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

九江北临奔腾东去的长江，南依“跃卜葱笼四百旋”的庐山，它就像是一把天赐的巨锁的开门，把守着**的大江，故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927年的九江，一度成为举国瞩日的军事、政治中心。就在北伐大军直下武昌的前夕，蒋介石挥兵东指，和孙传芳所部激战在南昌和九江；湘鄂赣等省相继底定之后，蒋介石亲率他的文臣、武将来到九江，登上庐山，共同策划了权且定都“南昌”的阴谋，遂导致了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分裂；不久，国民革命军攻取江浙，占领上海，蒋介石又是自九江乘军舰顺流而卜，在他的发祥地上海导演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此同时，汪精卫西进归来，坐镇武汉，东征讨蒋，遂演出了所谓的宁、汉分裂的闹剧，而九江则是双方陈兵欲战的要塞；接着，汪精卫撕下左派的伪装，发动“七·一五’夕分共，并欲接演宁、汉合流的孔剧，九江又变成了蒋、汪双方代表谈判的重地；国共两党彻底分裂了，中国共产党为筹划回击蒋、汪的反革命倒行逆施，还是在九江确定了南昌起义……总之，1927年的九江是值得史学家大书一笔的！

九江是有名的火炉。而每年的7月下句，又是九江这座火炉。烧得正旺的时节。加之1927年的九江兵荒马乱，人心惶恐，从时人的心理上就又无形地增加了热的氛围。然而，就在九江热腾腾、乱哄哄的画面上，江岸码头旁边的高处站着一位青年，他身着西服，脚踏革履，一副入时的金丝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使得间距稍远一些的两只大眼睛显得分外精神。他表情严肃，又旁若无人，岿然不动地注视着波涛汹涌的江面，好似陷入到深沉的历史回忆中去了……

他就是时年仅有二十一岁的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同志生于1906年，故乡宜兴素有“文化之乡、教授摇渡”之美誉。潘氏是宜兴陆平村的望族大户。曾祖父潘亭山是清朝道光二十年的举人；祖父潘元燮是清朝咸丰九年的举人；其父潘萃华在清末年间考取秀才，后科举制度废弃，断其仕途，故只能在故里当私塾先生。辛亥之役后弃学从政，先后出任乡董、区董、县议员等职。后涉足政坛，染上吃喝之风以及吸鸦片等恶习，遂家道中落，入不敷出。这就是潘汉年自称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也正是这种书香遗风的熏染，父亲的严教，为潘汉年打下了较好的旧学根底，使之在未成年之前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并能熟练地驾驭古代诗词歌赋的写作吕

潘汉年的亲生母亲叫巫大宝，是父亲潘萃华纳的小妾。因此，潘汉年虽然在潘家行三，却是为妾的母亲的长子。他母亲那种“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品质，一直在影响着他的成长。为他今后适应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作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不能不说归功于母亲的心血。同时，为妾的母亲那种特有的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也为潘汉年的悲剧性格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

另外，潘汉年出生在一个旧中国行将完结，而一个新的中国尚未建立的动**时代。因而辛亥之役的枪声，五四运动的风潮都在推动着播汉年向前猛进，投进大时代的风雨中，接受各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洗礼。1925年的初春，刚满十九岁的潘汉年毅然走出宜兴，投身于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在“五姗”运动的冲击之下，他逐渐朝着一个新的人生之路大步走去。翌年3月1日，他参加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自称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同年11月，在阮仲一和王弼二位同志的介绍下，潘汉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摘自《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潘汉年俯视浪涛滚滚的长江，心潮也随之起伏不已，当他看见江面上漂浮着的一具具尸体，似看见了早己化入江水中的殷红的鲜血，待到这一团团殷红的鲜血渐渐化做纷飞的战火，他又情不由已地想起了自己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风雨中所经历的往事……

潘汉年只身闯入上海文坛之后，他就像是一块永不饱和的海绵，尽情地吸吮着各种流派的文学乳汁，使自己飞快地成长着。他自称是“创造社的小伙计”，自然为郭沫若的**狂歌的风格所倾倒；同时，他又十分欣赏鲁迅先生的思想敏锐、笔触锋利的文风，尽量吸收、化入自己的作品中；至于“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反映社会、人生的文学主张，“语丝”文体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及”的特色……他全都融化于自己的风格中！他十九岁只身步入海，历经一年多的革命洗礼和文学锤炼，遂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十字街头”文学闯将。

