阳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对此，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白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原理的思想运动。”

但是，由干这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时还不能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谓‘自身就是革命’）等毛病，因而不仅在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七发生错误，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也夹杂了不正确的观点。”再由于他们当时受着党内因失败而抬头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认识不清楚，首先把批判的矛头错误地对准了鲁迅先生。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更有甚者，他们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人。

鲁迅先生等人也绝不示弱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遂也沉着应战，边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越战越酣，双方谁也不愿一泣放一乒中的笔，在自己的家门七高悬起免战牌！

在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中，潘汉年的偏颇思想也充分暴露出来。他和其他“创造社”中的激进的青年作家一样，对鲁迅先生也同样地不够理解和尊重。在他主编的《战线》第一期上就发表了攻击鲁迅的文章，竟然在“态度、气量和年纪”方面说三道四……建国以后，他回忆起这场对鲁迅先生的错误围攻，十分沉重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冀”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冀”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拙薄弱的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问把普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令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与这场文学革命论争的同时，潘汉年的战斗精神和活动能力，逐渐地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和赞赏，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人的注意，而第一个起用潘汉年的是任弼时同志。

任弼时同志为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并兼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他通过法南区委把潘汉年调到工会系统，“在张秋人主办的工人秘密刊物做编辑工作，同时采写一些宣传稿件。任弼时亲自和潘汉年谈话，向他交代宣传的方针和任务。潘汉年经验丰富、才思敏捷，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再如阳翰笙同志回忆的那样：“创造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但党员很少，郭老又要离去，党的力量显得薄弱。在‘四·一二’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在这种条件下，公开的宣传活动有困难，周恩来同志看到厂这个飞题，就指示郭老，应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进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甲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而郭沫若又把周恩卡交办的这项屯任交给了潘汉年、阳翰笙和李一氓。

潘汉年为了落实周恩来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首先和阳翰笙、李一氓成立了 一个党小组，以此为核心，在创造社内有意培养和发展中共党员。像创造社中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未镜我、李铁声、王学文等同志入党，都凝聚着潘汉年的心血。

这时，太阳社中的蒋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余名党员编为两个党小组。由二创造社和太阳社及出版部都在北四川路一带，很多文化人一包括鲁迅先生和赴日前的郭沫若都住在附近，因此，区委遂将这三个党小组编为第三街道支部，潘汉年出任支部书记。公平地说，时年只有二十二岁的潘汉年能把这几十位党员团结在一起，并较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有关工作，这个支部书记当的是有水平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接着，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同志有意重任潘汉年。

早在潘汉年在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的时候，李富存同志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在党内则是南昌军委书记。那时，李富春同志不仅和潘汉年时相过从，而且还高度地评价了《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富春同志出任江苏省委书记，由于当时的上海是在江苏省委的管辖之内，李富春同志对潘汉年所领导的第三街道支部的工作是知道的。不久，“区委觉得他们领导文化工作有困难”，李富春同志遂决定收归省委领导，并把第三街道支部改为文化支部，仍白潘汉年担任支部书记。从此，潘汉年在李富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沟通同文化界各方而的组织及成员之间的联系，以贯彻党的思想文化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久，李富春同志狠据上海文艺界形势的发展，决定在省委宣传部下面成立一个文化党组，并指定潘汉年为文化党组书记，全面担负起团结和领睁左翼文化界的重任。诚如史家所评说的那样：“作为第一任党组书记的潘汉年，曾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工作，开创厂左翼文化工作的新面貌。”

正当潘汉年在政治上飞速发展的时候，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却是非常失败的，使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由于潘汉年这种不幸的家庭生活，儿乎影响着他的前半生一一并由此引发出了未来和董慧同志长达数年的爱情纠葛，很有必要对潘汉年的家庭生活作一简介：

潘汉年的元配夫人是许玉文。是在潘十八岁那年由毋亲作主结婚的。潘汉年是在“五四”风潮影响下步入文坛，而后又投笔从戎、弃文从政，很快又成为我党30年代闻名上海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不仅有着远大的革命志向，有着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而且一直崇尚个性解放，并极富有叛逆的性格。他的理想的伴侣，绝不是许玉文这样封闭的农村妇女。因此，从他结婚伊始就埋下了难以为继的悲剧种子。

许玉文也深知潘汉年不爱她。但她是在传统的东方道德中长大的，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她作为一个女人如何获得情感的需要和解脱呢？唯有在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汉年寻衅和渲泄。这样，就必然陷入了夫妻吵架的恶性循环。就在他们结婚不久，潘汉年把许玉文带到上海的时期，他们之间就吵得不可开交了。对此，沈松泉先生作了如下记述：

潘汉年在宜兴的夫人也来到上海，他们夫妇住在海宁路附近一条里弄内。不知为什么他们夫妇俩经常吵架，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夫人还跟踪潘汉年闹到尤华书局来，还有一次我曾去他们家劝架，一对年轻夫妇，经常吵架。彼此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辜。

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是受“五四”风潮的影响，从封建家庭的束缚下杀入社会的。因此，他的思想和情感无不打上这一特定的时代的印记。他一方面有着向封建堡垒宣战的大无畏的勇气，另一方面又很难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一刀两断。反映在他和元配夫人许玉文的身上，也必然是双重的人格：他一面不爱这位没有情感做基础的妻子；他另一面作为孝子又不敢悖逆母命，断然和妻子离婚。其精神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随着他的学识的增长，地位的升迁，其精神是会越来越痛苦的！

