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上海处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

但是，上海作为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主要基地——租界，再次酝酿着中国新的革命．**的到来。

这就是潘汉年回到二海时的整体形势。

首先，潘汉年接上组织关系，遂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下属的一个街道支部过红织生活；接着，他又遵瞩拜访了郭沫若的卜本夫人安娜女七，当面转交了安家费，并宽慰地说：

“夫人，我受郭先生之托来看望您和您的孩子。请放心，今后我还会来看望您的。您有什么要我帮助的，请不要客气地告诉我。”

安娜是一位极其贤娴的日本女性。她为了支持郭沫若所追求的事业一一昔口的文学和今天的革命，可以说贡献出了她的一切。自从她看到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后，她就无时无刻都在为自己心爱的丈夫安全担心。最近，她又从报纸上看到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说失败后向广东“逃窜”，因而她又把这种担心化为默默的祈祷；保佑郭沫若能早一天平安地回到卜海来。今天，她意外地见到了潘汉年，真是犹如在漫漫长夜中见到了希望之灯，遂迫不及待地提了一大长串问题：

“你知道沫若确切的去向吗？他的安全有保障吗？他什么时候能回到上海来？……”

这一个个问话，每时每刻都悬挂在潘汉年的心头，他没有办法回答。但是，当他再一看安娜女士那急切待答的表情，遂又近似撒谎―但是为了慰籍安娜女士不安的心而口不由已地答说：

“我只能这样对您说：郭先生是安全的，他一定会回到夫人的身边。”

潘汉年惟恐安娜女士再刨根问底，遂借口办事匆匆告别离去了。

面对敌人的屠刀，潘汉年欲加睁大了复仇的眼睛；面对昔日的所谓战友一个个或登报自首，或脱党消极，潘汉年欲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他为了生存——也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再次回到了他作“十字街头文坛闯将”的发祥地——上海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小楼。

三德里A·十一号小楼是创造社出版部的所在地，也是自称为“创造社的小伙计们”初试锋芒的地方。“其中有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周毓英、邱韵铎和潘汉年等人。那时他们干的是跑印刷所，看校样，捆书，打邮包，跑邮政局等工作，同时又都是握笔从事译著活动的文学青年。这些人中周全平似乎是个小头目，可是实际上，中心人物是潘汉年。”潘“在创作方面虽然他也写小说，但是却以写尖锐泼辣的政论和小品文为主。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剧变中的社会斗争，因此在一群‘小伙计’中，潘汉年的活动最富政抬性，最活跃，影响也最大。”

很快，潘汉年就不满足于“小伙计”的角色。换言之，潘汉年和其他“小伙计”们不仅不愿意把精力放在“跑印刷所，看校样，捆书，打邮包，跑邮政局”以及发《洪水》月刊上，而且还对创造社中的个别“大”作家―如张资平的作品不满，公开发牢骚：“他妈的！这东西也值得老子给他打邮包”。于是乎，潘汉年挑头出版由他主编的第一份刊物：《A·十一》。

刊物取名《A·十一》是相当新鲜的，在我国期刊史上恐怕也难再找到类似的刊名。潘汉年在创刊号上写了一篇叫《A·十一》的文章，说明刊物名称的由来和办刊宗旨，现摘抄如下：

朋友们，我们这个命名，毫无深长的意味在内，因为我们这几个伙计―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都是住在亡国的上海宝山路三德里A十一号，四围的亡国气，袄气，奴气，乌气，包蔽得沉闷异常，时常怒仲出头来联合着“狂叫”、“狂喊”、“胡言”、“乱语”，加大我们的声音，打破那亡国气，妖气，奴气，乌气，扫除那四周围的碳酸气。我们出版部的老板肯把每周的广告和启事的刊物留一片空白让我们“狂叫”、“狂喊”、“胡言”、“乱语”，这个刊物不能无名，因题之曰《A·十一》。

据刊物《A一于一》另位编委叶灵凤的回忆，《A卜一》这本刊物上最受读者欢迎的，就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语丝”式的杂．义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而这些杂文和短评，又大部分出自潘汉年之手。结果是《A·十一》仅出版五期，就被当局以“反动”、“过激”为名给杳禁了。

《A-1》的结局，完全在潘汉年的所料之中。他为了回答反动当局的查禁，又和叶灵风共同努力―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遂又将八开四面的《A·十一》小版式，改为四十六开小型文艺刊物出版，取名《幻洲》。

《幻洲》前半部口《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后半部叫《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刊物从一开始就显示了这两位编者在思想、意趣和风格上的差异。”“各自描绘着一块理想的绿洲”。对此，潘汉年在创刊号写了一篇《街梢闲谈》，向读者公告了两位编者在办刊方针上的差异：

