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在向中央申述落实政策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积重难返的拨乱反正的工作中。不久，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成立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中央机关联合临时领导小组，王昆仑被邀参预其领导工作。他经初步调查：“获悉民革在文革中所受的损失十分严重，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人几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除他以外，张治中、邓宝珊、朱蕴山、屈武、梅龚彬、唐生智、黄绍竑等都受到冲击，其中有人和他一样被投入监狱，有的还被迫害致死。至于“民革”各级组织机关干部、成员和社联入士受迫害的为数更多。因此，他获悉的情况越多，受害的心灵就越感到沉重，而为生者平反、为死者昭雪的责任也就越感到责无旁贷！“民革”中像他一样怀有这种心情的政治家是很多的，对此，朱学范同志作了如下回忆：
我获悉王昆仑、屈武也蹲过监狱，立即分别拜访了他们。
王昆仑和我共同回顾了十年动乱时期，“民革”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了建国以来最艰难的岁月。他并总结了几条：
1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
2表现了同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决心；
3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信赖和感情；
4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5证明“民革”是无愧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中共的亲密战友；
6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革”建立和发展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还强调说，目前“民革”最紧迫的工作是协助共产党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搞好落实政策的工作。
我到屈武家里，他也热情接待我……谈了当前落实政策的重大意义。
王、屈两位同志高睹远瞩，对“民革”工作提出了可责的意见，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特别在协助中国共产党落实有关政策方面使我备加重视。
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于1977年10月决定，原八个民主党派分别宣布正式恢复活动，撤销联合领导小组。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成立过渡性的临时领导机构。12月，“民革”临时领导小组成立，王昆仑为三人召集人之一。同时宣布：小组一俟成立即着手“民革”工作。
1978年3月10日至11日，王昆仑在友谊宾馆主持座谈会，听取地方民革同志对恢复工作的意见，王昆仑重点讲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意见，对“民革”工作的开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年8月11日，王昆仑在京主持召开“民革”中央常委座谈会。会议就恢复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外，还讨论了朱学范同志提出的如下三项建议：
1鉴于何香凝、程潜、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蒋光浦、刘文辉、龙云、陈绍宽、唐生智、熊克武、陈其瑗、邓宝珊、陈邵先、余心淸、黄绍竑等许多有代表性的同志相继逝世，迫切需要加强领导层的力量，才能继续发挥“民革”的影响和作用；
2必须调入一批骨干力量，特别是流散在外面，年纪较轻的“民革”机关干部，由于他们有工作经验，有利于恢复工作；
3恢复中央机关各部委，在目前干部缺少的情况下，可以先成立综合办公室。
不久，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会议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在此路线的指引下，对于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殷切期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共同发展建国大业。为此，王昆仑作为“民革”的主要负责人认为是落实周总理临终前三个“托”字的遗嘱的时候了，为此，他立即接受朱学范同志建议，于是年7月31日到8月4日，民革中央召开对台工作的座谈会，就加强对台工作，就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民革”能利用对台关系多的有利条件，大力开展对台工作，发挥积极作用。也就是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王昆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为了周总理临终前对他提出的三个“托”字，竭尽全力地工作着！
独在异乡为异客，人逢佳节倍思亲。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到了，王昆仑望着长空中的明月，很自然地想到远在海峡对岸的老朋旧友，一时各种慵感融于心潮，搅得他难以平静，遂又化做了首七言律诗：
中秋寄台湾同胞
中秋本是团圆节，
月蚀何能蚀我心？
统一有日非孤岛，
团结长期为众民。
江山换彩国家福，
稻菽丰收气象新。
谁言路远情偏近，
今夜秋思可胜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民革中央决定于1979年10月1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王昆仑致开幕词；朱蕴山作《团结起来，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而奋斗》的报告；朱学范作关于修改“民革”章程的报告；陈此生致闭幕词。接着，“民革”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朱蕴山为主席，王昆仑等为副主席。说到这次会议的盛况，朱学范同志作了如下的记述：
这次会议……是“民革”同志饱受了各种不幸遭遇后的第一个盛会。大家欢聚一堂共议恢复“民革”工作大计，无不额首称庆。会场上对我们“民革”还能举行这样的大会普遍流露着喜出望外的心情。不少同志久别重逢，互相拥抱、祝贺、勉励，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大会即将圆满闭幕之前，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我们热忱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事情办好。”
与会同志……无不振奋万分。这次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而且成为“民革”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我们继续前逬的一个里程碑。
“民革中央恢复之后，真可谓是千头万绪，仅就平反冤假错案一事而言，由于“民革”是历次运动的重灾区，真是难于上青天！“一般说来，政治上的平反较为顺利，回京户口、工作和子女等问题拖了一些时日，但也大体获得解决。接着又受理广大成员的申诉。个别成员由于工作调动，原单位撤销等原因，无人过问。为此有的民革地方组织派人走遍了好几个省市，几十个单位。终于查清了问题，在当地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使政策得到了落实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第一副主席，倾注了他晚年很多的心血！
再如黄绍竑的右派问题，是和章伯钧、罗隆基定为当年最大的三个极冇分子，章、罗二人没有平反，黄能不能平反呢？王昆仑和主管“民革”组织的朱学范等人经过多次研究和努力，终于还黄绍竑一个清白的政治身份。
至此，“民革”系统的落实政策的工作全部结束。
王昆仑作为“民革”中央副主席——且昔日一直负责宣传工作，因此他非常关心“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的复刊。他和陈此生等同志奔走、努力之下，终于在1980年2月29日使停刊十五年之久的《团结报》复刊。
与此同时，他这位北京市的老副市长，对北京市文化战线上蒙冤受难的艺术家落实政策也备加关心。仅就老舍先生平反昭蜇一窨为例，就可看出王昆仑付出了多少心血：