然而，潘汉年作为一个矢志向前走去的革命者，他虽然从形式上难以割舍由母亲包办的这桩婚事，但他的灵魂必然是本能地要匕离自己的躯壳，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就是时人－一龙其是姚蓬子对潘汉年的私生活颇多微词，也就是他的妻子许玉文“跟踪潘汉年闹到光华书局来”的所在。

这时的潘汉年有没有婚外恋呢？至今尚未查到有关这方面的证据。但是，远在他初到上海谋生的时期，就有精神中的恋人了。对此，尹棋先生在其专著中作了如下记述：

这一年的初夏，潘汉年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原因是他的一个表妹中学毕业了，要到北京去考学校。姑母不放心年轻的女孩单身远行，便写信让潘汉年送她去北京。潘汉年向中华书局临时请了半个月假，专程伴送表妹赴京。这是一件使潘汉年很高兴的率，也是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直到他晚年身处逆境时，还没有忘却他最早所经历的这一次初恋的浪漫故事。原来他同这位表妹自小就熟悉要好，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虽然潘汉年遵母命结了婚，但在感情上一直恋着这位表妹。在潘汉年离开宜兴到上海来之后，他和这位表妹仍有不断的书信往来，互相倾述心情和情思。……他把她送到北京后又在那里倍伴着玩了一些日子，他们几乎是形影不离，仰卿我我，如痴如迷。但这只是他们追求的一种单纯的所谓精神恋爱，事实上都还受着家庭、才L教的管末，不过是一种明知不可为的暂时陶醉罢了。

这就是潘汉年的性格：一方面，他有着和敌人抗争到底的气魄和聪明；另一方，他又没有和自己灵魂深处的传统道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更为严重的是，他并没有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磨掉性格中的软弱方面，相反，随着他的地位的改变，这种软弱的性格又被他自己巧妙地保护起来，尤其是在对待自己一作中的失误－一如在别人有意整他而施加压力时，他就会“产生瞻首顾后，甚至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委屈求全”了。由于潘汉年这种性格悲剧的发展，必然导致r他家庭悲剧的发生；加之时代悲剧的推衍，终于导致了潘汉年的政治悲剧。此乃后话，留在下文详述。

潘汉年在这种双重性格的支配下生活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交给的工作中去，同时，他又借用小说的形式抒发自己情感深处的痛苦。他在这一时期写过不少小说，但他自己很喜欢其中两个短篇：《离婚》和《求爱》。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以及小说主人公的情调，不难发现潘汉年的元配夫人许玉文和他小表妹的影子。难怪他当时的文友直言不讳地说：“后来光华书局出版了潘汉年的一本小说集《离婚》，恐怕主要就是写他自己的事。”

潘汉年为了填补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痛苦，他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感情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写作和工作上。

在这期间，令潘汉年伤痛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卫尤其是他看到昔日的战友消极了，叛变了，或充当了反动当局的走狗从事攻击共产党人的工作，他内心的伤痛是难以言谕的。例如“创造社的小伙计”之一的周毓英投奔了张资平，并在《乐群月刊》七发表《忠诚的批判》，大骂共产党人是“内奸”，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是由外面冲进中国的。而这时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也日趋尖锐、对立，各种思潮沦点风起文坛，一时好不热闹。他既为了回击曾是文友的周毓英的进攻，同时也为了阐述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关系，在他和叶灵凤合编的《现代小说》第三卷四期上，发表了《内奸与周毓英》一文，写下了这段文字：

假如中国本身的经济社会没有变革的必然性，是不会产生革命的浪潮，现在中国产生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运动，他的动力不是外国“冲进”来的，是中国的现存生产关系，对于无产阶级的生产力，起了不可抑止的冲突，遂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这一关系，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不可免的要反映到文艺上，于是不可免的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

这时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骨干成员，都是一些共产党人，并在潘汉年这位文委书记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自然，也包括了和鲁迅、茅盾等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加之，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相继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不仅使得中国革命遭受更大的挫折，而且打击报复、宗派主义也开始抬头。这必然也要影响到革命文艺运动的正常开展。潘汉年历经深思熟虑，实事求是地指出：“在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状态中，自然不免有许多错误及不正确的倾向，确是很要以批评的手段来指摘这些倾向”。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的批判。”很明显，潘汉年又走在了左翼文化人的前面。

潘汉年敏锐的思想和组织才能，被更多的中央负责人所了解。到1928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属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文化党组划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担任党组书记。也就是从这时起，“潘汉年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央的一个直属支部。他的生活费用也改由组织直接供给，从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者。”

越年―1929年，六大以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回到上海，分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根据形势的发展，遂将隶属宣传部的文化党组扩大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任书记。

时年不足二卜四岁的潘汉年，肩负着党的文化工作的重任，这足以证明党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对此，他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半点骄傲和虚饰。正当他以“正确的客观批判”态度进行自我批，并思索和鲁迅先生这场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失误的时候，李富春同志告诉潘汉年：中共中央准备过问文艺，请他先做必要的情况汇报。

潘汉年感到党的文化工作将有重大变化，遂又以极大的热情：迎接这一重大变化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