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为什么在1929年夏秋之交突然过问文艺呢份夏衍同志作厂如下回忆：

1927年列1929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争论，其实，这之问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1＊1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排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1929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问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关于党中央是如何决定干预文艺的，迄今未见到原始的史料。只有从散见于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中推断出这样的结论：直到1929年的夏秋之交，党才对这场论争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并且得出了论争双方都是要坚持革命的，在方向上并没有原则分岐的正确结论。于是决定运用党的力量进行干预，要求从党员作家做起，停止论争，并进一步争取把所有左翼文艺界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至于时任“文委书记”并已经兼任中央宣传部千事的潘汉年所起的作用，由于“潘案”所累，他自己没有留下文字记述。自然，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相继谢世，生前谁也没有说到潘汉年在这一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但是，根据一般的常识，以及潘汉年贯彻中央这一重大决定所做的工作，谁也不能否认潘汉年参预了党中央的决策会议，并依然由他出面负责向有关人士传达落实这一决策。

党中央决定“以党的力量进行干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惜墨存史，现把当事人吴黎平、阳翰笙、冯雪峰三人的回忆摘抄如：

时在中央宣传部供职的吴黎平同志在《长念文苑战旗红》一文中说：

大概是在1929年11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采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

“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故，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

“二是产们有的同志攻击普迅是不对的，要单重普迅，团结在普迅的旗帜下；

“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阳翰笙同志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一文中说：

1929年秋天，大概是9月里，李富春同志给我谈了一次话。地点是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李富春同志先问我：你们和普迅的论争，党很注意，现在情况怎样了？

我简要地叙述了一下情况。‘我说香迅近来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这是很好的；现在的论争已经缓和下来，不像去年那么激烈了；有些同志自己也感到与鲁迅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李富春同志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普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枯计不足。香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怨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普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论争，与香迅团结起来。 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像普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冯雷峰同志在回忆潘汉年的谈话中，他说了如下这段话：

据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1930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记得是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司，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普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查、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普迅及在普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各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普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潘汉年是一位组织原则很强的同志，他历来对党中央的决定坚决付诸实施。现在党中央又作出了成立左联的决定，他身为文委书记，则更是责无旁贷地贯彻执行。他除去请有关人士向鲁迅先生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并征询其意见外，他还分别作创造社和太阳社有关同志的工作。对此，冯雪峰同志曾回忆说：“这时候，据我所了解，创造社方面，潘汉年主要是找冯乃超；太阳社方面，则找阿英（蒋光慈好象还在日本）；同时潘汉年也找夏衍、洪灵菲等人淡。”对此，阳翰笙同志也作了如回忆可以佐证：

李富吞同志和我谈话后的两天，我见到了潘汉年，他说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通知。于是我们俩经过商量，先开个党员会，传达李富春同志的指示。 当时决定找的人是：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郊、洪灵菲，另外还加上涛汉年和我，一共九个人，这些都是当时党内的负责人。开会的地点是在公非咖啡馆。会议是潘汉年主持的，他说李富春同志和老华（我当时用华汉的笔名）谈过一次话，现在请他向大家传达。我传达完了之后，很多同志都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一也有个别的同志不表态，说普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但到最后，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会上的意见一致了。

就在这次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普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普迅要粤重。

再一个决定，就是派三个同志和普迅去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我们不正确的作法……普迅衬于年轻人的作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

潘汉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把两个论争长达近两年的几个文学团体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进行反文化“围剿”的战斗集体，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心悦诚服地多做自我批评。为此，他带头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发表了《文艺通讯》一文。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他坦诚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与其把我们没有经验的生活来做普罗文学的题材，何如凭各自所身受与熟悉一切的事物来做题材呢？至于是不是普罗文学，不应当狭隘的只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而决定，应当就各种材料的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普罗列搭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枚在他的批判的坦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人，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

经过一段思想清理和组织准备－一当然包括得到鲁迅先生的赞同之后，“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包括创造社、太阳社、冯雪峰、我（夏衍）以及党外的郑伯奇同志等在内的座谈会，这是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馆楼上召开的。潘汉年主持会议，传达了中央对这场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立即停止对鲁迅和茅盾的批评……同时还对自己的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推定了包括鲁迅、郑伯奇在内的十二个少、，作为‘左联’的筹备工作人员。当郑伯奇问‘鲁迅先生会不会同意参加’时，汉年同志说，中央已经有人和他谈过，他同意参加并赞同‘左翼作家联盟’这个名字。”

还是在这次会上，潘汉年传达“中央并指定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尽快拟出两个文件：一、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二、起草‘左联’纲领。会上决定这两个文件一拟出了初稿，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朴央审查。这个会开得不长，我的印象却很深，大约不会记错。我还记得潘汉年说，中央负责同志和鲁迅谈话的时候，鲁迅说明他不一定参加筹备小组的工作，他可以挂名，不能每次会都参加，有必要的、非他参加不可的，他可以参加。潘要我们把每次筹备会的情况，通过冯雪峰、冯乃超和我（夏衍）经常向鲁迅报告。”