老舍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大作家、大戏剧家，也是北京人民的骄傲。但是，在**初期，因不堪人格和名节的受辱，投太平湖自尽。在我党的历史上，称老舍先生这种维护人的尊严的行为叫畏罪自杀。没有相当高的领导人批准，是很难恢复其清白的。所以，“四人帮”粉碎了，但老舍先生的冤案未能很快的平反。
王昆仑和老舍先生是老相识，远在山城的时代，就一起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为苦难的祖国在共同的呐喊着。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老舍先生应美国有关部门之邀，先行到美国讲学。不久，王昆仑也到了美国。二人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曾数度访晤，相对深谈。建国之后，他们二人又相继回到了祖国，并共事于北京，自然又多了一份情谊。老舍先生遭迫害而死之后，王昆仑曾受周总理的委托，前去到老舍先生家慰问胡潔靑夫人。1975年王昆仑出狱之后，得知老舍先生沉冤未白，遂多方奔走呼吁。最终，在各方人士的关注之下，老舍先生得到昭雪。王昆仑听后悲喜交加，遂作《悼老舍先生》七律一首以记之：
昔年今日两悬殊，
坦**胸怀好丈夫。
长忆龙沟初解放，
艰难扶杖共登途。
英明盛世奸邪败，
贤俊妻儿忧痛除。
信有文坛同悼念，
早集佳作刊遗书。
藤梦醒来是早晨。当太阳髙高升起的时候，一切魔鬼就会显了原形！“四人帮”就是按此规律办事的，最终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1在特别法庭审判之前，甘英同志奉彭真同志之命来王昆仑家转达彭真同志的口信：要金陵陪着他父亲出庭做证；如果昆仑同志身体不好，可请金陵代念控词。接着，甘英同志转告了江青迫害王昆仑的罪行；讲王昆论是特务的录音讲话。
1980年12月12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王昆仑在女儿王金陵的陪同下出庭作证，严正控诉江青一伙迫害他和民主党派人士的罪行。他的发言题目是“把属于上帝的归于上帝，把属于魔鬼的还给魔鬼”。这篇发言在国内外——尤其是在準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现摘引片语：
我从30年代开始，就在党和周恩来等中央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曾经跟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过，而你们竟然诬蔑我是“特务”，是“反革命”把我逮捕起来。江青、康生、龙冨治一伙这么做，并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仇很，他们是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所以点名一大批，揪斗一大批，逮捕一大批，害死一大批这些同巧，他们在解放以前跟国民党反动派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跟特务斗，随时随地有流血牺牲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缩，坚定不移对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也有他们的血；子劳。当年，蒋介石反动派把他们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剌，是顾虑到人民的力量和社会舆论，才不敢公然加以谋害然而，蒋介石所不敢做的，你江青竟然做了；当年反动派不能干的，你江青竟然干了……
不久，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昆仑当选为副主席；接着，“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逝世，王昆仑在“民革”五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主席。从此，他的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他仍然以周总理为楷模，献出自己最后的光和热！
王昆仑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他一生心情最偷快的时期，也是他为党和国家做事最为有成效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在诗歌创作方面又一个最为丰收的时期。在这期间，他给后人留下了十余首诗词。而且在诗歌风格上——尤其是在古体诗通俗化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其中比较型的是下面这首：
尊贵的合彩
调寄金缕曲
一九七七年三月，集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同志箪命生活合影多幅，特书此曲以永念周总理，并祝邓大姐健康长寿。
合影多珍贵！看从头，英俊双双，青春年岁。起自天津，后广东，黄埔韩江山水。有革命武装雄威。广大工农齐发动，尽扫除反动神和鬼！念生前，遵教诲。
生死相依真佳配！尊“大姐妇女先驱，人群敬佩，生命不恩终战斗，革命坚贞无愧。痛一旦，巨星殒落，安民治国除佘孽，任途长艰巨全无畏，祝长寿，衷心慰。
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几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对他自己为什么研究红学，写《红楼梦人物论》以及周总理如何关心他写昆曲剧本《晴雯》等首次做了披露和说明，对红学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再者，为了追念先驱、回顾国民党的革命历程，并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海峡两岸早日统一，他写下了大量的回忆文章。其中尤以《宋庆龄——毕生为新中国奋斗的忠诚战士》、《纪念冯玉祥将军》等篇在海内外影响最大，使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再次记起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则亡”，为祖国的统一尽一份力量！在南社盟主——王昆仑昔日的忘年交柳亚子先生逝世二十五年纪念日的时候，他以《诗人、学者、战士》为题，写了篇很长的纪念文章，不仅对先亡故人寄寓了凝重的深情，同时对柳亚子先生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这在海内外一尤其是上层和学者之间影响是很好的！
随着日月的流逝，王昆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走下坡路了！待他度过八十大寿之后，他和医院打交道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1985年之后，他再也没有从北京医院中走出。也就是在这时，他认为自己一生所留的唯一遗憾就是自己的党龄问题，似乎只要党组织向他宣布：王昆仑的入党时间为1933年，他就可以含笑告别这人世间！可是，这唯一的愿望能实现吗？他不知道。然而，他却暗自下定了决心，再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诉，算做自己对党的最后一次忠诚！……
王昆仑申诉是有道理的。对此，党的各级组织也是知情的。由于这件事情涉及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没有党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也很难更改王昆仑的入党时间。考虑到王昆仑的年龄和病情，遂采取“易粗不易细”的策略对之。
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八十老翁何所求？”换言之，人活过八十岁就无欲望可求了。今年，王昆仑已到虚岁八十四岁了，按照孔子活七十三，孟子活八十四的说法，王昆仑已和圣人孟子同寿了，就常理而言，他也应当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办事了，可他却偏偏视政治生命为第一，不承认他事实存在的政治生命时间，他就不能含笑逝去。因此，他的心病已经成了他生命最后阶段难以除却的块垒！
1985年春末夏初，心病难除的王昆仑又迎来了一段十分偷快的日子，那就是邓大姐因病住院，与他成为“芳邻”。
王昆仑1923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学认识邓颖超迄始，算来已有五十二个舂秋了！就按邓大姐为《王昆仑文集》作序写的那样：“我初次见到昆仑，正是1925年，在中山公园，那时他带着两个妹妹：王素、王枫，还有他的恋人范映霞——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到今天也整整半个世纪了！因此，他们在医院中经常利用休息的时间谈忆往事。而两位年过八十的老人共同回顾风华正茂时代的历程，也是人生中最大的乐趣。
