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第一本传记文学《龙云和蒋介石》问世之后，我收到龙云第四个公子龙绳文先生自北京饭店打来的电话，想来寒舍拜访。我客气地答说去北京饭店看他。也就是在这次拜访中我得识王金陵教授。

在这之前，我早就听说中国文坛有一位才女，是红学专家王昆仑先生的女公子，六十年代，父女合写昆曲剧本《晴雯》；七十年代，翻译当代苏联军事小说《这里黎明静悄悄》。虫于我知道她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十分尊敬地叫了一声“王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间的私人友情加深，我对她的称谓由“王老师”改为“王大姐”；她也很习惯地叫我“柱子”。

在我写的电影《龙云和蒋介石》上演前后，大姐告诉我准备为父亲王昆仑作传。当时，我信口讲了一些想法，并祝愿她早日完成。后来，她对我说，由于她太热爱自己的父亲，下笔的视角始终是“我的父亲王昆仑”，很难比较客观地写一部《王昆仑传》。我答说：“作传人和传主一定要有间距，否则难以公允地评说传主的一生。”接着，我又乱说了一些所谓甘苦。

1993年岁末，我的《功臣与罪人——潘汉年的悲剧》一书问世。我送了大姐一本，请她批评。翌年，大姐的先生——著名评论家王春元同志猝然谢世，她那本来就不算健康的身体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一天，她打电话给我：“柱子，我父亲的传记就交给你来写吧！”对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另外，大姐是著名的作家和教授，有着一支力透纸背的笔，且又做了多年的准备，由我这样一位“绿林好汉”着刀代笔，真是有点在孔圣人面前卖字画的意思，故诚惶诚恐地答说：“不！还是大姐写。”

不久，大姐派她的女婿给我送来了她搜集有年——足足有一尺多高的材料，并说全杈交给我了。我望着这盈尺的资料，想到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遂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我严肃认真地看了几遍大姐搜集的历史资料，以及她独自和父亲晚年谈话的记录，我的脑海中渐渐地寻到了王昆仑一生革命的轨迹，用屈子的话说：吾将上下而求索。换言之，王昆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生存，因为生他的家庭很富有；即使到了中年，他在国民党中巳经官居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兼立法委员，应当说相当显赫了！但是，他为什么要拋弃世俗之人所终生追求的这一切呢？因为他为了真正能民富国强的革命理想，毅然和蒋记国民党决裂，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明白了：王昆仑的路，代表了一代人的追求。如果能让今天的读者从王昆仑的路感悟出些什么，这将是很有意义的。为此，我花费近一年的时间，研究了与王昆仑同一时代并有着相近似的革命经历的一大批志士仁人，从中又感悟出更深远的道理来。

王昆仑不仅是革命者，而且还是有名的诗人，有影响的红学专家。这就需要我花更多的精力去搜集、研究有关的学问并在王昆仑的身上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来。再者，王昆仓在觯放前，一直是在敌人心脏中为党工作的，这又需要作者去查阅有关的档案軔有关的回忆文章。加之年代久远，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发生了错误，又需我一一或由我找有关专家核对。简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了因此，这本《王昆仑》传，一是属于传主王昆仑同志的，没有他艰难地求索和寻觅，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其次是属于王金陵大姐的，没有她几年来的努力，想这样快的完成这本书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我写7乍过程中，随时都在用电话作长时间的釆访呢！再其次，是属于那些当年和王昆仑共同战斗的同志们的，没有他们的经历和回忆文章包括为这些同志作传或研究的专家们的科研成果，想写成这本书也是不可能的。

笔者仅仅是个不称职的代笔人。如果这本书愧对王昆仑同志以及王金陵大姐、千万脊读者，笔者就是最大的罪过了！如果王金陵大姐还能忍读全书，读者能从书中悟出些什么，那就是笔者最大的欣慰了！

诚如前文所述，笔者写作《王昆仑》参阅了上百册专著、近千篇文章，笔者就不一一列名致谢了。但笔者是永远感谢你们的，因为没有仡们的心血就不会有这本《王昆仑》。

作者一九九六年一月末于京城万寿寺苦乐居