我们并无躲入家牙之塔里的资格，因为不是诗人，说家，天才，预言家；不过整天的排徊十字街口，也会巡想列一座金光灿烂，安乐无比的象牙塔，让我们进去休息一回，事实上做不到，而我们的欲念倒动了，因此在自己心上建筑起这一座象牙之塔。假如你贪安爱乐，老止于死躲在塔里，也随你的便。假使你天生贱骨，过不惯塔里的生活，你就走出塔门，踏上十字街头，寻你的去路好了！朋友，这里虽是一座魏魏更可怕的象牙塔，一条乱纷纷的十字街。然而两者并不分杆轻，依然是一块自由的安乐土。

还是在《幻洲》的创刊号上，潘汉年以“亚灵”的笔名写了一篇《新流氓主义》，把他的写文章的风格和追求统称之为“新流氓主义”。他对“新流氓主义”解释是：“现在凡是感到被束缚，被压迫，被愚弄，被欺侮……的青年，假如要反抗一切，非信仰新流氓不行。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主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他把“五四”时期的闯将们都看作是“新流氓主义”。后来《语丝》社的几位主将也是“新流氓主义”，只是其中有的人当了博士就没有资格成为“新流氓主义”了。

这时的叶灵风自称是“唯美派”，潘汉年却自称为“新流氓主义”。同仁和文友因潘汉年“有时写得走火，胡说白道，说什么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骂出来了，因此……又给他起了一个绰一号，叫‘一F部编辑’。”对于潘汉年主编的《幻洲》下部《十字街头》的厉史功过，姜德明先生作了如下的评论：

统观这一时期《十字街头》令文章，一直鲜明地反时军阀、帝国主义以及它们的走狗，反对一切反共的言论，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正因为思怒上有不满意谁就骂谁的想法，打击的片象就不那么准确了。比如潘汉年的那些尖锐泼辣的小品文，既打击胡适、吴稚晖，以及国家主义派，也把朱湘、徐志摩、刘丰农等作为攻击对象，甚至出现过对香迅、陈望道、刘大白、张伯茶、夏百年等人表示不满的文字。潘汉年还说：“我说中国之乱，柞军阀而为一般自命正人，君子，绅士，学者！”这就末免偏激了。 另外关于“止海女人野鸡化”问题的争论，“灵与肉”专号，性道德等问题的讨论，也都有片面性……这些都反映了编者头脑里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

正当潘汉年以“一字街头文坛闯将”之笔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动进击的时候，他应郭沫若、李一氓之邀西去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时下国共分裂了，大革命失败了，潘汉年又回到了．上海，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他战斗过的三德里A·十一号小楼，想起了他与叶灵凤合作主编的刊物《幻洲》。

可是当潘汉年重新踏进三德里A·十一号小楼的大门以后，昔日那种年轻文人所具有的喜笑怒骂的声音消失了；他所熟悉的一个个“创造社的小伙计们”身影不见了。他环顾苍凉而清冷的出版部，只有一位他熟悉的年长的工人在守摊。顿时，他生出一种无名的悲愤！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但他依然怀着良好的愿望问那位年长的工人：

“我们创造社出版部的诸位先生呢？”

“大多数离开出版部自谋生路去了。”

“周全平先生和叶灵凤先生呢？”

“也先后离开了出版部。”

“还有谁没有走呢？”

“只剩下梁先生几个人了。”

“谁负责编辑出版《创造》月刊和《幻洲》半月刊呢？”

“没人编了，全都停刊了。”

潘汉年惊得险些吼叫起来！但他一想到这几个月突变的风云，又终于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接着，和这位守摊的年长的工人攀谈起来，询问了这几个月出版部发生的事情。当潘汉年获悉“创造社的小伙计们”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忧，并在《幻洲》上发表署名严陵的文章《本刊迟延出版的声明―并纪念失踪的汉年》。他急忙要来这期的《幻洲》，认真地捧读起这篇文章：

3月1日第九期《幻洲》出版时，汉年已经离开上海了。那时正是革命军预备收复南，打倒孙逆传芳，汉年此去，就是到南昌去从事军队中的工作，到四、五月中，蒋介石坐镇东南，汪精卫偷跑到武汉；于是武汉派与沪宁派遥遥相对，你骂我低，武汉派骂沪宁派反革命，沪宁派骂武汉派为破坏国民革命之共产党之流。谁是谁炸，一般目光短浅之青年，顿时待徨歧途，不知是从。汉年就在这个时候，行踪不明，不知去向……

潘汉年一口气读罢这篇文章，掩卷自思，感到了“小伙计们”对自己的真挚情谊。由此，他又得出结论：只要他向大家讲明情况，多数的“小伙计”还会团结在一起，挥动每个人手中的笔，向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宣战！

潘汉年的判断是正确的。叶灵凤听说他安全地返回上海，万分惊喜地向他表示祝福，并询问自己的老搭挡－一满身征尘的潘汉年今后想干什么。播汉年毫不犹豫地答说：

“恢复出版《幻洲》半月刊，继续靠卖文为生。”

这时的叶灵凤正徘徊于十字街头，希望和光华书局合作出版新的文学刊物。他一听潘汉年的口气，遂暂时放弃自己出版新的文学刊物的计划，欣然同意和潘汉年恢复《幻洲》半月刊的出版。自然，这本刊物的宗旨依旧，仍由叶灵凤主编上半部《象牙之塔》，由潘汉年主编下半部《十字街头》。