邓大姐和王昆仑一家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邓大姐视王昆仑为兄长，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因早年离开母亲，没有母爱，自在武汉时期就叫邓妈妈，从此之后，遇事就向邓妈妈求教。就说大姐仙逝之前，她嘱咐亲属分发遗物的时候，也要有王金陵的一份。对于王昆仑的爱情生活，邓大姐也是知道的。解放以后，她和总理尽管不赞成王昆仑和曹孟君分手，担她对王金陵的亲生母亲一直是留有好感的。对于他们过早的离异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有一天，王金陵探视父亲之便过来看邓妈妈的时候，邓大姐突然问道：
“金陵，你父亲为什么和你母亲分手呢？”
王金陵讲了她所知道的原因。
“后来，你见过生你的母亲吗？”
王金陵告之建国之后，她母亲自兰州来北京看过她，王昆仑也不反对她母女相见。由于她母亲改嫁给一个国民党驻新疆的官员，本来出身贫寒的范映霞落得一个反革命家属的罪名。王金陵十分同情母亲的遭遇，可又不敢公然接济，只好每月给同母异父的弟弟寄20元钱（那时20元就够一个人生活了）。现在，已经客死在兰州。邓大姐听后沉默良久，似想起了什么，最后不无感慨地说道：
“我还记得你母亲，她长得很漂亮，你没有你母亲漂亮。”一日，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手拿着一张纸，笑眯眯地走进王昆仑的病房，高兴地说道：
“王老，看！我给您送什么来了？”
原来，邓大姐病好就要出院了，特地写了几个字送给王昆仑。
王昆仑双手接过捧看，上书：
书赠王昆仑同志兄：
多年战友数日芳邻
邓颖超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于北京医院
王昆仑看后感慨良多，无限情丝萦绕心头似有千言万语，可他到这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翌日，邓大姐出院了。王昆仑在女儿王金陵的搀扶下送邓大姐到电梯，邓大姐再三叮嘱王昆仑：要好好治疗，要听医生和金陵的话。最后，邓大姐不无羡慕地说：
“你晚年有金陵这样一个女儿在身旁，这是你的福气。”邓大姐说罢怀着依依之情走进电梯，又再三和王昆仑摆手告别，相约病好出院之后再相欢聚。
王昆仑送走邓大姐之后，心感到空****的，再次拿起邓大妲别前写给他的“多年战友，数日芳邻”的那张纸，双手捧读，浮想联翩，这人世间最深的情，最厚的意，终于化成一首七言律诗，遂提笔写在纸上：
口占赞邓颧超同志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巾辖英雄济世才，
舍生忘死佐恩来。
古今伉俪谁堪比？
马列高风亦杜哉！
王昆仑自此之后，病情日趋恶化，他也自知阳寿不多，只求能在生时看见党能改过他的入党时间。但是，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他希望改过的结论仍然没有看！。不久，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但他一醒来就问：他的入党时间改过了没有？作为大夫、作为家属只有微然摇首。就在王昆仑即将谢世前的一天，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和胡启立同志赶来医院看望。王昆仑用尽平生最后的力量，向党的领导人申诉自己的人党问题。胡耀邦同志和胡启立同志听后深受感动，要王金陵同志代父亲写份材料呈送中央，并告之王昆仑；“到了这种时候是一定要解决的！”
关于王昆仑是如何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时刻，王金陵同志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父亲病危时，中央统战部通知我转告我父，中央巳批准三的党龄自1933年算起。因中组部文件未到，先做口头通知。要我在适当的时机再说。我想这是他一生未了的晴结，只要他一息尚存就要告诉他。我凑着他的耳朵说了，只见他的嘴唇在动，闭合的双眼流出了泪水。父亲在1985年8月23日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在他离别我们时，虽然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血压，但是通过心脏益测器的荧屏可以看到：他的心还在頑强地、久久地跳动，眺动……
对于党的忠诚或者说重视政治生命超过己的一切，是王昆仑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代表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品格和追求！
也就是在王昆仑仙逝后的第三天——8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了如下文件：
中共中央统战部：
经中央批准，恢复王昆仑同志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〇年八月的党籍，党龄从一九三三年起连续计算。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六1
王昆仑的党龄公布之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就是王昆仑的一些不知内情的老友获知这一消息之后，也都惊愕不已。
王昆仑的葬礼规格是相当高的，这表明党和人民给予他应当享受的荣誉。对于他一生的评价，笔者无需再费笔墨，现摘抄一段悼词如下：
王昆全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逬步的一生。虽然他也曾经历过青年时代的曲折，但当他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異理，就矢志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到最后一息。
王昆么同志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对于党所分配的每一项工作，都全力以赴地努力完成。在工作作风上，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得到党内外同志一致的好评。在思想修养上，他严于律己，勤于学习，对罔恩来同志“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诲，拳拳服膺，铭记在心。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面貌，坚持学习，参加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患病期间他仍然关心整党工作，并且满怀信心地表示整党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王昆仑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为党和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巳的高尚品德和卓越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这也就是笔者为王昆仑立传的目的和结论。
这也就是《王昆仑》一书的最光彩的结束语。
作者于一九九六年元月末成书于京城万寿寺
王昆仑年谱
（1902年至1985年）
王昆仑，江苏省无锡人，原名汝筠，原字鲁瞻。祖父王忠荫，官居三品。父王镜明，字心如，先后历署山东省平原、海丰等知县，无锡税务所长。母侯爱贞，为名士侯炜孙女。
芏昆仑生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四日，即1902年（自定8月1日），殁于1985年8月23日，享年83岁。年谱如下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四日）
王昆仑出生在河北省定县。后迁入北京，在新开路小学读书。
1911年，9岁。
是年十月十日爆发辛亥革命，不久，清廷宣布退位，给少年时代的王昆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3年，11岁。
王昆仑毕业于新开路小学，并考入北京四中初中学习。在此学习期间，他关注着中国南北对峙的政局发展，为兵连祸接的祖国忧心忡忡。
1917年，15岁。
王昆仑毕业于北京四中初中班，旋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是年，张勋复辟失败。从此，北洋政府开始了走马灯似地换届时代。
是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相继延聘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鲁迅、邵親萍等新派人物走上北京大学课堂，传播新的思想，教授先进的科学知识。
1918年，16岁。
王昆仑升入北京大学本科中文系。他最爱听鲁迅先生的课，并和鲁迅先生结下师生之谊。