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的政治视角和艺术视角全都盯在了国民革命上。他曾经为北伐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昌而欢呼，也曾经为第一次上海工人起义的失败而痛惜。1927年伊始，正当他计划如何用手中的笔声讨军阀的残余势力，迎接国民革命军开进上海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寄自江西南昌的一封信。他匆忙拆信捧读．信笺上额赫然印着一行红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用笺，他惊得一怔，遂怀着一种极为震愕的心情阅读这封来信。内容极其简单，大意谓：国民革命日趋高涨，极需献身革命的人才推波助澜，我们翘首盼等潘汉年先生西来南昌，共图革命大计。署名：郭沫若、李一氓。

潘汉年参加“创造社”，并自称：“创造社小伙计”的时候，创造社的盟主郭沫若经中国共产党人的介绍，已经与郁达夫等人一道由上海去广东大学工作。因此，潘、郭之间没有见过面，说到创造社的李一氓，潘汉年也是只知其名而己。而这时的郭沫若真可谓是大名赫赫，声闻大江南北，播汉年几乎每天都从报纸上寻觅这位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足迹，希望有一天能见到这位被孙炳文封为的“戎马书生”。然而今天当他突然收到郭沫若、李一氓联袂署名的邀请信后，他却又禁不住地自问：“为什么要邀请我去南昌呢？”

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不久，蒋介石为了和刚刚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平L，毅然设立了南昌政治部，由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代行南昌政治部主任之职，统辖国民革命军第二、第三、第六军的政治工作。郭沫若走马上任以后，迫切感到需要加强军队的政治一宣传工作，遂创办了一张每周一期八开的小报，名曰《革命军周报》。由谁负责这张小报的编辑工作呢？也可能是郭沫若和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的李一氓要求的条件过高，竟然在南昌和武汉两地没有物色到适当的编辑人选。这时，在政治部工作的杨正宗提议：

“我看可以请潘汉年来南昌主《革命军周报》的笔改。”

“潘汉年？……”郭沫若和李一氓几乎是同时下意识地喊出了潘汉年的名字。

“对！”杨正宗原来认识潘汉年，接着就如数家珍似的介绍，“他是创造社里很是能干的小伙计，为《洪水》半月刊的编辑和发行出力最多。他和叶灵凤合编的《幻洲》，被鲁迅先生称之为上海最风行的刊物。”

虽说郭沫若和李一氓早已投笔从戎，但他们依然在戎马控惚之‘扫关注上海文坛——尤其是创造社和其小伙计们的动向。其中。对潘汉年在他．主编的《十字街头》中发表的杂文和小品，“锋芒所向，如同李速的板斧，排头一路砍去，四面出击，凡所不满的一切思想观念、人物、事件，都在批判攻击之列。”给郭沫若和李一氓留卜了深刻的印象。遂当场决定给潘汉年写信，动员他到南吕举办《革命军周报》。

潘汉年接读郭沫若、李一氓的邀请信后，当即向所在的中共支部负责人朱公垂作了汇报。党组织经过填密研究，很快答复潘汉年：同意他去南昌工作：组织关系将由中央转到军委，然后再通知南昌政治部的党组织。潘汉年安顿好家室，把他主编的《幻洲》半月刊下半部《十字街头》委托友人负责，遂偕创造社另·位小伙计周毓英白海登船，溯江西行，干是年2月到达南昌，拜见过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副秘书长李一氓之后，当即发了一身国民革命军军服，就算是正式投笔从戎了。

潘汉年走马上任，出长《革命军周报》总编。他那忘我的革命热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感染着在《革命军周报》工作的同仁，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充满着革命朝气的战斗团体。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潘汉年遂将这张每周出一期的小报扩充为日报，很快打开了局面。并得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等同志的表扬。多年之后，李一氓同忘在追怀亡友潘汉年在主《革命军日报》笔改的工作时，深情地写了这段文字：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大概他编样了半年，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到达安庆，准备进到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回安庆折回九扛，时问已在7月底了。

可能是年代久远、记忆淡忘的原因，李一氓同志这段回忆有一处是失实的，那就是潘汉年并未由安庆折回九江。历史的真实是：

潘汉年随政治部大队人马顺江东下，直驶上海。4月10日，船到南京，潘汉年为了赶往上海会见先期到达的李一氓同志，以便安排陆续到达上海的同志，遂换上便装，只身乘火车赶往上海，并于4月11，日到达。他先到宝山路三德里创造社出版部所在地，和老朋友叶灵凤、柯仲平等人见面，了解上海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旋即他又赶到上海南市总政治部临时驻地，去寻找先期到达的李一氓，孰料李因事不在，潘、李二人未能相见。翌日―即4月12日，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里。