潘汉年历经大革命胜利和失败的战斗洗礼，思想境界有了极大的飞跃。他对旧中国如何快些毁灭，新的中国早一天重生等重大的课题，也随之有了新的认识。他面对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不仅仅是看到昔日的战友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的落伍投敌，甚至充当了追捕革命党人的鹰犬，而且还发现更多的人却是看不到革命的希望，徘徊在十字街头和路口。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指明中国未来革命的航程，但他本能地认为自己应挺身而出，首先使自己从大革命的失败巾醒悟出更多的道理来。他历经深思熟虑，在复刊的《幻洲》上写下了有名的《我再回上海》一文。他说：

悠悠的岁月，在咱们昏昏不甚清楚自己生活似的中间，又飞过去八个足月，在1927年的今年我个人的生活史上平地添上这八个月的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进的生活，颇足我将来余暇的细细回忆。未亡的中国，在这八个月中，也开拓了一页复杂、剧变与黑暗中的残酷的历史。八个月以前，在黑暗中企求光明，在苦厄中希望乐趣，在压迫中要求解放，到现在―八个月以后，所有的幻想、希望、都成了梦影，依然在．黑暗苦厄、压迫的道路上挣才切这个，不是环境的错误，我以为是咱们自己认错了‘时代’！

我们从这篇《我再回上海》的文章中，发现这时的潘汉年，不仅对形势有着深邃的洞察力，而且昔口那种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新流氓主义”的文风也不见了。因为这时的潘汉年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一定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判的人，毫无彼与此个人情感意气的虚掩。”在此自我批判的基楚上，“他还诚恳地检查了四年以前办《幻洲》，攻击军阀孙传芳及其走狗名流学者时，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态度。错误地攻击了个人，而却自命为真正的无产阶级。”

多年之后，姜德明先生对潘汉年这种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说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原来充满了幻想的青年作家，能够清醒地观察现实，并善于总结经验，检讨自己，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斗争艺术，而提出一些比较正确的主张，我以为潘汉年同志可以作为其中杰出的代表。”

正当潘汉年以冷峻的政治视角审视残酷的现实，并在自我检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用手中的笔向新旧军阀发动进击的时候，他惊喜地获悉郭沫若于是年10月下旬，由香港潜回上海，并读到了郭沫若以诗盟志，向敌人宣战的豪迈诗作：《如火如茶的恐怖》：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接着，潜回上海的李一氓奉命找到潘汉年，告诉潘自九江分手以手，郭沫若谢绝了张发奎拉他去日本的“好意”，毅然决定和李二氓、阳翰笙等同志赶赴南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经历了在涂家埠遭受国民党溃兵殴打的险境，于8月4日赶到南昌，遂就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在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郭沫若随军南下，在经受革命迭遭失败的严峻考验之后，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李一氓沉重地说：

“郭先生回到上海以后，为防不测，他潜居在一所周围住满日本人的房子里。”

“这也不保险！”潘汉年已经回到上海三个多月了，是十分了解敌人的残酷的。他很是焦虑不安地说：“郭先生是总政治部主任，又是第一个大骂蒋介石的人，我想蒋这个流氓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李一氓赞同地点了点头。旋即又分外沉重地告诉潘汉年：国民党反动当局以三万元的赏价通缉郭沫若，为厂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计划偕全家去苏联。但就在成行的前夕，他突然得了场重病，过了航期。最后，李一氓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说道：

“郭先生计划暂时留居上海，让我通知你和其他的同志，要有勇气和时代的风狂雨骤搏击，要敢于开顶风船。”

潘汉年听后方才知道，‘他所敬重的郭沫若是在大病初愈的情况下，拿起手中的笔投入战斗的。为此，他这位郭沫若属下的一兵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坚定不移地点了点头。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神秘地小声问：

“周先生安全脱险了吗？”

李一氓知道潘汉年问的周先生是指周恩来。他微微地点了点头，简单地讲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南下途中带兵指挥战斗以及安全撤到香港的经过以后，答道：

“他现在也回到了上海。”

潘汉年惊喜万分，激动地差一点跳了起来。瞬间，他又想到了周围的环境和自己的身份，遂又压低声音连声说：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我这次来看你，除去转达郭先生的上述意见外，也是奉他之命来看你的。”李一氓有意把“他”字说得很重。

“真的？”

李一氓微微地点了点头。

“他对我有什么指示吗？”

“他认为创造社是很大影响的文学团体，要在白色恐怖下发挥战斗作用。由于郭沫若先生、成仿吾先生等人目标太大，为了他们的安全，只能充任创造社的精神核心。他希望你、我，还有阳翰笙同志能挑起这副重担来。”

潘汉年听后兴奋异常，因为他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不知道一步该怎么走。时下，他得知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过问文化战线的斗争，真是大有豁然开朗之感。当他想到周恩来交卜的任务，立即又想到了李一氓和阳翰笙这两位战友，故信心十足地说：

“我们一定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