是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胜利国的身份在北京召开庆祝大会。蔡元培认为是真理战胜强权的胜利，而李大钊则认为是《庶民的胜利》。
由于王昆仑在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当选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会主席。
1919年，17岁。
王昆仑十分喜爱中文，尤喜诗词创作。但在当时抨击儒学，挞伐“孔家店”的背景下，他毅然放弃中文系，转入哲学系就读，并与李大钊结下了较深的师生之谊。
是年五月四日爆发“五四运动”。王昆仑作为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会主席，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并带头火烧赵家楼。
供职北洋政府的父亲获知王昆仑参加“五四运动”之后大怒，宣布和王昆仑脱离父子关系。但由于母亲早年受秋瑾影响，坚决支持儿子，遂使僵持的父子关系得以缓解。
1920年，18岁。
专心攻读西方各派哲学，留意新文化运动，尤喜爱读鲁迅先生的小说。
在李大钊的支持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
王昆仑因推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没有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王昆仑的大姐王兰成为北京大学也是全国男女同校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1921年，19岁
北京大学及京城高校教授在马叙伦、李大钊等知名教授的带领下，掀起长达半年之久的索薪运动。
王昆仑坚定地站在教授一边，支持教授向北洋政府索薪，是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王昆仑在研读西方哲学的同时，继续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暗自下定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
1922年，20岁。
北方：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并以奉系兵败出关结束。
南方：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先生蒙难观音山，旋即退到上海，重新研究中国革命的方略。
北京大学为阻止彭允彝出任教育部长，在师生中掀起了“驱彭运动”。是年末，王昆仑与中共党员黄日葵等被推选为代表，南下上海拜谒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先生谆谆教诲下，王昆仑犹如在茫茫夜海之中见到了航标灯，看到中国的希望，遂在孙中山先生的劝导下，由国民党元老张继、谢持介绍，正式加入国民党。也就是在这次南下上海期间，得识孙科，为日后成为太子派骨干埋下了伏笔。
1923年，21岁。
王昆仑自上海返回北京之后，在北京组织了北大学生为中心的“民治主义同志会”，是当时青年学生中的右翼。
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不久，受聘执教天津南幵中学。他的学生中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曹禺等人。也就是在这期间，因周恩寿的关系得识邓颖超，由此二人结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1924年，22岁。
南下杭州，执教于杭州第一中学。
后返回北京，在不少学校教课。在师大女附中教语文课的时候，得识妹妹王枫同班同学范映霞，并发展为爱情。
是年秋，王昆仑因病去西山疗养，得识于陈毅、金满城，三人朝夕相处，纵论天下大事，遂戏称“三剑客”。
冯玉祥等发动“北京革命”。先败直系大将吴佩孚，继之驱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最后又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议政孙中山先生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接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抱病北上。并于是年末到达北京。
王昆仑亲自赶到孙中山先生的下榻处，探视病中的领袖，并聆听最后的教诲。
1925年，23岁。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仙逝。
王昆仑忍着极大的悲恸，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据邓颖超同志的回忆“1925年，在中山公园，那时他带着两个妹妹：王素、王枫，还有他的恋人范映霞一一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一道参加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
孙中山先生大出殡的时候，王昆仑和一些青年自发去当警卫。他的两个妹妹王素和王枫以及他的未婚妻范映霞也都参加护灵并步行到香山。
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国民党出现了第一次分裂。王昆仑站在西山会议派一边与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论战，并提出有名的论点：“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共产党，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帝国主义！”该论点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
是年，因身体健康原因，东渡日本休养，写下七律《观日本日光华严大瀑布》。
1926年，24岁。
北京爆发“三一八惨案”。王昆仑作为国民党右派的骨千，与李大钊、陈毅等人一起参加并领导了这一爱国运动。
事后，北洋政府发出通缉令，王昆仑名在榜文之上。
王昆仑偕未婚妻范映震逃离北京，南下潮州，在黄埔潮州分校中任政治教官，教授三民主义。
时潮州分校校长是何应钦。王昆仑与何在治党、治军以及北伐等问题上有分歧，心情并不舒畅。
是年底，王昆仑随何应钦统率的北伐东路军参加北伐，始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后为代政治部主任。
1927年，25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鲜血染红黄浦江。
王昆仑随东路军进抵上海，拜见同意分共但不赞成屠杀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同时在陈群等人的拉拢下参加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工作。他因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遂遭到蒋之嫡系的排斥，上任未有几天又辞职离去。
是年5月，应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吴稚晖等人之邀，由沪赴宁就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
6月，王昆仑因和西北军主帅冯玉祥将军相识，陪同蒋介石等北上徐州，参加蒋冯徐州会谈。
王昆仑返回南京不久，因宣传口径和蒋介石不一致，屡遭蒋介石枇评。
王昆仑在南京与范映霞完婚。
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由于政治部主任吴稚晖等人与蒋介石共进退，王昆仑这位政治部秘书长也就形同自免其职。
是年8月1日，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
王昆仑静观宁沪、宁汉以及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之间角逐国民党最髙权力的斗争。他得出结论：时下的国民党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把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国民党变成了一党一派独裁的工具。怎么办？他为此苦恼，为此寻觅。
是年末，长女王金陵出生，给王昆仑带来不少欢乐。
1928年，26岁。
随着蒋介石的复职，蒋、汪、胡、李因权力再分配等原因，再次陷入兵戈相见的地步。
王昆仑对蒋介石失望到了极点，遂在上海发起组织“再造社”，并出版《再造》等报刊。他利用这些舆论阵地，公开批评国民党已经变质，需要再造一个新的国民党。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有关“再造”国民党的文章。
6月4日，日本侵略者猝然发动“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主帅张作霖。