潘汉年耳闻目睹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全过程，这在他的心中埋下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种子。他而对白色恐怖，最担心的是郭沫若和李一氓的安全，当他获知郭、李二人没有被捕，暂时隐蔽在租界之后，他立即又通过秘密联络人员赶到李一氓的住处，请示应变的对策和下一步的工作。

李一氓告诉潘汉年：乘船到达上海的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全部被扣，接受审查，所有共产党人都在“清洗”之列。因此，潘汉年不能自投罗网，再回到政治部去了。

潘汉年虽说在十多天以前，就读了郭沫若写的讨蒋檄文《请看今口之蒋介石》，知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上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一一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但是他对蒋介石碎然翻日，把屠刀架在共产党人的脖子上，还是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的。是上海工人阶级的鲜血擦亮了他的双眼，彻底认清了蒋介石狰狞的反革命面目。可是，当他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回到政治部，和朝夕相伴的同事们办报的时候，一丝悲凉打心底泛起。他沉吟良顷，低沉地说：

“请告诉组织对我的工作安排吧！”

李一氓当即代表党组织，向潘汉年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已决定总政治部隐蔽在沪的革命同志，立即分别转移到武汉去继续工作。你准备一下就动身去武汉吧！”

潘汉年自打参加中国共产党始，就决心投身国共合作，进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的洪流中，为早已死亡的旧中国的再生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于自己不满二十岁的宝贵生命！当年，他曾为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而欢呼，也曾为在双十节攻下武昌而雀跃；自然，他应郭沫若、李一氓之邀赴南昌主《革命军日报》的笔改，还是为了他理想中的再生的新中国而呐喊1然而，当他回到刚刚分别两个多月的上海，被大江两岸的人民三呼万岁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他调转枪口，对准了曾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头颅。一夜之间，誓为革命前驱的所有共产党人转入地下，隐蔽潜伏。就说他这位《革命军日报》的主笔吧，也只好化装登船，溯长江西去，到所谓依然坚持三大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去寻找革命的出路！

碎变的革命关头，是促人成熟的良机。年仅二十一岁的潘汉年突然觉醒了，尤其当他再想到郭沫若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又情不由已地想起了一代诗作《女神》，当他再暗自诵叹再生风凰那震颤心弦的诗句的时候，他竟然发出了这样的自1句：

“中国的再生为什么这样难？被国人三呼万岁的蒋介石又为什么变成旧中国的卫道士？革命的出路在何方？新的革命对象又是谁？……”

潘汉年独自站在甲板上，望着如血的残阳沉思着，听着澎湃不息的浪涛声沉思着……他终于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欲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任，首先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欲打倒被叛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必须依靠高举三民主义大旗、坚持三大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

因此，潘汉年西去武汉，是以打倒蒋介石为中心革命日标，同时又为在上海惨遭屠杀的共产党人复仇的双重已任的。

潘汉年到达武汉之后，径直赶到设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报到，遂被分配到宣传部下属的宣传科编纂股当股长。任务是起草宣传大纲，拟定宣传口号。和他共事的副股长是著名诗人汪静之，做这类工作对潘、汪而言可谓是驾轻就熟。工作之余，他们再一块骂骂军阀蒋介石，也是十分开心的。

潘汉年在此工作期间，结识了总政治部秘书长挥代英、总政组织部长章伯钧、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高语罕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加之总政副秘书长李一氓等人不久赶到了武汉，使播汉年的政治视野大为开阔。不久，他又和＿L述名人编为一个党小组，并被指定为党小组长，从而又使他的组织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并受到了挥代英等同志的表扬和器重。

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天三变，高喊“革命的过来，不革命的滚开”的汪精卫则更是变幻莫测。他忽而高喊东征讨蒋，忽而又跑到郑州向冯玉祥献媚；他忽而高喊坚决贯彻孙中山一先生亲自制汀的三大政策，忽而又屈服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庭……更令潘汉年困惑不解的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鲁易和共产党的总记陈独秀，为了所谓维持国共合作的局而，在汪精卫等人而前一让再让，甚至委曲求全，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完全系在了汪精卫及其所谓国民党左派的身上。为此，他经常和一些同志私发牢骚：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为什么老是给人家做嫁衣呢！

潘汉年在如此动**不定的时代风雨中跋涉着，寻觅着，待到汪记的武汉国民政府举行“七·一五”分共的时候，他终于又打破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丢掉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义无反顾地朝着前方大步走去，继续寻找已经死亡的旧中国的再生之路。也就是在这时，从组织上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潘汉年，转变为无产阶级坚定的革命战士。