自此以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遂进入了筹备成立的时期。潘汉年由于还要联系成立其他革命的社团组织，没有参加左联筹备组的具体工作。但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代表，曾多次与会指导整个筹备会议的进行。有关“左联”的纲领、发起人名单、组织关系草案拟出之后，他不仅亲自审阅，提出意见，而且还派专人报请鲁迅先生审定。当他听说鲁迅先生不同意封给他的“主席”、或“委员长”这类名称，只“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多做”以后，遂和左联筹备组的有关人士商定，设执行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当他听说鲁迅先生看见“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没有郁达夫的名字，并获知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一些朋友来往后，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一时的情况，我认为郁达夫应当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当即表示同意鲁迅先生的意见，并请有关同志去商请郁达夫参加。总之，潘汉年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真可谓是竭尽忠诚和力量了！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中华艺术大学宣布正式成立。虽说由于防止敌人捣乱和破坏，没有更多的人参加大会，但它却永载中国现代文学史史册，因为它标志着党的文化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发表了有名的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潘汉年也发表了事后发在《拓荒者》上的文章：《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这篇文章对左翼文化界提出了中肯的要求，是一篇研究“左联”的十分重要的文献。

与此同时，潘汉年还亲自领导，于“左联”成立以后不久，又相继成立了“社联”、“剧联”等革命的社会团体。

我们可以想见，时年刚满二十四岁的潘汉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通过具体而又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措施，把文艺界互为对立的社团化消干戈，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共同的敌人，是需要付出何等多的心血啊！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和非凡的组织才干，受到了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赞赏，也赢得了同志们的敬服。

另外，我们事后追论，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像鲁迅先生这样有成就的文坛宗师，且又长潘汉年整整二十五岁，为什么能放弃私见，心悦诚服地和攻击自己的人握手言和，毫无保留地支持潘汉年筹备“左联”？这除去真理和信印的力量外，恐怕还有潘汉年那独有的性格魅力在起作用。当我们再想到潘汉年蒙难受侮之后，这些“左联”的战友不怕株连，自愿洞开家门，欢迎他这位受难者逸享友谊的温暖，这就更加证明他性格魅力的巨大力量！

潘汉年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这一方面说明他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看到了自己还有比写作更能贡献于革命的长处－―那就是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和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同时，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也知人善任，有意拓宽潘汉年的工作范围，就在“左联”成立的前夕，党中央指示潘汉年发动鲁迅、郁达夫、柔石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他先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宣传部的常委；是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又根据新的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的指示，很快把“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左联”、“社联”、“剧联”，以及上海的“工联”，一起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反帝大同盟”，并出任“中国反帝大同盟”的党组书记。

但是，与潘汉年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相较，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却显得有些苍白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相继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盲动主义的统治时期，潘汉年不仅没有看到这三次左倾路线更迭的国际背景和历史原因，他还在所负责的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左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说，那些不必要的飞行集会、过于暴露革命力量的活动等，的确给革命带来了一定损失。再者，由于党内受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普遍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法，在播汉年那固有的温情色彩很浓的思想深处，首次留下了可怕的阴影，逐渐使得他惧怕党内斗争，有意回避矛盾―一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问题，则传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渐渐抬头，遂又形成潘汉年性格悲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导致了潘汉年的政治悲剧。

由于潘汉年惧怕党内的残酷斗争，因而在他主管的部门中―儿乎集中了极有个性的民族精英，很少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套。无论是从现存的历史文献中．还是从这些学者名流写的回忆录中，都很难找到潘汉年打击迫害文友和同志的例证。即使像茅盾这样的文坛巨匠，在他回顾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的时候，也只是著文反对飞行集会，从未指责潘汉年的个人品质。

也正因为潘汉年有着待人以诚的个人品质，他的性格魅力越发地突现出来，把众多的而又相互对立的文人学士团结在他的周围，根据党的要求，各自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正因为潘汉年巧妙地回避了扩大化的党内斗争的伤害，他的超乎常人的社会活动能量和卓越的组织才千，就更容易为众多的同志所认识。因此，在党内儿次你上我下的大换班中，潘汉年不仅没有遭到新上任者的清洗，他的政治地位却稳步h升。他从1930年10月调离文委始，先后到中共中央办的地下报纸《红旗报》、党刊《真理》等喉舌机关工作。也就是在这段工作之中，他得以结识李立三、关向应、王明、博古等中央负责人，并给这些中央负责人留卜了很好的印象，待到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夺权上台以后，潘汉年遂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潘汉年虽然说过：“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的话，但就其常理而言，他告别自己战斗多年的文坛，一定会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的．但是无论从潘汉年的自述中，还是从当时的文友，同志写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他的情感变化。这一方面说明那时的革命者，的确是以党的需要为已任的；另一方而，也说明潘汉年的确找到了比文坛更好的用武之地。他在未来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待到1931年的4月，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少、顾顺章突然叛变了，遂又把潘汉年推到了党的隐蔽战线上。从此，他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呕心沥血，并建立了丰功伟业。也正是这些值得共产党人树碑立传的特殊功勋，又导致了潘汉年政治生命的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