王昆仑深为日本侵我东北三省而优心。
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易帜，从而兵不血刃地完成了祖国的统一
1929年，27岁。
3月，爆发蒋桂战争，继之又爆发第一次蒋冯之战，均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
王昆仑越发地看淸了蒋介石消灭异己，建立蒋家独裁王朝的面目，遂下定决心，利用手中的笔撰文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背叛三民主义的反革命伎俩。
失势的汪精卫派的干将王乐平、陈公博等人秘密建立改组派，并发起护党救国运动。其口号与性质和王昆仑的再造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改组派的后台是汪精卫，声势和影响都比再造派大。因此，也更容易遭到蒋介石的忌恨。
是年底，改组派大将王乐平被蒋记特务暗杀。对此，王昆仑一方面痛恨蒋介石的暗杀行为，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安全担心。
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自然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王昆仑等主编的《再造》等报刊相继停办。
1930年，28岁。
是年爆发蒋冯阎中原大战。
开始，王昆仑对打垮蒋介石军事集团充满希望，为此曾利用和西北军等的关系进行倒蒋活动。接着，他又动员原西山会议派中的国民党元老参加在北平召开的“非常会议”，寄希望于“非常会议”能取代蒋记的南京国民政府。令他失望的是蒋介石借助张学良的力量，相继打垮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的军事集团。同时，他也看清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军事行为，也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权力之争。因此，他认为时下的国民党是彻底的没救了！
1931年，29岁。
王昆仑于苦闷之中另觅新的救国之路。在这期间，他开始秘密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精典著作。
是年爆发“九一八事变”。
王昆仑出于民族的义愤，保护来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各界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出王所料的是，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而秘密派军警宪特逮捕、杀害手无寸铁的爱国的人民。他对国民党完全绝望了！
王昆仑为了寻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决计回故乡无锡，边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边思索救国良策。
1932年，30岁。
王昆仑在无锡潜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静观日本侵华风云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之争。
与此同时，王昆仑团结无锡的友人创办《人报》，并带头撰写文章，把无锡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
是年秋，由于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王昆仑作为太子派的骨干受聘立法委员，遂告别故乡无锡，赴南京上任。
从此，王昆仑往返于无锡和南京之间，为寻求新的救国之路独自思考着。
在此期间，他和左恭、曹孟君等发生联系。
王昆仑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关系，曾积极营救数名被捕的爱国青年出狱。
1933年，31岁。
王昆仑历经长时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严肃分析中国的国情，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此，他苦苦地寻找党的地下组织。
后经左恭介绍，认识时任南京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卢涛同志；经过数次谈话，又得识王世英同志；再经上海地下党慎重研究，遂由卢涛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交给王昆仑的任务是及时向地下党组织反映南京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了解蒋介石对苏区发动军事“围剿”的绝密情报；
从内部策动反蒋统一战线，制约蒋介石“围剿”红军；
广泛团结宁沪两地的进步知识分子，有目的地组织读书会，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
为了便于从事秘密战线上的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王公馆，每两个星期去上海一趟，先后向地下党的负责人潘汉年、王世英、卢涛、曹亮等报告有关的情报。
1934年，32岁。
王昆仑应孙科之请，负责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工作。期间，他把中山文化教育馆当作情报基地，同时还以此为掩护团结了很多爱国的知识分子。
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发表长篇论文《世界经济恐慌与中国殖民地化的现状》。
与胡济邦相配合，从国民政府外交部窃得十余份出国护照，安全地把我党负责同志送出国境。
与胡济邦相配合，窃得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提前送到了党的手里。
是年秋，与原配夫人范映霞离异。
不久，与曹孟君产生恋情。
1935年，33岁。
红军长征前后，上海地下党数度遭到破坏，致使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长达一年多的时间。
王昆仑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仍然继续为党工作着。
是年秋天，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钱俊瑞同志得到了《八一宣言》，宁沪两地的中共地下党员决定：在无锡太湖别墅内的万方楼借品尝蜜桃，召开万方楼会议，传达《八一宣言》，确定下一阶段的革命任务。王昆仑作为主人，很好地组织了这次万方楼会议。
事前，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获知召开万方楼会议的消息，特命沈醉带人赶到无锡，买通内奸，妄图一网打尽。由于王昆仑安排巧妙，使沈醉的计划全部落空。
王昆仑奉党之命参加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竞选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与此同时，大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北京爱国学生爆发“一二九运动
面对日本的铁蹄踏上华北的大地，王昆仑忧国之心沉重。
红军于是年十月下旬到达陕北，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王昆仑闻后十分兴奋，又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是年，上海地下党的总负责人李竹声叛变投敌，使王昆仑等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暂时和党失去组织关系。但王昆仑自己当时并不知情。
1936年，34岁。
王昆仑根据《八宣言》的精神，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着。他通过关系，和西北军、桂系、川系等地方实力派进行接触，讲明救亡抗日的前途。
是年4月下旬，冯雪峰奉命自陕北赴上海，恢复并重建地下党组织。期间路过南京，在左恭同志的家里见到王昆仑冯希望王能帮助解决购买地下电台的资金。
接着，王昆仑赴川拜会刘湘，在谈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道理之后，说服刘湘为共产党捐款。经王的手，把刘湘捐赠的6万大洋交给冯雪峰，为购买地下电台做出了贡献。
接着，王昆仑奉命护送丁玲赴北平0顺路拜访了秦德纯、阎锡山、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向他们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希望这些地方实力派放弃个人私利，一致对外。