虽然潘汉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和方向，但某些传统的文化观念－一尤其是人情世故这套落后的习俗，依然残留在他的思想深处，左右着他的言语和行为。不久，挥代英同志又委任他担任总政治部属下的革命法庭庭长。他上任以后，遂又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很快，武汉三镇的街头、当地报纸都发布了．署名潘汉年的布告。忽然一天，一位陌生人找上门来，告之是柯仲平的妻子丁月秋的的亲戚，他的一位亲属被控告是不法分子，希望潘汉年这位革命法庭的庭长，看在柯仲平的面上能高抬贵手，给条生路。潘汉年和柯仲平同为“创造社的小伙计”，而且又私交很深，他碍于情面，竟然没有拒绝这位陌生人的求情。幸好这一案件很快移交其他法庭审判，使潘汉年没有出现询私枉法的问题。但是，他这种讲情面，记人好处，轻信别人的许诺等弱点却长留在他的思想中，使他在后来处理某些工作从感情出发，授人一柄，也成了所谓“潘案”的一大罪证。此乃后话，留在下文再述。

随着武汉国民政府“七·一五”分共开始，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也终于分裂了。时任总政治部：L任的邓演达愤而卸职出走，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很快成为共产党人叛徒的陈公博自南昌回到武汉，奉汪精卫之命接管了总政治部主任之职。接着，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奉中央军委决定从政治部撤出，由郭沫若率领一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东下九江，到尚未撕下左派面纱的张发奎的部队去开展工作。潘汉年再次听着武汉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看着滚滚东去的江面上漂浮的革命志士的一具具尸体，义乘船来到了九江。当即，郭沫若被任命为张发奎所部的政治部主任，李一氓就任政治部秘书长，潘汉年出任宣传科长。他们虽然有了安身之地，但在蒋、汪再次携手，宁汉合流，双方都在争抢排俄、清共的旗帜的叫嚣声中，他们都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国民革命向何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又该怎么办呢？”

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地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新组成的中共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之后，又决定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军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继续进行革命”。但由于张发奎碎变右转，“高唱拥汪”的口号，加之留住赣省的各部的变化，李立三、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必须“抛弃依张之政策，而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这就是举行南昌起义。

潘汉年获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他认为共产党人从此结束了依附于新军阀蒋介石、孙中山先生的不肖弟子汪精卫的时期，真正走上了开创共产党人用枪打天下的伟大时代。所以，当“李一氓代表中共党组织，动员在政治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和左派分子随郭沫若一起去南昌，参加起义部队的工作”以后，他第一个报名响应，并亲自找郭沫若、李一氓讲自己的决心。在这历史骤变的紧急关头，郭沫若和李一氓当然欢迎潘汉年参加南昌起义，当即批准了潘的请求，并要潘做好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

但是，诚如李一氓所回忆的那样：“但张发奎不让，张发奎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汉年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这对决心参加南昌起义的潘汉年而言，又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内心是痛苦的，要知道这时的潘汉年刚满二十一岁啊！他把年轻人的热血和火气，任性和执拗，全部压在了心底，默默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党组织为什么要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潘汉年呢？李一氓同志是这样说的：“在这短暂的时期中，他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工作中的政治活动能力，能够完成超过工作范围的任务。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二十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他自己的看法。”

今天，潘汉年就要告别九江了，他很不情愿地脱去半年前穿上的国民革命军的戎装，换上由上海随身带来的西服，第一个来到码头旁边的高处，看着一个个像他一样化了装的同志登上顺流东下的江轮。

突然，码头上传来一阵骚乱声，惊醒了沉思中的潘汉年。他循声望去，只见郭沫若和李一氓在哨兵的开道下大步走来。他虽然已经脱去戎装，但依然习惯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叫了一声“郭主任，李秘书长！”泪水险些溢出，遂下意识地把头扭过去……

郭沫若十分理解潘汉年此时此刻的心情，尤其当他想到自己就要南下参加南昌起义，真想击筑高歌“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而他还是把这诗人所具有的悲壮的离别之情藏之心底，讲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的危险，也说了上海的革命文学需要重新兴起……而这一个个艰巨的使命都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最后，他取出一些钱交到潘汉年的手里，依依深情地说：

“这是我捎给安娜和孩子们的安家费，请你回到上海转给她，代我照料她和孩子们。”

潘汉年收好钱，又习惯地习了一个军礼，分外动情地说：

“请郭主任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接下来，潘汉年又紧紧握住李一氓的双手，二人相对无言。最后，他们二人几乎是同时说出了两个字：“保重！”

郭沫若和李一氓目送潘汉年登上轮船。随着汽笛长鸣，轮船渐渐驶离码头，随水东去。郭沫若望着快要消逝在水天际点的身影，遂情不由已地低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