王昆仑支持孙晓村、曹孟君等筹组南京救国会，并为全国性的救国会在上海胜利召开从旁尽力。
上海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南京的孙晓村、曹孟君被捕，通称救国会“九君子”。
王昆仑为营救宁沪两地被捕的救国会“九君子”四方游说，八方求援，终因蒋介石欲用武力消灭西北的红军、出动特务镇压民主爱国力量而未果。
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扣蒋介石于西安。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的调停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蒋介石回南京。
在“西安事变”期间，王昆仑根据党的指示，在国民党的上层做工作，力促和平解决。
1937年，35岁。
由“西安事变”为契机，遂开始了国共两党的公开和谈。为此，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赴杭州、上庐山、到南京数度和蒋介石谈判，为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努力工作着。
王昆仑在南京第一次见到景仰的周恩来，并应周的要求，继续做孙科的工作。
七月七日，北平爆发“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开始。
蒋介石被迫释放宁沪两地的“九君子”。
八月十三日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王昆仑投身于救亡抗日的大潮中。他一万面做冯玉祥等将军的工作，一方面陪着出狱不久的沈钧儒等人到太湖，借散心为名，商谈抗日大计。
10月，王昆仑偕曹孟君先行撤离南京，溯江退到武汉。
1938年，36岁。
从旁支持曹孟君等人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3月，决定和曹孟君结婚。但因陪同曹孟君等赶赴徐州抢救失去家园的孤儿，并未举行所谓的婚礼。
徐州会战开始不久，王昆仑偕曹孟君等赶到徐州，利用他和李宗仁的关系，亲赴战场抢救儿童，几次险些丧生。
王昆仑回到武汉之后，写下了数篇徐州战场之行的见闻，收到《徐州突围》一书中。
王昆仑通过钱俊瑞向周恩来同志提出权复党的关系，周从工作以及王昆仑的个人安全等方面考虑，应暂缓恢复。但仍在周的领导下为党继续工作。
王昆仑及时地向党报告汪精卫等投敌的言行。后来周恩来曾说过：“国民党上午开会，我们下午就知道了全部情况，其中之一就钇王昆仑同志报告的。他是立了大功的。”
9月，王昆仑在武汉失守前夕，偕曹孟君西去重庆，一住就是八年。
是年年底，汪精卫自山城出走，经昆明，到达河内，公开发表变节投敌的《艳电》。
王昆仑以极大的义愤，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
1939年，37岁。
王昆仑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并无实际的权力，只是参加有关的会议。在这期间，他主要是负责中苏文化协会，兼管刊物《中苏文化》。
发表论文《高尔基逝世三周年》。
1940年，38岁。
为给坚持抗战的军民以精神激励，发表长篇论文《论抗争的五月》，该文从历史的角度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
同时，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
1941年，39岁。
1月，蒋介石一手导演了“皖南事变”，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危险，山城的政治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为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形势，在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王昆仑等秘密成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王昆仑等以此为基础，团结了一大批爱国反蒋的有识之士，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发表论文《文化交流与文化战斗》。
是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大批留居香港的文化人相继回到重庆。
1942年，40岁。
继续为南方局搜集国民党上层的情报。
排斥中苏文化协会的右翼势力，把中苏文化协会办成党的一个活动据点。
发表长篇论文《三民主义革命者的历史试炼》、《怎样认识现代中国语的四声》、《中国语四声流变及其将来》等。
1943年，41岁。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南方局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这是一个国民党上层左派人士为主的政治组织，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开始写《红楼梦人物论》。
1944年，42岁。
继续领导“小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配合南方局开展国民党上层的工作。
继续写《红楼梦人物论》。
1945年，43岁。
抗日战争已显露出胜利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昆仑在会上质询国民党的抗方略，以及为何把投敌的军长说成功臣等事，遭到围攻，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近一个小时。王昆仑凛然正气，昂首走出会场。
是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王昆仑数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其中，毛泽东在接见“小民革”的过程中，与王昆仑谈《红楼梦〉，并告之在延安曾读过王昆仑写的《红楼梦人物论》。
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白色恐怖笼罩山城。
1946年，44岁。
1月，重庆发生“沧白堂事件”，殴伤讲演的郭沫若、张东荪等人。
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殴伤大会主席李公朴、郭沫若等人，并打伤主席团成员马寅初、章乃器等六十余人。
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王昆仑成为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重点对象。
是年夏，王昆仑由重庆迁回南京。为了安全，他住在七海租界的公馆中。
6月23日，南京发生“下关惨案”，殴伤“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
7月，昆明发生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惨案，震惊中外。
王昆仑为防意外事件发生，住进医院。
10月，国共和谈即将破裂，周恩来同志借探视为名和王昆仑谈话：1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2周走后由董老负责和王昆仑联系；3继续做孙科等人的工作。
不久，董老前来看望王昆仑，共同策动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哗变。后因消息走漏失败。
董老撤离之前同意王昆仑出国。
1947年，45岁。
王昆仑所住医院的周围布满可疑之人，据可靠消息：他和曹孟君都上了特务的黑名单。
王昆仑找来在法学院读书的女儿王金陵，谈了自己的历史，一旦被特务暗杀，希望女儿替父亲报仇。
由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以王昆仑赴美治病为由，给以视察美国中等教育的名义，向蒋介石提出申请，获批准。
1948年，46岁。
1月，王昆仑偕爱女王金陵乘船赴美国。
王昆仑住在纽约，协助冯五祥将军组建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在美国华侨中开展反蒋、爱国的民主运动。
写长篇论文《美国民歌歌者阿来尔女士》。
夏秋之间，唐明照转达“周公”的指示：“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希望冯先生和昆仑转道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为安全起见，请冯先生和昆仑父女分别由水陆两路到东北跟香港的一批会合。”
王昆仑借口赴欧洲旅游，偕爱女王金陵离美赴欧，踏上回国的路途。
1949年，47岁。
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谡庖惶焱趵ヂ刭膳????踅鹆暧陕??蘩锶刖常??顺抵贝锷蜓簦??胂愀劾吹拿裰魅耸炕岷稀?
2月25日，王昆仑一行三人乘专车到达北平，周恩来等到车站欢迎，旋即下榻北京饭店
参预起草“小民革”的宣言。同时，自“小民革”解散之日起加入“民革”。
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议，被选为政务委员。
10月1日，王昆仑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周总理的身后，聆听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总理很有感触地说：“昆仑你还记得吗？五四运动时，学生在这里挨打；三十年后，人民做了主人，我们上了主席台，这可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接着，召开“四方会议”，决定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当选主席，王昆仑当选常委兼宣传部长。
1950年，48岁。
8月，经毛泽东主席认同，王昆仑重新入党。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
11月27日至12月6日民革举行二届二中全会，确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本党当前中心政治任务。
1951年，49岁。
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运动即在全国展开。
1952年，50岁。
民革于2月29日作出《关于加强“三反”运动，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
1953年，51岁。
王昆仑在民革中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1954年，52岁。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
1955年，53岁。
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4月，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捕，遂在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揭发潘汉年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很多高级干部受到株连。王昆仑受到极大的震动。
不久，徐冰同志传达中央决定：王昆仑去北京市当副市长，分管文化和卫生工作。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北京市的文化、卫生工作之中，十多年来，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参加有关《红楼梦》的讨论，写出论文《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
1956年，54岁。
王昆仑努力于北京市的卫生和文化工作。
1957年，55岁是年春天整风，王昆仑奉命带头提意见。
6月开始反右，王昆仑又带头做深刻检查。
1958年，56岁。
王昆仑投身大跃进运动，他把北京的卫生、文化、文物等方面的工作抓出了成效。
是年写了《送金陵下放扬州农村诗三首》等诗作。
1959年，57岁。
为庆祝十年大庆忙于首都的卫生和文化工作。
是年写了《歌唱东西长安街》等诗作。同时，参加为曹操翻案的大讨论，写了长篇论文《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
1960年，58岁。
率中国潮剧团赴柬埔寨王国进行友好访问。
全年填词、赋诗多首。是王一生中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是年夏，周总理宴请上海越剧团，王昆仑应周总理之邀为之讲《红搂梦》。旋即，王陪周总理参观被称作大观园的恭王府，接受周总理交给的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周年的任务。
191年，59岁。
积极筹备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年的活动。
继续旺盛的诗歌创作，并写文章《墨点无多泪点多借评论八大山人的写意画抒怀。
1962年，60岁。
为纪念曹雪芹诞辰二百年修定《红楼梦人物论》，相继发表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
应北方昆曲剧院院长金紫光之邀，与女儿王金陵合写《晴雯》。
1963年，61岁。
昆曲剧本《晴雯》于8月8日彩排。邓大姐亲临剧场观看。
8月12日，周总理观看《晴雯》，当场作了重要讲话。
王昆仑与女儿王金陵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晴雯》剧本进行修改，公演，取得成功。
1964年，62岁。
文化部整风。王昆仑在统战部检查：关于《红楼梦人物论》和《晴雯》。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于10月去通县张家湾参加“四淸”。
1965年，63岁。
岁末，率北京市慰问团去北大荒，慰问支边的北京青年。
1966年，64岁。
全国展开**，北京市委于4月垮台。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与王昆仑谈《红楼梦》。
王昆仑作为主管文化、卫生的副市长负责接待红卫兵。
9月，王昆仑被抄家。
1967年，65岁。
1月，战友和妻子曹孟君同志逝世。
初冬，王昆仑被造反派关到市委党校，实行群众专政。
1968年，66岁。
2月，王昆仑被逮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代号为6842。
1972年，70岁。
是年秋，王金陵获准探监6王昆仑把《心上人间》、《纵思为党；《书愤》等三首狱中吟成的诗背出，并请王金陵记。
1973年，71岁。
继续在秦城坐监狱，吟《天明》诗。
1974年，72岁。
继续在秦城坐监狱，吟《我何恨》等六首诗。
1975年，73岁。
3月29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王昆仑重获自由。接邓颖超同志电话有感，賦五言律诗一首。
不久，董老仙逝。王昆仑闻之痛不欲生，吟《哭董必武老》七言律诗一首。
1976年，74岁。
1月，周总理逝世，王昆仑忍着极大的悲痛，吟《悼念周恩来总理》七言律诗一首。
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王昆仑作《悼念朱德总司令》七言律诗一首。
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1977年，75岁。
中央统战部公布王昆仑等人的党籍，遂投入到正本淸源、拨乱反正的工作中。
作《悼老舍先生》诗、填《尊贵的合影——调寄金缕曲》词。
12月，民革成立临时领导小组，王昆仑为三位召集人之一。
1978年，76岁。
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王昆仑为落实党的政策忙碌着。
1979年，77岁。
10月11日，民革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昆仑当选为副主席。
之后，王昆仑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由于心情舒畅，在此以后的六年中又出现了一次诗歌创作**，并写了多篇回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蔡元培、柳亚子等人的文章，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1980年，78岁。
全党审判“四人帮”，王昆仑出庭作证。
1985年，83岁。
王昆仑因病住进医院，与邓颖超同志为邻，二人回忆往事，增添不少乐趣。邓大姐出院前夕，书赠“多年战友，数日芳邻”。王昆仑看后写《口占赞邓颖超同志》七言绝句一首，是为绝笔之作。
8月23日，王昆仑走完了人生旅程。在弥留之际，通知他党籍自1933年算起。
1988年，《王昆仑文集》出版。
1990年，王昆仑故居落成。邓大姐亲书“王昆仑故居”。
作者于一九九六年一月末完于
京城万寿寺苦乐居
写在《王昆仑》出版之际
我父亲辞世后，中央公幵了他是1933年入党的党员，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社会上立刻起了一种轰动效应。首先是民主党派的不少成员及父亲的一些生前友好，在向我——父亲唯一的儿女表示对父亲深沉的哀思时，常有人会情不自禁地说道：真没想到……或是说：怪不得……甚至香港、台湾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继而是出版界的朋友们来找我写稿。
他们希望我能揭开长期笼罩在我父亲身上的神秘之纱；展现他由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转变为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曲折而苦痛的心路历程；破释他在白色恐怖下、敌人营垒中为党做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工作的谜底。
我自己又何尝不想这样做呢？我爱我的父亲，不仅仅是出于血缘关系，更主要的，他是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我曾想为父亲编写三部书：《王昆仑文集》、《王昆仑传》与《王昆仑回忆及回忆王昆仑》。为此，1985年整理了家存的全部材料，1986年到天津、上海、杭州、武汉、重庆、成都、泸州各地去寻访曾和父亲共事或与我父同时代的幸存老者，还收集他以往发表过的文章，无论是断简残篇，我都视为珍宝。因为我要编写这几部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树我父亲一个人，而是想以我父的真人实事去衬托那为革命为建立新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奋不顾身的整整一代人。所以我每到一地都去烈士陵园，当我看到烈士们那年轻的面庞、就义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我真是感慨万千，泪如雨下但是我过于髙估自己的能力了。于是我沉默了整整三年，于是我先编辑了父亲的文集，并在编后记中写了这样一些话：“我应当坦率地承认我并不完全理解自己的父亲。他从不对家人提起他的过去，述说自己那曲折而辛涩的思想历程、那艰险而危难的战斗生涯。谁能相信，当我入团入党时都要和他划清思想界限……”我入党以后他满心高兴地说：“祝贺你，我的好女儿，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送你一本《共产党宣言》，今后我们一同好好学习。”谁能相信，我竟然听不出他话里一语双关的深意！直到文革，他被揪斗。某机关“造反派”竟来到我们家里，怒颜厉色地狂吼：“你和共产党是什么关系？你有哪些罪恶？要老实交代！”我听到这类语言十分气愤。父亲也许由此而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才陆陆续续对我说了一点点他当年加入地下党的事，不过真是一点点。他在秦城监狱出来后，又跟我谈了过去所做的秘密工作的一点点。我接连用了两个“一点点”，是因为周恩来总理于1973年曾在接见从美国来华的我的表叔顾毓秀时，说到我父亲“正在受审查。我和昆仑共事四十年，我了解他，我早就要给他写个材料。不过我实在是太忙了”；我接连写了两个“一点点”，还因为邓颖超妈妈在《王昆仑文集》序中写道：“他以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的公开身份，战斗在党的秘密工作战线上，做了许多鲜为人知、有利于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我万分感激周总理和邓妈妈对我父亲的髙度评价及深深的关怀，否则我的父亲早就会以“6842号”囚犯之名病死秦城了。但我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说明那“许多鲜为人知”的工怍的具体内容。
虽然，以我所知的“一点点”也能够重现父亲作为官吏世家的逆子，是如何冲出“家”的镣铐的，也许还可以重现父亲苦苦寻找真理的心路历程，尤其是我熟知他对文艺的热爱与见解，还有他那苦涩的感情生活和文革中的困惑与灾难。但我能够全部再现我父亲那心灵世界的绚丽色彩，展示父亲那战斗时代的浓云密雾和金戈铁马吗？我应有自知之明。所以我虽然竭尽所能地收集了那么多他的材料而久久没有动笔。
我又默默地等了几年。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自称为“傻柱子”而实际上聪明绝顶的作家——王朝柱。那时他写了《龙云和蒋介石》，龙云的四子龙绳文是我在美国华盛顿勤工俭学时的好友。龙绳文看了王朝柱的作品大为赞赏，特意想法见他一面，并对王深表谢意。之后我又和龙先生去八一厂看了同名电影，我认为此片比我当时看过的几部描绘爱国将领的电影更有特色。龙先生每次回国总要邀请王朝柱，于是我和王朝柱接触也多了，深感他身上有一种北方好汉的直率而忠厚、义气而凝重的气质。所以我们成了忘年交，他由称我“老师”而改叫“大姐”，我也直呼他为“柱子”。
有一次他劝我写写自己的父亲，我说广非不为也，乃不能也。”他说：“愿闻其详。”我就提起自己写《王昆仑传》的困难——我不了解民国时代的事，尤其是国民党内的派别斗争等等，他立刻拍拍胸脯，说我来帮你。我十年苦攻民国史，所以才得了“傻柱子”的外号。我又说我就怕这么大的题材不会结构，他说我是学作曲的，我来帮你结构。幸好我是个音乐迷，否则会听不懂他的话。我经常是放着交响曲搞翻译或是写点什么。我在《这里的黎明睁悄悄》的译后记中提到这部作品的结构上有乐曲的节奏感。我也曾写过《屠格涅夫作品的音乐性》。艺术是分门别类的，如音乐、美术、诗歌及散文等等，但这所有的类别又是可以相通的。所以我听了王朝柱的这句话感到和他又多了几分共同语言。
不过使我最后下决心请王朝柱同志来写《王昆仑》这本传记，是由于他送给我的近作：《功臣和罪人——潘汉年》。这并不是因为潘汉年曾是我父亲单线领导中的一位，也不因为我的四姑夫原国民党驻丹麦公使陈国廉起义后，受命我方去美工作，潘汉年案一出，他也身陷牢监，病死狱中，二十九年才得平反。不是！不是！受潘汉年案株连的岂止一人！使我感动的是终于有人来为多年在所谓白区舍身忘我干革命的一大批人树碑立传了！而且是个笑称自己从“周口店以来历代贫农出身”的红五类王朝柱，撰写出身黑五类的屈死狱中的潘汉年，我焉能等闲视之。于是我邀王朝柱同志到我家来，再把一尺多高的材料放在桌上，干脆一句话：
“还是请你来写《王昆仑》！”
王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